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事求是”才是解決香港占中的唯一良途
香港占中紛紛擾擾的局麵已經持續兩周多了。這兩天從網上傳遞的來自北京殺氣騰騰的信息來看，似乎占中問題的解決越來越有被逼向雙輸的死局結果。作為身在海外又關心中國時局的華人，不得不提醒一下習近平同誌：“危險啊！”。
這兩天看了48集的電視劇“鄧小平”，感覺最大的亮點便是鄧小平同誌的“實事求是”風格。那就讓我們以實事求是的精神來全麵地分析香港占中事件及其演進的後果吧：
首先，我們必須給香港一個現代化大都市的定位。香港是一個高度自由化的自由港，在英國殖民地統治時期，雖然沒有自由選舉的民主權力，但有一整套按英美法係（案例法）建立起來的良好法治體係，尤其後期廉政公署建立以來，有效地懲治了官員腐敗，並使香港的黑社會勢力受到重創後，逐漸脫離了傳統的“黃、賭、毒”行業，不斷地“漂白”進入各類正當行業。97年回歸中國之後，仍然保持良好發展勢頭，至今已是一個科技、教育、經濟發達的現代化城市，在文化上甚至具有後現代主義的特征，即不崇尚任何權威的高度自由主義。按照香港基本法，民主製度的建設亦是循序漸進，2017年以前行政長官由小範圍的選舉委員會產生，中央政府任命。立法會選舉也是逐年放開公民直選議員。現今為止，涵蓋各專業領域的功能組別推薦的議員占大多數。可以說，97年回歸後至今香港的行政上是開明的精英治理模式，不管是親北京的首任特首董建華，還是港英殖民時期的舊人第二任特首曾蔭權在位，都沒有出過什麽太大的亂子。除了董建華2003年欲推行23條“顛覆政府罪”的立法因為民間的示威遊行被擱置，近年梁振英政府推行的“愛國主義運動”進教科書受到學校的抵製而擱淺。這兩次事件都是在中央政府由胡錦濤的領導下，采取和諧社會的治理宗旨，體諒到香港社會的現實狀況，中央政府沒有用強，取得了安定團結的社會局麵。
本來按常理，中央對香港特首的選拔應遵循“朋友型”的原則，即由中央政府的“朋友”性質的精英來治理香港。因為，香港畢竟是資本主義製度，有著自由、平等、人權等的普世價值的社會基礎。盡管港英時期沒有民主，但畢竟那時是除了總督外，大多數都是港人精英的開明專製治港，老百姓沒有太多的民主訴求，所以也沒有釀成什麽大規模爭取民主的運動。中央在香港回歸以來，也一直遵守一國兩製的政治製度，對香港的治理並沒有過分的幹預，能夠任命“朋友型”的人物曾蔭權做兩屆特首便是很好的例證。而實踐證明，這樣的選擇是成功的。但不幸的是，在這一屆特首小範圍選舉中，中央錯誤地支持了帶有“地下黨員”色彩的梁振英同誌，從其在小範圍獲選的低支持率（1200推選委中隻獲得了689票）上任開始，就沒能團結到絕大多數的治港精英，再加上他上任以後，更以共產黨員的姿態推行愛國主義教育運動進教科書和2017年普選的政改方案，很難保證他在政改方案中沒有設定保證他能夠獲得連任的有利條款。所以才有了引起很多香港人不滿的推選委員會提名候選人由八分之一聯署倒退到二分之一聯署的後退，這明顯是不符合常理的假民主方案。很難說中央在一開始不是在不知不覺中被梁正英綁架的，因為一開始中央可能認為選自己的同誌任特首當然更好，也沒有過多地考慮萬一行不通出現問題後該如何，當然更大的可能是主管港澳事務的官員和梁振英在同一條船上。
但毫無疑問的是，用共產黨自己的同誌治理香港無疑是犯下了很大的政治錯誤。因為用朋友類型（諸如董建華和曾蔭權）的精英治港是不容易樹立太多的敵人，而用同誌式的人物治港，其思路和方法自然而然的同香港現存的法律、政治和社會產生諸多矛盾之處，很容易樹立自己的敵人，造成社會的撕裂，當然，他也會成為英美背後勢力的攻擊目標。
