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路浚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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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領導幹部讀史係列《清世宗雍正全傳》（李金水主編，程軍川著，北京，企業管理出版社，2012年2月第1版）一書中，有專門的反貪腐章節。這本書的封頁標簽是：職場官場生意場，做人做事做領導。顯然，這本書的著眼點在“吏治”，因讀者對象鎖定在領導幹部，也就將反貪腐界定在“管理”的水準上。最近，讀了盧麒元先生的《反腐敗正在與時間賽跑》（草根網2014-07-23）與《腐敗就是財政失敗》（草根網2014-09-21）兩文後，頗受啟發，也就試著將清朝的反腐敗同國家能力連結起來思考了。這是一個涉及到第五個現代化——“推進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問題。
這裏先說清朝的反腐敗問題。
清朝的反腐敗細化到皇帝親自抓禁賭的地步。據考證，從順治皇帝開始，清政府就開始禁賭，而到了康熙時期，賭風卻愈演愈烈，康熙皇帝加大了禁賭的力度，禁賭的條例也日漸細化；到了雍正王朝時，禁賭已成為定製。雍正四年（1726年）除夕的這一天，雍正皇帝頒布了《禁止賭博諭》。“諭”的大致內容是，賭博之事壞人品性；如果下等人賭博，一定會聚眾，作奸犯科由此而起；如果讀書當官的人賭博，一定會誤時誤事，哪裏會有高尚的品德？聯多次申明禁止賭博，可是，直到現在也不見成效，實在可恨；如果不禁止生產賭具，就不能除賭博之根；現在，聯命令京城及各省地方官，將紙牌骰子全部封存銷毀，不得再賣，違者重治其罪；如果還有賭窩或者引誘入局賭博的，輸家可自首並檢舉同夥，所輸的錢可追回歸還，並免其無罪（轉引自《清朝原來是這樣》，第65頁，羅傑，北京，現代出版社，2014年4 月第1版）。從“諭”內容可以看出，對於禁賭，雍正皇帝是置於維護國家根本的高度來認識的，盡管他在位隻有13年，但他在前清堅持禁賭100餘年不動搖的曆史過程中起到了承前啟後的作用。
矛盾的是，清朝禁賭法規最為嚴厲的一個朝代，也是賭博最為盛行的一個朝代——這無疑表明了清朝禁賭的失敗。
在雍正時期，巡察史宋筠在孟縣看到十幾個人在聚賭就問道：“新頒布的賭博新例那麽嚴，你們就不怕被官促去受罰嗎？”
其中一個賭徒答道：“那些官員離這兒有數十裏，怎麽會知道。”
宋筠又問，“那麽衙役稽查來了呢？”賭徒又答：“送他幾百文錢就完事了。”
宋筠再問，“如果地方鄉約來查，又怎麽辦？”賭徒再答：“同一塊地方住，他們怎好意思抓我們。”（轉引自《清朝原來是這樣》，第66頁，羅傑，北京，現代出版社，2014年4 月第1版）。
從巡察史宋筠在孟縣的經曆可以看出，禁賭已成了表麵文章。清朝的吏治腐敗到了乾隆時期已成積重難返之勢，在這種背景下的禁賭法令，成了查禁賭博的官吏索賄的籌碼——禁賭成了一些官員非正常收入的一個渠道。
到了晚清時期，賭博之風泛濫，已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張之洞等封疆大吏主張弛賭博之禁，開征賭捐。這本是為他們的政治經濟活動籌款的權宜之舉，並非近代意義上的國家或地方政府統籌和控製賭博業，但在法律上，它卻使禁賭法令走到其自身的反麵。至此，清初以來的禁賭律例，在實施層麵上表現為，禁小賭，不禁大賭，成為官僚胥吏索賄的一個籌碼，在法律意義上已成為一紙空文。
