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與心術

學問大的人未必人品也好，這話相信沒有人反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近期那個世界有名的泌尿科專家雇凶打人事件。但是學術和心術其實是大有關聯的，心術不正的人，其求學問的目的、手段、心態、過程，都會直接影響到學問成就，所以心術正、人品好的人如果決心做學問，一定能做出大學問，反之則未必。也就是說，學問好的人，未必能把人品和心術都修煉好。學術是物質層麵的研究，心術是精神麵貌的升華，精神麵貌決定了學問成就的高低，西彥雲“Attitude determine latitude” 便是這個道理。

 

古往今來的大文學家、大科學家、大政治家，多是順天應人德才具備的。中國讀書人都津津樂道“學而優則士”，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但是別忘了，在這之前還有個“修身齊家”，再之前還有個“誠意正心”。可見聖人也明白，心術的好壞決定學術的精粗。心術的好壞大部分是天生的，但是也可以透過後天的學習來補救，所以聖人在“誠意正心”之上，加上了“格物致知”、“格物明德”，意思是希望人透過對物質世界的了解，而歸納出天地運作的大規律大道理，從而改變自己的心智去順應天道，再用自己的明亮潔淨的德行去感化天下。但是現在的人都狂傲的不得了，明白了一點宇宙規律的皮毛，就高呼要戰天鬥地，“敢讓日月換新天”，因而心術沒有得到改善，天地倒是給毀得一塌糊塗。這是別話，掠過不提。

 

最近看紀錄片“梁思成和林徽因”，深深被當時知識分子追求學問的執著和心胸所感動。是那種純潔的曆史使命感，催逼他們為學問獻身；是那種對國家民族的擔當，鼓動他們忽略個人的尊榮享受，為著一種更高尚的理想奮鬥。那種夫妻與父子之間，以願景相勉，以道義相約的感情，是我們小老百姓無法體嚐的。梁啟超在寫給兒子梁思成的書簡裏，不是把他單純當作兒子來看，而是把他看成知心的朋友，可畏的後生，和國家未來的棟梁。他的語氣不是訓導和嘮叨，卻是和好朋友討論人生一樣，把自己的看法和兒子分享。當然梁啟超作為國學大師，新文學運動的啟蒙者，其胸襟與見識都不是一般人所能媲美的。但是培養兒子的這種心態卻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梁思成得乃父言導身傳，胸襟博大、見識不凡，甘願舍棄高薪厚祿，為建構中國現代建築學術殿堂而獻身，終成一代建築學術大師，並曆十餘年顛簸流離之苦，走訪西北200多個縣城，實地考察早已湮沒的古代建築，破譯了古代建築寶典《營造法式》，為保護和維修中華古代建築遺產作出史無前例的貢獻。他的著作《中國建築史》幾十年來都被用作中國建築史界的教科書。可見一個心胸廣大、動機純正高尚的人，如果研究學問，其學問也可以無量無涯。

 

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也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現在的人知道林徽因，大概還要歸功於徐誌摩。但也因為如此，一般人所認識的林徽因，也就不過是個徐誌摩所熱戀的大家閨秀而已，起碼我自己就是這麽看待林徽因的。年輕時受魯迅的影響，把徐誌摩和“新月社”為代表的詩人文人們都歸納到隻知道風花雪月的小資加酸儒，他們的熱戀對象理所當然也是煙視媚行的女小資。其實林徽因從小就才華橫溢、見識不凡，她的父親都不敢把她當成普通的女兒來看待，十幾歲就帶著她到歐美各地遊曆，作為父親的知交好友兼秘書。後來林徽因成為丈夫研究中國古典建築的重要夥伴，兩夫妻輾轉大西北考察古跡。風塵撲撲加上抗戰期間的勞苦奔波，使得林徽因患肺病而英年早逝。

 

在五四前後到二戰前夕的二十年裏，正是中國軍閥混戰烽火連天的二十年，卻也是中國近代史裏，最百花齊放、最百家爭鳴的二十年，從學術思想、到各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到政治主義思潮，在那二十年裏都得到空前發展。但是幾乎所有成就非凡的學者和思想家，都是站在曆史和國家民族的高度去要求自己。心術不正專門圖一己之私的人，其學術的造詣也受他自己險隘的心胸所限，未必能有什麽突破。

 

看過古人的學術心術，再回頭看看中國現代學術界造假成風、急功近利的亂象，不能不讓人心有戚戚焉，是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