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小魚
如果說崔健於1986年5月9日為中國內地打開了一扇搖滾大門，林立果則是第一個為我們開啟搖滾樂窗戶的人，時間是1969年。
還原一個看似並不普通的日常圖景。
這是上個世紀70年代最初一年的某個陽光明媚的上午，厚厚的窗簾卻阻擋了一切光線的進入。這間裝修簡單的房間裏一片淩亂，煙頭散落了一地，有的已經抽完，有的隻抽了半截，灰白色的煙灰在老式蘇聯吊頂電扇的風力下無力地飄動著。
一個叫林立果的青年坐在高級織錦緞沙發上，他以60年代先鋒青年特有的頹廢，拿著剛剛掐滅的半截煙頭，輕輕吹著上麵的煙絲，他的目光掠過自己的屋子：房間裏到處都是喝過的玻璃杯，寬大的書架上擺滿了各種書籍，除了中國古代的禁書，多是西方的詩集、名著和軍事書。書架下的地上散落著一大堆唱片。紅木硬茶幾上擺放著他剛鼓搗的無線電的電子配件和一些港澳刊物。靠近門邊，是一個西洋式的吧台，酒架上擺著各種各樣的洋酒，再旁邊是一把價格不菲的吉它和一個架子鼓。貼著漂亮壁紙的牆上，卻幾乎完全被西方的電影海報和搖滾招貼畫所占據。兩個巨幅的吉米·亨德裏克斯和約翰·列儂的海報尤其醒目。旁邊鏡框裏還有一幅四年前犧牲的切格瓦拉的簽名照（那是1965年格瓦拉訪華時親自簽給他父親的）以及林立果自己的一張照片。相片中的林立果，身材魁梧，樣貌英俊，目光堅定。
林立果木然地看著這一切，這間他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屋子，此刻卻使他的心情莫名地煩躁，甚至有些覺得苦悶起來。他丟掉煙頭，重新點燃一根煙，在沙發上用力地縮了縮身子，把自己的身體深深埋藏在陰影中。
留聲機裏放著的，是Beatles的《Let it Be》。
Let it be，讓一切發生，讓一切走遠。音樂隱沒在吊頂電扇嘎嘎轉動的極大噪音中，林立果看著煙霧從嘴裏吐出，繚繞，被風吹散不見，他突然希望自己如同這音樂一般，在這個世界中隱沒，消失，對外麵發生的一切充耳不聞。但他做不到。
作為一個在特殊家庭長大的孩子，林立果即使不情願，也無法擺脫讓自己進入束縛和紛擾的命運。每想至此，林立果總是露出一絲不屑而無奈的微笑。他骨子裏是個極其叛逆孤傲但外表卻十分沉靜謙卑有教養的高富帥，甚至和生人交往都會不由自主地臉紅。這樣靦腆的人，卻被命運安排在如此特別的曆史位置上，不得不經常和一些不知所謂的人打著交道，逼著自己去融入所謂的“政治生活”，對於他而言，這實在是無法忍受的痛苦。從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這種煩躁而痛苦的感覺就更日益強烈。這也實在難怪自己會喜歡上搖滾樂，在這樣壓抑的氣氛下，如果還不許他呐喊，那他真的是要瘋掉。
有時候林立果會想命運是條奇怪的河流，上帝把每個嬰孩放在搖籃裏，推入河中，讓他們隨波飄向各自的歸屬，很不巧他飄到了父母身邊，很不巧他停了下來，很不巧父母接納了他，很不巧，很不巧，他就這樣接受了命運。當他被從搖籃裏抱出來的那一刻，當他睜開眼睛看到這個世界的那一刻，他看到的就是軍服、這個肅穆的家庭、對父親畢恭畢敬的各色人等……而他在尚未懂事之前，便張開雙手接納了這一切，等他懂事之後，發現自己隻能無止盡地接納下去，別無選擇。人生本就是別無選擇，如果可以選擇，他寧願自己飄蕩到鄉間，無所約束地長大，撒開腳丫子在土地上奔跑，做著自己想做的一切。
因為父母的特殊身份，林立果從小是由保姆唐媽帶大的，每天和母親說話的時間都不超過一個小時。每次母親聽到這種音樂，她臉上都會顯出不悅，走進來到桌台前輕輕把音樂關掉，具有深厚古典音樂修養的她會不解地說道：“這都是什麽音樂啊，亂七八糟的，成天聽一些西方的莫名奇妙的音樂！”