本文關注的不在皇帝親自抓禁賭，而在皇帝既然能從維護國家根本的高度來認識禁賭問題，毫無疑問地，皇帝也能從維護國家根本的高度來認識反腐敗問題。
一般認為，康熙末年，由於立儲問題未能解決，導致朝廷內外都忙於結黨，忙於尋找將來的天子，康熙為此事也是心力交瘁，無力應對其它朝政，因而康熙後期的朝政非常混亂，官吏貪汙，吏治腐敗，並因此錢糧短缺，國庫空虛，造成很多的社會問題。大都認為，康熙雖然也察覺了吏治的腐敗，但是，考慮到牽一發而動全身，便一再忍讓下來了。不管怎麽說，清朝的吏治腐敗從清初就開始了。在中國，自秦以下的2000多年的王朝曆史中，建立過200年以上的大一統王朝，隻有西漢、唐、明、清。看來，腐敗亡國論這頂帽子戴在大清朝頭上，並不是按頭做帽子——恰如其分的，因為腐敗幾乎伴隨著中國王朝曆史的始終。對今人來說，重要的是找出腐敗背後的深刻機製問題。
如果對前清的反腐敗再作一番深究，可以發現，同樣也有氣勢如虹、雷霆萬鈞的大手筆。嘉慶年間，史學家章學成在對雍正評價時說：“我先皇澄清吏治，裁革陋規，整飭官方，懲治貪墨，實為千載一時。彼此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風俗，莫不望風革雨，時勢然也”（轉引自《清世宗雍正全傳》，第121頁，李金水主編，程軍川著，北京，企業管理出版社，2012年2月第1版）。以雍正清查虧空為例，在查辦內務府虧空的案件中，牽涉到自己的一位皇弟，雍正斷然令其賠償貪汙的銀兩。無奈之下，皇弟隻好將家中的古董玩器拿到大街上折賣，以此來補償虧空的銀兩。另一位皇弟被責令賠償數萬金，後來為補足賠償，竟被抄了家產。與此同時，雍正還大刀闊斧地查辦了地方上的虧空大案。被革職查辦並查封家產的地方官吏有湖廣布政使張聖弼、糧儲道許大完、湖南按察使張安世、廣西按察使李繼謨，直隸巡道宋師曾、江蘇巡撫吳存禮、布政使李世仁、江安糧道王舜、江南糧道李玉堂。雍正用了三年時間，基本上清理了康熙以來的所有積欠，充實了國庫，打倒了一批貪官，又震懾了其他官吏。
在二十四史加清史中，清朝還算得上是個有反腐敗力度的王朝。但這個王朝同曆史上所有的王朝一樣，終究沒有走出腐敗——反腐敗，再腐敗，再反腐敗，如此循環往複的軌道。這個王朝不但使雍正的“耗羨歸公”、“養廉銀”製度最後形同虛設（18世紀20年代，雍正皇帝曾試圖將官員們的收入建立在更為可靠的稅收收基礎之上，但是，官員們對於非正式的附加性苛捐雜稅的依賴過於根深蒂固，而增加政府開支的壓力又過於沉重，結果，這一嚐試失敗了。如，提出“養廉銀”製度的山西巡撫諾岷的“養廉銀”一年高達三萬一千七百兩，為原俸的二百零四點五倍，正俸遂微不足道了），還寄生出“天下第一貪”—— 和shen（據說，和shen被抄家後的財產全部合計約十一億六百萬兩，相當於清朝鼎興時15年到20年的財政收入）。嘉慶捉了和珅，反腐敗的力度能說不大嗎？
在最近的三十年，自從1970年代末，中央首長陳雲提出“執政黨的黨風關係到黨的生死存亡”之後，反腐敗的“雷聲”越來越大，從維護國家根本的高度來認識反腐敗問題其深度其廣度都超過曆朝曆代。但，曆史上的腐敗——反腐敗，再腐敗，再反腐敗，如此循環往複的軌道以及可怕的貪汙受賄的食物鏈，也在最近的三十年得到全息重演，腐敗幾乎伴隨著中國王朝曆史的始終的能量也得到空前的釋放與暴露。因“落霞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而為海內外讀者熟知的作家二月河說：“我們黨的反腐力度，讀遍二十四史，沒有像現在這麽強的。”“但反過來說，腐敗程度也是嚴重的。沒有見過殺雞給猴看，猴子不怕，甚至殺猴子給猴子看，猴子也不怕。”的確，在如此高壓、高強度反腐鬥爭形勢下，仍有人頂風作案，陽奉陰違，震懾之力並不令人樂觀（轉引自老君論道新浪博客，《反腐敗且莫忘記二月河的“提醒”》，2014-07-23）。
