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戰上甘嶺：誌願軍身子炸爛還壓著美國兵
在五聖山以北兩公裏的德山峴正被濃濃的夜色包圍著。一條通往五聖山的公路越峴而過。公路一側山穀邊的懸崖上被開掘出一串坑道，這些坑道口被山穀裏茂密的林木掩蔽著。坑道口外，像修棧道一般用樹木修起一條路，再紮緊一道長長的柵欄。這裏就是誌願軍十五軍四十五師的前方指揮所。
三十八歲的師長崔建功披著大衣站在坑道口，有些心神不定地向南眺望。南邊不遠處的五聖山黑黝黝的。而五聖山再往南兩公裏有個村子名叫上甘嶺。上甘嶺村子附近有兩個山頭在四十五師的作戰圖上，這兩個山頭一個被標為五九七點九高地，一個被稱為五三七點七高地北山。而在美軍和南朝鮮軍隊的作戰圖上，這兩個高地又有不同的稱謂，他們稱五九七點九高地為三角形山，稱五三七點七高地北山為狙擊兵嶺。在中國軍隊方麵，由於這兩個高地靠近名為上甘嶺的村莊，以後就將那場惡仗稱為上甘嶺戰役。
此刻，崔建功眺望著五聖山方向，的確有些心神不寧。連續一個多星期來，他的師都在按照軍裏製訂的作戰計劃，準備對注字洞南山南朝鮮軍一個加強營的陣地組織進攻。師裏抽調一三四團擔任主攻，為此將幾個炮兵營都調到注字洞南山方向，並調運了大批炮彈。按照預定計劃，十月十八日，四十五師將攻打注字洞南山。但是，敵人將要發起進攻的征兆越來越明顯，攻擊的方向很可能是西方山，但也不能排除五聖山方向。特別是十月五日南朝鮮軍第二師一個參謀投誠過來，說第二師已經受命，準備配合美軍發動攻勢。而且自十月十日以後，敵炮火對該師陣地一天天加強了破壞性轟炸……那麽，敵人究竟何時進攻？主攻方向在哪裏？反擊注字洞南山的作戰方案能否按時進行？崔建功心裏真沒有底。
若幹年後，崔建功師長回想起上甘嶺戰役之前自己的心態，稍稍流露出一些懊悔之意。他再三說：“上甘嶺開戰之前，我們本來想拔敵人注字洞南山的據點，調了很多炮，運上很多彈藥，準備很充分，可敵人卻先打上甘嶺了……你不能說敵人的進攻沒有征兆：敵機偵察呀，敵指揮官一次次視察呀，炮火加強呀，兵力調動呀，特別是還過來個投降的，說他們布置好了，要進攻……這時我可以提出建議，放棄進攻準備專搞防禦，但我沒提，為什麽？我一個師指揮員，不能放棄和改變上級交給的既定任務……”
不能說崔建功的做法不對，但他顯然為此付出了代價：上甘嶺作戰第一天，基本上隻靠步兵輕武器作戰，炮群都調到注字洞南山方向，來不及向上甘嶺方向轉移。“倉倉皇皇把炮調過來，步兵等著炮火，炮兵卻連射擊諸元都調整不過來，真他媽活活急死人！”
敵人進攻開始前的那個夜晚，擔任防禦任務的兩個連隊最先發現了情況的異常。守衛五九七點九高地的是一三五團九連，並配屬該團八連一個排。十三日晚上，連長高永祥受命帶領四個班到陣地前去偵察，他們剛邁出坑道口，“就感到今晚敵人從南邊打過來的探照燈比平日增加了亮度，半個天空映得通亮。”這使高永祥不由得警惕起來。他目送著披著土色大衣的戰士一個一個消失在山腳下的黑暗中，然後才帶著通信員，貓著腰向敵人陣地方向摸去。
高永祥等人隱蔽在暗處，長時間向敵人陣地觀察。“敵人陣地上人聲嘈雜，汽車馬達聲轟響了一夜。”這時他明白了，原來敵人增加探照燈是給汽車照明用的，因為汽車開燈會暴露目標。從前半夜開始，敵人便用密集的炮火封鎖著通往前沿的道路，並不斷有敵機飛來，對陣地進行輪番轟炸。
黎明前，高永祥帶著四個班的戰士撤離警戒地區，他想回到主陣地了解一下陣地被炮火摧毀的情況，但他們剛剛走到山腰，“就聽到東邊五三七點七高地北山我方的機槍響起來了”，高永祥帶著人跑回連的最前沿十一號陣地，讓二排長把十班留下來，其他幾個班由二排長帶回主陣地。
