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和平裏舊事---1
我家進京是沾老爸的光，趕上在機關裏摻砂子，就混進來了。那年代不像現在，人走茶涼，部隊還真講仁義，派警衛員最後送到京城。記得那個穿軍裝帶槍的小夥子，看著英武，動真格的不行，暈車吐的一踏糊塗，最後，倒成了我們照顧他了。
小時住和平裏。那時，和平裏還不像現在這樣繁華，感覺也就是個半郊區，沒有多少商業和娛樂設施。離的近的隻有和平裏浴池，副食店，糧店；稍遠一點的有，和平裏菜市場，菜市場飯館，藥店，稻香春食品店等，而百貨商店，郵局，電影院---後來因相聲演員李文華而聞名，就更遠了，要在5，6站之外。
有段時間，每到周日，我媽就派我到稻香村買點心，到飯館買油餅，到菜市場抓母雞。那年頭，人們不愛買公雞，可能是母雞油多些。曾經買到過一隻5斤重的大油雞，趴在廚房地上一大堆，讓我很是得意了一陣子。
據說，解放前和平裏是片無主墳地，平民百姓拋屍的地方。解放後，建為居民區。這可能也是真的，因為有人曾在不遠的北土城撿到過死人骨頭。 從名字上也可以看出是解放後的事，和平裏，和平街的，名字挺新派，不像天橋，前門，故宮等，老北京味濃。
那一帶主要是機關宿舍，記得有林業，勞動，農業，農墾，化工，機械總局， 民族出版社，幾機部，外經以及一些忘了名字的機關宿舍。往北走的和平街，有些著名文藝團體，如中央樂團，東方歌舞團等，每當路過那裏，都能聽到丁丁冬冬的琴聲和吱吱呀呀的吊嗓子聲音。
那年代還真有點共產主義早來到的感覺，機關分房子，連家具都配齊了，桌椅大床小床，一應俱全，連飯桌飯凳都備下了。不像現在，新房都是光板房，自己要置備從大床到飯碗等一應具全的生活用具。住戶搬家也省事，隻需自備炊具，被褥，就可以進住了，當然，再搬出去時，是不能帶走任何一件家具的，那叫偷竊國家財產。記得，我家所有家具的腿上，都釘著一塊小鐵牌，上書X字+++號。
那時，人們的工資不高，養小敬老，經濟上富裕的不多，估計那些家俱是借不是租，好像沒有聽過要付租金的事。不過，如果損壞了，就要象征性地賠點錢了事。由於家俱是單位統一配置，麵貌也就千篇一律，以致我到同學家去玩，感覺就像在自己家裏一樣親切，因為大到床櫃，小到板凳， 看著就和自己家的一樣。
和平裏地區有好幾所小學，編號從1到9不等。其中，和平裏一小資格最老，師資也最強，那裏的美術老師，據說是中央美院畢業的，還有好幾位區裏有名的教師。盡管一小不是離家最近的學校，我們那一帶的住戶，都不約而同地將自家小孩塞了進去，像現在人們爭進重點學校一樣。我的同學大多是鄰家孩子。放學後排隊回家，我們那一隊，常常是走到最後，還有一大幫子人，隻等著一到了和平裏，那些宿舍樓群內，一幫小孩子嘩的一下四散逃離，各奔家門了。
同學中有幾個中央樂團子弟。一個女孩的小提琴拉的挺好，每當學校有活動，總會讓她來段小提琴獨奏。還有一個女孩，媽媽是樂團的合唱演員，當年排練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時，她和她媽同場獻藝，她常常得意地給我們指認劇照中她和媽媽的留影。說實話，那一尺長的照片有上千個人腦袋，人頭隻比螞蟻大一點，根本看不出誰是誰來。不過，她鋼琴倒是彈得還可以，有次到她家做作業，她即興彈奏了一回，印象還是挺深的。
和平裏的綠化不錯，街道兩旁是高大的喬木，樓前樓後是矮矮的灌木叢。我曾經在一個灌木叢中，發現過幾個熟透的紅櫻桃，味道不錯。我家樓前有個花壇，冬天一過，壇裏的花草鬱鬱蔥蔥，色彩繽紛，很是好看。記得那裏有多種顏色的指甲草，到了開花的季節，女孩最喜歡的就是將紅色的指甲花擠出汁來，塗在指甲上。一到季節，每個小女孩的指頭都是色彩斑斕，指甲上也是紅一塊白一塊的。
我家住的是一棟5層灰樓，那一帶幾乎都是這樣一群灰紅色混雜，以灰色為主的矮樓群。同現在的樓相比，顯得很老舊。雖然其貌不揚，據說地基很好，可以維持50年以上，房子質量也不差，遠不像現在的房子，偷工減料，看著漂亮，不定哪天一覺醒來就可能看見空中的太陽了。原來沒有感覺，等到76年唐山地震波及到北京時，房子的質量就分出高下了。
那時，我家剛從鄉下幹校回來，原來的住房丟了，隻能借住在簡易筒子樓裏。地震過後，筒子樓的西北角樓頂都震鬆了，房瓦向外支棱著，嚇得人恨不得24小時全天監控，睡覺都不敢閉眼，生怕一眼沒瞧住，樓角塌了，從3樓折下去。而原來住的那棟老樓，巋然不動，毫發未損。
