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太極之一

《大河報》2010年1月30日Ａ１２版刊發了《兩歲娃被父親打成腦死亡》的報道，引起了社會各界廣泛關注。報道中提到因此事件“鄭州市政協委員擬提案建兒童虐待監測平台”。

       建立這樣的機構和立法的基礎一定是我們社會普遍接受的社會倫理和道德。但是這種社會倫理和道德的更深層次的法理、原理、世界觀和人性基礎是什麽？

       馬克思主義的學說認為物質決定意識。人類初生的嬰兒腦子一片空白，無所謂“人之初，性本善”或“人之初，性本惡”的差別。頂多現在流行的胎教觀念，可以教給嬰兒一些早期的意識。後天的教育是決定他行為的關鍵。即通過教育，可以改變個人的行為基礎。因而可以給他灌輸先進的共產主義精神，待全社會都被冠以共產主義教育和共產主義精神，人類就可以脫離自私和邪惡的缺點而自覺地為社會做出犧牲和貢獻。如今社會的話語爭奪權，其理論基礎也在此點。

       現代基因學說的理論，告訴我們的是基因不單單決定“老鼠兒子會打洞”的生物本能行為，而且生物的行為，都是受到基因控製的。基因控製的任何生物包括人類行為，都是大自然經過近45億年的編程過程一點一滴地慢慢積累的。而且對過去的一些老的程式，基因並沒有丟棄，仍然有很多已經不適應的廢雜程式，仍然存在於程序執行的硬件體內---即我們的生物體內。

基因決定行為一定為人們反對並且會受到責難：那人類的理智處於什麽樣的位置？扮演何種角色？

基因事先編好備用的程式，一定會遇到如電腦程式的死機過程，即有些情形是程序沒有預先備妥的，而且當遇到一個岔路口，究竟應該左轉、右轉或是直行這樣的一些策略性問題，基因需要備份一種學習、理解、歸納、綜合、計算和判斷能力以幫助做出最合理的行為，以這個目的，基因創建了大腦，利用大腦來做出理性的判斷。

大腦的這種學習、理解、歸納、綜合、計算和判斷能力，是進化的產物。在對小魷魚的研究當中也得到有力的證據。賓夕法尼亞州米勒斯維爾大學的水生生物與動物行為學家錦波爾（Jean Boal）對小魷魚在迷宮中的學習走出的能力有細致的描繪，並認為對魷魚的智慧的研究，可以提供給人類理解和認識人類本身的智力進化過程許多提示與展望，這在如蝸牛類的軟體動物當中，是令人極端著迷詫異的。德克薩斯州西南大學的比較心理學家對魷魚的學習能力實驗，比如對玩具魚的識別，對通電裝置按鈕的學習能力都表明了魷魚具有的智慧和能力。

社會生物學家把大腦之所以要進化出現和在基因決定行為之間的這個橋梁作用，稱為基因的遲滯性。這是一種比喻，比方說《阿凡達》電影為基礎的潘多拉星球，離開地球200萬光年（如果我記得的這個距離是正確的話）。如果我們要控製潘朵拉星球上的智慧生物，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建造一台大型電腦，用無線電波把怎麽建立這個大型電腦發給他們，並把控製他們的程序也隱藏在如何建立這個大型電腦的密碼裏邊。等他們建造好了這個電腦，我們就能用預先暗含的程序，控製他們的命運。做這個事情需要200萬光年這個時間，我們稱為人類程序控製潘朵拉星球的遲滯性。基因利用大腦指揮我們，就如同我們編造的密碼製造出的電子計算機指揮潘朵拉星球的生物一樣。

中世紀裏的很多故事和小說裏，比如《天方夜譚》和《紅樓夢》都表達了人性的宿命論思想。今天我們理解了基因的作用，也就能理解為什麽“命運”是個不可抗拒的東西。知道了命運的來龍去脈，或許也就能改變我們本來的命運。