十一號陣地由一排駐守著。高永祥走進坑道，從電話上向營長報告情況，得到指示後，他開始向一排長楊振江交代任務。就在這時，“敵炮就向這個山頭猛烈轟擊了，油燈從箱子上被震得跳起來，翻了一個跟鬥掉在地上熄滅了。掛在壁上用木箱做的碗櫃，‘嗵’的一聲落在地上，小磁碗叮叮當當到處亂滾。從坑道口卷進一陣疾風，把我們幾個人的帽子都掀飛了。坑道裏變得黑洞洞的，烏煙瘴氣。”
在坑道外邊擔任觀察員的戰士陳家富跑進來，高永祥急等他報告敵情，卻“半天沒聽他說話”，高永祥急了，喊道：“你他媽是不是嚇昏了！連話也不會說了？”陳家富向高永祥跟前跨一大步，放開嗓門兒喊：“我報告完了，連長同誌！”這才讓高永祥明白，“由於敵人的炮擊太猛烈，陳家富剛才的報告我竟沒聽見。”
陳家富又把報告重述一遍：“發現敵人一個排向我進攻，另一路向七號陣地運動！”
十一號陣地和七號陣地一個在東，一個在西。五九七點九高地一共編成十一個陣地，而十一號陣地和七號陣地都在最前沿，敵人一進攻，必然首當其衝。
高永祥拿起電話，想向營裏報告情況，但一搖電話機，機柄特別輕，電話線被炸斷了！這時候，觀察員又返回坑道報告敵情：“報告，敵人炮火延伸，步兵已接近到五十公尺。”
高永祥與營裏斷了聯絡，隻得獨立作戰。他命令二班進入陣地，命令七班準備增援。很快，衝鋒槍和手榴彈以及美軍的卡賓槍和手雷的射擊聲、爆炸聲便亂響成一團，“戰鬥從一開始就讓人緊張得喘不過氣來。”
到早晨六點鍾，一排打退了敵人兩次進攻。這時，高永祥為了查明情況，走出了坑道。陣地上煙霧很濃，太陽隻顯出一個暗黃色的輪廓。“陣地被打得糟糟的。剛才還是一人多深的交通溝，現在連膝蓋都遮不住了。所有的掘開式工事都被炮火摧平。”高永祥看見衛生員在忙著包紮傷員，由於止不住血，司號員也上去幫助包紮。一些戰士隱蔽在彈坑裏，也有幾個在搬動犧牲戰友的遺體。再向陣地前方望去，他看見“山前像趕廟會一樣，到處是美國兵的鋼盔在晃蕩，看樣子敵人足有三個營。”高永祥讓通信員用信號槍給後方指揮所發信號，要求炮火轟擊敵人。但信號彈打出去後，“等了半天，也不見我們打過一顆炮彈來”，後來高永祥才醒悟了，“硝煙濃霧籠罩了陣地，後邊根本看不到我們發出的信號。”
敵人開始輪番不斷地持續進攻。“真像羊群一樣，美國人端著機槍連腰都不彎，邊走邊打著衝上來。子彈吱吱叫著鑽進鬆土裏，手榴彈在地上爆炸，掀起一簇簇的煙塵，卻聽不到響聲。”戰鬥白熱化了，一排長楊振江摔掉棉衣，一顆緊接一顆向敵人扔手榴彈，“炸開一堵人牆，但一眨眼又被後邊上來的敵人堵上了。”七班長袁在福（綽號愣頭青）連襯衣也扒掉，露出一身棕褐色的肌肉，從戰壕裏探出半截身子朝敵人射擊。陳家富打光了子彈，“在敵人衝上來的時候，他端起刺刀迎上去，在敵群裏和敵人拚開了刺刀。”這樣，司號員帶著手雷搶先占據了他的戰鬥位置，而陳家富就再沒能回來，“他刺死了兩個敵人，又被敵人刺死”，成為上甘嶺戰役中第一批犧牲的人當中的一個。
到後來，爆破筒和手雷都用完了，戰士們已犧牲大半，負傷達到百分之百，隻好轉入坑道。這時候，高永祥看了看迂回包抄上來的敵人，又向主峰陣地眺望，盼望能得到火力支援，但濃厚的煙霧遮住了視線，使他看不到主陣地的情況。
其實主峰上十號陣地和九號陣地的情況比高永祥那邊更糟。副指導員秦庚武在十號陣地上指揮八班戰鬥，擊退敵人七次衝擊後，八班僅剩下一個人；又把七班調上來增援，打退敵人三次衝擊後，七班又差不多報銷了，彈藥也消耗幾盡。沒辦法，秦庚武把文書、通信員和電話員組織起來收集彈藥上陣地。直到後來團長張信元派七連副連長汪雲田帶一個排上來增援，才一直守到下午四點多。
