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七年第一次到深圳時，時間較短，來去匆匆，沒留下什麽太深的印象。這次實實在在的生活在深圳，對深圳的了解有了更多的感性認識。
記得淩汛公司好像沒有食堂，早餐都是在街上的大排檔吃的，有蒸長粉、肉粥等。蒸長粉記得是兩三塊錢一份吧，還可以選擇是否加雞蛋，加一個雞蛋價錢好像會有五毛錢的變化。廣東人的粥與內地大不相同，在東北我們吃過大米粥、小米粥、苞米茬子粥、玉米麵粥等等，都是單一的食材，而廣東的粥卻是大米、雞肉、豬肉、皮蛋、或者魚混煮在一起的，黏糊糊的，這在親眼見到之前，簡直是不可想象的，但親口嚐過之後感覺還挺好吃，而且還更有營養。中午和晚上有時到其他公司的食堂就餐，有時是到街上買現成的盒飯，五塊錢一盒。有時和同事們到大排檔改善一下，兩三個人大概也需要百八十元吧，金威啤酒五塊錢一瓶，與內地相比還是要貴出許多。在大排檔的桌邊坐下，馬上就會有夥計把茶壺和茶杯端上來，在等待飯菜上來之前，喝著茶、聊著天，在枯燥無聊的緊張中享受一種難得的輕鬆。
當時的移動電話還是大哥大向小巧的數字手機的過度階段，是身份的象征，基本上是老板和有錢人的專屬，與我們這些普通打工仔無緣。有急事向家裏打電話都是靠小賣店裏的公用電話，或路邊的電話攤點，一個一兩分鍾長途電話基本上都是十幾元錢，知道被宰，但也毫無辦法，不然就要大動幹戈，大打出手，毫無意義。後來為了找工作或與朋友聯係方便，很多人花費一個月或半個月的工資配備了BB機（也有稱BP機的），掛在褲腰帶上，立馬身價好像就提升了許多。當年找工作時，簡曆上都寫著BB機號碼。朋友們互相道別時，最後的一句帶有自豪感的話經常是：“有事靠我”，這裏的‘靠’應該是英文的‘call’吧，但在這裏卻被用來表示‘用BP機呼我的意思’。BB機一響，首先看看來電的電話號碼和簡單的留言，緊接著就要馬上找個公共電話攤點，花上一兩塊錢，把電話打回去。如果想通過BP機找人，首先找到一個公共電話，打通BP機傳呼台的電話，把被傳呼人的BP機號碼和簡單的留言告知與傳呼小姐，之後就等在電話旁邊，等待被傳呼人打來電話。後來有了小靈通，實際上這是一個移動範圍限製在市區的移動電話，雖然移動範圍有了很大的限製，但價錢卻比大哥大便宜許多，還是贏得了一定的用戶。看今天人手一部的智能手機，回想BB機的歲月還真的讓人感到溫馨和時過境遷。
上麵廣東話裏的‘靠’來取代英語的‘call’隻是白話借用或篡改英文的一個普通例子，類似的廣味英語在白話中屢見不鮮。英文裏的‘production line leader’在白話中變成了 ‘拉長’，‘printer’在香港主管們的口中變成了‘品塔’…… 那些講白話的香港人或廣東人很為這種帶有洋味的廣東話感到自豪，似乎為他們自己增添了許多洋氣和身價。
到上下班時間，滿大街都是年輕的穿著工裝的打工妹兒、打工仔兒，真的讓人感到這座城市的年輕與活力。當時寶安城中心地帶有一個寬闊的公園，每到周末的夜晚，公園裏總有三三兩兩的姑娘小夥子，休閑懶散的坐在或躺在那裏的草地上，在路燈下望著天上的星星發呆，做著各種各樣的青春夢。
周末有時去深圳市裏或蛇口逛街，還是先花上三塊錢搭乘摩托車來到有公共汽車路過的公路上，再招手攔截小巴士汽車。每個小巴士的站點，都有眾多的摩托車等在那裏，小巴上每下來一個人，眾摩托便呼上去搶生意。摩托車的價錢自然也是隨著乘客的距離而變化。在淩汛我最早結交的朋友是位安徽人，他的名字叫朱銀懷，年齡比我要大五歲，平時我們都叫他老朱，每次到大排檔吃飯，老朱總是搶著付錢，可三塊錢的摩托車他卻舍不得搭乘，總是堅持走路。在蛇口的海邊第一次看到那獨門獨院二層小樓的別墅群時還暗自驚歎：什麽人能住上這麽高檔的房子啊！
廣東人做生意的方式與北方人相比也很有特色。一日，我和一同事吉小林去逛露天的服裝市場，看中一長褲，標價一百二十元，我知曉這裏的價格水分很大，但又不知道怎樣講價。吉小林滿有信心的告訴我：“別急，看我的吧！”小林走上前去麵帶微笑：“老板，能便宜點嗎？”賣貨的中年女子用她那拉著長腔的廣東普通話回答說：“哎呀，這已經是很便宜的啦，不能再便宜啦！”小林拉著我轉身就走，女販又說話了：“好啦，好啦，給你便宜十塊啦”小林馬上還價：“六十怎麽樣？”“不行啦，那我就虧本啦”還是那種難聽的廣味普通話。小林轉身和我轉身又走，走了幾步之後，身後有傳來了女販那簡直是大出血的聲音：“好啦，好啦，豁出去了，虧本賣啦，交個朋友啦！”這樣我倆每人花六十元各買了一條。在回來的路上，小林滿臉的得意：“怎麽樣，哥們不含糊吧！”第二天上班的時候，我們看到另外一個同事也買了一條同樣的褲子，一問價錢，二十元，隻是原標價的一個零頭。
巧的是，有一次在國貿大廈，我還碰到了楊教授，也不知道他是否認出我。本想和他聊上兩句，但他還是如同從前那樣不苟言笑和行色匆匆，隻遞給我一張名片就告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