此類話題因盧麒元先生《反腐敗正在與時間賽跑》一文已經點明，也就不用多說了。而曆朝曆代腐敗背後的深刻機製問題，盧麒元先生的《腐敗就是財政失敗》一文已說得明明白白，在這裏也無需多言。在這裏，筆者隻補充一點，腐敗，是曆朝曆代的一個製度性毒瘤，曆史前進到今天，我們仍然沒有剪斷寄生毒瘤的臍帶。也就是說，曆史前進到今天，我們仍然沒有完成對傳統中國曆史超越的曆史使命——順著曆史傳統而走出曆史傳統仍然是當代中國的任重而道遠的曆史使命！？反腐敗已成了當代中國的熟視無睹的話題，但千萬不能忘記從這個熟視無睹的話題中，理順出有關第五個現代化——“推進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有價值的曆史線索！？既然如此，尋找一種新的世界圖景，重新修訂二十四史加清史，完成一部當代的《資治通鑒》，也就有了必要。
因這篇的主題，話有點扯遠了。還是回到將清朝的反腐敗同國家能力連結起來思考這一話題上吧。如果對盧麒元先生的《腐敗就是財政失敗》一文再作一點延伸，腐敗就是國家能力衰退問題。如果能將腐敗提升到財政與國家能力的層次，那麽對於清史包括明史的研究也就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明清以來直到1820年代，從GDP與人口的視角，中國一直是全球“龍頭老大” 、“全球第一”。但若從放大尺度——全球的視野看，最近的500年是全球的戰國時代。在全球的戰國時代，明清以來的國家能力衰退才是近現代中國落後的根本。而國家能力衰退的嚴重後果以及危險性，到今天為止，還遠未被人們所認識！？筆者在前文中寫到，18世紀後期相對富足的幾十年間所孕育的1790年代乾隆傳給嘉慶的不是一個“盛世”，而是一個危機四伏的壞得不能再壞的清王朝。但從1790年代到1820年代，中國一直是全球“龍頭老大” 、“全球第一”。 但願當代中國不是活著的傳統的曆史現象！？對著當代中國由財政之傷引發的不良的經濟鏈條扭曲中國經濟結構失衡的影子，從學術的層麵，隻要不扣帽子，人們也可以大膽地質問：國家能力是提升了還是下降了！？
而事實是，不但曆史上國家能力衰退的嚴重後果以及危險性，到今天為止，還遠未被人們所認識，而且，產生這些現象的根源以及諸多因素還遠未被人們所了解。
數千年來，就國家能力而言，中國的國家是一個大一統的強大而又弱小的矛盾自我同一體！？
在比較政治經濟學理論中，西方學者的觀點是，公元1000-1500年間，中國的情況並非與歐洲國家完全不同。不過到了1650年（清順治七年），歐洲主要國家的統治方式多為向心式而不是離心式。到了1900年，歐洲國家完全采用了向心式的統治方式，而中國仍然象歐洲在1500年之前那樣，政治發展陷入了困境（轉引自當代西方學術文庫，比較政治經濟學書係，朱天飆主編，澳大利亞，琳達-維斯、約翰-M-霍布森著，《國家與經濟發展》，黃兆輝、廖誌強譯，第55頁，吉林出版集團，2009年5月第1版）。筆者認為，西方學者認為曆史上的中國是離心式的統治方式是對中國曆史的誤讀。筆者在《巨國國效應下的中央與地方關係》一文中寫到，巨國的政治效應內涵之一是：中國具有自覺維護民族國家的統一的向心力。正因為如此，盡管中國近現代化過程，既再現了春秋戰國的一幕，又再現了地方割據勢力（如劉秀丶袁紹等）與農民起義（如黃巢丶李自成等）一直是皇帝的克星的一幕，換了很多中央政府，但任何一屆登上曆史舞台的中央政府都高舉民族國家統一這麵旗幟！民國初年，軍閥混亂，每個軍閥雖擁兵自立，但他們都沒有完全獨立、分裂國家的企圖，軍閥混戰，都是為了擊倒對方，統一中國，成為新的統治者。