距五九七點九高地東邊一公裏左右的五三七點七高地北山，被敵人從淩晨四點半開始的炮擊“打得像開了鍋”。守衛在這個山頭的是一三五團一連，連長名叫王福新。王福新這個名字他用了不長時間。一年以前他的正式名字是王二。這個河南林縣的貧苦農民在家排行第二，一九四六年入伍的時候便在花名冊上添了王二這兩個很容易書寫的字。一九五一年六月，五次戰役後，他來參加師裏召集的連長集訓，師長崔建功對他說：“王二，都當連長了，還沒個像樣的名字？改改吧。”王二說：“師長，那你就給我起個名字吧，我又沒文化。”崔建功想了一會兒，說：“咱們當兵打仗，為的是建立一個幸福的新中國。一個福字，一個新字，就叫王福新，你看可好？”於是，王二便成了王福新。
十三日夜晚，王福新與五九七點九高地上的連長高永祥一樣也是一夜沒合眼。各個陣地上的警戒班不斷報告異常情況，使王福新覺得激戰已然臨近。十四日淩晨，陣地上飄浮著一層濃重的霧氣。從四點半鍾，敵人各種火炮猛轟陣地。王福新記得，他“從坑道口向外看，到處是曳光彈的彈道，到處是轟隆轟隆的爆炸，爆炸掀起的氣浪迎麵撲到你臉上，像有人狠狠地扇你耳光一樣。”爆炸聲過於強烈，震動也極大。“炮聲大得就跟什麽聲音也聽不見一樣”，不少人被震聾了耳朵，“從耳朵眼兒向外流血”，一些戰士被震得上下牙像老虎鉗一樣不由自主地合到一起，卻咬破了自己的舌頭。“七號坑道裏，有一個剛滿十七歲的小衛生員，靠著坑道壁上死了，身上沒有傷，是活活給震死的。”他應該算是五三七點七高地北山上的第一個犧牲者。
太陽露頭以後，敵人開始進攻，兵力分為四路。敵人的陣地距五三七點七高地北山很近，最近的隻有五十多米。因此，從敵人陣地上響起的廣播聲“就像喇叭安在坑道口”。“偽二師找了一個會說漢話的人，在廣播喇叭裏嚷嚷，說，為什麽要進攻？因為這是狙擊兵嶺，因為你們的狙擊手殺死我們很多人，我們一定要拿下狙擊兵嶺……”敵人廣播的倒是事實。王福新記得，他的連隊是從那年四月十六號進入陣地，到上甘嶺戰鬥開始時正好夠半年。他們連是接的二十六軍一個連的陣地，剛上陣地時，敵人很囂張，“敢在陣地上跳舞、曬太陽。你開槍打他，他不知要還你多少炮彈。”後來，上級指示要開展冷槍冷炮運動。在長期的陣地對峙中這是消耗對方有生力量的一個好辦法。王福新指揮他的連隊在這方麵幹得很出色。“敵人在下雨後，要出來曬太陽，他一出來，我們狙擊手的槍就響了。不管白天黑夜都打，黑夜裏聽聲音打，用六○炮和八二炮打冷炮。有一回，夜裏，從六號陣地前邊，敵人從工事裏出來一個班。聽見響動，我們給他拍了三發六○炮。天亮後，看見敵人用繩子往回拽屍體……”
也許雙方“積怨”已久，因此，十四號這天戰鬥從一開始就極為殘酷。敵人從對麵陣地衝上來很快，一撥接一撥，雙方很快打紅了眼。“八班有個兵叫孫子明，身上負傷四處，帶著一身血，拉響了三顆手榴彈，衝入敵群，和敵人同歸於盡。”在七、八號陣地上，戰況更為激烈，這裏靠敵人陣地最近，工事被敵人炮火幾乎摧垮。副連長初盈江看到在半坡一個窪地裏有敵人一挺重機槍，占據的地勢很好，一陣陣機槍子彈在戰士們頭前雨點般落下，激起一股一股的土，壓得前沿班的戰士抬不起頭。“如果不立即把這挺機槍幹掉，敵人真有可能爬上我們的陣地。”初盈江命令輕機槍手陳治國，“幹掉那挺重機槍！”陳治國打了幾個點射沒有射中，急得跳了起來，他把打得滾燙的機槍端在胸前，朝敵人射擊，左打右打，還是打不著。