從梁振英的政改方案看，確實有有利於自己同誌當選的小算盤，怎麽有利怎麽來，也不管民間和社會有多少反對的聲音和不同的建議，連蒙帶騙地送交了人大，（我們願意這樣相信，難道還不成由人大先定條條框框，然後港府照做？這樣的話，不但程序正義說不過去，專製的野蠻更等同於被剝光了衣服般的難看。）於是便有了人大政改方案落閘的決定。按照香港基本法，人大的決定是有法律的權威的，這也是香港社會上較為普遍的看法，盡管政改方案不盡合理，但是合法。
下麵說說占中三子（戴耀廷、李建民、朱耀明）。他們知道政改方案中二分之一以上推選委員會提名的高門檻（推選委親中的建製派成員占大多數），以及杜絕公民提名的可能性，泛民成員等非主流派人物當選的可能性完全沒有。他們也知道人大決定的合法性。假設他們背後有不可告人的個人目的，（不排除他們背後還有更大勢力的人物，比如蘋果日報的老板黎智英或者英美某個不具名的基金會），盡管如此，我們也應該明白，蒼蠅不叮無縫的蛋。梁振英同誌的方案若是那麽公平、公正和無可挑剔的話，他們再怎麽鬧，也起不了勢。當青年學生了解梁振英的方案後，他們的熱血和簡單決定了他們對梁振英方案的強烈反彈。我們知道香港學生是在現代英美教育製度下成長起來的具有後現代主義色彩的青年。他們具有不懼權威、自我中心的自由主義特點，自然而然，他們就成了反抗梁振英假民主的主流。如果象人民日報或者環球時報的評論，把他們僅僅看成是一群被人利用的無知少年，不是罔顧事實，就是別有用心。我們知道，“自由”和“民主”的理想在青年的靈魂深處是有何等亢奮的作用。“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何況按香港現在的政治製度和法律現實，他們沒有拋頭顱、灑熱血的恐懼，僅僅是違反治安法占領中環的街道而已，而所訴求的又是自由和民主的崇高理想。所以，包括象李嘉誠一樣的經濟權威和其他的憂心人士，向他們柔情喊話，盡早結束占中，卻也無濟於事。
下麵讓我們回到香港政府及中央對占中問題的回應上。從9月28日一開始，梁振英的同誌式思維就決定了他采用強硬的手段來回應前期學生的示威遊行，不但抓捕了17歲的學生領袖黃之鋒，而且還用87顆催淚彈和胡椒噴霧驅散和平示威的學生。在新聞自由的聚光燈下，其頗為暴力的場麵引發了香港市民極大的民怨和對學生的同情，使得普通的市民也參與到對政府的反抗中來。占中三子見勢而為，決定把十月一日的占中計劃提前到當日，一度參與的市民和學生達十五萬之多，在中環、銅鑼灣、旺角等多地占領街道，阻攔交通。接下來，梁振英政府一看鎮壓不行，便采用拖字訣，對學生抗議不做任何妥協回應，想讓占中運動造成的不便引起公憤，利用受影響的市民和商家對占中學生和市民的施壓來拖垮占中運動。確實占中十多天來因交通阻斷和經濟受損引起的民怨甚多，但拖字訣亦是一把雙刃劍，占中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除了對占中運動的指責外，也還有更多的是對政府漠視自己的管製責任和喪失管製力的批評。期間更是出現了“挑動群眾鬥群眾”的混亂暴力打鬥場麵，甚至有黑勢力背景的人參與到反占中的暴力爭鬥中。事件的演變對港府的威信造成了極大的傷害。
另一方麵，中央政府正式渠道流出的信息基本上是無條件地支持梁振英和譴責占中的運動。隨著近日BBC報道的不具名中國政府官員向外釋放越來越強硬的信號，對占中絕不容忍，絕不妥協，並把占中定性為“顏色革命”，占中運動的矛盾正一步步被激化。正如我在前文“香港占中發展趨勢研判”中所描述，我現在高度懷疑在梁振英背後，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操控事態的發展方向。十多天的占中，學生在露天環境中，早已精疲力竭，加上市民的抱怨，已使運動頗顯疲態，這時稍加安撫，妥協對話極容易達成解決辦法。誰知道港府上周五主動擱置對話契機，近日各方信息又殺氣騰騰，對疲憊的學生不斷挑逗刺激，惟恐運動不亂下去。