從我家樓前往南，過了馬路，是二層樓的和平裏浴池，一樓是浴池，二樓是理發部。那個年月，單位和家裏都沒有浴室，那是我家的專用澡堂，特別是冬天，父母常拉家帶口地去洗澡。記得有一年冬天，出奇的冷，雖然我家有暖氣，但不是很熱，老媽怕我們凍壞了，講， 去浴池洗澡吧，實際上是暖身，等到洗完後，果然全身熱乎乎地，這才知道，原來洗澡還有這樣的用場。
還有一段時間，不知老媽單位抽什莫風，突然講究起生活情調來了。老媽的那些女同事們，個個燙了頭發，頂著一頭老鴉窩，穿著旗袍或者連衣裙在街上飄來飄去的。老媽開始還堅持不燙發，後來禁不住她們的勸阻，也投降了，頭是燙了，但是堅決不穿旗袍和連衣裙。我跟著老媽去了浴池裏的女理發部。那時還沒有冷燙，第一次看見老媽頂著滿頭的電卷，等燙完後，一頭的蓬發，確實有了點風度，不過，好景不長，老媽燙頭，這輩子也就這一回。
和平裏舊事---2
我家住的那個門洞共住著6家人，我家住一樓，還有其他5戶，大人們彼此都認識。二樓的一戶是從蘇聯回來的，飲食很洋派，早餐要牛奶麵包，鬧得我們那一門洞的住戶，早在文革前就紛紛訂上牛奶了。
要說那時的社會風氣還真讓人留戀，哪像現在，上鎖的東西都能長翅膀飛了：在一樓門洞釘了一個木盒子，分6個格子，每家一格，也不上鎖。每天晚上，各家將空奶瓶放進去，早上就會有新牛奶放進來，誰也不會拿錯或者多拿，除了一次外，從未丟過奶。而那唯一的一次丟奶，後來發現是外賊不是家賊，是前樓民族出版社的小維維給偷喝了。
二樓那戶人家有2個半大小子，養了一條德國警犬，半人多高，不能放在家裏，就拴在樓門口，呲牙咧嘴的挺嚇人，還專門揀小孩子欺負。進去出來的可把我們這些小孩嚇得不輕，每天都撓頭揪心的，不知道那天一不當心，就讓大狼狗咬一口。後來，可能是人們反映，也加上困難時期，人還吃不飽，怎末能顧到狗，沒多久那條狗就不見了。
住一樓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是，我家後麵陽台帶有一個小花池，可以種菜，種花，多數時候是種菜了。壞處是不太安全，有天晚上，我在廚房中洗腳，廚房窗外掛著一些白薯幹，我眼睜睜地看著一雙手從側麵伸出來，將窗戶上曬的那串白薯幹摘走了，嚇得大氣也不敢出。從手的大小判斷，像是個小孩。
我家剛進駐時，還是用蜂窩煤爐子做飯，取暖有暖氣。我很小就學會在煤爐上熱飯，燒水了。沒有多久，我們住的地區通了煤氣，也是文革前北京最早通煤氣的幾個地方之一。 工人們在廚房裏大興土木，接管道，安煤氣灶。那時還沒有電子點火器，每次做飯要用火柴點火，常常是火苗乎的一下竄出來老高，嚇得我猛的往後一跳，好長時間以後才習慣了。
隔壁門洞二樓的人家，陽台緊臨著我家一樓的窗戶。困難時期，家家自謀出路，補充食品的不足，他家陽台上養了幾隻雞。且不說天天的半夜雞叫吵人，一到星期天打掃衛生， 他家用水衝陽台， 水和雞屎從我家窗戶的上方，順流而下，濺的玻璃上屎斑點點的，害得我老要擦玻璃，恨得牙癢癢，從此不理他家小孩。大人之間還保持往來，後來聽說，兩個女兒，長大後很是漂亮，不過，婚姻不順，早早地離了婚。
隔過幾個門洞，有一人家，文革前的一天，忽聽說，那人的妻子上吊死了。等我放學回來，隻看到一些人在那個門洞中出來進去地。後來又聽說，那人有作風問題，妻子一直神神經經的，最後可能頂不住了，一死了之，那人的檔案上也被記了一筆。沒多久，他又新婚了，看來，那傳聞也不是空穴來風。
離的不遠，還有同機關的其他幾棟宿舍樓，住在那裏的小孩子，有些見麵時眼熟，但叫不上名字，也不常在一起玩，隻在寒暑假過少年之家時照過麵。印象中，有一對姐妹花，年齡可能有11，12歲吧，父母也是從蘇聯回來的，她們是中蘇混血，曾見過她們的母親，典型的蘇聯人。姐妹倆的遺傳中，老毛子的成分多了一些。她倆長得引人注目，大眼睛，藍眼珠，黃頭發，身材高挑，少年之家的老師寵的她們不行。
我家樓後麵是勞動部宿舍。記得北京曾流行打雞血，我以此為借口，說動老媽讓我養了兩隻公雞，最後，雞血沒打，倒被老媽燉著吃了。常有勞動部的小孩，抱著公雞到處找雞掐架，看見我養的雞，健壯毛亮，威武異常，也想來鬥，被我嚴詞回絕了，可見我的養雞技術還是很有水平的，可惜後來再沒派上用場。
曾有個女孩，16。17歲吧，我們不認識她，知道她是因為，她是中學生，長得不錯，發育也挺早，挺著幾個月的身孕，常從我家樓前經過，往勞動部宿舍的方向走去，估計是勞動部的子弟。忘了從哪裏知道，她是和她的老師好上了，現在叫師生戀，未婚先孕。那時，我還很小，連小孩子是從哪裏來的基本生理知識都不知道，但還是明白，沒結婚就懷孕是件很丟麵子的事。
