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樂文摘
開篇不談《紅樓夢》，讀盡詩書也惘然．
正文
王蒙 活說紅樓夢
紅學是一門非常特殊的學問，它與我們接受新學以後引用的以拉丁語名詞為本源的許多概念，比如地理學、物理學、哲學等都不一樣，它是非常中國化的一門學問。不是一門嚴格的科學。它不完全用嚴格的邏輯推理的方法，如歸納或演繹，也不完全用驗證的方法來研究。更多的時候采用的是一種感悟，一種趣味，一種直觀、聯想、推測或想象，而這些都是不那麽科學的。另外它又是非學科的，我們無法把它限製在文藝學、小說學、文體學等學科之內，它扯出什麽來就是什麽。第三，它不完全是《紅樓夢》解讀學，當然應當把《紅樓夢》的解讀放在核心的地位，但解讀的外延太廣闊了。人人讀《紅樓夢》，六經注我、我注六經都行。毛澤東談《紅樓夢》的目的絕不是為了更正確地解讀《紅樓夢》，而是為了更正確地解讀毛澤東思想。 紅學是一門非現代意義上的學問，但這並不妨礙對《紅樓夢》進行科學的研究，比如對它的版本和曹雪芹的家世進行考證，進行史學的研究。也可以進行社會學的研究，因為它給我們提供了豐富的社會現象。對《紅樓夢》進行科學性研究有時顯得很煞風景，但你必須承認即使最有創造性的東西也有它的種種模式和概念，也不妨把它歸納為規律性的模式乃至公式。這種研究也是一種角度。對這一類的研究常使人產生一種疑問：用非常現代、後現代的學術理論研究《紅樓夢》會不會把我們引入迷途？我覺得不見得。沒有這些理論我們可以閱讀和研究《紅樓夢》，有了這些理論並用它們從一個新的角度來閱讀和研究《紅樓夢》實在也沒有什麽不好。我們用《紅樓夢》來驗證這些主義，又反過來用這些主義驗證《紅樓夢》，這是一件大好事。本體先於理論，《紅樓夢》反映的是人的本體，它先於一切理論而存在，也可以與一切理論相貫通。再過二百年，甚至一千年，仍然會有某種科學理論能在《紅樓夢》中找到某種相通的 《紅樓夢》的文學研究 我主張研究《紅樓夢》以文學的方法為主，文學的方法中又以現實主義的方法為主，但別的研究方法也應當保留。 一九四九年以後現實主義的研究在中國大陸取得了很大的發展和成績，對此不應該抹殺。首先它注意到《紅樓夢》所反映的社會現實，如社會矛盾、社會結構背景等方麵的問題。其次是注意到小說的典型人物、典型性格。賈政、王熙鳳、襲人等人是正統的角色，封建統治的角色；而賈寶玉、林黛玉、晴雯、芳官等人則是反傳統的角色。這幾乎成為不移之論。於是出現了人物分析兩極化的模式，甚至為此不惜為賢者諱。如晴雯對地位比她更低下的丫環實在是殘酷極了，她是使用了肉刑的。林黛玉對待劉姥姥的態度是根本不把她當人看的。這些都不是馬列主義所能肯定的，是違反普羅文學誌趣的，而我們有意無意地做了回避，以維護她們代表的革命和反叛的人物形象。這其實也是一種走火入魔，是一種極端化。 這種現實主義的研究大致是把《紅樓夢》當做對生活的再現來分析的，是用“再現說”來研究的。我覺得也可以用“表現說”來研究，對於作家來說，對於寫小說的人來說，“再現”與“表現”之爭，很像瞎子摸象之爭。不錯，《紅樓夢》是對生活的再現，但它同樣是作家心靈的產物，是通過作家的眼光和心靈來表現生活的。用表現說來解讀《紅樓夢》，我覺得可以把林黛玉和薛寶釵合起來看。合起來看是什麽意思？不是說她們倆是一個人，而是說她們本身體現著統一的人性的兩個方麵。合起來的意思就是畫一個太極圖——陰陽魚，如果黑的是林黛玉，那麽白的就是薛寶釵。她們代表了人性最基本的“吊詭(悖論)”，人性可以是感情的、欲望的、任性的、自我的、自然的、充分的，表現為林黛玉；同時，人又是群體的、道德的、理性的、有謀略的、自我控製的，表現為薛寶釵。 一九四九年以後大陸上基本是擁黛抑釵之說占上風。從性靈的角度來說，我也非常喜歡林黛玉。林黛玉的情是一種為之可以生，為之可以死的情。