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農民親身經曆:1959-1961年的大饑荒
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劉洋碩
以誠實和良知祭奠饑荒
大饑荒發生在上世紀中葉。從它結束的時候算起,到今年已經55年了。55年足夠漫長,足夠我們把那段曆史看得更清楚——在中國,曆史從來都是越遠越清楚。
曆史有時分為兩部分:曆史本身,和“被承認的曆史”。大饑荒這樣一場人類曆史上罕見的災難沒有“正式記載”和合理解釋,沒有被教科書承認,基本上處於屏蔽中。對於新生代來說,大饑荒的曆史有如天方夜譚。
這跟那場災禍一樣,是人類不應該犯的錯誤。
然而,更悲哀的現象發生了:在大饑荒剛剛結束的年代出生的受過良好教育的階層中,出現了否認大饑荒存在的風潮。大饑荒被他們定義為意識形態分歧,說成是對當年的政治領袖的汙蔑。
幸好許多見證人當事人尚存人世,曆史資料也不難獲得和甄別,現在我們還可以追究這場災難的本相。但50年也正是曆史事實流失的第一個拐點。如果現在不搶救,流失就是注定的。
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在曆史麵前,最重要的不是知識,而是誠實。對曆史的態度,應該是隻對曆史負責,一切意識形態的偏見都應該靠後。
實際上,50年前的血淚,已經被時間晾幹,“責任人”也已經被時間赦免。清理曆史隻能收獲經驗和教訓,不能要求誰父債子還。 如果說,今天要承認50年前的大饑荒是人類史上的一場罕見的災難還需要艱難的勇氣;那麽,隻能說你沒有走出曆史,還在為曆史背書。
我們應該有這樣的眼界:首先,不把主張餓死人數的多少,當成分辨左派右派的界線;其次,不能認為大饑荒餓死的同胞“為數極少”,這樣講有違良知。
大饑荒持續不止一年。一般是從1958年到1960年、1961年或1962年。此外,僅四川省1960年底的人口,即比1957年減少約一千萬。而四川餓死人的情況,持續到1962年上半年。
相信隻要有誠實的態度、開放的環境,從現在開始努力,應該可以做到。如果我們這一代人不努力,在以後的教科書上談到大饑荒死亡人數時,永遠給出一個模糊的數字,後人會鄙視我們。
其實,民間對大饑荒的紀念、追問和研究,一直沒有停止。這些研究已經為後世留下了信史。這是一個民族必須自發的意識,是良知和本能的趨使。
到底什麽叫“大饑荒”?它給了我們什麽教訓?隻需查一查當年的氣象、土地、人口、政策等等資料(不難找到),就可以得出結論。大饑荒的麵目之所以變得模糊和走形,隻是因為沒有誠實地麵對。
當時的國家領導人已經講過,大饑荒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而這也是一種折衷的說法。在我們遼闊的國土上,哪一年沒有天災?實際上那幾處的氣候並不特別壞,為什麽隻有那時會餓死那麽多人?此後的公共傳播,卻一直說成“三年自然災害”。
當時,國家實行極端計劃經濟,配以現在很難理解的直接起了破壞作用的政策措施。那時農村和農民高度集體化,破壞了土地生產力,極為低下的產出再由國家統一調配。
商品市場已經取締,農民的勞動幾乎換不回商品。當他們沒有飯吃的時候,戶籍管製使他們離不開規定的土地,離開了找不到飯吃,所以,逃荒也沒有活路。這跟曆史上任何時期的饑荒都不同。曆史上的天災,不會在所有地方同時發生,農民和市民遭災後可能通過流亡逃荒存活下來,而宗族也是一道救濟屏障。