這樣講，聽起來很像是開始賣弄玄學的理論來了。或許我的讀者仍然不相信基因決定行為的理論，那麽讓我介紹一下著名的基因決定行為的實驗，並預先告訴你，有些行為可以是單一基因決定的，有些行為卻是多基因的協同合作決定的。

蜜蜂有一種傳染病，名叫腐臭病。這種傳染病主要侵襲尚在蜂室中的幼蟲。各種不同的蜜蜂品係在對待腐臭病的行為方麵存在著差異。有一種被稱為衛生品係的蜜蜂，能自己找到受感染的幼蟲，並把病蟲拖出蜂室，丟到蜂房外麵去，從而迅速撲滅病情的流行。被稱為易受感染品係的蜜蜂，沒有這種殺滅病蟲的衛生行為，因而病情嚴重，受害頗大。

這種衛生行為也是比較複雜的，需要幾個步驟，首先必須找到每隻患病幼蟲所居住的巢室（每室中隻有一隻幼蟲），然後再把上麵的蠟蓋打開，拖出病蟲，並把它扔到蜂房外麵去。這一連串行為是否有遺傳性呢？做個雜交試驗就可以證明。當然，要用衛生品係的蜂和易感染品係的蜂進行雜交才有意義。雜交的結果是，衛生行為竟是隱性基因所控製的：第一代雜交種都是不衛生的。用這種不衛生的子一代進行回交，再出來的子代，分為三種類型。第一類是衛生的，第二類是不衛生的，第三類居然是折衷型的。什麽是折衷型呢？它們能找到染病的幼蟲，並能把蠟蓋打開，但是衛生行為到此為止，並不繼續下去——不把病蟲拖出並扔到外麵。據此，社會生物學家推斷，可能存在著兩種基因：一種支配著找到病蟲並揭開蓋子的行為，另一種管把病蟲拖出去。在正常的衛生品係裏這兩種基因都存在，在不衛生的品係裏這兩種基因都被等位基因所取代了；而在折衷類型的雜交種裏，大概隻有揭蓋子基因，而沒有扔幼蟲的基因，所以它們的行為隻限於把蓋子揭開。那麽在看來不衛生的雜交種裏，是不是也有扔幼蟲的基因，但由於沒有揭蓋子基因而無能為力呢？為了證實這個猜想，實驗者自己動手把蠟蓋揭開。不出所料，那些不衛生的雜交種裏有一半馬上把幼蟲拖出來扔掉，隻要蓋子被揭開，它們甚至把根本沒有染病的正常幼蟲也統統扔掉了。

這個實驗可以認為已證明了社會生物學的論點：基因操縱行為。另外還證明，基因在支配機體的行為中是通力合作的，缺一不可。扔幼蟲的基因如果沒有揭蓋子的基因配合，根本表現不出作用；反之，隻有揭蓋子基因而無扔幼蟲基因也等於零。揭開蓋子不扔掉病蟲，對於撲滅流行病毫無助益，也許隻能加重病情的蔓延。顯然，這兩種基因又是相互獨立的。雖然從作用上看是一個單一的合作單位，但是作為複製基因及其對行為的支配上，它們是自由的而又獨立的。

多基因協同合作共同完成一項行為，是我們如今基因保護和人道主義行為的生物理論基礎。保護單個的個體也就是保護我們的基因庫，使我們的基因庫不會發生基因丟失的現象。為什麽要實行人道主義？為什麽要保護我們的基因庫？你可以舉出各種各樣的理由，我隻給出生物學上的解釋。那是有兩個原因，一個是物種大量繁殖的r—策略生存原則，自然界賦予物種的大量繁殖，目的是隻要其中的少數幾個生存下去，這個物種就不會絕滅；對多種多樣表現型的自然選擇才會有的放矢。這是自然選擇的重點撈魚法則。