初盈江急眼了，“就接過機槍自己打，又打了一陣還是打不著”，而敵人的重機槍又打倒了我們幾個戰士。這時，“陳治國看出了機槍打不準的原因是因為射擊台被摧垮，使機槍沒有穩固的依托……他就突然跳到被打垮的射擊台上蹲下，抓起機槍腿放在自己的兩個肩膀上，用自己的身體當射擊台……”初盈江愣了，敵人的子彈刮風似的打來，陳治國卻把自己完全暴露在外……初盈江猶豫了，想讓陳治國下來。但陳治國急著喊：“副連長，快打呀！”離這裏不遠的二號陣地上的王福新看見了這悲壯的一幕：“開始，陳治國是把機槍架到肩膀上讓副連長射擊，後來可能是負傷坐不住了，陳治國又趴下，用背馱住機槍架，再往後的情況就看不清了……”
當時，初盈江“一連幾梭子，敵人那挺機槍啞了”，他又掉轉槍口，向衝上來的敵人猛掃……敵人退下去後，初盈江“低頭去看陳治國，他的胸前好幾處彈洞，汩汩向外冒血……”
在戰鬥中顧不上為烈士收屍，很快，“爆炸的塵土便把他的屍體埋住了。”從此，王福新再沒見過這位“長著一副黑紅的四方臉”的戰士……
打到中午十二點左右，已經擊退敵人十六次進攻。這時，表麵陣地已被敵人一次次的炮火轟炸全部摧平，已經站不住人了。王福新隻好命令部隊進入坑道。那時候，“全連加配屬的三個排（八二炮排、機槍排，火箭筒排）共二百八十多人，已經所剩無幾……”
王福新的連隊犧牲了兩個指導員，但死了多少排長，他也無法搞清。“那時候，戰鬥中連長有權指定排長。一個排長犧牲了，戰士來報告，我說，你就是排長！不一會兒這個剛被指定的排長又犧牲了，就趕快再指定一下。後來上級問我，到底指定了多少排長，我說我也記不清。”至於戰士們犧牲得就更多了，誰什麽時候犧牲的、怎麽犧牲的，誰也說不清。“說是輕傷不下火線，重傷不哭；你也下不來火線，你哭也顧不上哭……剛才是輕傷，再過一會兒成了重傷，再一眨眼犧牲了，再打一陣屍體就炸碎和土混在一塊了。”
王福新本人是這個連幸存下來的幾個人中的一個，而他也是被爆炸“給埋進了土裏，後來又一陣炮，把我從土裏給掀出來了，我給震昏了，後來下了點雨把我給淋醒了……我爬起來進了坑道，通信員一見我就哭了，他以為我死了……”
崔建功從來沒有經曆過像十四號這天如此緊張的時候。從早晨四點多鍾他被爆炸聲驚醒一直到下午陣地上兩個加強連被打殘進入坑道，他的心就一直提在嗓子眼兒。通往上甘嶺連隊的電話線和聯絡全部中斷，“搞得一點消息也得不到。過去打再殘酷的仗，從前邊也能下來人，至少也有送傷員回來的，可十四號這一天就沒見從上甘嶺回來人。派人上去吧，一去就不回頭，大概是上去一看，打成那個樣子，幹脆不回了，端起槍就幹上了……”
崔建功當然不會忘記，一個月前，軍長秦基偉曾來四十五師視察陣地，他對崔建功說，“去年秋季攻勢，敵人動用兩個師，戰役持續時間兩周，最激烈的戰鬥有一周。今年秋季攻勢，你們四十五師要頂住敵人兩個師的進攻，準備打一個月……”現在敵人的進攻開始了，還不到一天就報銷了兩個連隊，怎麽守一個月？一三五團團長張信元記得，那天他在師部領受任務，和崔建功一起從師指揮所用望遠鏡觀察上甘嶺方向，發現“師長看得發愣了，半張著嘴死盯著兩公裏外陣地上的炮火，突然連聲說，你們看你們看，那炮彈多得，就跟朝鍋裏下餃子，他媽的，真像下餃子……”當天，崔建功就確定加強兩個高地防禦力量，讓一三三團團長孫加貴負責五三七點七高地北山，而五九七點九高地則交給一三五團。一個團守一個山頭，加大縱深，增加機動力量。