隔過東麵的一個大花壇---後來被推掉了，再過去幾棟樓，好像是幾機部的宿舍。每到周日，就會有一個女人， 穿得還算得體，梳著短發，對著一個門洞的一樓窗戶破口大罵，聲音洪亮，言語花哨，有些我聽不太懂。很快，就會有一個男人出來，也不回罵，一聲不吭地將她扭入屋裏，過不多久，她就會出來，瞪圍觀的人一眼，若無其事地走開。聽人講，兩人是夫妻，但分居，女的有神經病。這幾乎成了那棟樓的一道風景線，每當她開罵時，一幫小屁孩圍著看熱鬧，我也在其中。等我長大後，才明白她罵人的含義，是罵那個男人不能人道。
前麵是民族出版社的宿舍樓，裏麵各民族的人都有，最常見的是新疆人，我們又叫那座樓為新疆樓。那裏的人們，衣著也是花花綠綠地，在以樸素衣著聞名的機關宿舍區內，顯得分外張揚。每到節假日，他們就開始折騰，幾家大人小孩合力，在空地上挖一個大坑，再用磚頭壘成囊坑。小孩子們到處張羅著檢樹枝，點火，女人們帶著皮手套將囊摔到坑裏，然後封上坑頂。一定時間後，空氣中飄著囊的香味，開坑取囊。多數時間，看得我們這些漢族小孩，口水直流。多年後，我曾在新疆吃到過地道的剛出坑的烤囊，感覺倒是一般，遠沒有小時候的渴望了,可能是肚子裏的油水多了的緣故吧。
我有個同學就住在那棟樓裏，是外國專家的孩子，據說是蒙古人，她的漢話說得到不錯。曾經到她家玩，她給我煮奶茶，第一次看到做奶茶的全過程，驚奇於茶葉還能煮，茶還是鹹的，不過，說心裏話，那奶茶真的不好喝，以至我後來有機會到內蒙，一點也沒有想喝奶茶的願望。
和平裏藥店東麵，有條南北走向直達三環路的小馬路，不通公共汽車，隻走人和自行車。那條小路上，一些攤販自由擺攤，形成農貿市場的雛形，後來，公家出麵建了一座農產品交易大棚。不過，仍有一些攤販，為了逃稅和交易的自由，在大棚外擺攤，零星的攤販從和平裏大街散開直到北三環路一帶。我曾經上下班從那裏走過多年，順便給家裏買些蔬菜和花卉。
小馬路往西不遠，是化工部的機關大樓和一部分職工宿舍，一群5-6層的灰黃色的樓。從外表看，要比和平裏的樓新一些。4路和8路無軌電車，專門在化工部大樓前設了一站---化工路，可能是為了人們上下班，辦事方便一些吧，後來那站是不是改成興化西裏，記不太清楚了。
那時，和平裏還不是鬧市區，人也不多，到了晚上，路上幾乎沒人。一次夜裏，媽媽帶我上王府井的協和醫院看急診，坐的是104無軌，路上沒見什麽人，車上也隻有零零星星的2-3個人，挺瘮人的。不過，那時的社會風氣好,不像現在，到了晚了，街上就不安全了。
和平裏舊事---3
老毛在人口政策上一時糊塗，批判馬寅初的人口論，鼓勵人們多生育，一下子多造出幾個億來，形成人口出生的高峰。我的同學中，家有1個小孩的極少，2個小孩的不多，3個小孩的正常，5-6個孩子的不稀奇，8-9個小孩的也能看見。曾經有兩個同學，家裏兄弟姐妹9個，還是一母所生，要說國人的生育潛力還真不可小視。
我家屬於正常的。聽老媽講，那時國家鼓勵生育，部隊掏錢雇保姆，還有經濟上的補助。不過,老媽嚐夠了小孩子的苦頭，隻想要2個，最小的還是計劃外產物。以致後來，每當小弟生氣時，就抱怨幹嗎把他生出來。小時候，我還是挺羨慕那些有很多兄弟姐妹的同學。
那時，很多同學的父母都是雙職工，我和我的同齡人，很小就成了家裏的掌門人。常見的一道風景線是，一幫年齡不大的小學生，脖子上除了紅領巾之外，還掛著一串家裏的鑰匙。也有一些同學的家長不是雙職工，媽媽不工作。我當時羨慕得不得了，因為他們可以不用做飯和幹家務活,回家吃現成的。 我可不行，中午要回家自己找飯吃，晚上如果父母不能及時下班，還要到幼兒園接弟弟，帶著他上機關食堂吃飯。
那時，和平裏是父母單位職工宿舍和後勤機構的主要基地。離我家不遠就是機關的食堂，幼兒園，司機班的車庫。除困難時期外，機關食堂辦得還是不錯的。我家小孩從小就是吃食堂長大的，平日家裏不做飯，隻在周日開夥，最多也就是做點湯水, 主食甚至副食都是從食堂買。
食堂的隔壁是幼兒園，這樣的設置可能是為了省一筆開辦費吧，幼兒園不用另起爐灶單開夥。幼兒園裏有很多大樹,鬱鬱蔥蔥的。有一年夏季大雷雨，雨下的很大,，我家後麵地上一片汪洋。雨點也非常之大，砸死了許多鳥。我去幼兒園接弟弟時，看見樹林的地上，密密麻麻地躺著百多隻死鳥，多是麻雀等小鳥。
困難時期,，機關除了盡可能地為本單位職工謀些福利外，還鼓勵人人動手豐衣足食，在機關大院裏給每個職工劃了了一小塊地，各家可隨意種些東西，補充食品的不足。一到周日，我就和父母到機關大院我家的自留地裏幹活。記得種的也就是玉米和大蔥兩樣，估計也是找不到其他像點樣的農作物的種子。不過，到底不是農人，平時沒少費力氣，秋天收獲時，也就得的三瓜倆棗的，還不夠功夫錢。
