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工1226:“九·九”紀念毛主席：讚歎毛主席的特赦大手筆——讓反動分子改惡從善免死，必須經過教育改造

1959年8月，毛主席建議黨中內研究“今年國慶十年紀念，是否可以赦免一批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犯及一般正在服刑的刑事罪犯。”

 

　　1959年9月8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並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特赦一批確實已經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犯和普通刑事罪犯的建議》。

 

劉少奇頒主席令：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特赦令（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

 

    在中國共產黨、中央人民政府和我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主席的英明領導下，經過十年的英勇奮鬥，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已經取得了偉大勝利。我們的祖國欣欣向榮，生產建設蓬勃發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空前鞏固和強大。全國人民的政治覺悟和組織程度空前提高。國家的政治經濟情況極為良好。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罪犯實行的懲辦和寬大相結合、勞動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結合的政策，已經獲得偉大的成績。在押各種罪犯中的多數已經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有不少人確實已經改惡從善。為了慶祝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慶祝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勝利，慶祝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的輝煌成就，根據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九次會議的決定，對於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實行特赦。

 

    一、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的戰爭罪犯，關押已滿十年，確實改惡從善的，予以釋放。

    二、反革命罪犯，判處徒刑五年以下（包括判處徒刑五年）、服刑時間已經達到刑期二分之一以上、確實改惡從善的，判處徒刑五年以上、服刑時間已經達到刑期三分之二以上、確實改惡從善的，予以釋放。

    三、普通刑事罪犯，判處徒刑五年以下（包括判處徒刑五年）、服刑時間已經達到刑期三分之一以上、確實改惡從善的，判處徒刑五年以上、服刑時間已經達到刑期二分之一以上、確實改惡從善的，予以釋放。

    四、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罪犯，緩刑時間已滿一年、確實有改惡從善表現的，可以減為無期徒刑或十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五、判處無期徒刑的罪犯，服刑時間已滿七年、確實有改惡從善表現的，可以減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這個命令，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執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

 

　　1959年9月17日，經毛主席批示同意，中共中央下發了《關於特赦戰爭罪犯的指示》。在這份內部文件中，中央正式向全黨闡明釋放一批國內戰犯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曆史影響。全國人大常委會隨後作出《關於特赦確實改惡從善戰爭罪犯的決定》。從此，開始了對國內戰犯的審理和釋放的準備工作。

 

　　關於國內戰爭罪犯的處理問題，早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毛主席就在一份黨內文件上作過重要批示：“我們把一批戰爭罪犯接收關押起來進行改造，要做到一個不跑，一個不死，將來也可以考慮一個不殺，分期釋放。”根據毛澤東的這一思想，周恩來在一係列關於戰犯改造的報告中作過多次相關批示和指示。他在一份關於戰犯改造的報告上就曾批示：“我們還是要把他們改造好，讓他們變成新人。”

 

　　第二次特赦的對象是在押多年的國內戰爭罪犯。

 

　　對於這些國內戰爭罪犯，中國政府采取分批審理，視其改造情況，分批進行特赦。1959年適逢新中國成立十周年，中國政府鑒於大批在押的國民黨戰爭罪犯和其他戰爭罪犯十年間改造的現狀，決定在十年大慶之際對一批確實改過自新的在押戰犯實施特赦。

 

　　12月4日，寒風呼嘯之中，東北下了第一場大雪，撫順戰犯管理所內卻溫暖如春。這裏正在隆重舉行首批國內戰犯的特赦釋放大會，這也是新中國成立後對國內戰犯的首批特赦。因此，所有參加這次特赦大會的在押人員都顯現出從未有過的興奮和激動。

 