另外一個原因是：基因種類越多，就越是能夠產生相互合作的行為。這條理由是由對愛情心理學的研究發現的。這是達爾文提出的性選擇的進化理論，後人以這條理論思路研究人類互相吸引和愛情何以產生的研究結果和結論。

兒童保護法和保護機構的建立，需要確認法律和此一機構的法理行為基礎，建立規章製度。建立規章製度，就必須明了《兩歲娃被父親打成腦死亡》的成因和動機的最終原因和整個事件發生發展的軌跡。

從報道中我們可以看到：“１月３０日晚上警方從鄭州把李海龍押回新鄭，當時他一路上都在懺悔。”顯然李海龍在一種自己都不情願出現的結果當中驚駭。無意中犯法犯罪，正應了《天方夜譚》的宿命故事：

某富戶的兒子出生時，大家都來恭賀，有人建議給他算上一掛，算卦的人說，到他18歲成年的時候，他會親手殺死本國國王哈裏發的兒子，因這罪過，全家就得逃亡受罪。為了預防這樣的事情發生，兒子養在深宅大院，少跟外界聯絡。17歲生日一過，全家都在緊張，想不出來，殺死王子這樣的事情怎麽可能發生在這樣一位老實本分的瘦弱少年的身上。而大家連王子的麵也從來沒見過。家人又請了算命仙再算，結果還是一樣。有什麽辦法能消除這個厄運呢？算命仙建議離宅避難，在一個荒郊野外，挖下了一個洞穴，儲存好足夠的食物，專等厄運的一年過去。少年在洞內無所事事，有時候在洞外玩耍，結識了一個路過的帶著眾多仆人的英俊少年，兩人一見鍾情，互相發誓做一輩子的好朋友；參觀完索居的洞穴，問道為什麽要來洞穴內居住，經過介紹原來如此。英俊少年不禁有些害怕慌張，原來他就是現任國王哈裏發的兒子，也是受了預言家的蠱惑而離家避難。少年也是驚詫：我怎麽會殺死一個如此英俊，讓我愛戀的俊美少年呢？讀者們或許知道這個故事，就在王子看到高處一壇飄香的醇酒，想要品嚐的時候，少年從梯子上下來，踩空的腳而摔落，導致握在手中的匕首，不偏不倚，正好插在王子的咽喉。王子因而死於非命。

李海龍的命運，雖不能說是宿命，但我們熟習社會生物學的學者，不得不感歎馬克思主義哲學觀在新中國產生各種各樣的悲劇的源頭，是不能用一句法盲，或者封建的蒙昧無知而解釋的。也許你會認為我這裏是在不著邊際地瞎說，這兩碼事怎麽可能摻和到一塊兒？

在人類的蒙昧時代，各種各樣的禁忌是以神秘或者宗教的包裹存在於人類的社會的，幾千年發揮著作用，那種禁忌的起源是跟一開始觀察到的生物等等各種無法解釋的現象聯係在一起的。馬克思主義學說把宗教指責為統治階級麻痹人民的鴉片煙，把相麵術、算卦等等都視為封建迷信，把他們在社會中的正麵作用一筆抹殺，而僅去誇大它們的負麵意義，這是很不恰當的。而不知道他們在構成社會結構和人群和諧當中的積極作用。

生物世界的易子而食普遍存在；雄性為競爭異性而發生的殺嬰現象這類故事廣為流傳。為方便起見，我把雄性的這種為促使雌性性交而殺嬰的生物現象叫做“雄獅情節”，源自廣為人知的獅子社會的結構和原則；而把雌獅子允許雄性，或“無奈於”雄性的殺害自己幼獅的現象叫做“米迪亞情節”，這是我把“無奈於”三個字加引號的原因而又用希臘神話故事中人物的名字來命名的原因，源於米迪亞親手殺死自己親生的兒女，來表達人類的本性比雌獅子更殘忍，我們在社會新聞裏也時有所聞，女人為栓住第二任丈夫的心而把自己與上任丈夫所生的女兒也貢獻給第二任丈夫的現象，或許聽來更加惡劣。