又一陣，不知又發什麽風，鼓勵非外事部門的幹部學英語。這可苦了老爸了，人到中年，還要從26個英文字母入手啟蒙。為了節省時間，老爸將字母的音標寫成大字報，掛在臥室裏。每天利用早晚上下班的空間，嘟嘟囔囔的練習，也就堅持了幾個月，好像也沒見多大成效，因為老爸花了大力氣，還不如沒花力氣的老媽的英語水平高。老媽是得利於舊時上高中的底子，還記得幾句簡單的英語會話。
不久，遭遇文革，全國到處都是亂，我在的學校也罷課鬧革命了，幸運的是，沒鬧出多大動靜來。可能是我孤陋寡聞，也可能和我校不是名校，高幹子弟不多有關，少數能折騰的人，也沒成多大氣候。當時，同學裏父母級別最高的也就是個副部，我知道的最大的動靜，也就是開會批鬥一下老師，發發平時的怒氣，沒像北京其他一些名校那樣，鬧出許多人命血案來。
學校裏還有一些倒黴名人的子女，聽人說，有被老毛點名的周小舟的兩個女兒。在校見過她們幾次，穿得很洋派，白上衣，蘇式黑色大背帶斜裙，很有風度。姐妹倆歌唱得很好，動人的女中音二重唱。
說來慚愧，門外的文革鬧得熱火朝天，我隻跟著看了幾次鬥老師，其中還有我很喜歡的數學老師，就歇菜了，和幾個狐朋狗友逍遙去了。每天結伴給家裏買菜，做飯，聚在同學家打撲克，日子過得倒也瀟灑。那段時間，我基本是在家鬧革命，對著鍋碗瓢勺提高思想覺悟的。倒不是因為父母有問題，而是性情使然，不愛熱鬧，對什麽都激動不起來。幸運的是，宿舍區離機關大院較遠，戰火也沒太燒到這裏，宿舍區裏一片平靜，有點世外桃源的味道。最多是忽然聽到誰誰是叛徒了，誰誰被打倒了，不過，見到他們，到看不出有多少變化。文革中，父母單位自殺的人也不多，和他們的革命戰火燒得不旺不無關係。
後來，全國大串聯，我因為年齡小，隻趕上了晚班車。那時我們不太敢走---一些老高中的走的可遠了，除了台灣和西藏沒去外，真是全國大串聯----老媽也死活不同意，說外麵太亂，不安全。後來，多虧了老爸的支持才得以成行。不過最主要的原因，是其中一個同學和我既是鄰居，父母又是同事，比較放心，這才放我走的 。
我們一行4人，扛著大包小卷，外帶拎著洗臉盆---很像今天外出打工的民工，記不得帶多少錢了，從老北京站坐火車出發，在站了幾乎2天1夜之後，眯眼腫腿地到了上海，睡在外灘市委大樓裏的稻草地鋪上。 因為弄不到票，在上海耗了半個月，才坐船去武漢。本想還繼續接著向南溜達，去湘潭瞻仰革命故居，不幸遇上中央號召停止串聯，我和一個膽小的同學，乖乖地在10月下旬返回北京。那個同學蔫有主意，不聽中央召乎，和其他人一起揮師南下，去了湘潭，11月中才帶著一身的外地革命虱子回來了。
順便說說那個同事的女兒。文革前，我和她家住鄰居，又常在一起玩。上中學後，又是同班同學。文革時，盡管她和我的父母不是一派的，不過公是公，私是私，父母的派性並不影響我們之間的玩小友誼，我們仍是有事一起幹，我的父母和她父母見麵還照樣打招呼。她後來因為父親的問題，去了雲南兵團， 知青大返城時回京，就業，結婚，生子。現在，我們有時還抓空見見麵，仍舊是很好的朋友，這是後話。
然後是上山下鄉。我去了內蒙兵團，是全家裏第一個離開北京的。當時年輕不懂事，不覺得離別之苦。從北京車站出發時，車上車下哭成一片，我和我媽都沒流淚。後來，父母去幹校，離京時，考慮到家裏沒有老人留下來照顧房子，不知能不能再回來，何時回來，就將房子交公了。
父母機關在北京設了個留守處，照顧一幫父母去幹校，年齡太小的孩子們的日常生活。我小弟留在機關留守處，繼續上學，大弟隨父母去了幹校。幹校原來設在東北，後中蘇關係緊張，又內遷到中原。多年後，父母再分配工作回到北京，把大弟給丟了----大弟留在當地幹校的工廠裏，多年後，費了老大的勁才對調回京的---不過，父母人雖回京了，一切都是昨日黃花。走時交房子交的痛快，等再想要回來，費了牛勁也沒用。老兩口沒房子住，機關臨時給安排了2間筒子樓宿舍,一住多年，直到70年代後分房，才又重新住上了單元房。
後來，父母工作幾次變動，家也搬過幾次，但還是在和平裏周圍轉悠。再後來，我上班也要從和平裏走過，眼看著和平裏逐漸繁華起來，建了不少商業機構，還有一個農貿市場，人也多起來，成了鬧市區，無論何時，路上都是熙熙攘攘地，難以穿行。
沒過多久，父母再次搬家，最終離開了和平裏，我也不再走那裏了，最後一次走過也是幾年前的事了，看見新起了許多高層建築，街上也多了許多商業機構，估計現在變化更大了。不過，聽父母說，原來機關老樓還在，那些認識的老住戶，有些過世了，有些還在，有些則是新人搬進去。我的一個中學同學搬到那裏，同學的父親是副部，文革前全家住機關大院的部長小樓，父親去世前，給子女在那裏要的房。
