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北京，越來越不適合居住了。
30路公交車剛一現身，平樂園北站站台上的人就像炸開了鍋，原先排得一條長龍迅速憋粗。人們爭先恐後搶占有利地形，以便公交車一靠站，能以最快的速度擠上去。
人流中的秦璐(化名)飄搖不定，被周圍的人擠得東倒西歪，不斷有人擦著她的身子擠過去。車門前的她，猶如撼樹之蚍蜉，無論如何努力都無法抵製來自四周的力量，最終她離車門越來越遠，直至被徹底擠了出來。
車門關了。公交車發出沉悶的喘息聲，載著超負荷的笨重軀體向下一站駛去。
目送公交車遠去，秦璐無奈地搖了搖頭。在這場近3分鍾的肉搏戰中，她徹頭徹尾失敗了。失敗意味著可能遲到，而遲到意味著會扣除獎金。
幾分鍾後，852路公交車駛進站台。這一次，秦璐放棄了30歲女性的矜持，雙臂交叉放在胸前，在人流中左衝右突，一番衝殺後，終於擠上了車。此時，她的臉上滲出了細小的汗珠。
“自從來到北京，我的生活就上了快車道。”秦璐站定後，從包裏摸出一包紙巾，擦了擦額頭上的汗珠，“有人說紐約像天堂，紐約也像地獄。其實這話現在可以形容北京。”
路上的整個過程就像打仗
擠上公交車，秦璐苦不堪言的上班之旅才剛剛開始。此後的一個半小時內，她還要在一號線地鐵、二號線地鐵和十三號線城鐵之間輾轉“肉搏”，等到達公司後往往已經精疲力竭了。
當然，她也可以選擇乘坐出租車，沿東四環北向而行。不過，代價是70多元錢和1.5小時。與5.4元的公共交通費和1.5小時的代價相比，作為打工一族的她隻能選擇後者。
公交專線上的852路公交車開得忽快忽慢，不時伴有急刹車。車上的乘客隨之向前後傾倒，尖叫聲、咒罵聲此起彼伏。一個擁堵和悶熱的早晨，在像沙丁魚罐頭一樣擁擠的車廂內，人們要保持一份好心境，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每到一站，下車的乘客幾乎是零，但仍會有不少擠車“高手”，像泥鰍一樣鑽進車門。這個車廂，仿佛是一個有彈性的容器，隻要使勁一擠，就能再多容納一些。可容器裏的人不幹了，他們的空間一直在縮小，於是，各種小摩擦，一路連綿不絕。
秦璐索性不再找扶手。即使她想找，站在車廂中間，也力不能及。身體貼在肉牆上，倒也站得安穩。
“我的一個朋友，個子不高，抓扶手有些費勁。”被擠得手足無措的秦璐剛開口，便忍俊不禁，幹脆笑出聲來，“有一次，她的前後左右都擠得嚴嚴實實，她又悶又困，竟靠在前麵一個大胖子的肚皮上睡著了。你想想車上有多擠。”
有幾次，秦璐的臉就是一直貼著窗玻璃到達目的地的。“車外的人看了一定會覺得很好笑。”她苦笑道。
當這個超級城市像海綿一樣，不斷吸收著流動人口的時候，這些流動人口也在考驗著這個城市的消化係統和傳輸係統。每日1100餘萬的出行人員，對於隻擁有2.5萬餘輛運營車輛、800多條公交線路，以及114公裏地鐵的北京市公共交通係統來說，無論如何都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不斷拓寬的馬路，不斷增加的運營車輛，在充分釋放這個城市能量的同時，也將這個城市逼入一種逼仄的狀態。
二環三環四環五環，大餅一直向外攤，可出行難的問題依然是這個城市的頭等問題。300餘萬輛的機動車總數，降低了市區路網的抗風險能力。一旦發生 交通事故，這個城市的某個點上，瞬間就可能癱瘓。
擁堵已經成為這個超級城市的常態，隻要到稍遠一點的地方，人們就不得不預算出路上兩個小時的裕量。即便如此，心裏仍不會踏實。