我們必須回到那個我們已經告別的年代,直麵慘痛的警示:永遠不可回到那樣的體製。讓我們永遠記住那些無辜的犧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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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湖北孝感縣號稱畝產早稻2萬斤的試驗成功
一個農民的“糧食關”紀念碑
野草、榆樹皮也被吃光的時候,人們也就不再出去找食物了。村裏剩下的性命,就那麽癱倒在炕上,等著活,等著死。
沒事的時候,68歲的吳永寬喜歡騎上三輪車,從村裏跑到光山縣城的“革命烈士紀念碑”下,給人搖簽算命。
這天下午來算命的女孩,顯然不太相信這套把戲。她求了一簽姻緣,卻又說,“命運還是掌握在自己手裏。”
吳永寬不說話。他最信命。早年有人給他算過—卦:命裏八字相衝,少年克父;老得貴子,卻離他很遠。幾十年中,皆已應驗。
父親吳德金死於1959年的大饑荒,那一年吳永寬15歲。
對於那場饑荒,至今有著不同的表述:官方文獻稱它為“信陽事件”,教科書稱它為“自然災害”,農民則實實在在地叫它“糧食關”——人死得多了,就成了個難過的“關口”:過去的,算是幸存;過不去的,成了餓殍冤魂。
吳永寬清楚記得,那一年他家所在的高大店吳圍孜小隊,“過了關”55人,“沒過關”73人。2004年,作為村裏最年長者,他決定為那些亡魂立一座紀念碑,既是慰藉,也是紀念。
一個月後,清明,“糧食關遇難者紀念碑”立起來了。幫忙操辦的人圖省事,把碑建成了兩座,一座吳姓,一座外姓。外形簡陋,跟普通的墓碑沒什麽兩樣,與佇立在縣城裏的那座刻著光山籍將軍尤太忠題字的“烈士紀念碑”,相差甚遠。
“誰跟你講理?”
43年後,回憶起那段日子,吳永寬感覺到的仍然是恐懼。
《光山縣誌》上說,從1958年開始,縣裏連旱4年,糧食產量連年減少。吳永寬的記憶卻並不相同:光山雖不是江南,卻也稱得上魚米之鄉。那些年更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的好年景。
也是在那一年,中央提出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三麵紅旗”。從此“ 躍進”的號角不斷吹響。河南遂平縣衛星人民公社爆出小麥畝產2105斤,放了第一顆“高產衛星”,信陽楂岈山人民公社開始將一塊畝產小麥四五百斤“浮誇”成3200多斤。
在“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感召下,各地逐漸加碼,輪到信陽雞公山人民公社放衛星時,水稻畝產已達萬斤。此後,報上的數字一個比一個驚人,一萬、一萬五,乃至報出畝產四萬三千斤的“奇跡”。
吳永寬記得,1959年糧食豐收了,糧倉卻是空的。
那一年,光山縣所在的信陽地區實際糧食產量為二十多億斤,而各縣市報的糧食產量竟高達72億斤,河南省委“信以為真”,給信陽地區派了上交16億斤的任務。河南全省上報糧食產量則超出實產一倍。征收任務從省裏一級一級壓下來,壓到生產大隊、生產小隊,最終壓到農民頭上,滿倉的糧食被一車一車拉了上去。
父親吳德金當時是吳圍孜小隊的會計,他偷偷跟家裏人說:倉庫裏不到兩百斤稻,隻夠村裏下一個月的口糧。
村裏人都知道,上麵檢查時,村幹部就在糧食垛子下麵充上稻草,但沒人敢說出去。1959年農曆八月,正如父親所說,村裏食堂的“大鍋飯” 果真越來越稀,到了農曆九月,食堂幹脆斷了火。
此後的幾十天裏,吳永寬再沒聽到過食堂打飯的鍾聲。但信陽的糧食征收任務量還是完成不了。地委認為有人將糧食藏了起來,決定在全區開展“反瞞產”。時任地委書記路憲文說:“不是沒有糧食,而是糧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因為思想問題。”