Beatles的歌聲戛然而止，屋子裏陷入一片寂靜。
林立果猛地站起來，一下把窗簾拉開：“你懂什麽音樂，你們那些樣板戲才是真正的文藝垃圾！”他繞過母親，向門外走去。
林立果又名老虎，有一個親姐姐，是家中獨子，深受其父母喜愛，尤其父子交流特別多，據在青少年熟悉林立果的人講，他和父親一樣喜歡讀書、思考，但也熱衷於研究電子配件和搖滾樂。
曾是林立果直接上級的空軍作戰部部長魯瑉回憶到：“林立果是北大物理係學生，理工科方麵的知識還可以。那個時候全國都在搞思想革命化，他哪搞那些！他到處看外國書籍、錄像、電影。那時候誰也不懂錄像，他弄了個機器，怎麽拍怎麽拍，還能鼓搗一通。他也異想天開要搞些科技方麵的名堂。……其實，林立果這個人，你說他看的材料多，聽到的多，恐怕是事實。林立果生在那個家庭，比當時同年齡的人視野開闊，知道的多。”
林立果自已曾說：“我們這一代人，教育正規，潛力很大；但盲目崇拜，失去自我，沒有出息。” 熟悉的人都說林立果人挺聰明，有些特點真像其父親，看問題說話還真尖銳。有一個人正在為“文革”中一批一批又一批幹部的不斷倒台百思不得其解。林立果對他說：這樣鬥來鬥去就像絞肉機。這人一聽，茅塞頓開，頓時感到了心靈的悸動和思想的撞擊，因此和林立果靠得更近了。
林立果自已感到欣慰的，是他能夠因此而接觸到西方文化，搗鼓西方的科技，在這個年代，這些“資本主義”的玩意，普通老百姓想都不敢想，更是唯恐避之不及的，生怕一個不小心，就扣上了“帝國主義走狗”的帽子。但林立果卻不因此受到任何限製，母親對他搗鼓這些西方玩意雖有一些微詞，但其實也是不幹涉的。母親的床邊有個可以利用支架直接拉出來在床上用餐的小餐桌，包括她刷牙時的電動牙刷，就都是出自林立果的設計。她隻是對搖滾樂那狂飆般的噪音在生理上本能地排斥，並在那個特定的年代裏對自已心愛的兒子喜歡這種源自西方的資本主義音樂而感到憂慮，甚至有一些恐懼。
和林立果的母親一樣，當時的絕大多數的國人根本不可能知道什麽是搖滾樂，更別說聽到了。在那個年代的整個中國內地，也許隻有林立果的房間裏才能堂而皇之地聽到這種不可思議的火焰般熊熊燃燒著另外一種能量的音樂。
林立果和他最要好的夥伴都是搖滾愛好者，他們自稱是“聯合艦隊”，別人也這麽稱呼他們，多年以來“聯合艦隊”或“小艦隊”一直被稱為某種特殊政治組織的代名詞。其實“聯合艦隊”的來曆是因為他們太喜歡Bealles的《黃色潛水艇》而給自已取的名字，同時也源於日本電影《啊，海軍》和《山本五十六》裏的海軍精神。
他們除了關心政治、軍事和國家的命運之外，聊的最多聽的最多的其實是搖滾樂。
做為中國曆史上第一個搖滾愛好者的群體存在，雖然他們比西方搖滾樂產生的1954年要遲15年誕生，但比人們通常所認為的中國搖滾樂的誕生時間1986年則要早17年。也就是說，搖滾樂在大陸的存在迄今也有43年的曆史，而不是僅僅隻存在26年。
如果說崔健是中國最偉大的搖滾傳播者和創造者，而林立果則是真正的搖滾先行者。
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已披露的史料中關於林立果喜歡搖滾樂的文字並不多，最詳盡的是張寧回憶錄中的描述：
從毛家灣回來的第二天上午九點多鍾，林立果帶著周宇馳到醫院將我接走。……行車途中林立果情緒很好，周宇馳駕駛，林立果坐我身側，不住側臉瞧看我神情，雙眼常看我的手。我看那神情是想接觸我的手，便將雙手放在腿上握成拳交疊著，不讓他有機會碰我手指。林立果見我這樣，突然無聲地笑起來，對周宇馳說：“老周，把音樂開開，輕鬆輕鬆。”說畢又朝我笑，我明白他在說我，反倒不好意思。