在春秋戰國的舊傳統時代，春秋爭霸，每一個霸主都沒有單獨孤立成立一個新國家的企圖，都是為了再統一或恢複“周王朝”之天下，於是最終歸秦。在新傳統時期的三國鼎立，劉備建蜀國，曹操立魏國，孫權立吳國，都不是為了永久地與對方抗鼎，而是為了再統一對方而立國號，於是最終三分歸晉；唐未藩鎮割，但沒有一個藩鎮企圖另立一個獨立的新王朝或新政權，即使與中央政府尖銳對抗的藩鎮，也表示在名義上接受唐王朝的統治，不與唐王朝分治。在新傳統時期，從秦王武帝到唐宗宋祖，從成吉思思汗到康、乾，中國曆史上任何一次分裂都不是為了成立單獨的民族國家而分裂，而是為了再統一而分裂。對比歐洲，自五世紀西羅馬帝國亡後，陷於四分五裂的境地，並不比中國大分裂時代更嚴重。歐洲人民和若幹雄才大略的君主與天主教教王，也都懷著再統一的願望，可是歐洲失敗而中國成功。
那麽，怎麽解釋中國的國家是一個大一統的強大而又弱小的矛盾自我同一體！？
說強大，從製度層麵看，自秦以後的二千餘年來，是以國家（皇權）為中心的政府——經濟——社會三位一體化運行體製的“為民當家作主” 的傳統國家——在國家與社會混沌的“一” 以及國家所有始終統治民間所有的公有製基礎上的以國家（皇權）為中心的政府——經濟——社會三位一體化運行體製。說弱小，是因為農民包括流民造反與地方政權從來都是國家——皇帝的兩大克星。正因為如此，在中國奪取國家權力並不是一件難事。曆史上的農民包括流民造反都可以做到，地方政權也可以上升為中央政權，少數宦官也可以控製國家。
不管怎麽說，在比較政治經濟學理論中，中西方學者有一個共同的觀點，就是，歐洲國家形成的過程與中國完全不同，甚至相反。歐洲近現代國家形成的過程，它有一個軍事、政治和經濟的源頭。在歐洲，國家統治者與諸侯關係通常由政治、軍事和財政三個關鍵性組元構成。而財政和軍事結構往往成為近現代國家形成的過程的絆腳石。國家與統治階級（不是被統治階級！）之間的“統治形式” 往往表現為“衝突性”。因此，剝奪地方貴族的政治權力就成了近現代國家形成的過程的“國家建設戰略”。 近現代國家的明確要素之一就是壟斷稅收的來源。壟斷稅收來源的過程既曲折又充滿了鬥爭。首先，統治者要接管地方上的人民和貴族的政治權力，要從貴族的手中奪取財政和軍事權力。同時還要安撫貴族，使之更加順從。在此過程中，我們所看到的“國家建設戰略”的畫麵是：公開的鬥爭（如法國和俄羅斯）、競爭、競爭式合作（整個歐洲的不同國家都有不同程度的競爭式合作）。從這裏我們可以確知：一部西方民主史，就是一部財政和軍事戰爭的曆史。要知道，文藝複興至18世紀末的中心目的是基於資產階級的財產權利的“利維坦”（民族國家）的建立。而天賦人權、社會契約、分權製衡等等學說以及體現在其中的自然法、自然權利、主權、自由、民主、平等、幸福等等觀念都是為著“利維坦”（民族國家）的建立的“手段”。其背後是把財政和軍事結構成為近現代國家形成的過程的絆腳石搬開。在這裏也無需多言了。
在中國，二千餘年來，除了兩個驚人相似的短命王朝——秦隋中央與地方關係的管理層級為直接的二級製外，宋及宋以前，一直實行三級製；從元開始實行四級製；不論二級製、三級製，還是四級製，中央政府權力隻達於縣級為止。也就是說中央皇權以縣為單元，縣以下基本上接近自治體。具體地說，在以國家（皇權）為中心的政府——經濟——社會三位一體化運行體製的“為民當家作主” 的農業社會的傳統中國的國家政治自組織外，還存有社會的自組織體係——個體經濟（農戶經濟）是幾千年農業社會的傳統中國的自組織與選擇的結果——傳統中國，數千年的以國家（皇權）為中心的政府——經濟——社會三位一體化——專製一尊中央集權製運行體製的傍邊，還躺著一個村莊單元社會。這一曆史格局一直延續到晚清。