和信陽大多數村莊一樣,吳圍孜的老百姓被逼著交出“私藏”的糧食。吳永寬記得,村幹部帶人幾次挨家挨戶“查糧食”。母親從地裏撿了十幾斤稻穗,藏在笸籮裏,也在大搜查中被搜走。
吳永寬後來覺得,如果母親藏的那些糧食留下來,父親後來或許就不會死。但村裏也有人因為抗交糧食,挨打、挨鬥,“最後還是個死”。
“那個時代,誰跟你講理?”吳永寬說。
“什麽時候才能吃上碗幹飯”
食堂關門後,農民被禁止私自開火。誰家要被發現冒了炊煙,連鍋都給端走。直到再也搜不到糧食,村幹才不再管開火的事了。
那時所謂“開火”,不過是把糠皮用石磨磨碎,弄成餑餑,填填肚子,“兌個命”。“那東西吃下去,拉不出大便,隻能用棍往外捅。”吳圍孜的一位老人說。
榆樹皮也成了好東西。村裏的老榆樹被一棵棵扒光了皮,樹皮曬幹了磨成麵,“吃起來特別黏、紮嘴,有一股'青’(澀)氣”。除此之外就是野草。
在吳永寬的記憶裏,村裏第一個餓死的人是吳德剛,按輩分算他的堂伯父。“他五十多歲,孤身一人,無兒無女,放現在算是'五保戶’,即使死了也無人過問。”
堂伯父死後,是幾個小孩,接著是更多的男人、女人,有時候一天能死幾個。死的人多了,也就不算回事兒了,“沒準下一個死的就是你。”
對於死亡,吳永寬總是輕描淡寫。他親眼看到村裏的孩子,坐在屋裏,嘴裏流“水”,身子歪著,翻個白眼,“很簡單地”死了。
那時候,餓死的人已經“不像個人”,但吳永寬也不怕了。即便輪到他的親人,也是如此。
家中第一個餓死的,是三叔吳德才。因為饑荒,他從湖北逃回吳圍孜,卻發現村裏同樣沒得吃。農曆九月底的一天早上,吳永寬從饑餓中醒來,發現睡在身邊的三叔“不動彈了”,一摸,人已經涼透了。
父親負責料理後事,但他同樣餓得沒勁,卸了塊門板,把三叔拖出去,挖個小坑、鋪上浮土,算是墳。
人人都知道村裏餓死人,但沒人敢往外說。直到農曆十月下旬,村裏的副隊長吳永冠餓極了,和一個姓李的社員一起殺了生產隊的牛。牛肉沒吃多少,兩人就被生產隊抓住。吳永冠被扣上“破壞社會主義”、“反對大躍進”的大帽子,又被生產隊隊長吳永壽帶人在會議室一頓毆打。
吳永冠一怒之下說了實話:“老百姓餓死了,我對北京首都有意見。”他當過兵,“脾氣暴得很”。
村民們不知道剩下的牛肉被收到哪裏去了,反正誰也沒吃到。吳永寬隻記得,他們看到吳永冠跌跌撞撞從生產隊出來,後來就聽說他從小橋上跌下去,摔得了。
在那場饑荒裏,因為殺牛被打死的人不在少數。時任光山縣委書記處書記孫廣文在1960年撰寫的一份《我的錯誤交待》裏提及,“1959年冬,農村發生殺牛問題後,當時把這一問題錯誤的分析為兩條道路鬥爭、富裕農民破壞生產的花樣,像這樣情況經我批準法辦也冤枉不少的人。”
帶頭打人的隊長吳永壽是吳永冠的堂兄弟,但在那個“六親不認”的年代,暴力就像瘟疫一樣在村裏蔓延。隊裏的吳德榮因為說了句“糧食這麽多,為什麽不給社員吃”,被鬥、被打幾天幾夜,直到鬥死。另一位村民吳德桐也因為罵了句髒話,被活活打死。
吳永寬的父親吳德金為人忠厚耿直,看到村裏人餓得皮包不住骨頭,鬥膽說了句“老百姓快餓死了”。因為這句實話,他也差點被打。村幹部礙於他在村裏威望高,隻批了他一頓,轟回家去。
吳德金又氣又餓,流著眼淚回到家裏,一屁股癱倒在地上。看到父親餓得不行,吳永寬隻好和回娘家的姐姐一起,把家裏惟一值錢的木桌子抬到鎮上賣了3塊錢,換回了兩碗稀菜湯。
他們趕回家裏,父親已經在地上斷了氣。吳永寬捏著父親的嘴灌了一口菜湯,卻已無力回天。
三叔餓死一個月後,15歲的吳永寬像父親埋三叔那樣,卸下塊門板,把父親抬出家門。同樣,挖個小坑、鋪層浮土,便是墳。
吳永寬記得父親死的那天,自己並沒有哭。直到很久以後,心裏那股壓抑已久的難過,才不斷湧上來。他想起饑餓的父親留在這世界上的最後一句話:“什麽時候才能吃上碗幹飯?”