20分鍾後，852路公交車到達大望路。秦璐頗費一番周折才擠下車——對於滿載的公交車而言，擠上擠下同樣困難——隨著如潮的人流鑽進地鐵站，花5元錢買了一張地鐵通票，再經過一番“有失淑女形象”的“肉搏”，終於擠進開往建國門方向的地鐵。
地鐵車廂裏密不透風，臭汗味、呼出的大蔥味、香水味等各種味道混雜在一起，令人掩鼻。嗡嗡作響的空調排出的冷氣，根本無法與人體散發出的熱量相抗衡，不少人隻能折起手中的報紙當扇子用。人們臉上帶著焦慮、不耐煩、睡意，任何無意的碰撞都可能引發一場“口水戰”。與公交車一樣，每到一站，上下的人流總會引起一陣騷動。
10多分鍾後，一號線地鐵到達建國門地鐵站，秦璐費力地從車廂內擠出來，又隨著如潮的人流換乘二號線地鐵。在這種環境中，哪怕稍微放慢一些腳步，便會阻擋後來者的步伐。
“到處都是人。實在是煩透了。”秦璐擠進開往西直門的地鐵，鬆了一口氣，“路上的整個過程就像是打仗。”她說。
西直門轉乘城鐵時，情況稍好一些。畢竟是開往城外的，人相對少一些。可是從地鐵站到城鐵站，步行需要10多分鍾。她有些不耐煩，嘟囔了一句：“設計得真差勁，怎麽就不能連在一塊兒？”
9時20分，秦璐終於走出城鐵五道口站。再步行10分鍾，她就可以跨入清華東門外的一棟寫字樓，開始一天的工作。
這趟趕路下來，秦璐“出了一身臭汗”。“我很少化妝，即使是淡妝。”她拿出化妝盒稍稍整理了一下儀容，淡淡地說，“我總不能帶著橫七豎八的粉痕見同事吧。”
家隻是一個睡覺的地方
交通成本如此之大，是這位來自西安的女子始料不及的。每天3小時的上下班路程，燃燒了她的時間，她的能量，也燃燒了她的激情。
“睜開眼上班，回到家睡覺，連戀愛都沒有激情了。”她抱怨道。
在西安時，從家到上班的地點隻有20分鍾的步行路程。天氣好的時候，秦璐會“閑庭信步”般走著上班。“不僅能鍛煉身體，還有足夠的時間和心情來欣賞周圍的風景”。但是，在北京，這樣的生活簡直就是一種“奢望”。
早晨7：00起床，洗漱之後，吃前天晚上買好的早點。8：00出發，通常情況下，9：30到達公司。17：30下班，18：30分到達大望路。如果沒有特殊安排，秦璐一般在SOHO現代城附近找一個館子吃晚飯。晚飯過後，再搭乘公交車回家。偶爾她也會逛一下附近的商店或書店。
但這個時間表，對她而言，隻是一種“理想狀態”。公司經常加班，一加班，晚飯隻好在公司附近吃，回家的時間就沒準兒了。
工作時間加上消耗在路上的時間，秦璐的私人空間和時間一再被壓縮。
“平時我一點時間都沒有，活動範圍基本就是兩點一線。”咖啡館裏的秦璐一臉倦意。她說，經常有要好的朋友打電話說聚聚，可總是聚不起來。大家都很忙很累，路上又要花費兩個小時，想想就犯怵，“結果，感情越來越淡，朋友也越來越遠了。”
休息日的時間，秦璐會“掰著手指”安排。周六上午習慣睡一個懶覺，補充一周的睡眠。下午，整理房間。周日也要睡懶覺，起床後才“給自己一點時間”，或看書，或購物。
“家隻是一個睡覺的地方。”秦璐說，除睡覺之外的其他功能，比如做飯、接待客人、享受親情等，她現在這個家，基本不具備。除了偶爾煮粥、煮泡麵及在冰箱儲存一些熟食、飲料、水果外，廚房幾乎沒沾過油煙。
伴隨著現代化的進程，這個城市的居民，生活與工作的空間距離一再被拉大，連帶著也拉大了時間的距離。時間和精力每天都消耗在無止境的堵塞和擁擠之中，再加上一天工作的勞累，回到家，誰還有精力再奏響鍋碗瓢盆交響曲呢？
