二百年“紅學”演變中的情結

胡適雖然寫了“五四”後第一個白話詩集《嚐試集》,但本質上卻不是一個詩人。周汝昌卻是一個地道的詩人型學者。胡適和周汝昌在學與詩上的“分”與“合”之悖論邏輯,其實一直貫穿著此前此後二百年的紅學演變

梁歸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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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胡適先生》 周汝昌著　漓江出版社

　　周汝昌與胡適的關係，可以說也就是近百年紅學發展史諸種紛紜糾纏的一個縮影。而《我與胡適先生》正提供了觀照這種紛紜糾纏的一麵鏡子，一麵紅學的“風月寶鏡”。

　　胡適於1921年發表《〈紅樓夢〉考證》，取代蔡元培為代表的“索隱派”舊紅學而創立“自傳說”新紅學，胡適也橫空出世，成為一代紅學宗師。但在此後30餘年，自俞平伯1923年發表《〈紅樓夢〉辨》之後，新紅學實際上即有些陷於停滯，並沒有太多新的進展。索隱派的著作又出了兩三種，其實仍然占領著紅學的少半壁江山。

　　這一局麵從根本上改觀，在於一件事情，即周汝昌受胡適的鼓勵和影響，寫出了《〈紅樓夢〉新證》。新紅學乃胡適、俞平伯開山，周汝昌集大成，這已經是老生常談。

　　胡適是周汝昌的“恩師”，但周汝昌後來談及與胡適的關係時，一方麵對胡適當年對自己的無私、熱情幫助始終表示感謝，銘記終身，另一方麵又多次申述自己與胡適學術立場的分歧，甚至似有“怨”言。而在“紅學界”，有的人仍然在批判周汝昌“中了胡適的毒”且“不知悔改”，又有人責備周汝昌對胡適“人為地抹上許多汙點”，似有“忘恩負義”之嫌。

　　這一切，豈不是一個萬花筒？讓人對紅學愈增加了恍惚迷離、莫名其妙之感。其實，“理路”正深隱在這些萬花筒的斑駁變幻之中。理路何在？———就是“詩與學的‘分’與‘合’。

上世紀四十年代同周汝昌先生通信時的胡適先生。

　　胡適除了是新紅學的開山祖師之外，更是提倡白話文、新文學，反對文言文、舊文學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鋒和大將，他在中國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他對中華文化之命運走向所起的“積極”和“消極”作用，本身就是一個有爭議的課題。要評價胡適對紅學發展的貢獻與缺欠，其實是不能單論紅學本身的，而必須對胡適這個“全人”作全方位的觀照。

　　胡適的貢獻是“學”，而他的缺欠是“詩”。

　　此話怎講？

　　西方文化是科學型的文化，中華文化是藝術型的文化。“五四”新文化運動不就是引進了“賽先生和德先生”嗎？胡適對《紅樓夢》版本和作者作考證，始終標榜的是“科學方法”，他對《紅樓夢》文本本身其實不大感興趣，也沒有深度研究的實力。從根本上說，胡適是以西方文化為本位的，正如《我與胡適先生》前序季羨林先生所撰《站在胡適先生的墓前》中所說：“在他的心目中，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就是美國政治，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就是美國。這同他的個人經曆和哲學信念有關。他們實驗主義者不主張設什麽‘終極真理’。”

　　胡適對中華傳統文化是評價不高的。他對台北故宮博物院主任委員孔德成說過：“中國的音樂、建築、美術、雕刻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沒有地位。3000年前，商的雕刻也不怎麽樣。美術上，近年來都是模仿。文學上雖人才輩出，但古人路走錯了，杜甫也隻是會‘對對子’，少佳作啊！”1929年，胡適發表《中國今日的文化衝突》，主張“全盤西化。一心一意走上世界化的路”。胡適作中國古代文化典籍的整理與考證，其目的和宗旨是：“整理國故，隻是要還他一個本來麵目，隻是直敘事實而已，使人明了古文化不過如此。糞土與香土皆是事實，皆在被整理之列。”（朱洪《胡適大傳》）

　　曹雪芹的《紅樓夢》，卻是中華傳統文化所孕育的一粒最燦爛的明珠，是中華文化的“百科全書”和“一條主脈”，詩化和藝術化是其靈魂和核心。所以，胡適作為新紅學的開山祖師，就成了一種悖論。他既在版本和作者的考證方麵蓽路藍縷，功勳卓著，又對曹雪芹其人和《紅樓夢》其書認識偏頗，自我表白“差不多沒有說過一句讚頌《紅樓夢》文學價值的話”，認為曹雪芹不過是一個“滿洲新舊王孫與漢軍紈絝子弟的文人”。

　　曆史因緣際會，胡適助引周汝昌走上了紅學研究之路，但從一開始，就產生了周汝昌和胡適的文化認同分歧。因為周汝昌正和胡適相反，是一個對中華傳統文化衷心崇拜的人，他就讀於燕京大學西語係，卻得出漢字語言高於英語等西方語言的結論。他浸淫沉溺於傳統的詩詞、書法、琴簫、戲曲、禪宗、園林、古董、梅花大鼓、民間工藝……之中，癡迷不改，終生不衰，立誌要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大真大善大美……因此，他把曹雪芹奉為天人，對曹雪芹原著《紅樓夢》讚不絕口，相關聯的就是對後四十回續書深惡痛絕，認為它篡變歪曲了曹雪芹原著的真思想和真藝術。故而也對胡適居然於此缺少感覺、推廣程乙本《紅樓夢》深為埋怨，後來屢加批評，並旁及胡適提倡白話文的功過。

　　胡適雖然寫了“五四”後第一個白話詩集《嚐試集》，本質上卻不是一個詩人，他對中華詩文化的寧馨兒曹雪芹和《紅樓夢》太缺乏“理解的同情”。周汝昌卻是一個地道的詩人型學者，而且是中華傳統型詩人。加上其他條件，周汝昌進入曹雪芹的精神世界，一生都在感悟、體會、闡釋著《紅樓夢》的靈魂、精義。周汝昌實際上開創了不同於胡適、俞平伯的“新紅學”之另一種新中國的“新紅學”。

　　要懂得《我與胡適先生》一書之內涵，就必須把握胡適和周汝昌在學與詩上的這種“分”與“合”之悖論邏輯。以胡適和周汝昌為節點，其實一直貫穿著此前此後二百年的紅學演變，幾乎有關紅學的一切糾紛、爭論、矛盾，透過現象看本質的話，都是這個情結在起作用。

　　《我與胡適先生》以周汝昌和胡適的通信為基本內容，延伸到此後紅學發展各階段中的種種事象，如《〈紅樓夢〉新證》在文革中被印大字本供毛主席閱讀等。周汝昌為此書作副標題“幾番紅史波瀾，一段傳奇故事”，正說明此書其實是一本別開生麵的某一角度的微型“中國紅學發展史”。其中個別章節也有“牢騷”和“芒刺”，或可看作“性情中人”的某些特點吧。

胡適先生給周汝昌直接寄送的第一封信。

 

周汝昌先生的成名作《紅樓夢新證》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