李海龍要求太太歸家而孫梅不歸；對李海龍揚言打死她和前夫所生兒子的威脅掉以輕心，都是兩者基因行為的潛意識操縱。也許大家對潛意識行為不太在意或者可以原諒，但是對社會生物學家來說，定製法律法規限製潛意識行為，也是必須和必要的，也是合情合理的防患於未然的要求。

“‘電話中我們吵惱了，他說如果我不回來，就把兒子賣了或弄死’：但孫梅想，李海龍雖然不怎麽顧家，但結婚後對她和兒子還比較好，所以並沒有把這種威脅放在心上。”這是孫梅的理由。聽起來合理，但是，假如我們社會中“拖油瓶”觀念，後爹後媽觀念和禁忌流行，這樣的提醒一定會起到多多少少的作用。假如防止虐待兒童機構懂得米迪亞情節、懂得雄獅情節，懂得人類為某些利益而“非故意”地疏忽或做出某些行為，也許才能真正防止兒童受到虐待。

人類的行為和意識受到兩種意識的作用，這是我們今天非常熟悉的觀念。共產主義的失敗就在於它隻強調並誇大人類有意識的部分而忽略潛意識的部分。潛意識的部分通常都比較肮髒並不容忍於社會，完全是出自於“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自私基因。人類有意識的部分處於競爭的前台，玩弄著把戲，迷惑著對方，通過合作獲取自己最大的利益。共產主義精神在社會生物學裏叫做利他的基因是源於本基因同源的個體之間。後來的人們把這種基因和它的作用擴大到本民族，本國家，甚至如今整個人類，但是利他的本質，仍然是自私的。

潛意識是人類，或者生物的壓抑起來的本性。人類的理性是對外在複雜機製的應變處理，其本源仍然是實現潛意識的曲折手段或者是在現實生活中的偽裝。這個現象，可以仍然用魷魚的例子加以證明。

人們非常熟悉變色龍的偽裝技巧，為了攫取食物，變色龍會隨著環境而改變自己的身體顏色。很多昆蟲也是用了擬態這一招獲取食物。但是變色龍變色的速度，遠遠沒有魷魚來得快。魷魚變色的速度是在一眨眼不到的功夫，變色龍通常要用幾秒的時間。生物學家用電子皮膚來命名魷魚的變色原理，意思是它跟我們電子告示板是一樣的原理，一樣的速度。那麽這種皮膚的擬態是怎麽發展演變來的呢？

達爾文的進化論提到促使進化的兩個推手（我百思不得其解，為什麽科普文章介紹進化論隻提到其中一個，沒有提到太多第二個，也是更重要的推手）---自然環境選擇和性選擇。我們看看魷魚的性選擇過程就不難發現，生物學家讚美的魷魚的智慧是如何進化來的。魷魚求偶的儀式，通常都是多個雄性爭取一個雌性的過程。跟大多數其他雄性動物一樣，比如孔雀用它美麗的開屏儀式，向異性展示自己。雄性魷魚用他在最短的時間內，能夠展示的斑馬狀條紋線的強烈的變化吸引異性。不僅如此，身體的一邊展示給雌性，身體的另外一邊還要展示出另外一種圖案，恐嚇其它雄性不要接近這邊的異性。要控製與實施這樣隨環境和意願而快速變化的皮膚細胞，就要求更多的腦細胞數量。這樣就達到了生物學裏發現到的腦容量與身體體積比的關係。比例越高，智慧越高。DNA的測定顯示這種偽裝變化多端的雄性，才能被雌性魷魚選擇受精。如何使自己的偽裝變化多端這樣的一種智慧，成為魷魚性選擇的標準而促使魷魚開始變得聰明，那麽我們也可以得出結論，魷魚的智慧出自這種偽裝能力的進化。

以這樣的觀點來理解性選擇對大腦進化的促進，我們可以換句話說，大腦的智慧，也是對環境偽裝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