而薛寶釵有她十分深沉的一麵，我甚至感到她做到了大雅若俗，我不能籠統地認為薛寶釵“媚俗”。她保持了自己的清醒，有所不為，有所不言，她所達到的境界是一般人所達不到的。這樣的一個矛盾是人性的基本矛盾。安娜·卡列尼娜為什麽喜歡渥倫斯基，而不喜歡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也沒有太大的毛病，是相當規矩的、做事按部就班的一個沙皇的大臣。她喜歡渥倫斯基，結果並沒有得到幸福。在改革開放的初期，放映電影《安娜·卡列尼娜》，有人寫信給電視台，認為播放這個電影是惡毒攻擊我們的老幹部。我們的老幹部都忙於工作，而電影等於鼓勵他們的妻子另覓新歡。 在釵黛問題上，共產黨有一種悖論，作為革命黨它應該支持林黛玉，作為執政黨它應該支持薛寶釵。薛寶釵是社會和群體中一個穩定的因素。在文學的評論上大家可以歌頌林黛玉，但在我們的生活當中，如果你的女兒是林黛玉式的性格，她非倒黴不可；如果是薛寶釵式的性格，那她可以有光明的前途。對《紅樓夢》進行表現主義的研究，我們就能感覺到曹雪芹塑造這兩個人物的初衷，作者並沒有簡單化地要肯定哪一個，否定哪一個，許多對這兩個人物的特殊處理也就可以理解了。 非現實主義的文學研究 我們也可以對《紅樓夢》進行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的研究。文通中西學富五車的金克木先生說他對《紅樓夢》中的一些問題無法理解。一是怎麽可能有這麽一個大觀園、這樣一個女兒國、這樣一個充滿了清純和詩意的世界呢？二是像劉姥姥這樣一個人怎麽能這樣隨隨便便、暢通無阻地進入大觀園呢？而且劉姥姥在那裏應付裕如，跟受過多年的公關、外交訓練一樣。盡管她采用的是粗俗的方式，而粗俗的方式有時也是很需要的。就像除了吃山珍、海鮮以外，也需要吃酸菜粉和鯰魚燉茄子。劉姥姥一出來，就是上了一盤鯰魚燉茄子。她帶有鄉土氣息，不但賈母聽著受用，就是讀者看著也受用，如果都是才子佳人式的“精英”，我們也是很難消受的。這樣就使小說的許多描寫帶上了真假之辨，或真假之不可辨的色彩。對這樣的描寫恐怕很難用現實生活的邏輯去解釋。曹雪芹的天才在於他寫真實的時候寫得太真實了，以至於他寫得不太真實的時候，你都認為是真實的，而且佩服得五體投地，叫做“假作真時真亦假”。他藝術的信用和說服力實在是太強了。 對《紅樓夢》還可以進行象征主義的研究，有些人已經這樣做了。例如石而玉，玉而釵，釵而麒麟，一個麒麟還不夠，還有第二個。包括各種器物吃食，似乎都有象征意義。我甚至覺得也不妨對《紅樓夢》進行現代主義的研究，因為它的出現是對中國古典文學的一個顛覆。它是非英雄化的，是非因果報應的(雖有因果報應的成分，但主線沒有因果報應)，非線性關係的，非道德教化的，甚至是非故事性的。這些特征顯示著它與古典主義文學的明顯差別。我說這個話的意思不是說《紅樓夢》受到了現代主義的影響或《紅樓夢》成為現代主義出現的一個契機。我的意思是一個大的文學天才可以在很早的時期，就在他的作品中產生對傳統的突破和顛覆，而不是在現代主義成為一種理論或現代主義的文學作品成為一個流派的時候。所以我想如果從《紅樓夢》突破古典、背叛古典、顛覆古典、超越古典的角度上來研究也是很有意義的事情。 一九九〇年的時候，財政部在王丙乾部長直接領導下，成立了一個班子專門研究《紅樓夢》理財方麵的經驗和教訓，還搞了一篇論文。對這篇論文褒貶不一，但這也是一種有實用意義的研究方法。 哲學的內蘊 再談談對《紅樓夢》進行哲學的研究。這裏隻是點到而已，不能細說。哲學的研究也包括神學的研究。梅新林先生在他的《〈紅樓夢〉哲學精神》一書中對《紅樓夢》的哲學內蘊有許多有價值的論述，當然也有顯得牽強之處。他用悟道、思凡、遊仙——佛、儒、道這三個模式來解釋《紅樓夢》，就是用理念的方法、模式的方法來追逐文學，這裏會對文學有某種“歪曲”。經驗告訴我們，越是大學者，對自己研究對象的“歪曲”越厲害。