我非常驚奇，以為耳朵聽錯，音響裏傳出的竟是西方搖滾樂，在當時紅透天的文化革命中，聽這種音樂即是反動，在基層準被政治收審。林立果欣賞我驚疑的神情，問是什麽音樂，什麽音響，我說是立體聲搖滾樂，輪到他驚奇了。周宇馳哈哈笑道：“嗬，看不出小張挺懂音響，還聽出是立體聲。”林立果擺弄的東西都是進口渠道得來，在當時社會上是稀罕物，我懂得這些得賜於兩次出國見了世麵。
林立果高興地問道：“你喜歡嗎？”我點點頭。他更加得意地說：“那個‘旗手’是‘下裏巴人’，懂什麽藝術？總有一天，我會讓中國人知道世界上還有這麽好的音樂。”
周宇馳從後視鏡中看到我神色不對，忙打岔說道：“別扯遠了，莫談國事。哈哈哈。”林立果不服氣地嘴裏“哼”一聲不再言語，林立果說的話我是不敢說，但他確實說到了點上，讓人感到既驚悸又痛快。我內心不由得對他另眼相看，覺得他與眾多高幹子弟有些不同。
從張寧以上的回憶中亦可看出林立果不僅有自已獨立的見解，對自已所愛的人也非常尊重，是個生活和情感都很嚴謹的年青人。
在西郊的空軍學院，一片不成林的小樹林裏有一幢灰磚兩層小樓，這小樓從外麵看是兩層，實際上有三層，一樓士兵住著，二樓客廳，三樓是林立果辦公室，辦公室隔壁是連帶洗漱間的臥室，一張軍用雙人木板床上，上麵鋪著草席，一頂白色尼龍蚊帳，被褥是部隊發的，陳設十分簡樸，這就是林立果在空軍學院的宿舍。
這裏成了林立果和他“聯合艦隊”欣賞搖滾樂的“秘密據點”。每當他們需要放鬆或是想要討論一些私密話題時，都會在這裏集合，當然，在這裏他們可以毫無顧忌地放著他們喜歡的音樂，而不用擔心象在毛家灣父母親家那樣受到母親的反對。
正午時分，陽光直射在將軍樓的天台上。林立果等五人坐在天台上，喝著當時從國外進口的飲料，地上散放著喝完的汽水瓶。錄音機就放在天台的角落邊，他們邊聊著天，邊跟著錄音機裏的音樂手舞足蹈。
他把手伸進軍裝衣兜裏，掏出一本破舊的油印小冊子，一看就是當時的地下刊物，這一類的禁書，林立果總能弄到許多。林立果站了起來，對大家說：“來，給大家念一首牛逼的詩。”
他來回在天台上踱起了步子，在搖滾樂的伴奏下，他朗誦的是詩人食指在1968年寫下的名作《相信未來》：“當蜘蛛網無情地查封了我的爐台/ 當灰燼的餘煙歎息著貧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執地鋪平失望的灰燼/ 用美麗的雪花寫下：相信未來 /……/不管人們對於我們腐爛的皮肉 /那些迷途的惆悵、失敗的苦痛 /是寄予感動的熱淚、深切的同情 /還是給以輕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諷 /我堅信人們對於我們的脊骨 /那無數次的探索、迷途、失敗和成功 /一定會給予熱情、客觀、公正的評定 /是的，我焦急地等待著他們的評定 /……”
食指的這首《相信未來》以其深刻的思想、優美的意境、朗朗上口的詩風在中國大地不脛而走，迅速傳頌於一代青年人的口中。
作為一個追求新思想的富於獨立思考的年輕人，同樣對民族未來憂心忡忡的林立果對食指特別欣賞和敬佩，這本食指的詩歌手抄本也是他費了好大功夫才弄到手的，一直都帶在身邊。林立果曾嚐試著用吉它將《相信未來》改編成歌曲，可惜由於他過早的匆忙離去，我們永遠無法聽到這首也許是中國最早的搖滾原創歌曲了。
細讀此詩，會發現這首詩似乎也正是林立果當時及身後命運的冥冥之中的最真實寫照。
林立果的家裏有個電影放映廳，四周的牆上都蒙著厚厚一層的隔音布，依稀能看見大廳中間放著一架電影放映機，一邊的牆上畫著一片巨大的大麻葉子，旁邊是“LOVE AND PEACE”幾個英文字母。另一邊的牆上則畫著一隻巨大的在懸崖邊昂首挺立、嘯視一切的老虎。他們經常在這裏放映西方的電影和聽搖滾樂。他最歡的電影是達斯廷·霍夫曼主演的《畢業生》，他在青春逼人的主人公身上看到了和自已同樣的迷茫。