我家進京是沾老爸的光，趕上在機關裏摻砂子，就混進來了。那年代不像現在，人走茶涼，部隊還真講仁義，派警衛員最後送到京城。記得那個穿軍裝帶槍的小夥子，看著英武，動真格的不行，暈車吐的一踏糊塗，最後，倒成了我們照顧他了。
小時住和平裏。那時，和平裏還不像現在這樣繁華，感覺也就是個半郊區，沒有多少商業和娛樂設施。離的近的隻有和平裏浴池，副食店，糧店；稍遠一點的有，和平裏菜市場，菜市場飯館，藥店，稻香春食品店等，而百貨商店，郵局，電影院---後來因相聲演員李文華而聞名，就更遠了，要在5，6站之外。
有段時間，每到周日，我媽就派我到稻香村買點心，到飯館買油餅，到菜市場抓母雞。那年頭，人們不愛買公雞，可能是母雞油多些。曾經買到過一隻5斤重的大油雞，趴在廚房地上一大堆，讓我很是得意了一陣子。
據說，解放前和平裏是片無主墳地，平民百姓拋屍的地方。解放後，建為居民區。這可能也是真的，因為有人曾在不遠的北土城撿到過死人骨頭。 從名字上也可以看出是解放後的事，和平裏，和平街的，名字挺新派，不像天橋，前門，故宮等，老北京味濃。
那一帶主要是機關宿舍，記得有林業，勞動，農業，農墾，化工，機械總局， 民族出版社，幾機部，外經以及一些忘了名字的機關宿舍。往北走的和平街，有些著名文藝團體，如中央樂團，東方歌舞團等，每當路過那裏，都能聽到丁丁冬冬的琴聲和吱吱呀呀的吊嗓子聲音。
那年代還真有點共產主義早來到的感覺，機關分房子，連家具都配齊了，桌椅大床小床，一應俱全，連飯桌飯凳都備下了。不像現在，新房都是光板房，自己要置備從大床到飯碗等一應具全的生活用具。住戶搬家也省事，隻需自備炊具，被褥，就可以進住了，當然，再搬出去時，是不能帶走任何一件家具的，那叫偷竊國家財產。記得，我家所有家具的腿上，都釘著一塊小鐵牌，上書X字+++號。
那時，人們的工資不高，養小敬老，經濟上富裕的不多，估計那些家俱是借不是租，好像沒有聽過要付租金的事。不過，如果損壞了，就要象征性地賠點錢了事。由於家俱是單位統一配置，麵貌也就千篇一律，以致我到同學家去玩，感覺就像在自己家裏一樣親切，因為大到床櫃，小到板凳， 看著就和自己家的一樣。
和平裏地區有好幾所小學，編號從1到9不等。其中，和平裏一小資格最老，師資也最強，那裏的美術老師，據說是中央美院畢業的，還有好幾位區裏有名的教師。盡管一小不是離家最近的學校，我們那一帶的住戶，都不約而同地將自家小孩塞了進去，像現在人們爭進重點學校一樣。我的同學大多是鄰家孩子。放學後排隊回家，我們那一隊，常常是走到最後，還有一大幫子人，隻等著一到了和平裏，那些宿舍樓群內，一幫小孩子嘩的一下四散逃離，各奔家門了。
同學中有幾個中央樂團子弟。一個女孩的小提琴拉的挺好，每當學校有活動，總會讓她來段小提琴獨奏。還有一個女孩，媽媽是樂團的合唱演員，當年排練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時，她和她媽同場獻藝，她常常得意地給我們指認劇照中她和媽媽的留影。說實話，那一尺長的照片有上千個人腦袋，人頭隻比螞蟻大一點，根本看不出誰是誰來。不過，她鋼琴倒是彈得還可以，有次到她家做作業，她即興彈奏了一回，印象還是挺深的。
和平裏的綠化不錯，街道兩旁是高大的喬木，樓前樓後是矮矮的灌木叢。我曾經在一個灌木叢中，發現過幾個熟透的紅櫻桃，味道不錯。我家樓前有個花壇，冬天一過，壇裏的花草鬱鬱蔥蔥，色彩繽紛，很是好看。記得那裏有多種顏色的指甲草，到了開花的季節，女孩最喜歡的就是將紅色的指甲花擠出汁來，塗在指甲上。一到季節，每個小女孩的指頭都是色彩斑斕，指甲上也是紅一塊白一塊的。
我家住的是一棟5層灰樓，那一帶幾乎都是這樣一群灰紅色混雜，以灰色為主的矮樓群。同現在的樓相比，顯得很老舊。雖然其貌不揚，據說地基很好，可以維持50年以上，房子質量也不差，遠不像現在的房子，偷工減料，看著漂亮，不定哪天一覺醒來就可能看見空中的太陽了。原來沒有感覺，等到76年唐山地震波及到北京時，房子的質量就分出高下了。
那時，我家剛從鄉下幹校回來，原來的住房丟了，隻能借住在簡易筒子樓裏。地震過後，筒子樓的西北角樓頂都震鬆了，房瓦向外支棱著，嚇得人恨不得24小時全天監控，睡覺都不敢閉眼，生怕一眼沒瞧住，樓角塌了，從3樓折下去。而原來住的那棟老樓，巋然不動，毫發未損。
從我家樓前往南，過了馬路，是二層樓的和平裏浴池，一樓是浴池，二樓是理發部。那個年月，單位和家裏都沒有浴室，那是我家的專用澡堂，特別是冬天，父母常拉家帶口地去洗澡。記得有一年冬天，出奇的冷，雖然我家有暖氣，但不是很熱，老媽怕我們凍壞了，講， 去浴池洗澡吧，實際上是暖身，等到洗完後，果然全身熱乎乎地，這才知道，原來洗澡還有這樣的用場。
