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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以為已經忘卻了的一段記憶---一個不太熟悉的兵團戰友的麵容 ,最近常常湧現在腦海中。我想原因可能是多方麵的,一是由於人到了這把年紀,過了而立接近知天命之年,容易懷舊,遠的常比近的記得清楚;二是最近常在知青網中遊蕩 ,網友們的回憶文章,幫助激活了那些沉睡很久的記憶。
說實話,我已記不清他的名字了,隻記得他是69屆的北京知青,70年來到我所在的連隊:內蒙兵團二師十二團二連.。他個子不高,人顯得很單薄,也很單純。 我所在連隊的前身是一個勞改采石場,男同胞的任務是在陡峭的半山腰論大錘打炮眼,放炮炸石頭,體力消耗非常大。當時我連流行的一個順口就是:大錘一舉,兩個半饅頭全跑光--這是我們每頓飯的糧食定量。
可能考慮到他身薄力單,難以舉起那沉重的大錘,連裏決定讓他擔任司號員,每天負責吹號 ,通知全連起床,吃飯,熄燈的時間。 開始時,他吹號技術不十分熟練,吹的號音常常跑調。盡管如此, 我們仍然能從他那跑調的號音中辨認出,哪個號音是叫我們吃飯, 哪個是讓我們睡覺。他十分勤奮,為了使號音早日歸隊,他每天比全連早起半小時,上到對麵的山頂上練習吹號。我們常常在半睡半醒的迷迷 瞪瞪狀態中聽到他那漸漸歸隊的號音。
做為司號員,他歸連部管理,為了節約人手,連裏除了讓他擔任司號員外,在專職文書到任之前,還讓他兼了一段時間的文書,為此,他有時要到全連的各個部門通知開會,傳達首長指意,這樣,他幾乎和全連所有的人都打過交道,全連所有的人也都認識他,加上他生性活潑,天真單純,樂於助人,和人們的關係處得還不錯。
我和他的關係隻是認識而已,談不上熟悉。這一是歸功於當時的兵團風氣,男女授授不親,為了避免交往過多而帶來別人不必要的猜疑,二是因性情使然,本人屬於不善於社交的冷麵人物(對此我自己常常是得罪了人還不知道),許多男同胞為了避免碰釘子,除了工作交往外,也不願和我過多打交道,所以,我對他的情況知之甚少,隻是聽別人說,他似乎是家裏唯一的男丁。 在那個年代,按照政策,獨子是可以留城的。但當時內蒙兵團是半部隊建製,那些參不了軍但又想過軍隊癮的人,常常將去兵團作為次優選擇,我所在的連隊就有許多已經分配在工廠的人,帶著美好的幻想,放棄留城的機會來到兵團的。不過,這種殊榮,他沒有份。他是別無選擇,70屆的分配是全鍋端,沒有留城的選擇,集體或是到農村或者兵團,。
平心而論,他的工作業績平平淡淡,沒有什麽輝煌的成績,也沒有大的閃失。日子就這樣平靜地晃過了兩年多。後來,兵團內部工農建製調整,采石場屬於工業,而十二團是農業團,因此,師裏決定將采石場交給作為工業團的十三團,我們連轉為農業建製,連址也由烏拉特前旗的刁人溝遷到新安鎮的沙 頭 。我想, 這許也是命中注定,他難逃此劫,因為,如果沒有這次調整,也許今天他還會活著。
我們連遷到沙頭後,他仍然是司號員,但已不兼任文書了。文書是由一位從九連合並過來的名為侯明選,外號“紅皮靴”的浙江籍知青擔任。他之所以有這個外號,起因是,我連指導員是南方人,口音很重,每當他大呼小叫地找侯明選時,遠遠地聽起來就象是在叫紅皮靴。 由於他們兩個人的年齡相當,脾氣相投,兩人的關係非常好,更是由於工作關係,兩人簡直好到行影不離的程度。但往往是好事成雙,壞事也不單行。事情壞也壞在這上。幹起事來,兩個人的膽子往往比一個人要大 。