傍晚，崔建功給秦基偉軍長打電話，說要反擊兩個高地，把表麵陣地奪回來。“我對軍長說，看來敵人不是小進攻，而是大進攻，五聖山恐怕是主攻方向……”這時候，崔建功提出，“打注字洞南山的任務執行不了了，應該把炮火調到上甘嶺來，集中力量防禦。”崔建功的建議得到秦基偉的批準。“當時，軍長的話也不多，我隻記準了一句：堅決守住陣地，一步也不後退！”
十四日晚七點，按照崔建功的部署，調用四個連隊反擊。由一三五團二連和三連反擊五三七點七高地北山，由一三五團七連和一三四團五連反擊五九七點九高地。
一三五團七連指導員林文貴也是不多的幸存者之一。他回憶說，上甘嶺戰鬥之前他們連正在七○○高地下砍鹿砦，準備反擊注字洞南山。十四號晚上七點，接到反擊五九七點九高地的任務。連長李世鎖和我分頭對部隊進行簡短的動員，便帶領部隊向五九七點九高地運動。“九點鍾左右，我們摸黑下了一道溝，從這道溝再上去就是五九七點九高地。這時，營裏派通信員來讓我們原地待命。我們在這裏等了半個鍾頭，看到溝裏大樹都炸倒了，氣氛很緊張……後來，營裏命令我們到五九七點九陣地的二號坑道集結。二號坑道隻有十多米深，跨度也窄，一連人隻擠進去一多半，剩一些人隻好在坑道外待命……一直到十點鍾以後，營裏才明確任務，叫我們反擊十一號陣地。”反擊開始前，連長李世鎖和指導員林文貴清查了一下全連人數，隻有三排一個戰士負了輕傷。“當時，李世鎖挺高興，炮火封鎖這麽厲害，一個連拉到陣地上隻傷一個就是個勝利。”林文貴回憶道，“我和連長都挺高興，然後分工帶部隊上去，他帶一、二排，我帶三、四排，我們匆匆出發了，好像以往打仗一樣，誰也沒料到一天以後，我們帶上去的這些生龍活虎的戰士就死了九成，而李世鎖連長也永遠留在了五九七點九高地上……”
當夜的反擊作戰中，林文貴覺得夜幕並沒有給擅長夜戰的士兵們幫多大忙，因為“美國人時常打起照明彈，把陣地照得通亮”。作戰科長宋新安一再強調，上甘嶺戰鬥“最大的特點就是白天變黑夜，黑夜變白天——白天敵人炮火密集，最激烈時平均每秒鍾落下六發炮彈，煙霧遮蔽了天空，使白天變得像夜間一樣昏暗，而夜晚，敵人則打出照明彈，陣地如同白晝。”
七連五班戰士易才學在當夜爆破敵人的地堡時，就遇到了敵人的照明彈，使得“陣地頓時像白晝一樣”，他的行動“又被敵人發覺了”，他伏在炮彈炸鬆的土地上，盡量壓低身體向前爬進。從敵人地堡裏射出的子彈，“一排一排地從他的頭上飛過去，或者射進他身邊的鬆土裏。他滿頭滿臉都濺上子彈射起來的灰塵。”幸虧，他身後二排長孫占元掩護他，用機槍向敵人地堡猛烈射擊，把敵人的火力吸引過去，使他終於爬到了敵人兩個地堡之間。他發現其中一個地堡“是用鋼板壘成的露天工事，裏麵有五個敵人正在抱著機槍掃射，另有兩個人握著兩具火焰噴射器在尋找噴射目標”，也幸虧這一陣敵人的照明彈熄了，使這些手持火焰噴射器的美國兵沒有捕捉到活的目標。不然，易才學“肯定會就地被火葬”。幾公尺外的另一個敵人地堡是用麻袋裝土壘成的工事，裏麵有一挺重機槍和兩挺輕機槍正在不停地掃射。易才學沒有遲疑，迅速想好了同時炸毀兩個地堡的方法：他把兩根爆破筒捆在一起，又把腰裏的手榴彈和手雷也取下來放在身邊。接著，易才學“滾向一個地堡，把兩根爆破筒扔進去，又迅速轉過身來，把一顆手雷和三顆手榴彈扔進另一個地堡”，隨即便爆出一陣驚天動地的巨響，“敵人的兩個地堡和機槍都飛起來了，敵人零亂的四肢也飛到工事外麵”，易才學本人也被震昏過去。
這時，掩護易才學的二排長孫占元看見兩個地堡被炸毀了，便提著機槍向上衝，可是敵人最後的一個火力點開火了，突如其來的一排機槍子彈打斷了他的雙腿，他掙紮著從血泊裏向易才學昏倒的地方爬。孫占元爬過去後，易才學剛剛清醒過來。一見孫占元斷了雙腿還堅持爬過來，易才學流淚了，他掏出急救包要給孫占元包紮傷腿，但孫占元看敵人的機槍打得很凶，此地不能多停留，就命令易才學再去爆破敵人最後一個火力點，由他來掩護。