　　在第一批特赦的戰犯之中，大多是些國民黨高級將領，如王耀武、杜聿明、鄭庭笈、陳長捷、宋希濂等，而作為偽滿皇帝的愛新覺羅·溥儀也在這次特赦之中。 當中國政府特赦首批33名國內戰犯的決定公布以後，海內外的反應比三年前釋放日本戰犯時更加激動人心。因為當時的台灣當局仍然與大陸隔海對峙，蔣介石甚至還不時通過國際傳媒叫嚷要“反攻大陸”，而中國共產黨居然在此時對國民黨在押戰犯寬大為懷，實在令世人為之震撼。

 

　　緊接著，對第二批50名戰犯實施特赦，其中國民黨戰犯45名，偽滿戰犯4名，偽蒙戰犯1名。 在45名獲準特赦的國民黨戰犯名單中，出現了範漢傑、李仙洲這些戰場上的強硬人物。

 

　　第三批特赦戰犯68名，其中國民黨戰犯61名，偽滿戰犯7名。第三批名單中出現了廖耀湘、杜建時等戰犯的名字。

 

　　第四批特赦戰犯35名，其中國民黨戰犯30名，偽滿戰犯4名，偽蒙戰犯1名。

 

　　從1964年12月到1966年4月，又先後釋放了第五批和第六批在押戰犯 。第五批釋放53人，其中國民黨戰犯45名，偽滿戰犯7名，偽蒙戰犯1名。第六批57人，其中國民黨戰犯52名，偽滿戰犯4名，偽蒙戰犯1名。至此，共有改造好的296名國內戰犯獲得了新生。

 

　　1971年5月，周恩來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呈送的《關於撫順戰犯管理所戰犯死亡情況的報告》上批示：“應體現毛主席的偉大無產階級政策，給這些戰犯以特赦的出路。否則，人家會說，大戰犯特赦了，小戰犯關到死，外國戰犯特赦了，本國戰犯關起來。這是不符合毛主席‘給出路’的政策的。而且年深日久，早已無材料可擠，重點應是改造，給以生活出路。”

 

　　1975年3月，周恩來根據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提出關於特赦全部在押戰犯的建議，經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舉行第二次會議討論，決定對全部在押戰爭罪犯實行特赦並給予公民權。

 

　　第七批特赦國內戰犯293人，與以前有所不同的是，這次是全部釋放。

 

　　1975年3月，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在北京召開。這時，毛主席和周恩來均身染重疾，但他們仍然抱病批閱了與釋放在押戰犯相關的文件。這次會議公報指出：“遵照毛主席、黨中央的指示，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向人大常委會提出了對全部在押戰犯實行特赦的建議。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華國鋒在會上就特赦釋放全部在押戰犯問題作了說明。會議經過討論，一致同意周恩來總理關於特赦釋放全部在押戰犯的建議和華國鋒副總理所作的說明，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特赦釋放全部在押戰爭罪犯的決定》……”

 

　　在這次會議上，華國鋒發表了講話：“這次特赦釋放的戰犯共293名。其中有，蔣幫軍官219名、黨政人員21名、特務50名，偽滿戰犯2名，偽蒙戰犯1名。至此，在押的戰爭罪犯，即全部處理完畢。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對這次特赦釋放的全部在押戰犯，每人都給公民權。有能力的，安排適當的工作；有病的，和我們幹部一樣治，享受公費醫療；喪失工作能力的，養起來；願意回台灣的，可以回台灣，給足路費，提供方便，去了以後願意回來的，我們歡迎。

 

　　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向特赦戰犯頒發了釋放通知書。特赦儀式在撫順、西安、濟南和北京同時舉行。這一天，撫順戰犯管理所的大禮堂內人頭攢動，在押多年的戰犯知道，新生活馬上就要開始了。此時，他們端坐在各自的座位上，臉上交織著興奮和激動的神情，聆聽著法官當眾宣讀《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書》。

 

　　3月23日下午，葉劍英、華國鋒、吳德等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見了第七批獲得特赦釋放的戰犯代表，他們中有黃維、李九思、王秉鉞、陳士章、沈策、文強等27人。葉劍英代表中共中央講了話。黃維、文強等特赦釋放人員代表也當場發言，紛紛感謝黨和政府對他們的寬大處理。接見以後，所有特赦釋放人員在北京進行參觀訪問。

