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居
陋室天塹夢，鄉關萬裏情
2011年9月15日至16日的那兩天是在頻繁轉機的折騰中度過的。
從維也納轉阿姆斯特丹，再飛上海，最後到重慶。幾度上機下機，幾番起飛降落，為的是一個目的——應世界華文媒體論壇之邀拜會重慶。
關於重慶的最初記憶，來自於一本小說《紅岩》。如今，年輕的讀者恐怕對此會很陌生，然而小說展現在三十多年前的我——一個同樣年輕的讀者的麵前，是怎樣的一幅幅場景：作為華文媒體的前輩，在陋室中揮汗印刷《挺進報》的成崗，燃燒著躁動不安的青春；西裝革履的甫誌高扛著皮箱，徘徊在朝天門碼頭，同時也徘徊在紅色旅途的十字路口；江姐慷慨就義，結束了過早凋謝了的美麗哀婉的人生；而雙槍老太婆，以一個本該含飴弄孫，慈眉善目的年齡，卻演繹了一個嘯聚華鎣山的巾幗不讓須眉的形象……
除了那些紅色經典，誘惑我的還有吊腳樓，紅油抄手，山城崎嶇，一步一景，以及那有別於沿海文明的，別具一格的巴山蜀水的人文景觀……
丟失的風格還能再找回來嗎？
據有關資料顯示，1997年3月，重慶合並萬縣市、涪陵市、黔江地區，轄區總麵積8.2403萬平方公裏，為北京、天津、上海三直轄市總麵積的2.39倍，是中國麵積最大的直轄市。統計資料顯示，2010年重慶市城鎮化人口達到1615萬人，其中市域中心城市達到660萬人。偌大的一個都市，她將承載什麽樣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如果說，文化決定著一個城市的靈魂，那麽，建築意味著一個城市的風格。
改革開放以降，中國各地展開了都市化的競賽，沿海拔得頭籌，內地也不甘落後，上海學香港，內地學上海，摩天大廈拔地而起，高層樓群比比皆是，倒是印證了毛澤東的一句話：欲與天公試比高。
在這場熱火朝天的競賽中，城市自身本來的風格﹑特色正在不經意間慢慢流失。她的麵目，似乎似曾相識，又仿佛形同陌路。如果站在現在的重慶街頭，隨意按動快門，然後，指著數碼相機裏的成像告訴友人這是上海，沒準兒友人會信以為真。
都市的發展並不是一定以犧牲特色為前提的，有時，發展和風格並不矛盾，正如我們常說的一句話：挑戰和機遇可以並存。關鍵是作為城市的管理者，是否具有洞見和遠見。然而，千人一麵的都市化通病正在慢慢腐蝕城市的心靈，六﹑七十年代藍色海洋，會不會又以另一種麵貌死灰複燃？我不知道。眼下，駛過我身邊的是清一色的黃色鈴木SX4——重慶出租車。
灰色的天空，灰色的高樓，灰色的嘉陵江，灰色的長江，9月的心情為何少了一抹亮色？出行前不敢將色彩的期望值定得過高，但是其實還應該調得更低，更遑論奧地利小鎮的絢麗……
2011年3月1日，重慶建築風格討論會上，權威專家定義"重慶建築風格":色彩以灰色調為主。從網絡讀到該消息時，我無話可說。
五個重慶，森林重慶，宜居重慶，暢通重慶，安全重慶，健康重慶之外，是否可以加上一個特色重慶？
幸好還有一個方言，還能作為一個城市的軟性風格得以繼續傳承，尤其是四川話。不過，對此，我似乎也不敢過分樂觀。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上海人，在故鄉我常常不得不用普通話與他人交流；同行的北京人，美國《彼岸》雜誌副總編輯王威誇我，現如今在北京街頭已經很少聽得到象我如此地道的京腔了。
我隻是希望有一天早上醒來，能一下子就確認，這是中國山東德州，而不是美國德克薩斯州。
在重慶市中心時代廣場上的中央立著一座碑，碑體絕大部分呈白色，有些地方是肉色。1949年11月30日，人民解放軍占領重慶，由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劉伯承題寫碑文："人民解放紀念碑"（簡稱解放碑）。在廣場四周時尚精品旗艦店Cartier, Gucci, Ermenegildo Zegna, Hermes, Burberry, Prada環繞下，在夏季高溫時的空中氤氳散射光下，解放碑愈發顯得肅穆和寂寥。不遠處，投向解放碑的是日本西鐵城手表代言人金城武那憂鬱深邃的眼神……