本來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負資產不是太多。大躍進和文革的苦難對香港人來說，隻是親朋好友的道聽途說，沒有太多痛徹心扉的切身感受。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又給香港人帶來了很多實惠。應該說現在的中央政府在港人心中的正資產，應是遠遠大於負資產的。加上習近平通過反腐建立的權威和自信，處理一個選舉方案應該是小事一樁。為什麽在占中這件事上會走入死胡同呢？我不得不說，中央負責港澳事務的官員是嚴重失職的。首先一點，用“黨員同誌”式的思維來治理香港是缺少小平同誌政治智慧的表現。當占中問題出現時，是否有足夠高階的官員能夠平心、耐心地觀看，除了“自己人”以外的獨立和中立媒體，甚至敵對勢力的媒體，關於占中現場的視頻。通過各類不同的現場視頻，起碼可以了解占中街頭運動的基本特點，尤其應該實事求是地了解那些學生為了自由和民主理想的激情特征。當客觀了解了學生的主張後，應該不會把學生們的選舉訴求同顏色革命等同起來。同時了解了占中現場的和平和克製的狀態，也不會與暴力鎮壓的手段結合起來。
占中造成了很大的混亂，給經濟和社會造成了很大的損失，其阻斷交通的行為是違反治安法的。但實事求是地說，“法不責眾”，就象香港律師公會說的，“公民抗命”是一個哲學問題，就算你把領頭的幾個占中分子抓起來，對那麽多發自內心激情的學生，你不能套用大陸那種“不明真相”、“被利用”的說辭去愚弄人家。何況香港的法律現實是，你抓了又有什麽用？黃之鋒不是被抓了，很快就放了嗎！香港的法律是案例法和陪審團製度，在民主社會因尋求民主違法上街而被定無罪的案例有的是，那不是抓了又放，何苦呢？就算勉強定罪，最多不過是幾個月而已，有什麽威懾力？！有的網友指望受損商家向占中人士索賠，這也太不了解英美法律體係了。即便索賠，也是向政府和保險公司，對占中人士的壓力微乎其微。
象中聯辦張曉明和原港澳辦副主任陳佐洱這樣在香港長期浸淫的人，本該了解香港的客觀環境，在對待占中上不宜用強，怎麽能為了逃避自己的責任，沿用階級鬥爭的學說，把敵人無限地誇大，來掩蓋自己的失職，用極荒誕的“顏色革命”給占中定性。其實香港的一國兩製對日益壯大的中國來說，是一個很好的窗口。收回來，一國一製，對中國最多不過是多了一個直轄市，而收回的代價和痛苦是無法預計的，會得不償失。但是保留一國兩製對未來台灣統一的民族大業會有莫大的好處。就算讓香港人完全自由地先民主起來，也沒有什麽大不了，一國兩製的天然屏障也不會讓民主蔓延到內地，而引起內地的社會不穩定。中央政府以開明的形象支持自由選舉，也基本上可以肯定是中央政府的“朋友”在務實的香港人選票中當選，沒必要搞那些假不拉幾的事，消耗自己的正資產，這點自信應該有的。這也是共產黨學習和研究真民主選舉的絕好實驗室，難道說黨內就永遠小範圍地內定下去？就算萬一中央政府不喜歡的人被選上了，也沒什麽大不了的，難道他有膽搞港獨？因為畢竟主權和軍隊在中央政府，這才是中央的底線。那麽他最多隻是不聽話而已，何況目前香港的政界、法律界、新聞界不聽話的人多了去了。那又怎樣？這就是一國兩製的現實，有什麽可怕的？
所以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談判和對話是解決占中的最佳良途。最好的解決辦法是中央盡快調整治港思路，放棄梁振英同誌。他實在覺得委屈的話，轉回中央政協任職。如果真的動了鎮壓念頭，最終演進的結果是最後必定出動解放軍。因為港府的行政手段是有限的，製度不改變，你抓了，法院可以放，壓是壓不住的。除非中央真打算一國一製，讓大批內地共產黨員赴港，在政府、法院、新聞媒體等各單位建立黨委。如果真這麽想，那就讓矛盾繼續激化下去吧。那麽我們這些海外華人隻有暗自慶幸自己身處國外了，“亂邦不入，危邦不居”，就有可能成為普通中國人一種奢侈的幸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