  

　　然而，當十名獲釋人員抵達香港以後，台灣方麵對於他們的到來並沒有表現出預想的友善姿態。十人在香港停留的時間隻有七天，然而時間在一天天過去，台灣當局卻沒有任何歡迎他們回到台灣的表示。這樣，興衝衝從祖國大陸來到香港、等候赴台與親人團聚的十名獲釋人員，在大失所望之餘對台灣當局的冷漠做法產生深深的疑惑。他們不明白，當年在戰場上為國民黨賣命，被俘以後又坐了20多年監獄的他們，在得到中共的寬大處理和禮遇出境後，竟然連趕去台灣和親人相聚的要求也得不到滿足。

 

　　台灣當局的態度：如果他們想回台灣，唯一的辦法就是以“難民”的身份，向“大陸難民救濟總會”提出申請。

 

　　不久，台灣領導人嚴家淦對記者發表談話，把十名獲釋人員統統稱為“中共的間諜”，稱他們“回台灣並不是為了探親，而是在為中共做統戰工作。中共利用釋放他們來進行統戰陰謀。我們不歡迎任何間諜和統戰工具”。隨後，又有消息說，如果他們想回台灣，唯一的辦法就是以“難民”的身份，向“大陸難民救濟總會”提出申請。

 

　　十名獲釋人員寧死也不肯以“難民”的身份向“大陸難民救濟總會”提出赴台申請。然而，他們又不能久滯香港。他們知道如繼續停留在這裏，就必須馬上解決簽證的延期事宜。在這種困難的時候，還是大陸派駐香港的中國旅行社派人把十人送到香港移民局。這樣，他們的簽證得以再延期十日。

 

　　4月23日，台灣主要報紙發表了一篇社論，社論稱：“‘中華民國政府’對真正的愛國同胞，由大陸投奔自由基地的，一直采取歡迎政策，並妥善照顧其生活，這一立場早為中外所共知。但是最近共產黨繼其所謂釋放戰犯的統戰政策，複於4月14日，由其統戰部選派其中蔡省三等十人送抵香港，聲言：即轉赴台灣。連日以來，他們在香港一再發表極端荒謬的言論，已充分暴露了為共產黨控製的統戰工具。‘中華民國政府’指出，蔣‘總統’雖已去世，但沒有任何理由要改變以前的決心。”

 

　　台灣當局的上述立場，對十名歸心似箭的獲釋人員而言，無異是兜頭潑下一盆冷水。不過，他們畢竟有親人在台灣。為此，蔡省三向記者激憤地發表談話：“我原來意想不到共產黨會讓我回台灣去的，因為特赦釋放我已是最寬大了。有人可能會說，我們到台灣可能會搞一些東西，事實上，我們到台灣去隻是一個個人權利的問題，是個人的決定，那些不去的也是他們個人的決定。我想台灣方麵不會拒絕我們入境。我們為國民黨工作數十年，如今要回台灣去，難道也不提供條件？”

 

　　實際上，就在十名獲釋人員留港期間，海外媒體也在抨擊台灣當局在戰俘問題上的遲疑不決。美國《新聞選刊》認為：“台灣顯然陷入了窘境，它最初的反應，是將整個事情壓下去。但是，國民黨人終於要麵對北京這個最新的挑戰!”香港《遠東經濟評論》的署名文章認為：“中國準許十名前國民黨軍官與他們在台灣的家屬和朋友見麵團聚，使它在與國民黨人進行的持久宣傳戰中勝了一籌。”

 

　　張鐵石突然自殺，台灣當局對特赦人員依然不聞不問，其餘九人各自選擇了不同歸宿。

 

　　以毛主席為領袖是中國共產黨對十名前國民黨軍官的善意態度，與台灣當局的毫無人性的惡劣態度恰成鮮明對比！

 

　　蔣粉果粉們，你們要小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