“普天下都這樣,逃到哪去呢”
吳永寬說,那時候的城鎮戶口,就像一張免死牌。縣城裏的人雖然同樣吃不飽肚子,但在食堂憑票打飯也可以苟活。村裏的長輩吳德琴,本想到縣城投奔大兒子,但沒走到縣城,便餓死在了半路上——至今家人死不見屍。
吳永寬也差點成了同一條路上的冤魂。一天,他打算去縣裏的學校看看有沒有吃的,走了十多裏路到學校,卻發現因為缺糧停課學校沒有開門。回來的路上,一陣風吹來,他一下子栽倒路邊。不知昏迷了多久,掙紮著爬起來,接著一個踉蹌又栽倒在路邊。
他本該這麽餓死,但偏偏“八字”裏說他命不該絕。
天擦黑的時候,一個路過的城裏人發現了他,偷偷幫他叫來了城裏的親戚。那親戚趕緊跑來給他灌了口稀飯。吳永寬這才算是撿回一條命,身體卻從此落下了毛病。
大家都知道他那天差點餓死,但誰也不敢明說。在那年月,這樣一句“錯話”便可能招來大禍。時任信陽行署專員張樹藩回憶,“光山縣某地有個農民找醫生看病,醫生說這個病好治,有兩碗粥就好了。因此將這個醫生逮捕法辦了。”
吳永寬記得,當時吳圍孜也有人想往外逃,但很快被大隊幹部抓回來批鬥,從此再也沒有人敢出去。關鍵是,“普天下都這樣,逃到哪去呢?”
到了農曆十月下旬,天寒地凍,野草、榆樹皮也被吃光的時候,人們也就不再出去找食物了。“何況誰還有力氣走出去?”
村裏剩下的人,就那麽癱在炕上,等著活,等著死。
“馬龍山,大壞蛋,餓死人民千千萬”
吳永寬並不知道,他們躺在炕上“等死”的時候,《河南日報》卻登出了頭版頭條——《今年我省糧食征購任務超額完成》。他至今也說不清,這條喜訊背後,光山埋葬了多少餓殍。
《光山縣誌》記載,1959年、1960年全縣的死亡人數分別為40768人、99378人,而在平常的年份,這一數字大都保持在4000人左右。1960年光山縣的死亡率高達270.6‰,縣史誌辦的一位工作人員表示,真實的情況比縣誌上的數字更嚴重。
吳永寬已經記不清是1959年底還是1960年初的一天,村裏的食堂終於又響起了鍾聲。
“聽說上麵解決糧食了,老百姓喜歡得不得了”,幾個莊的活下來的人,撐著木棍從家裏慢慢走出來。吳永寬已經餓得走不動道,母親拿著瓦盆,去食堂打回了一盆帶著糠渣的米糊湯。雖然稀得隻能“當開水喝”,但終歸可以救命。
喝了幾天“米糊水”,吳永寬的手腳開始浮腫,一摁一個坑。養了一個多月,身上的浮腫慢慢退去,這條命也就保住了。
吳永寬也記不清是哪一天,時任河南省省長吳芝圃來到光山,在縣一中的操場上開了一場萬人大會,旁邊還站著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那天,他作為學生代表出席,親耳聽到當時那位個頭很高的省長向全縣人民道歉:“我對不起光山60萬父老鄉親,我這個省長當得不好。”
可人都死了,“檢討還有什麽用?”吳永寬表情漠然。
在那場災難中,吳永寬家隻剩下了他和母親兩個人。本有128人的吳圍孜,有73人遇難,其中四十多人絕後,17家絕戶。
由於村裏死人太多,無人種地,第二年吳圍孜隻打了幾萬斤糧食。直到1962年前後,從安徽阜陽來了不少逃荒的人,村裏收留了這些外鄉人,讓他們下地掙工分。
1960年冬,中央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左”的錯誤,河南省委改組了光山縣委,派出工作組糾正“五風”(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風、幹部特殊化和強迫命令風)錯誤。但信陽地委在發給河南省委和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卻把饑荒的原因歸結為“地主、富農在土改時'漏了網’,'大批地主混進了革命陣營內部’,'實行反革命階級複辟’,'封建勢力大大作怪’”
這期間,信陽的8位縣委書記被捕,除了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由死刑改判為“死緩”外,其餘幾人被判2-3年徒刑。
這在當時被視為又一場“鬥爭”。馬龍山一下子成了光山的“過街老鼠”。縣裏從此流傳一首童謠:“光山縣,兩頭尖,中間住個馬龍山。馬龍山,大壞蛋,餓死人民千千萬。”吳永寬曾看到,馬龍山的兒子“馬大頭”被學校裏的大孩子們追著打。
毛澤東最終對“信陽事件”作出批示,稱信陽事件是反革命複辟,是民主革命不徹底,須組織力量進行“民主革命補課”。
這場“民主補課”一級一級補下來,到了吳圍孜,便是把隊長吳永壽和村裏的幹部關起來,開會學習。“課”還沒補完,“四清”運動又開始了,緊接著,“文革”的火苗開始點燃。
“你說這天能不能等到?”