梅先生的研究解決了我一個問題，我寫過一篇文章《釵黛合一新論》，釵黛合一用現實主義的方法研究是十分荒謬的，但從作者的理念來說完全可能合一，從理念上她們之間可以取得一種互相對應、互相照射的關係。 梅新林先生寫了《〈紅樓夢〉哲學精神》一書，主要是以中國的哲學精神分析，我還希望能讀到《〈紅樓夢〉與西洋哲學精神》。當然《紅樓夢》不是西洋哲學的著作，曹雪芹也不可能接觸西洋哲學。但全書所揭示的存在的荒謬性，以及通過賈寶玉之口說出的對生命原本價值懷疑的那一段話，都連通著西洋哲學的精神。荒誕主義認為世界上幾乎沒有什麽人能達到自己的目的，每個人所做的事情和他要達到的目的經常處於一種絕對錯位的狀態。我覺得《紅樓夢》對這一點反映得好極了。特別是抄檢大觀園一節，抄檢大觀園的事件中沒有勝利者，每個人做的都走向了自己的反麵。海德格爾的“人詩意地生活在地上”的論點，他對文化悲劇性局限性的批判；加繆的“局外人”的命題(賈寶玉就硬是一個局外人!)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都會幫助我們發展與開拓紅學。所以我覺得用西洋哲學的精神研究《紅樓夢》也會非常有趣。 至於神學的研究，我覺得《紅樓夢》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是它涉及了宇宙和生命的發生學，即宇宙和生命到底是怎麽發生的？它講到了大荒山、青埂峰、無稽崖，講到了太虛幻境，講到了石頭的故事，講到了神瑛侍者和絳珠仙草。用現在一個時髦的說法就是它充滿了一種對人生的“終極關懷”，所謂從何處來、到何處去的問題。過去我們囿於現實主義的要求，有一種說法就是承認寫實的描寫如何之好，如寫人物、寫環境、寫風景、寫傷春、寫悲秋、寫吃螃蟹、寫吃飯喝酒等等；而它的遺憾之處是有一些神神鬼鬼和荒誕不稽的東西。但請設想一下如果《紅樓夢》中沒有太虛幻境、沒有一僧一道、沒有大荒山青埂峰無稽崖，還能有它今天的效果嗎？真是那樣的話，我們無非是看到一個貴族之家沒落的故事，一個愛情失敗的故事。 文學欣賞與再創造 有許多對《紅樓夢》的研究是趣味性的，比如周策縱先生提交的關於曹雪芹用過的“筆山”的論文，再如研究一下給寶玉祝壽時的座次，俞平伯先生為此還畫了圖。五十年代批評說這是無聊的，瑣碎的，無意義的。我覺得有人幹一點瑣碎和專門的事也好，如果中國的知識分子人人都準備來製定政治路線的話，中國隻怕會多事。如果有一些人不那麽熱衷於研究政治局的座次，隻研究怡紅院的座次，我覺得對中國的穩定團結和改革開放隻會帶來益處。 《紅樓夢》提供的信息實在是太多了，因此《紅樓夢》本身就可以像生活一樣成為某些作家進行再創作的素材，盡管成功的是這樣少，但這種誘惑是永遠不能消失的。不斷有人對它重構、補構、續寫。近幾年還出現了“紅樓雜文”，就是以《紅樓夢》的某一個人物或故事為題材，通過議論來諷刺現實生活中的一些現象，這實際上也是對《紅樓夢》進行再創作。它追求的是一種感悟，是一種舉一反三和觸類旁通，不完全是一種學術性的研究。 劉心武先生對秦可卿的論述，我覺得很有趣。他認為秦可卿是有特殊的政治和門第背景的。根據就是秦可卿在小說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她的舉止是無懈可擊的，按照巴爾紮克的說法，培養一個貴族要三代人的時間，如果她是孤兒院裏領出來的孩子，很難有這種氣質。她的房屋的陳設都是宮廷化、貴族化的。她這個角色的作用是讓她來托夢講述由盛而衰、由滿而溢、及早退步抽身的一番道理，這與她的身份不符。她的喪事又是那樣一種超級的規模。她的死與醫生估計的病情也不符。因此，劉心武先生認為她是宮廷鬥爭中失敗的一個皇族的後代，被賈家掩護寄養在家中，作為政治鬥爭的一個籌碼，一個政治投資，因為宮廷的鬥爭是瞬息萬變的。