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初入澳洲
九七年剛到澳洲時我的首任房東是一位大陸留學生，實際上他是個二房東，租了一套一室一廳的簡易公寓。因臥室裏還有一個空餘的床墊，他就把這個床墊租給了我。雖然簡陋，但總算有了個暫時落腳之處。留學生有五十多歲，出國前是安徽某大學的副教授，當時在南澳大學讀數學博士學位。房租很便宜，副教授每星期隻收了我三十五澳元，水電氣費用平分。後來我向一個基督教的救助機構 - 基督教救世軍打電話要了一張免費的床以及被子和毯子，救世軍把所有的東西直接送至公寓。在有限的條件下，盡量使自己過得舒服些。
但我在那裏隻住了不到三個星期就搬走了。
主要是因為在這樣的環境裏我沒有辦法提高我的英語水平。副教授很健談，盡管有二十多歲的年齡差距，我們之間並沒有所謂的代溝，副教授總能找到閑聊的話題，隻是他與我交流時不用英語，隻用中文，實際上很多中國人對華人之間用英語交流都感到有些不自然，甚至別扭。副教授與他的澳洲臨時女朋友打電話時，我發現他的英語過於中式，想必是那位白人老太太已經適應了他的中式英文。雖然我在南澳大學隻是一個訪問學者，係裏卻給了我一間單獨的辦公室，平時與人交往的機會很少，這樣下去英語能力很難有較大的突破。
另外我還保持著在佳木斯生活多年形成的早睡早起的習慣，早上五點鍾就醒了，而副教授一直睡到八點鍾才起床，當然他上床的時間要比我晚很多，這樣在同一間寢室裏不同的作息時間不可避免的要互相影響。
還有，副教授不愧是數學博士的，很會計算。電費賬單下來了，他說：為了省事好計算，給你按滿月算吧。為了能友好的相處下去，我說可以。副教授注意到我用電燈時間比他多，為‘公平’起見，他發明了燈時的概念，把用電時間引入電費的計算，這樣他就不會因為用燈少而吃虧了。我對他說：你算出個數告訴我一聲就可以了。我沒時間也沒興趣弄懂他的計算方法。雖然每星期他隻收了我三十五澳元的房租，但他付給中介也隻有六十澳元，這樣實際上他的房租隻是二十五澳元。
而且公寓過於簡陋，陳舊和灰暗的牆壁、黑乎乎的冰箱和爐具以及髒兮兮的廁所和浴室與外麵的陽光反差太大。副教授能在這樣的公寓裏住了兩年多，可以看出他是一個相當節儉而且能吃苦的人。
於是我開始瀏覽報紙房上的房屋出租廣告，找到一個比較理想的，打電話約定了看房時間。新房東是一位三十歲左右的澳洲小夥子，彬彬有禮。他的房子有四間臥室，後院還有一個獨立臥房。房東就住在那個獨立臥房裏。四間臥室已經租出了兩間，房客是兩位澳洲小夥子，還有兩間臥室待租。房東自我介紹說他叫布然頓，喜歡下中國圍棋，在英語裏，圍棋被稱為‘Go’。當時一位房客卡梅倫也在場，他大概也隻有二十六七歲的樣子，很友善。他微笑著對我說，我打電話時，是他先接的電話，並把房東來叫過來與我通話的。寒暄過後，布然頓領我看了兩個空餘的房間，告訴我房租為每星期五十澳元，可以提供全部家具及床上用品，水電氣也是大家平分。我選擇了兩間臥室中較小的一間，問他可否便宜些，當時國家教委給澳洲訪問學者的每月津貼隻有六百五十澳元，我必須格外的仔細，除了房租，還必須保證食物、交通和其他花銷。他考慮了一下說，四十五怎麽樣？我說能把水電氣的消費也包括在內嗎？他又考慮了一下，最終同意了，畢竟我能在這裏住上一年，也算長期房客。比起短期房客來，布然頓可以省卻很多麻煩。就這樣我和三位澳洲小夥子住到了一個屋簷下。
在和副教授合租的三個星期裏，我還是有收獲的。在那個灰暗的公寓裏，我利用晚飯後的業餘時間讀完了從當地公共圖書館借來的一本英文小說 – “Goodbye Mr. Chips”。對副教授我充滿了感激，畢竟在我剛到澳洲孤立無援的時候為我提供了暫時的落腳之處，而且還陪我去銀行開了銀行賬戶，這個賬戶直到現在我還在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