家的功能越來越被簡化成隻是睡覺的場所。回龍觀、天通苑、望京和通州等人口比較密集的超大社區，工作日早晨，人流從各個家中湧出，奔向四麵八方。晚上下班，又從四麵八方湧回社區，睡上一個晚上，次日，又開始周而複始的循環。北京人通俗地稱這些社區為“睡城”。
無謂的消耗，在擠壓秦璐的私人空間和時間之際，也在擠壓著她的審美情趣。
“小巷深處”的幽靜，“細雨蔥翠”的空靈，“古城素裹”的淡雅，京城的美景一開始就與這個總 “在路上”的奔波者毫不相幹。這個“素有審美細胞”的女子，來北京後，根本就沒有時間，沒有心情，也沒有精力欣賞周圍的世界，“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而在西安，她有大量的時間柳下垂綸、雪夜賞月。
金錢上的壓力更無處不在。不斷飆高的 房價，在挑戰每一個寄居者的心理承受極限。買房要承載還貸壓力，不買房又擔心房價節節攀升，這種矛盾心理，挑戰著每一個寄居者的理性選擇能力。
今年4月，秦璐被迫選擇做了“房奴”。為此，她付出的代價是：2500元／月的銀行還款，300元／月的物業費，200元／月的水電費。僅房子一項，幾乎花掉她1／3強的薪水。
“我基本上是月月光。”秦璐喝了一口茶，笑了。而她在西安的時候，雖然月薪遠沒有現在這麽高，但每個月都能節餘下一些，“每天尋思著錢怎麽花出去”。但現在，如果生病了，一個月不工作，她就不知道該如何過下去了。
即便生活壓力如此之大，私人領域如此局促，但北京依舊是流動人員的理想漂泊地，不少外地人就像著了魔一般迷戀北京。火車站、汽車站、機場湧出的人群中，一些人就此留了下來，過起居無定所、漂泊不定的生活。
《北京市2006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截至2006年年末，北京市登記的流動人口達383.4萬人，較去年增加26.1萬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為24.3%。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的一位前官員介紹，根據2005年北京市1%人口抽樣調查的數據推算，這些流動人口中，有專科以上學曆的，不足10%。
盡管沒有確切統計，高學曆人群究竟占這個龐大的流動群體多大比例，但僅從秦璐的收入上可以推斷出來，大多數的流動人員，所承受的工作和生活上的壓力、焦慮和忙碌，不會比她更加輕鬆。
5年前，大學生秦璐“帶著夢想”、簡單的行囊，以及各種證件，隻身來到了北京。此前，生活在古城西安的她，對首都充滿色彩斑斕的想象。她始終堅信，“北京是個有未來的地方”。
古老的紫禁城，人民英雄紀念碑，頤和園的石坊， 圓明園的廢墟，北大的未名湖，清華的荷塘月色，筆直的街道，老胡同，四合院，這些新老北京的象征，無一不印在她的腦子裏。
不過，這些關於北京的印象，都是她從課本裏、電視上、媒體中，以及別人的談話中移植過來的。也正是這種重複的移植，加深了她對北京的向往。
西安的天，總是灰蒙蒙的。一個陰霾的日子，下班回家的秦璐路過鍾樓，突然放聲大哭。
“我也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麽。在那一刻，我突然看到了20年後的我。”秦璐說，待在西安那樣的城市，20年後，甚至更多時間之後，她的生活將不會有太大變化，也許會一成不變。而單調乏味、平淡無奇的生活，她是無論如何也不肯接受的。
正是從那一刻起，她決定到北京“混”。