還有一段時間，不知老媽單位抽什莫風，突然講究起生活情調來了。老媽的那些女同事們，個個燙了頭發，頂著一頭老鴉窩，穿著旗袍或者連衣裙在街上飄來飄去的。老媽開始還堅持不燙發，後來禁不住她們的勸阻，也投降了，頭是燙了，但是堅決不穿旗袍和連衣裙。我跟著老媽去了浴池裏的女理發部。那時還沒有冷燙，第一次看見老媽頂著滿頭的電卷，等燙完後，一頭的蓬發，確實有了點風度，不過，好景不長，老媽燙頭，這輩子也就這一回。
和平裏舊事---2
我家住的那個門洞共住著6家人，我家住一樓，還有其他5戶，大人們彼此都認識。二樓的一戶是從蘇聯回來的，飲食很洋派，早餐要牛奶麵包，鬧得我們那一門洞的住戶，早在文革前就紛紛訂上牛奶了。
要說那時的社會風氣還真讓人留戀，哪像現在，上鎖的東西都能長翅膀飛了：在一樓門洞釘了一個木盒子，分6個格子，每家一格，也不上鎖。每天晚上，各家將空奶瓶放進去，早上就會有新牛奶放進來，誰也不會拿錯或者多拿，除了一次外，從未丟過奶。而那唯一的一次丟奶，後來發現是外賊不是家賊，是前樓民族出版社的小維維給偷喝了。
二樓那戶人家有2個半大小子，養了一條德國警犬，半人多高，不能放在家裏，就拴在樓門口，呲牙咧嘴的挺嚇人，還專門揀小孩子欺負。進去出來的可把我們這些小孩嚇得不輕，每天都撓頭揪心的，不知道那天一不當心，就讓大狼狗咬一口。後來，可能是人們反映，也加上困難時期，人還吃不飽，怎末能顧到狗，沒多久那條狗就不見了。
住一樓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是，我家後麵陽台帶有一個小花池，可以種菜，種花，多數時候是種菜了。壞處是不太安全，有天晚上，我在廚房中洗腳，廚房窗外掛著一些白薯幹，我眼睜睜地看著一雙手從側麵伸出來，將窗戶上曬的那串白薯幹摘走了，嚇得大氣也不敢出。從手的大小判斷，像是個小孩。
我家剛進駐時，還是用蜂窩煤爐子做飯，取暖有暖氣。我很小就學會在煤爐上熱飯，燒水了。沒有多久，我們住的地區通了煤氣，也是文革前北京最早通煤氣的幾個地方之一。 工人們在廚房裏大興土木，接管道，安煤氣灶。那時還沒有電子點火器，每次做飯要用火柴點火，常常是火苗乎的一下竄出來老高，嚇得我猛的往後一跳，好長時間以後才習慣了。
隔壁門洞二樓的人家，陽台緊臨著我家一樓的窗戶。困難時期，家家自謀出路，補充食品的不足，他家陽台上養了幾隻雞。且不說天天的半夜雞叫吵人，一到星期天打掃衛生， 他家用水衝陽台， 水和雞屎從我家窗戶的上方，順流而下，濺的玻璃上屎斑點點的，害得我老要擦玻璃，恨得牙癢癢，從此不理他家小孩。大人之間還保持往來，後來聽說，兩個女兒，長大後很是漂亮，不過，婚姻不順，早早地離了婚。
隔過幾個門洞，有一人家，文革前的一天，忽聽說，那人的妻子上吊死了。等我放學回來，隻看到一些人在那個門洞中出來進去地。後來又聽說，那人有作風問題，妻子一直神神經經的，最後可能頂不住了，一死了之，那人的檔案上也被記了一筆。沒多久，他又新婚了，看來，那傳聞也不是空穴來風。
離的不遠，還有同機關的其他幾棟宿舍樓，住在那裏的小孩子，有些見麵時眼熟，但叫不上名字，也不常在一起玩，隻在寒暑假過少年之家時照過麵。印象中，有一對姐妹花，年齡可能有11，12歲吧，父母也是從蘇聯回來的，她們是中蘇混血，曾見過她們的母親，典型的蘇聯人。姐妹倆的遺傳中，老毛子的成分多了一些。她倆長得引人注目，大眼睛，藍眼珠，黃頭發，身材高挑，少年之家的老師寵的她們不行。
我家樓後麵是勞動部宿舍。記得北京曾流行打雞血，我以此為借口，說動老媽讓我養了兩隻公雞，最後，雞血沒打，倒被老媽燉著吃了。常有勞動部的小孩，抱著公雞到處找雞掐架，看見我養的雞，健壯毛亮，威武異常，也想來鬥，被我嚴詞回絕了，可見我的養雞技術還是很有水平的，可惜後來再沒派上用場。
曾有個女孩，16。17歲吧，我們不認識她，知道她是因為，她是中學生，長得不錯，發育也挺早，挺著幾個月的身孕，常從我家樓前經過，往勞動部宿舍的方向走去，估計是勞動部的子弟。忘了從哪裏知道，她是和她的老師好上了，現在叫師生戀，未婚先孕。那時，我還很小，連小孩子是從哪裏來的基本生理知識都不知道，但還是明白，沒結婚就懷孕是件很丟麵子的事。
隔過東麵的一個大花壇---後來被推掉了，再過去幾棟樓，好像是幾機部的宿舍。每到周日，就會有一個女人， 穿得還算得體，梳著短發，對著一個門洞的一樓窗戶破口大罵，聲音洪亮，言語花哨，有些我聽不太懂。很快，就會有一個男人出來，也不回罵，一聲不吭地將她扭入屋裏，過不多久，她就會出來，瞪圍觀的人一眼，若無其事地走開。聽人講，兩人是夫妻，但分居，女的有神經病。這幾乎成了那棟樓的一道風景線，每當她開罵時，一幫小屁孩圍著看熱鬧，我也在其中。等我長大後，才明白她罵人的含義，是罵那個男人不能人道。