盡管這麽多年了,我仍然清楚地記得那個夏天的中午。那天,天氣很熱,全連都在午休,周圍靜悄悄的,我正躺在床上看書,忽聽有人喊道,炸死人了。聽聲音,那人是邊跑邊喊得,越來越近。我當時的感覺就是,心猛然往下一沉,整個人就像從水麵沉到水底,心裏堵得厲害。這幾年中,連隊出過事故,傷過人,但從未死過人。 出去打聽才得知,他和紅皮靴兩人,趁著午休,偷得連裏的炸藥到河裏炸魚。這不是他們第一次偷著炸魚了,不過,這次,他們出事了。我連曾經是采石連隊,連裏自己做炸藥,男生負責打眼放炮,基本都會擺弄雷管炸藥。從技術上說,安全應該是沒有太大的問題的。據說,事故的原因是他太貪心。當他手捧點燃炸藥尋找更多的魚時,炸藥在胸前爆炸了。紅皮靴事後講,他曾催促他趕快扔炸藥,但他一心隻在魚身上,無暇他顧,遲遲不願放手,最終導致悲劇的發生。
當天下午上工,連裏所有的人都不說話,神情慘然。那天晚上,炊事班催促了好幾次,各班才把飯打回來,但沒有任何人動筷子,心裏堵得吃不下飯,最後,飯盆幾乎是原封不動地送了回去。接下來的很長一段時間,整個連隊的情緒低落,少了笑聲,少了話語,無論是和他熟還是不熟的人,都像失去了親兄弟一樣,處於極度悲痛的心情之中。
連裏很快通知了他遠在北京的父母前來料理後事,商量下葬的事。因為天氣炎熱,屍體不易保存。在他父母到達的第二天後下葬,一周後舉行了追悼會。 連裏用很好的木料為他打製了一副棺木,我們所有的人繞棺一周向他作最後的告別。會場上唏噓之聲不斷,每個人心頭都像壓著一塊沉重的石頭。他那年邁的父母喪子的慘痛不忍目睹。實際上,我們所有的人都沒有最後看到他的容顏,因為他的胸部已經被炸空了,臉也被炸爛,隻有一件軍衣蓋著他 的頭部和上身 ,在他的褲子上,還染著的斑斑血跡。
在征得他父母的同意之後,連裏決定將他葬在他曾經工作過和生活過的采石場所在地--烏拉山腳下,他以20歲的青春年華永遠地留在了那塊土地上。 由於他是違反記律炸魚而死的,他得不到任何待遇,也沒有在兵團史上留下任何紀錄。他就像一個影子,輕飄飄的來輕飄飄地去,在這個世界上走了一遭。
世事不能常常如果。不過,我還是常常想,如果我們連仍然在采石場 ,那裏沒有河,也就沒有魚,他無魚可炸,也就不會死。如果他不來兵團而留在北京,留在他父母身邊,在父母的監督和約束之下,不會冒著生命之險去炸那幾條不值得幾個錢的魚,可能他也不會死。如果他不生活在那個動蕩的年代,也就不會上山下鄉,也會像今天的青年那樣,對生活有多種選擇,生命之中充滿希望。算起來,他如果還活著,今年應該有45歲了,正值壯年,應有許多事可做,有許多的人生經曆去嚐試。他那年邁的父母,現在也不知過得怎樣了,沒有了獨子的日子,一定也是艱辛難熬的。
每當我想到他,我都會感謝生活,感謝那段人生經曆。它讓我懂得了人生的可貴,生命的無常,也更珍惜現在的一衣一飯,即使是清貧的日子,也是心懷感激。 在後來的一些日子中, 我曾經路過那裏,遠遠的就能看到烏拉山腳下的那座孤墳,映在蒼茫的天空下,那樣無奈,那樣孤獨。 希望他在天之靈能夠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