醫生來看病就是來報告複辟的希望徹底破滅了，因此秦可卿是自殺的。她自殺的原因不是與她公公通奸被人發現，而是她公公要求她自殺的，她再呆下去已不是賈家的一個籌碼，而是賈家政治上的一個定時炸彈。我不想仔細介紹劉先生的論述，他的論述是能夠自圓其說的。他還寫了小說《秦可卿之死》，按他的理解補寫出了秦可卿的來龍去脈。最近他又寫了《賈元春之死》，把元春之死與宮廷鬥爭，乃至官“匪”鬥爭聯係起來，思路有趣。 這使我感到研究《紅樓夢》，小說家有小說家的方法。如果我們講結構和解構主義的話，劉心武是一種補構，就是對小說中沒有描寫出來的部分予以補充。我重點想說的是劉心武先生由此出發，開始研究醫生給秦可卿開的那個藥方，於是他也進入了索隱派，從藥方中索出來哪一味藥是什麽意思。就是說雖然近幾十年來索隱派在中國大陸常被譏嘲，但仍然有新人如劉心武進入了索隱狀態，他的說法一出來就引起許多批評。我看索隱派的東西覺得非常有趣，怎麽會有這樣的解釋？解釋得簡直可愛極了。如寶玉就是“玉璽”，寶玉吃胭脂，胭脂就是“印油”。既覺得它匪夷所思，又覺得它是人類心智想象力的一個勝利。 不同的參照係 有幾個大人物是貶低《紅樓夢》的，一個是胡適先生，這不牽涉對胡適先生的整體評價。在給高陽的信裏他批評《紅樓夢》中沒有新的觀念，說隻須看看它對寶玉“銜玉而生”的敘述，就能得知它的觀念沒有什麽了不起。另外，他說曹雪芹沒有受過很好的訓練。看了這兩條使我感到偉大之如胡適，也有馬失前蹄的時候。我想這與他處於五四時代，沉浸在一種啟蒙主義的熱情中有關。他希望能看到體現民主主義和科學主義的文學作品，能夠找到受過正規學術訓練的作家。這在中國的文學史上實在是太困難了。“銜玉而生”是《紅樓夢》裏一個關鍵的情節，是不可或缺的。你隻能從婦產科學的角度說這是胡說八道。你如果願意用病理學、生理學、醫學的觀點研究《紅樓夢》，也是完全可以的，但你不能用這個方法進行價值判斷。不能說符合我這門學問的就是有價值的，不符合我這門學問的就是無價值的。科學的方法是為了認知判斷，不是為了進行價值判斷。至於說曹雪芹沒有受過很好的訓練，缺乏很好的學養，這也是一個驚人的論斷。培養一個作家與培養一個博士是兩路功夫，如果曹雪芹懂許多哲學原理、文藝學原理和風格流派的話，肯定就沒有《紅樓夢》了，或沒有現在這個樣子的《紅樓夢》了。胡適還說《紅樓夢》沒有認真遵守自然主義的原則，而不遵守任何主義的規則正是《紅樓夢》的大氣和優越性。 還有一個不喜歡《紅樓夢》的人是謝冰心，我不知道在這裏這樣說是否會讓謝老不高興。她幾次跟我當麵說她最不喜歡《紅樓夢》了。她小時候穿男裝，她喜歡《水滸》，喜歡《三國演義》，喜歡鬥爭。雖然冰心後來是一個淑女的形象，是一個很雅致的形象，但她小時候深受愛國主義熱潮的衝擊和影響。她的上一輩是參加了中日甲午戰爭的，結局十分悲慘，所以她致力於鬥爭，致力於救國救亡。這種心情使她對《紅樓夢》不感興趣。由於不同的處境、不同的經曆以及不同的參照係而產生對《紅樓夢》不同的看法，也是值得正視的一種曆史現象。 誤讀的誘惑 《紅樓夢》的一個最大誘惑是人們不懈地追尋文本之外、之後的那個更加神秘的世界，這幾乎是不可抗拒的。這是《紅樓夢》的成就所致，就像一個偉人一樣，越偉大越容易被人誤解，而一個普通的人就沒有這樣的麻煩。《紅樓夢》的信息太豐富，留下的空白又太多，它誘使人們去尋找《紅樓夢》之外的《紅樓夢》，尋找出來的常常不倫不類，有的也蠻有意思。這不是科學，不能用科學主義來要求，它是一種對《紅樓夢》的誤讀，誤讀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創造性的誤讀，一種是由於無知，由於力所不及的水準線下的誤讀。創造性的誤讀在文化史上產生積極意義的例子是很多的。 索隱派的魅力在什麽地方呢？在於它用一個係統說明一個表麵上看起來毫不相幹的另一個係統。比如占卜和星象就是用種種圖像和天文來說明人事。