前麵是民族出版社的宿舍樓，裏麵各民族的人都有，最常見的是新疆人，我們又叫那座樓為新疆樓。那裏的人們，衣著也是花花綠綠地，在以樸素衣著聞名的機關宿舍區內，顯得分外張揚。每到節假日，他們就開始折騰，幾家大人小孩合力，在空地上挖一個大坑，再用磚頭壘成囊坑。小孩子們到處張羅著檢樹枝，點火，女人們帶著皮手套將囊摔到坑裏，然後封上坑頂。一定時間後，空氣中飄著囊的香味，開坑取囊。多數時間，看得我們這些漢族小孩，口水直流。多年後，我曾在新疆吃到過地道的剛出坑的烤囊，感覺倒是一般，遠沒有小時候的渴望了,可能是肚子裏的油水多了的緣故吧。
我有個同學就住在那棟樓裏，是外國專家的孩子，據說是蒙古人，她的漢話說得到不錯。曾經到她家玩，她給我煮奶茶，第一次看到做奶茶的全過程，驚奇於茶葉還能煮，茶還是鹹的，不過，說心裏話，那奶茶真的不好喝，以至我後來有機會到內蒙，一點也沒有想喝奶茶的願望。
和平裏藥店東麵，有條南北走向直達三環路的小馬路，不通公共汽車，隻走人和自行車。那條小路上，一些攤販自由擺攤，形成農貿市場的雛形，後來，公家出麵建了一座農產品交易大棚。不過，仍有一些攤販，為了逃稅和交易的自由，在大棚外擺攤，零星的攤販從和平裏大街散開直到北三環路一帶。我曾經上下班從那裏走過多年，順便給家裏買些蔬菜和花卉。
小馬路往西不遠，是化工部的機關大樓和一部分職工宿舍，一群5-6層的灰黃色的樓。從外表看，要比和平裏的樓新一些。4路和8路無軌電車，專門在化工部大樓前設了一站---化工路，可能是為了人們上下班，辦事方便一些吧，後來那站是不是改成興化西裏，記不太清楚了。
那時，和平裏還不是鬧市區，人也不多，到了晚上，路上幾乎沒人。一次夜裏，媽媽帶我上王府井的協和醫院看急診，坐的是104無軌，路上沒見什麽人，車上也隻有零零星星的2-3個人，挺瘮人的。不過，那時的社會風氣好,不像現在，到了晚了，街上就不安全了。
和平裏舊事---3
老毛在人口政策上一時糊塗，批判馬寅初的人口論，鼓勵人們多生育，一下子多造出幾個億來，形成人口出生的高峰。我的同學中，家有1個小孩的極少，2個小孩的不多，3個小孩的正常，5-6個孩子的不稀奇，8-9個小孩的也能看見。曾經有兩個同學，家裏兄弟姐妹9個，還是一母所生，要說國人的生育潛力還真不可小視。
我家屬於正常的。聽老媽講，那時國家鼓勵生育，部隊掏錢雇保姆，還有經濟上的補助。不過,老媽嚐夠了小孩子的苦頭，隻想要2個，最小的還是計劃外產物。以致後來，每當小弟生氣時，就抱怨幹嗎把他生出來。小時候，我還是挺羨慕那些有很多兄弟姐妹的同學。
那時，很多同學的父母都是雙職工，我和我的同齡人，很小就成了家裏的掌門人。常見的一道風景線是，一幫年齡不大的小學生，脖子上除了紅領巾之外，還掛著一串家裏的鑰匙。也有一些同學的家長不是雙職工，媽媽不工作。我當時羨慕得不得了，因為他們可以不用做飯和幹家務活,回家吃現成的。 我可不行，中午要回家自己找飯吃，晚上如果父母不能及時下班，還要到幼兒園接弟弟，帶著他上機關食堂吃飯。
那時，和平裏是父母單位職工宿舍和後勤機構的主要基地。離我家不遠就是機關的食堂，幼兒園，司機班的車庫。除困難時期外，機關食堂辦得還是不錯的。我家小孩從小就是吃食堂長大的，平日家裏不做飯，隻在周日開夥，最多也就是做點湯水, 主食甚至副食都是從食堂買。
食堂的隔壁是幼兒園，這樣的設置可能是為了省一筆開辦費吧，幼兒園不用另起爐灶單開夥。幼兒園裏有很多大樹,鬱鬱蔥蔥的。有一年夏季大雷雨，雨下的很大,，我家後麵地上一片汪洋。雨點也非常之大，砸死了許多鳥。我去幼兒園接弟弟時，看見樹林的地上，密密麻麻地躺著百多隻死鳥，多是麻雀等小鳥。
困難時期,，機關除了盡可能地為本單位職工謀些福利外，還鼓勵人人動手豐衣足食，在機關大院裏給每個職工劃了了一小塊地，各家可隨意種些東西，補充食品的不足。一到周日，我就和父母到機關大院我家的自留地裏幹活。記得種的也就是玉米和大蔥兩樣，估計也是找不到其他像點樣的農作物的種子。不過，到底不是農人，平時沒少費力氣，秋天收獲時，也就得的三瓜倆棗的，還不夠功夫錢。
又一陣，不知又發什麽風，鼓勵非外事部門的幹部學英語。這可苦了老爸了，人到中年，還要從26個英文字母入手啟蒙。為了節省時間，老爸將字母的音標寫成大字報，掛在臥室裏。每天利用早晚上下班的空間，嘟嘟囔囔的練習，也就堅持了幾個月，好像也沒見多大成效，因為老爸花了大力氣，還不如沒花力氣的老媽的英語水平高。老媽是得利於舊時上高中的底子，還記得幾句簡單的英語會話。