國際上通常把擁有2000萬人口以上的國家列為發展中國家中的大國，像山東、廣東、四川和河南這樣的人口大省，可以輕易地進入世界人口前十的國家當中，從這一點衡量，擁有13億多人口的中國，簡直就是一個超級巨國。不說遠的，中國的清朝，就是一個超級巨國。清朝與曆朝曆代一樣，通過地方權貴控製縣以下基本上接近自治體村莊單元社會。這個地方權貴就是以國家（皇權）為中心的政府——經濟——社會三位一體化——專製一尊中央集權製運行體製的中介。因此，西方學者認為，公元1000-1500年間，中國的情況並非與歐洲國家完全不同；不過到了1650年（清順治七年），歐洲主要國家的統治方式多為向心式而不是離心式；到了1900年，歐洲國家完全采用了向心式的統治方式，而中國仍然象歐洲在1500年之前那樣，政治發展陷入了困境；這些觀點完全是錯誤的。到了清代，也就是歐洲近現代國家形成的過程，中西方最大的不同，不在國家統治方式的向心式與離心式，而在於，一個是剝奪地方貴族的財政和軍事權力，一個是依托地方權貴中介。
據此，國家能力，是一個大一統的強大而又弱小的矛盾自我同一體，可簡單理解為，當著國家有能力控製地方權貴時，這個國家就變得強大，當著國家沒有能力控製地方權貴時，這個國家就變得弱小。若作一深層次的概括，就是，以國家（皇權）為中心的政府——經濟——社會三位一體化運行體製的“為民當家作主” 的傳統國家——在國家與社會混沌的“一” 以及國家所有始終統治民間所有的公有製基礎上的以國家（皇權）為中心的政府——經濟——社會三位一體化運行體製以集權為目標，同實際“運行”著的地方權貴的分權傾向相矛盾。
從萬裏長城到京杭大運河表明，曆朝曆代的財政汲取能力沒問題。中央皇權以縣為單元，縣以下基本上接近自治體。中國的小農和地主經濟的基本形式是一家一戶為生產單位和消費單位。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男耕女織，以織助耕。若幹自給自足的小農家庭定居在一起組成村莊。村莊各戶的聯結紐帶主要是宗法關係，往往是一個同姓家族繁衍的結果。這種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結合的村莊經濟具有內部堅固的結構，幾乎不為政治風暴所觸動。村莊的生產單位是家庭，宗法關係是聯結的社會基礎，在政治上沒有獨立性，始終從屬於中央集權的官僚政府。中國的村莊是政治統治的經線與宗法關係緯線上的一個紐結，在縣以下的鄉村又處於高度的自組織狀態。雖然如此，在中囯，人人都是天子（皇帝）的臣民。人人之間有一道人們無法看清的也難以抗拒的劃分高貴與卑賤的天然屏障，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一曆史印章，蓋在個人與社會關係上：個人以家庭為中介“歸屬” 社會。提倡個人對群體的歸屬，強調內部的等級序列與協調，倡導個人之間相互關照。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為均為安追求天下太平天下公平，要求天下為公。從這一角度看，曆朝曆代的滲透能力也沒問題。
那麽，國家能力，是一個大一統的強大而又弱小的矛盾自我同一體的政治、軍事和財政的源頭在哪裏呢？
一句話就是，一個具有滲透能力與財政汲取能力的國家最終被實際“運行”著的地方權貴的分權傾向所瓦解。當中央集權的財政體製被瓦解之前，繁榮、腐敗、紛亂式增長結伴而生，其結果是“權”與“貴”兩類人都因此而變得十分富有。而當中央集權的財政體製走向中央與地方分權的財政體製後，這個王朝的末日也跟著到來。特別是，曆朝曆代的王朝對中央集權的財政體製被瓦解都保持著高度的警覺，但任何一個王朝都阻擋不了中央集權的財政體製走向中央與地方分權的財政體製的“滅亡”的步伐！？這表明當中央集權的財政體製被瓦解之後，不再是繁榮、腐敗、紛亂式增長結伴而生，而是腐敗與政治失控結伴而生了。