到現在為止我們並沒有發現天文與人事有必然的聯係，但我們也得不到一個證明，說天文現象與人事絕無聯係。認為天文與人事有聯係的大有人在，這種魅力是無法消除的。中醫用陰陽五行說解釋人體的生理和病理的種種狀況，也是無法證實和難於證偽的。它是一種猜測，帶有心智遊戲的性質，又比遊戲高出那麽一點。我的另一位朋友張賢亮說人類不但有通感，而且有通知。萬物有同理，你如果研究天文學研究得很好，會有助於你研究人事。這樣的例子很多，比如說電腦，它本來解決的是數學問題，但現在它可以用數頻的方法顯示形象、色彩和聲音。所以，一方麵我們覺得索隱派很可笑，一方麵又覺得它能從文字符號當中探尋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意思來是可以允許的。隻有一種情況很可怕，就是用索隱的方法入人於罪，當然曹雪芹現在沒有這個危險了。起碼從幽默的角度來說，也應給索隱派一席之地。 有時誤讀可以點鐵成金，比如對《大紅燈籠高高掛》這部電影的評價很不一樣，有幾個學人喜歡得不得了，認為它是一個政治電影，並撰文從這個電影分析中國的姨娘文化和姨娘心理。這種分析也讓人觸目驚心——求寵、效忠、汙染、嫉妒、惡性競爭等等。我覺得這是一種誤讀，蘇童、張藝謀未必想得那麽複雜，但這種誤讀有點鐵成金之效。還有一種誤讀可以點金成鐵，又使你無法反駁。有人認為“花非花，霧非霧，夜半來，天明去”是一個詩謎，謎底是“霜花”。這個解釋無懈可擊，卻讓你十分沮喪，因為原有的詩意全讓他解釋沒了。 有人認為《紅樓夢》是寫宇宙和地球的發生發展史，有人認為它是反清複明之作，我可以明確地說我不相信這樣的論斷，它是對《紅樓夢》的一種誤讀。但是，這種誤讀如果能夠自圓其說，在他的那塊天地裏能講出一些道理來，也不失為一種歪打正著的收獲、一種心智的閃光和勞動的結晶。 小說就像人生一樣，它組合的可能性非常之多。所以西方有人搞撲克牌小說，第一頁可以當最後一頁讀，任意打亂頁碼，每次會讀出不同的故事和效果來。這些都不是主流，不是正宗，我也無意搞這些玩藝兒。如果有人對《紅樓夢》進行新的排列組合，甚至搞成一個電子遊戲的軟件，也不妨視為一種心智的擴展。在這種擴展中獲得某些有真正價值的認識是完全可能的。數學、幾何學、天文學最初也是遊戲，這些遊戲擴展了人的心智，最終把它們用到科學上，用到宇宙航行上，取得了偉大的成果。 與宇宙相通的《紅樓夢》 幾乎用什麽方法研究《紅樓夢》都行，這是對其他任何文學作品做不到的。當然，不是說這些研究的價值都等同，但也不能說這些不同取向的研究一定勢不兩立。畫了怡紅院的壽宴圖，也不影響他去分析人物的性格。我覺得《紅樓夢》有一種質的優越性，就是它的特殊的原生性，它天然而成，使你慢慢地接受了、相信了它，感到它的那些人物都是活的。它自成一個宇宙，一個世界，既豐富又複雜，既深邃又玄秘，既真實生動又意味無窮。為什麽你對《紅樓夢》怎麽研究都行呢？因為你對宇宙怎麽研究都行，宇宙的特點《紅樓夢》都具備了，它的規律性和非規律性，它的圓滿和缺憾。上帝造出來的世界絕不是完美無缺的，因為它十分博大，這不是上帝之病，而是因為上帝之大。 對《紅樓夢》的解讀和議論，其實已經遠遠超出了《紅樓夢》的範圍，議論《紅樓夢》就是在議論社會、人生、哲學、科學、各種各樣的理念、宗教，甚至就是在議論政治。這種現象使你感到《紅樓夢》比各式各樣的學說更優越，它有一種耐評性，有一種可誤讀性，當然也是可解讀的。盡管我們的研究已經遠遠超出了《紅樓夢》文本的範圍，但仍然感到它是發掘不完的，我們不能不對它表示驚歎。正如馮其庸先生所說：“大哉《紅樓夢》，再評一千年。”我還要說，曹雪芹和《紅樓夢》永遠與我們同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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