沒人知道，究竟有多少“混”在北京的人，懷揣著像秦璐一樣的夢想。但每個受訪者普遍看重的是，北京是一座有文化底蘊的、高素質的城市，是一個充滿了各種就業機會、有無數選擇的理想漂泊地。隻要自己“肚裏有貨”，不愁找不到工作。
秦璐到北京前，她稱自己“一點也不知道自己的未來在哪裏”。直到生活了數年，她才朦朦朧朧地意識到，自己想要的，其實是“可選擇的機會”，還有“相對公平的環境和良好的秩序”。而這些，是中國許多城市“相對欠缺”的。
前些日子，她因工作上的一些手續問題，曾多次打電話到西安的相關職能部門谘詢。結果，“接電話的人總是不耐煩，還說不清楚，有些人幹脆就把電話轉到無人接聽的號碼上”。無奈之下，她動用了一些地方關係，才把問題弄明白。
“辦事的成本太高。”提起前些天的惱火事，她的臉上出現慍怒的神色。她也曾就此事谘詢過北京的相關職能部門，盡管北京的相關職能部門無力解決，但把事情解釋得很清楚。這一點讓她非常滿意。有親朋好友勸她回老家工作，承諾更好的工作，更高的收入和更輕鬆的生活，但秦璐一一回絕了親友們的好意。
“我每天都在詛咒這個城市，卻從沒想到過要離開。就衝著職能部門的辦事效率和服務，我也不離開北京。”秦璐喝了一口果茶，愜意地說。
戶口是個繞不過的坎兒
5年前，秦璐帶著瑰麗的夢想來北京尋找未來的時候，隻有憧憬。比如，在北京買一套大房子，買一輛高級轎車。
她沒有考慮過，作為一個在北京發展的外地人，究竟要為自己的選擇付出多少代價。她也沒有考慮過自己的養老問題，下一代的教育問題。她甚至都沒有考慮過，這個城市會不會接納她。
“在青春年少的歲月，這些問題是排不上日程的。”秦璐說。
置身北京後，她才發現，除了生活上要付出高昂的代價外，現實的北京與她夢想中的北京，還存在著不小的反差。比如，她發現北京高考學生的分數普遍比外地學生低，她自己的考分要在北京完全可以上一所非常好的大學，而不用蝸居西安讀書。還比如，她發現，有一些工作是自己完全不能做的，北京市保護一些行業禁止外地人介入。雖然她所在的工作圈子並沒有因為她的外地戶籍而排斥她，但她仍感到“不公平”。
“我看重的是一種機會平等。”秦璐說。這個看起來包容大度的城市，有時竟封閉到讓她難以理解。外地人就業禁區以及北京市政協委員限製外地人進京的呼籲，更讓她感到不快。
今年6月，秦璐因工作需要到香港，但《港澳通行證》必須回老家辦理。為此，她不得不耽誤兩天的時間，並為民航業貢獻了兩張機票。
“同樣都是在自己的國家，為什麽非要設置一些人為障礙呢？”她重重歎了一口氣，“都是戶口，戶口，戶口。”
同樣也是因為戶口，秦璐的朋友，來自鄭州的李建軍目前正在做一個“艱難”的抉擇：回去還是留下。
2004年，李建軍受聘於地處北京的某行業協會。這位在攝影界小有名氣的青年女教師，因為看重北京的機會和發展空間，決然告別丈夫和女兒，隻身到京城闖蕩。起先，聘用單位答應給她辦理北京市戶口。後因種種原因，戶口未能辦成。不過，這並不影響她努力工作，原因之一是她拿到了北京市綠卡(即《北京市工作居住證》)。按規定，持綠卡滿3年、符合條件的，可申請辦理人才引進手續。
“當時我看到了這一點，所以就拚命工作。”在北京工作的3年裏，李建軍在攝影界已頗有建樹。但即便如此，她的北京戶口夢仍然化成了泡影。“北京戶口對我來說無關緊要，我考慮的主要是孩子的考學問題。戶口是個繞不過的坎兒。”
李建軍到北京後不久，一次和丈夫電話交流時，丈夫透露說女兒現在的情緒很不穩定。她馬上意識到女兒到了青春期，身體發生變化，無法和父親溝通。