敵人最後一個火力點設在一塊烏龜形的巨石上，四挺機槍突突地噴出四道火舌。易才學在孫占元和敵人對射的掩護下向敵堡接近。就在這時，易才學偶一回頭，“發現有群敵人在向排長的位置摸進，可又不見排長射擊”，他以為排長犧牲了，卻突然聽見從排長隱蔽的窪地裏傳出一聲悶雷似的響聲……後來，易才學把最後一個火力點炸毀後，連忙跑回去看排長，隻見“排長身子炸爛了，身下還壓著一個美國兵，周圍計有敵人七具屍體”。
十四日夜到十五日淩晨，兩個高地又被奪回到四十五師之手。之後，幾個反擊上去的連隊在十五日白天開始堅守陣地，一直打到當天深夜。至此，四十五師已損失了六個連的兵力。
在殘酷的激戰中，像孫占元這樣有撼天動地之壯舉的犧牲，由於宣傳和鼓動，在以後漫長的日日夜夜的廝殺中，幾乎成為普遍的現象。不過更多的人還是默默無聞地死掉，連名字都無法留下。
三兵團的作戰參謀吳安良曾經在去師指揮所的路上，看見四十五師後勤部一個炊事班在往陣地上送炮彈，“一共五個人，每人背六發炮彈從我們跟前走過。敵人炮擊封鎖很厲害，這五個人拉開距離，差不多間隔五米多……正巧一發炮彈落到中間那個人身上，前後五個人都炸死了，中間那個人連屍首都找不著，當然也就留不下名字了。”十二軍文工團的一位創作員甘躍稷在戰鬥中曾到守衛五三七點七高地北山的一○六團采訪。他和另一個文工團員去一個營的指揮所，路過獐穀的時候，發現“一路上躺著很多被炸死的騾馬”。他們在上一個山坡時，看見“一個剛上陣地的新兵在地上撿了一顆美式手榴彈，拿在手裏玩兒，拉了手榴彈的插銷，卻沒扔，就在手裏爆炸了，胸膛都炸爛了，也不知叫什麽……”二十九師八十七團一營副教導員於金嶺為了向一三三團交防，和該團的保衛股長一同從陣地上“下來開會”，路過敵炮火封鎖線，“我們剛跑過來，他在後邊跟著，一發炮彈下來，炸成花了，棉襖都飛上天了……隻比我們慢跑了幾步，生死是一分一秒之差……”
夜色正濃。在西方山通往五聖山的崎嶇道路上，有三個人在蹣跚奔走著。已是後半夜了，三個人疲勞不堪，卻不敢放慢腳步。領頭的一位誌願軍幹部是三兵團作戰參謀吳安良。八九天以前，吳安良按照兵團代司令員王近山的指示，帶領另外兩名年輕的參謀人員前往西方山一帶駐防的四十四師，為的是將西方山陣地的敵情我情隨時向兵團報告。然而今天下午，吳安良等人正在四十四師一個連的陣地上調查部隊防禦工事的堅固程度，就接到命令，說兵團通知他們迅速趕往四十五師師部。這天晚些時候，吳安良從連隊前沿陣地趕回團部，給兵團部掛了電話，接電話的是兵團參謀長王蘊瑞。據王參謀長說，首長（指王近山）讓吳安良幾人馬上去四十五師五聖山方向，說那邊打了兩天了，很激烈，要求他們最遲明天上午趕到四十五師，以便隨時和兵團聯絡。王蘊瑞正向吳安良交代任務，“大概是王近山正好走進作戰室，就聽王蘊瑞說，你等等，王司令跟你講話。王近山要我們立即出發去四十五師，給我交代去四十五師的任務：一、看看部隊彈藥供應情況；二、部隊傷亡究竟有多大；三、防禦工事被摧毀的情況。王司令員還說，到了四十五師，不要到處亂跑，要保證隨時能找到你，每天最少要與兵團聯絡一次……”
對於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五日晚上發生的這件事，吳安良記得很清楚。“與兵團通過電話後，我們匆匆與團裏交代了一下，就要走。團長（名字忘了）說，師長向守誌來電話，為了我們的安全，要我們回到十五軍軍部，再由軍部去四十五師。但我覺得那麽走路程遠，有六七十公裏，隻有從西方山陣地直接去四十五師距離最近，隻有二十公裏。團裏給我們派了一輛美式吉普，要一個通信員和一個司機送我們上路。”