不久，遭遇文革，全國到處都是亂，我在的學校也罷課鬧革命了，幸運的是，沒鬧出多大動靜來。可能是我孤陋寡聞，也可能和我校不是名校，高幹子弟不多有關，少數能折騰的人，也沒成多大氣候。當時，同學裏父母級別最高的也就是個副部，我知道的最大的動靜，也就是開會批鬥一下老師，發發平時的怒氣，沒像北京其他一些名校那樣，鬧出許多人命血案來。
學校裏還有一些倒黴名人的子女，聽人說，有被老毛點名的周小舟的兩個女兒。在校見過她們幾次，穿得很洋派，白上衣，蘇式黑色大背帶斜裙，很有風度。姐妹倆歌唱得很好，動人的女中音二重唱。
說來慚愧，門外的文革鬧得熱火朝天，我隻跟著看了幾次鬥老師，其中還有我很喜歡的數學老師，就歇菜了，和幾個狐朋狗友逍遙去了。每天結伴給家裏買菜，做飯，聚在同學家打撲克，日子過得倒也瀟灑。那段時間，我基本是在家鬧革命，對著鍋碗瓢勺提高思想覺悟的。倒不是因為父母有問題，而是性情使然，不愛熱鬧，對什麽都激動不起來。幸運的是，宿舍區離機關大院較遠，戰火也沒太燒到這裏，宿舍區裏一片平靜，有點世外桃源的味道。最多是忽然聽到誰誰是叛徒了，誰誰被打倒了，不過，見到他們，到看不出有多少變化。文革中，父母單位自殺的人也不多，和他們的革命戰火燒得不旺不無關係。
後來，全國大串聯，我因為年齡小，隻趕上了晚班車。那時我們不太敢走---一些老高中的走的可遠了，除了台灣和西藏沒去外，真是全國大串聯----老媽也死活不同意，說外麵太亂，不安全。後來，多虧了老爸的支持才得以成行。不過最主要的原因，是其中一個同學和我既是鄰居，父母又是同事，比較放心，這才放我走的 。
我們一行4人，扛著大包小卷，外帶拎著洗臉盆---很像今天外出打工的民工，記不得帶多少錢了，從老北京站坐火車出發，在站了幾乎2天1夜之後，眯眼腫腿地到了上海，睡在外灘市委大樓裏的稻草地鋪上。 因為弄不到票，在上海耗了半個月，才坐船去武漢。本想還繼續接著向南溜達，去湘潭瞻仰革命故居，不幸遇上中央號召停止串聯，我和一個膽小的同學，乖乖地在10月下旬返回北京。那個同學蔫有主意，不聽中央召乎，和其他人一起揮師南下，去了湘潭，11月中才帶著一身的外地革命虱子回來了。
順便說說那個同事的女兒。文革前，我和她家住鄰居，又常在一起玩。上中學後，又是同班同學。文革時，盡管她和我的父母不是一派的，不過公是公，私是私，父母的派性並不影響我們之間的玩小友誼，我們仍是有事一起幹，我的父母和她父母見麵還照樣打招呼。她後來因為父親的問題，去了雲南兵團， 知青大返城時回京，就業，結婚，生子。現在，我們有時還抓空見見麵，仍舊是很好的朋友，這是後話。
然後是上山下鄉。我去了內蒙兵團，是全家裏第一個離開北京的。當時年輕不懂事，不覺得離別之苦。從北京車站出發時，車上車下哭成一片，我和我媽都沒流淚。後來，父母去幹校，離京時，考慮到家裏沒有老人留下來照顧房子，不知能不能再回來，何時回來，就將房子交公了。
父母機關在北京設了個留守處，照顧一幫父母去幹校，年齡太小的孩子們的日常生活。我小弟留在機關留守處，繼續上學，大弟隨父母去了幹校。幹校原來設在東北，後中蘇關係緊張，又內遷到中原。多年後，父母再分配工作回到北京，把大弟給丟了----大弟留在當地幹校的工廠裏，多年後，費了老大的勁才對調回京的---不過，父母人雖回京了，一切都是昨日黃花。走時交房子交的痛快，等再想要回來，費了牛勁也沒用。老兩口沒房子住，機關臨時給安排了2間筒子樓宿舍,一住多年，直到70年代後分房，才又重新住上了單元房。
後來，父母工作幾次變動，家也搬過幾次，但還是在和平裏周圍轉悠。再後來，我上班也要從和平裏走過，眼看著和平裏逐漸繁華起來，建了不少商業機構，還有一個農貿市場，人也多起來，成了鬧市區，無論何時，路上都是熙熙攘攘地，難以穿行。
沒過多久，父母再次搬家，最終離開了和平裏，我也不再走那裏了，最後一次走過也是幾年前的事了，看見新起了許多高層建築，街上也多了許多商業機構，估計現在變化更大了。不過，聽父母說，原來機關老樓還在，那些認識的老住戶，有些過世了，有些還在，有些則是新人搬進去。我的一個中學同學搬到那裏，同學的父親是副部，文革前全家住機關大院的部長小樓，父親去世前，給子女在那裏要的房。
我從小在和平裏長大。父母是勞動部的。那些鬥雞的孩子中就有我一個！
如今都以是不惑之年的人了。這篇文章又鉤起那童年大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