一部清史，就是全息重演曆朝曆代中央集權的財政體製走向中央與地方分權的財政體製的曆史，全息重演曆朝曆代由繁榮、腐敗、紛亂式增長結伴而生走向腐敗與政治失控結伴而生的曆史。對於前清（從清初到鴉片戰期間）筆者已在前文中講得夠多了。對於後清，地方政府從被動地“就地籌餉”到主動地“就地籌款”的轉變，標誌著中央集權的財政體製的瓦解。政治形勢的變化使原本屬於全國性公共品的軍隊由地方提供，事權的下移與財權的下移相結合，最終使得地方勢力強大而成分權之勢。也就是說，國家已經走到沒有沒有能力控製地方權貴的地步了，這個國家已變得弱小了。據研究，19世紀後期清朝的中央稅收隻占國民收入的3%，而同期俄羅斯是19%（轉引自當代西方學術文庫，比較政治經濟學書係，朱天飆主編，澳大利亞，琳達-維斯、約翰-M-霍布森著，《國家與經濟發展》，黃兆輝、廖誌強譯，第56頁，吉林出版集團，2009年5月第1版）。另外，不計“就地籌餉”、“就地籌款”部分，跟著中央稅收搭車部分，高達40%的收益從未到過中央政府手裏而進入私人腰包，這些人就相當於“國家經紀人”。還有，明清以來，中國的經濟已非常商業化，在比較政治經濟學理論中，中西方學者已認可這一點。但由於國家能力是一個大一統的強大而又弱小的矛盾自我同一體，商業化並沒有導至國家收入的增長。
因本文較多地引用了比較政治經濟學理論的觀點，再講點題外話。歐洲近現代國家形成的部分原因是財政自主權的發展。一般認為英國隻有一個弱小的官僚體係，但在最重要的領域——財政汲取領域——則是18世紀歐洲最成熟的國家。在英國整個財政權力集中於財政部，也就是說，直到18世紀，英國是歐洲建立了最集中的財政官僚體係的國家。中央政府官僚牢牢地控製了稅收。歐洲大陸國家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賴私人和地方世襲的官員征稅。雖然英國也依賴地方世襲貴族征收地稅，但地稅隻代表政府收益的一部分，而且通過將地主吸收進國會等措施將地方貪汙最小化。英國的間接稅是由中央政府官員征收，這與法國與俄羅斯明顯不同。在法國仍然有50%的收益不能到國庫而進入到私人腰包。在“國家經紀人”的財政漏洞這一點上，直到18世紀中國與歐洲大陸並沒有太大的區別。法國大革命的主要原因是18世紀末增加的稅率使納稅人負擔沉重，其實英國的稅率比法國更高，但大革命卻不在英國發生。可能有兩個原因：之一，由於英國堵住了財政係統的漏洞，因而保證了政府稅收高度的一致性——高度集權的係統，統一了征稅辦法，這點歐洲大陸明顯不同；之二，基於財（稅）政的議會憲政增強了國家能力。也正是這兩點，使18世紀的英國完成了“財政改革”。 18世紀的英國實施的“財政改革”，引入了英格蘭銀行（1694），並在英格蘭銀行、財政部、倫敦市之間建立了緊密合作關係。這場“財政改革”使英國有足夠的資金應付18世紀的戰爭，最終使英國成為強大的國家。
行文至此，再講些題外話。在筆者寫“清史”係列文章之前，寫了一組“左與右：五十步與百步之間”的係列文章，原因之一是深感新自由主義和新馬克思主義的說教，離中國的實際十萬八千裏。因為，中國的問題是一個曆史問題。曆史前進到今天，我們仍然沒有完成對傳統中國曆史超越的曆史使命——順著曆史傳統而走出曆史傳統仍然是當代中國的任重而道遠的曆史使命！？我們的理論來源在哪！？ 在此，請允許筆者麵對曆史的回音壁大聲呼喚：
——當代中國最近三十年，是否再現了曆史上曾經有過的繁榮、腐敗、紛亂式增長的曆史景象！？
博友們，你聽到曆史的回聲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