村裏死去的那七十多條性命,吳永貴始終難以忘卻。
1960年,被吳永寬稱為“休養生息”之年。第二年他結了婚,和父親一樣在村裏當會計。1968年,有了大兒子吳曄——這孩子真的如同“八字”裏那般出息:1995年,吳曄考到南開大學;4年後,跟妻子一起赴美;此後他常常寄回錢來,給村裏挖渠、修路。
吳永寬和老伴也被接去天津住了一段時間。出國前,聽吳永寬講起當年村裏的慘狀,吳曄哭了。他以前並不明白,在父輩們所說的那場'糧食關’中,為什麽有那麽多人被餓死。開始他和村裏大多數人一樣,認為是“壞人”馬龍山造的孽,後來讀到當代史專家丁抒寫的《人禍》,才發現事實並非如此。
吳永寬時常會擔心,“再過20年,1959年的事情,可能村裏就沒有人知道了。”他覺得,在子女中吳曄最像他,“良心的驅使”令父子二人一拍即合,要為那些死去的人立個碑。
2004年,吳永寬從天津回到吳圍孜養老,很快就把村裏遇難者的名字一一寫下來,然後掏了3200塊錢,刻碑、做法事,請村裏人幫忙操辦。
那年清明節,吳永寬自家的莊稼地裏立起了兩塊“糧食關紀念碑”。刻碑之前,他記得當時村裏死了71人,碑刻好之後又想起來兩個,但其中一個已經記不起名字。
他寫了篇祭文,寫上那72個名字,寄給美國的兒子。吳永寬覺得自己不會講漂亮話,他在祭文中寫道:“這些慘劇現在回想起來確實是當年批鬥右派太過頭了,從上而下,治理國家不是實實在在從源頭做起,而是利用'反右派’、'浮誇風’這樣一些方式,給人'扣帽子’,壓得人們抬不起頭來,讓部分壞人占了上風,使很多人失去了生命。以上這些慘劇是我親眼所見,望天下人記住這段曆史,讓曆史不再重演。”
他也想過,讓為官者都來看看這兩塊碑,“不管大官、小官,都不應該忘記老百姓。 ”
碑立起來,麻煩也來了。當地有幹部對此有看法,說他這碑“不該搞”,“是跟國家作對。”後來,信陽安全局、縣安全大隊真就找到家裏。對方查了幾天,“沒說你不該建,也沒說你該建。”
這些事讓吳永寬有些後怕,他想著自己本來是出於一片好心,現在也開始懷疑“是不是辦了壞事”。但那些想法他還是堅持,“有醜就不要害羞,有髒東西就好好洗一洗,這樣才好”。
後來的幾年裏,吳永寬總覺得,這兩塊普普通通的紀念碑,立得其實有些“不盡人意”。他本打算立塊高兩米的大碑,底下堆個高高的土堆子,讓人們遠遠就能看到,再在台子上撒上白灰。
如今吳圍孜田裏的麥子已經微微泛黃,水稻正等著插秧。 2012年5月7月,旱了兩年的光山總算下了一場痛快雨。
吳永寬在家裏喝了點酒,琢磨著如果在他有生之年,國家開始反思當年的大饑荒,他就真的掏錢把紀念碑再好好重建一下,“寫一副更有意義的對聯”。他覺得那時候國家應該不會反對。說著,他又開始顧慮,“你說這天能不能等到?”
在68歲這一年,他沒有想到為此再給自己算上一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