重慶的紅與黑
這是一個非常敏感的話題。
紅與黑，是唱紅打黑的簡稱。
先說唱紅。所謂的紅，指的是唱讀講傳，具體是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會務組為我們來賓們安排了一場紅歌秀，地點是重慶大劇院大劇場，參演的是非專業的高校在校大學生，小學生等民間人士。劇目有《我的中國心》等，高潮時，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和鳳凰衛視集團行政總裁劉長樂上台高歌《太行山上》。
那些歌均是我們這一代人耳熟能詳的作品，演唱者也具有頗為專業的水準，台上台下的互動不僅激情，也很煽情。照理說，唱歌是一種娛樂，娛人也娛己，隻是一旦貼上政治標簽，整個事情便顯得有些耐人尋味了。
淨化眾生心靈，重塑價值坐標等等救世般的使命，我更願意，或者托付給宗教，或者交給比如央視同一首歌欄目組，由它們來承擔和運作，不管從哪一方麵來說，都比由薄熙來出麵來得更為恰如其分。
打黑，是政府的份內事。維護社會治安，保護人民生命財產是任何一屆政府所轄的國家機器所理所當然應該承擔的工作，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總之，概言之，唱紅打黑，對薄熙來而言，前者越俎代庖，後者是為所該為。
民生與民主
薄熙來是一個具有個人魅力的執政者。在其治下，無論是推出廉價公租房政策，解決普通平民的居住問題；還是以解決農民工的戶口為突破，從而推進戶籍製度的改革；從高唱紅歌，到除暴安良；從《五個重慶》到《共富十二條》，一係列的民生舉措，為自己贏得了上佳的政治口碑的同時，也確實為造福一方百姓竭盡心力。這一點，從步行街維持清潔的老伯和出租車司機的嘴裏得到了證實。因此，我沒有理由不為台上的薄熙來喝彩！
薄熙來使盡渾身解數，唱做念打，扮演了一個現代版的包公角色，或者說符合中國百姓傳統審美意義的清官角色。對他自身而言，也許夠了，隻是我不知道，對重慶，乃至中國，真的夠了嗎？
在重慶的幾天裏，聽到的，看到的，讀到的，都是千篇一律的彩旗飄飄，鑼鼓喧天，歌舞升平，和諧祥和。唯獨少了一些不同的聲音。比如，在鋪天蓋地唱紅熱潮中，我聽不到有不同看法的聲音，哪怕人微言輕，我想一定會有的。比如，據官方資料統計，從2009年6月17日至2011年9月，“重慶共開展紅歌傳唱18.1萬場，整理編輯《讀點經典》叢書28輯，公開發行1600萬冊，開展經典誦讀表演活動7.9萬多場，參與市民2735萬人次，舉行一定規模故事會11.8萬場……”，那麽多場次的表演演出，是否商業演出？假如是的話，參與市民是自願購票入場？公開發行的《讀點經典》叢書，是靠零售還是免費贈送？假如零售，其發行量是絕對的暢銷書，在美國每周銷量4萬冊以上的書為暢銷書。在中國月銷量在1.5萬冊以上的書可以稱為暢銷書，2011年中國名列暢銷書榜首的《盜墓筆記》其總銷量接近1000萬冊。在《讀點經典》麵前，《盜墓筆記》隻能汗顏不已。上述種種，如果是政府埋單，政府的投入是多少，納稅人有沒有意見？如果有意見，這些不同意見是通過什麽渠道發表的？政府又是如何對待不同意見的？
這就引出了一個疑問，在顧及民生的同時，薄熙來是不是忘了民主……
此番重慶之行，與會代表500多人，十幾輛大巴出行，交通管製，警車開道，盡管主辦方有一千個理由，但我還是要對重慶全體市民深深地道一聲：對不起！這三個字，姑且算作本文的結語罷，同時也是因此文姍姍來遲而對讀者的表示的一個歉意！
維也納
2011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