美式吉普在山路上顛簸了一個多小時，遇到一個大炮彈坑，是敵人重炮炸的坑，有四米多深。車子過不去，司機便猶豫了。“我看司機害怕了，四周炮彈不停地爆炸，不知道哪一顆會落到頭上……我就幹脆讓司機和通信員返回他們團去了，我們覺得這裏離四十五師不太遠了，幹脆動用‘十一號’算了。”
三個人摸黑走夜路，爬溝越梁，深一腳淺一腳，有時炮彈在近處爆炸，“炸藥味兒嗆得你肺都疼”，更多的炮彈不停地從頭上嗖嗖掠過，尖厲的嘯聲把人的神經崩得緊緊的。一上到山坡高處就看到“敵人陣地上賊亮的探照燈和照明彈，晃得你睜不開眼”，從南邊傳來密集的槍聲和手榴彈爆炸聲……吳安良等人沒有向導，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炮二師的炮群陣地，炮團派了一個認路的通信員送他們去四十五師。“等我們趕到德山峴四十五師師部，天都快亮了，我們每人衣裳掛得一條一縷的，滿身泥濘汗水，四十五師的值班參謀要讓人給我們做飯吃，我們說算了，還是先睡覺吧，鑽進一個洞裏就睡下了……”
就在吳安良等人連夜從四十四師向四十五師趕路之際，上甘嶺的兩個山頭上，更多的戰士們正經曆著比吳安良等人更危險的遭遇。一三三團新戰士王仕佑這天夜裏參加反擊五三七點七高地北山戰鬥。他們連的任務是拿下八號陣地。王仕佑是第一次參加戰鬥，緊張得“心禁不住怦怦跳”，為了壓住心跳，“用力咽了幾口唾沫也壓不住神”。他跟著其他戰士，戰戰兢兢向敵人陣地方向摸去，“突然打過來幾排炮彈，就在離我幾公尺的地方爆炸了。”王仕佑臥倒後，炮彈掀起的塵土石塊紛紛落在他身上，將他埋起，過了半晌，他才爬出來，知道自己沒有負傷。可是，“爬起來一看，戰友們都不見了。”王仕佑趕緊向前去找部隊，他順著漆黑的山溝摸到了七號、八號陣地的結合部，忽然聽到山頂上有人說話，搞不清是自己人還是敵人。他又悄悄向前爬了幾公尺，定神一看，驚得他險些喊出聲！是一大群南朝鮮的“李偽軍”，“有蹲著的，有站著的，密密麻麻在窪部擠成一大堆。”王仕佑稍稍猶豫了一會兒，便下決心偷襲這些南朝鮮人。他向人群裏投去兩顆手榴彈，隻聽轟隆轟隆兩聲爆炸，他的緊張勁兒立時就給炸沒了。幾個敵人被炸倒，成為死在王仕佑手下的第一批敵人。那時候，王仕佑覺得殺死幾個敵人是很容易的事。他自豪了，壯著膽子喊起來：“同誌們衝呀！”一邊就向逃跑的敵人放槍，攆著敵人屁股追，“像是趕一群羊。”
與王仕佑相比，二連的新戰士楊金玉就沒這麽幸運了。楊金玉夾在戰友中間，“剛接近山腳，就被敵人發現了”，密集的彈雨橫掃過來。楊金玉向前跳著躍進。突然，一塊彈片打中他的臀部。“他一聲沒哼掏出個救急包，迅速包紮好，又向前追趕戰友們。”
部隊向主峰前進時，戰士何思勤發現，“楊金玉忽然停下不動了”，片刻，聽見楊金玉大喊：“我踩上地雷了，你們從我兩邊快衝吧！”誰都明白，他隻要一抬腳，地雷就會爆炸。偏偏有一發炮彈在他身旁爆炸了，他右臂又被炸傷。等部隊過完後，他強忍傷痛蹲下來要挖地雷，卻沒有支撐住身體，“稍微一斜就昏迷倒下了，接著就是一聲巨響——地雷終於爆炸了。”
五九七點九高地同樣經曆著殘酷的爭奪戰。班長崔含弼帶著戰士們反擊，炮火準備過後，他第一個躍出坑道，剛跑沒幾步，敵人的火力點便開火了。緊接著，他的右手被敵人子彈擊中負傷，跟在他後邊的一個組長也犧牲了，另一個戰士吳新緒也不見了。他硬著頭皮一個人向上衝，因為他是突擊班長。
