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途未路抱團取暖 談“民運”與分裂分子那點事

民運分子魏京生和藏獨首領達賴“親密無間”

    中國那句古話“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可以運用在很多地方。
    民運分子，以“民主人士”和“思想階級”高居，凡事不論對錯一如既往地站在共產黨的反對麵，自詡“腐朽社會的反對聲音”，思想上反政府、反法律，生活中反製度、反社會。接觸了一點西方哲學的皮毛像抱著聖經一樣聖神，整天看什麽都不順眼，千方百計地算計著折騰著。再加上過於空想與所處的實際社會生活環境形成強烈反差，於是產生一種極度失落的心理。在這種心理的驅使下，便逐漸萌生反叛。民運份子沒有一個明確的理論作指導，僅憑喝的那點洋墨水就認為已經深受西方文明熏陶，於是就有點雲裏霧裏暈暈然之感，就總覺得自己是個很時髦的對現實不滿的現實批判主義者了，就開始扯民主大旗，就開始用這麵大旗作借口宣泄。中國民運分子其實就是一群無賴，因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影響了它們的利益，從而導致這些民運分子心態失衡。在中國改革開放前還是舊製度的受惠者，在改革開放後突然麵對與普通民眾一樣的身份，憤世使它們開始遊離於現實社會之外，象魏京生、胡平、王丹之流。它們成天想著把現有的穩定局麵攪混，好渾水摸魚重新回到原來的較之普通民眾優越的身份和地位。

    分裂分子，以“藏獨”、“疆獨”和“台獨”為首，從不以中國人自居，認為分裂就是自由，妄圖獨立建國，崇尚暴力與恐怖主義，思想激進，受宗教洗腦和控製，以自殺式襲擊和自焚對抗社會。這群人不敢正視現實，獨好拿曆史來做擋箭牌，藏獨分子慣用的措辭就是“曆史上西藏不屬於中國”，他們大概不知道的是曆史上阿拉斯加不屬於美國、北愛爾蘭不屬於英國、克裏米亞也不屬於俄羅斯。

    這兩類人的目的並不一樣，卻厚顏無恥地走到了一起，將“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這句話詮釋到了極致。魏京生等在新疆“7·5”事件後混淆視聽、顛倒黑白，接連發表了一係列文章，矛頭直指中國政府。溫雲超、胡佳等人公然支持“藏獨”、“台獨”思想，絲毫不顧及自己的祖國和同胞，與其說民運分子愛國，不如說他們愛外國。作為回報，境外的一些民族分裂組織也以“民主”的口號大肆為其撐腰，雙方在網上、社交媒體上眉來眼去，好不熱鬧。

    一群流亡海外二十年的民運分子與一個搞了幾十年民族分裂活動的達賴勾結在一起，加上以熱比婭為首的“世維會”和陳水扁的追隨者，形成了海外反華同盟。這些人串通一氣，反對中共反得腦殘了。如果中共主張中國必須統一，他們就一定要說中國應該分裂；如果中共說應該讓中國人吃飽飯，他們就一定要說不讓中國人吃飽飯！這些人究竟想幹什麽？是想推倒千百萬人為之犧牲、億萬人民共同建造起來的共和國大廈？是想把西方民主輸入中國，從而攪得中國像前蘇聯那樣瓦解，像阿富汗、伊拉克那樣國無寧日，像泰國那樣政局動蕩？還是為了生存乞討一口飯吃？

    《京華時報》曾對民運分子有這樣的描述：“這幫人折騰了二十年，越折騰人越少，其骨幹人物不過百十號人，卻成立了四五十個各色組織，‘總統’、‘主席’、‘秘書長’一大堆，誰也不服誰，淪為國際社會和海外華人社會笑柄”，而卻“做著有朝一日‘回國執政’的春秋大夢”。

    他們最蠱惑人心的口號是“推動中國民主化”，力圖用西方民主來改造中國。西方民主自有其在西方存在的合理性，然而，西方民主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東歐的實驗中有過幾個成功的案例？中國現有的政治體製深紮於數千年中華文明之中，是中國人民的曆史選擇。這一體製需要改革、需要完善，以適應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但改的方向隻能是符合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中國的國情；改的標準也隻能是促進中國的科學發展、和諧發展以及在世界上的和平發展。


台灣是照搬西方民主失敗的典型案例

    看看被民運分子認為實現了民主和獨立的台灣，國民黨、民進黨輪流上台唱戲，一個暮氣成成、一個歇斯底裏，所謂的民主照搬歐美模式了發展了幾十年質量卻不敢恭維。二十年民主路一路走來經濟嚴重滑坡，台灣經濟已經從亞洲四小龍之首，變成最末，現在必須靠中國大陸的經濟輸血。民選上來的陳水扁，八年換了七個行政院長，搞權術平衡，不是搞經濟建設，台灣連續8年公共投資負數，經濟急劇走衰。馬英九上台後執政乏力，民調已經降到了陳水扁當年的水平，但有一點是對的，他穩定了兩岸關係，加強了與大陸的經濟融合，這也是台灣經濟的唯一出路。

    歸根結底，在世界環境整體趨向穩定和發展的趨勢下，各國人民都願意看到自己國家安居樂業、國泰民安，誰又希望再次回到兵荒馬亂、紛爭不斷的年代。幾十年過去了，世界局勢早已發生變化，可他們卻始終冥頑不靈，在他們眼前的始終是一條“不撞南牆不回頭”的“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