後來，他和夥伴們還在這裏觀看過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有關紀錄片，這個紀錄片記錄了1969年8月15到17日在美國小鎮伍德斯托克的那場著名的搖滾音樂演唱會的情景，45萬人在暴雨造就的泥濘中狂歡。同時，舞台上的眾多樂隊也給他們帶來真正的陶醉，在60年代紅極一時的歌星幾乎都參與到這次演出中，“瓊·貝茲”樂隊、保羅·巴特菲爾德樂隊、“感恩而死”、吉米·亨德利克斯、“傑斐遜飛機”、賈尼斯·喬普林、桑塔納、“十年後”和“誰人”等31位藝人（樂隊）在3天的音樂節演出中登場表演。
除了beatles、食指和美國垮掉派文學的代表人物艾倫·金斯伯格，林立果最喜歡的人還包括當時剛犧牲不久的切·格瓦拉，格瓦拉最後一次來中國訪問時，林立果還是北京大學物理係的學生。他熟讀格瓦拉寫的《在玻利維亞的日記》和《通過三大洲會議致世界人民的信》，他曾對一個他喜歡的女孩說：“他是我的偶像，永遠的遊擊隊員切·格瓦拉。”
從20年前開始，隻要一見麵，我就會不停地向我思想和生活的兄長朱大可講述我對林立果、崔健和搖滾樂之間關係的理解和闡釋，他總是微笑地看著我對搖滾樂的癡迷述說。後來他在《緬懷８０年代之三：本土流氓話語的現代崛起》一文中對中國搖滾的誕生做了極富建設性的深刻解讀。他在“林立果的‘大院搖滾’啟蒙”一節中寫道：“崔健身穿軍裝演唱搖滾的戲劇性行為，起源於他的童年時代的某個特殊記憶：一個名叫林立果的業餘歌手，第一次在北京空軍大院裏手彈吉他，演唱了披頭士樂隊的搖滾歌曲。他的身穿軍裝的動人造型，在崔健的記憶中固化為文化先驅的偶像。作為中國曆史上第一個搖滾歌手，林彪元帥之子、空軍軍官林立果是崔健的搖滾精神的隱秘的啟蒙者。他的“571工程紀要”，乃是中國現代史上首部非毛主義的重大政治文獻。盡管他與其父林彪元帥在逃往蘇聯的途中因飛機“失事”而喪身，此後遭到了主流政治和中國人民的長期唾棄，但他在搖滾中注入的叛逆精神，卻在崔健音樂中獲得了秘密傳承。”
我在和著名作家北村談論崔健和林立果時，他也認為：“崔健的作品有真理性的追求，林立果這個人物應該是那個時代的一個秘密，他有思考，因為他曉得外麵的事情，那個時候我們什麽都不曉得，所以他接觸外麵的很多東西，他有危機感，他會產生思考，他是那時候少數幾個清醒的人之一。”
與此同時，我根據林立果和崔健與搖滾樂的關係寫下了20萬字的長篇小說《搖滾之子》，並將其改編成了同名劇本，書寫了中國大陸早期搖滾樂的隱秘生活和艱難的誕生。
我從60年代寫起，但故事發生在1971年，這一年才是文化意義上的60年代的真正終結。主人公是剛過完10歲生日的小崔健和即將離開這個世界的林立果。
實際上，林立果是中國第一個有史可載地提到搖滾的人，林立果在空軍大院的宿舍小樓，他時常通宵達旦地播放搖滾樂，崔健的搖滾啟蒙就是這時候開始的，他也在空軍大院裏長大，他爸當時在空政歌舞團工作。
崔健和林立果在文化上一脈相承，從外在服飾、精神符號到音樂形式，甚至價值觀和與信仰有關的東西。崔健也認為林立果是中國第一個搖滾青年，是他讓我們知道了世界上還有這麽偉大的音樂。林立果多年的夢想，今天終於成為了現實，在我們生活的這塊土地上，他所熱愛的搖滾音樂已經成為中國青年最自由的表達方式和最歡樂的生活方式。
做為那個年代最先鋒的搖滾青年，林立果他們企圖通過政治改變中國，事實證明悲壯地失敗了，80年代以崔健為代表的搖滾青年試圖通過文化改變中國，到後來也不了了之了，曆史走到今天，通過信仰改變人心，也許才可能是一條真正的救贖之路。
我曾在林立果父子去逝40周年時寫有七律一首，以示感懷：
虎子搖滾第一人，林公華夏第一將。壯士撥劍身先死，英雄亡命成絕唱。神州有情應悔悟，天涯無夢空悲涼。異域荒漠埋忠骨，魂兮何日返故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