崔含弼迂回到敵人一個地堡後邊，距離隻有七八公尺。地堡裏的機槍瘋狂地掃射著。忽然，“從地堡裏走出六七個美國鬼子，背對著我朝山下打槍。我端起衝鋒槍照準這幾個鬼子掃了三個來回，狗日的們全完了蛋。”接著，崔含弼又朝地堡投去一顆手雷，一聲沉悶的爆炸，這個地堡便成為埋葬死人的墳墓。崔含弼的事情還遠遠沒有做完。他又向前躍進幾步，“把手雷朝第二個火力點投去，手雷正好落在掩蓋地堡的鋼板上，硬碰硬威力更大，一聲巨響，鬼子血肉橫飛。”這時候煙霧漸漸稀薄，照明彈亮得很，崔含弼被三號陣地上的敵人發現了，“嘩”的一片機槍子彈蓋過來，擊中他的兩條胳膊和左腿。崔含弼負重傷倒下時，看見離他十幾公尺處還有個地堡，從掩體的射孔裏，子彈呼呼地往外飛，“跟下雨似的密”，阻止了戰友們的衝鋒。
崔含弼咬牙硬撐著向敵人地堡那裏爬。由於他兩隻小臂負傷，“兩隻手不能沾地，光靠兩個胳膊肘支撐著。臂上的傷更是疼。”他耗盡力氣，終於爬到地堡跟前，可是兩手卻一點勁兒也沒有了，連手榴彈蓋子也揭不開。隻好用牙咬著一扭，蓋子開了，牙齒也帶下來一個。崔含弼將手榴彈投向地堡，也不知炸了沒有，自己就昏倒了。“迷迷糊糊聽見同誌們在呼喊著衝鋒。好一會兒我才清醒過來……”
醒過來後，崔含弼又向三號陣地爬。路上，他遇見了吳新緒、陳光海和王芳明。這三個人也都負了傷。吳新緒右腿上挨了一槍，也沒包紮就那麽流著血，一步一拐地摸上來；王芳明的傷在臉上，“炮彈片掀起了他半張臉，塵土和血混在一起，整個臉成了褐紅色……”
幾個傷員協助一排攻上三號陣地，之後，為守衛陣地，他們又用轉盤槍和手榴彈殺死了百名敵人……
另一位班長王彥林經曆的戰鬥則顯得輕鬆得多。王彥林帶著他的班向一號陣地衝擊。由於有炮火的掩護，他們進展很順利。“我知道離敵人越近越安全，因為敵人的炮總是要在離他自己步兵很遠的地方才敢打，所以我就帶著全班一個勁兒往前衝。這樣，敵人的炮彈都落在我們後邊了。”王彥林回憶說，衝擊時，“敵人的炮彈在後邊炸，我們的炮彈在前邊和左右兩邊炸。我們就在這個炮彈圈裏前進。似乎離我們自己的炮彈更近些。無數塊彈片帶著呼嘯聲從頭上飛過去……我們跳過一些冒著煙、閃著火、熱乎乎的黑彈坑，火藥味兒嗆得喘不上氣來，可是還是緊跟著炮彈向前發展……”王彥林帶領全班人，把敵人占領的五個陣地、十八個地堡，一個一個地拿下來，“全班一個人都不少，”而王彥林自己則“一根毫毛都沒傷著”。
當然，像王彥林這樣的幸運者，最多隻有百分之一，這一點他自己也很清楚。他說，“最緊張的幾天爭奪戰，兩個山頭上每天都得各打掉一個連。”
相比起夜間的反擊，白天的防守更為殘酷。
在五三七點七高地北山的四號陣地上，一三四團六連一位名叫葛洪臣的排長在子彈打光後，和衝上陣地的敵人肉搏——一個敵人撲上來抱他，他一閃，“趁勢舉起槍托狠狠砸下去，那敵人怪叫一聲倒下了”，接著，他又掄起槍托，“另一個敵人打了個寒戰，還沒站穩腳，槍托下去，腦漿迸裂倒下了……”在這個小小的山頭上，戰爭就表現為敵對雙方士兵個人間的相互殺戮。
葛洪臣殺死兩個敵兵，又用手榴彈向敵人投去。這時，一排子彈穿過他的腹部，“子彈自右而左劃過肚皮”，肚腹被齊齊割開，腸子和著鮮血一起流出來，垂在肚皮外邊。葛洪臣“立即把一團一團流出來的腸子捧起來塞回肚裏，撩起衣襟一裹，用左手緊緊按住……”他騰出右手，拿起手榴彈，用牙咬去鐵蓋，用舌尖勾出導火索，甩向敵群……葛洪臣曆經盤腸大戰後流盡了最後一滴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