“如果我不把女兒接到身邊，會影響女兒的身心健康。”李建軍說。無論付出多大代價，她也要將女兒帶在身邊。
代價是顯而易見的：除了高昂的擇校費和讚助費外，最重要的是，正在北京讀高一的女兒的知識結構問題。
如果她的女兒繼續在北京讀書，高考時回河南，那她在北京所學的知識將無法應對河南的考題。當然，即使現在回河南，仍存在一個學籍問題，未來能否在河南參加高考，還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但有一點確定無疑：沒有北京戶口，目前肯定不能在北京參加高考。
這位攝影界有頭有臉的人，決定來北京之前，已經將鄭州的房產賣了。她和丈夫商定，等她在北京站穩腳跟，丈夫隨後就過來。因此，如果現在再回去，一切都得重新開始。
“女兒多次找我談話，問我怎麽辦，我都無言以對。小小年紀，本來是不應該承受這些的。”站在望京27層樓的家中，李建軍目不轉睛地望著窗外的風景。“網上有一些人正在呼籲這事。如果實在沒辦法解決，看來我隻能回去了。”
2006年5月10日，北京公交一卡通正式啟動。不久後，秦璐買了一張。從此，她和北京人一樣，享受到了出行的市民待遇。而在此前，公交係統推行月票。月票是北京人的專利，外地人無權購買。
“省不省錢倒無所謂，關鍵是不能受這種歧視。”這位西安女子，骨子裏有很強的權利意識。“如果大家都機會平等了，反而我就不爭了。”
“不過客觀說，北京也在慢慢地變。如果拋開成見，理性地對比一下，你會發現，這個城市在逐漸開放，在逐步改善著自己的形象。”秦璐說，“比如買車，以前隻有有北京戶口的人才能上牌，現在有暫住證就可以上牌。再比如暫住證，可有可無，也沒有聽到有警察隨意攔住行人就檢查暫住證的事情發生。”
秦璐的另一位朋友叫劉舒慧，來自內蒙古 呼和浩特。1998年定居北京之前，她在廣州和寧波兩個城市分別工作了一年以上，除西藏外，每個省區市都留下過她的足跡。
在劉舒慧看來，廣州睜眼就是錢，而寧波總讓人擔憂治安問題。“北京就好多了，有濃厚的文化氛圍，有良好的秩序。我在這裏能獲得安全感和被尊重感”。
定居北京後，她在北京新時代致公教育研究院從事公民教育、社區民主自治。2002年，她所在的機構與北京市東城區民政局、北新橋街道一起組織並指導了九道灣社區的直選。
之前，《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關於推進城市社區建設的意見》發布。《意見》規定，社區應設立社區代表會議，由社區內的本市居民、駐區單位和有固定住所、穩定職業的外地來京人員以及其他方麵的代表按一定比例推選產生。
這一關於外地人可以參與社區管理的規定，在2002年8月九道灣社區的直選實驗中，很好地得到了貫徹體現。九道灣直選實驗中，按比例產生了兩名外地來京人員的代表。他們可以直接參與社區的管理。
“我認為，九道灣直選實驗中能有流動人口參與投票，並參與社區管理，對流動人口來說，是一個標誌性事件。”劉舒慧說，這表明北京在逐漸接納流動人口。
2004年，北京市廢止了《北京市外地來京務工管理規定》等限製流動人口的行政法規。次年，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廢止了實施10年的《北京市外地來京務工經商人員管理條例》。
北京市人大常委會法製辦副主任張引對此表示，條例的廢止“具有公民權利裏程碑式的象征意義，意味著公民權利時代的到來”。
“我們應該看到，這個城市雖然還有這樣那樣的不足，但它正在一點一滴修補著自己的不足。”劉舒慧說。
北京多一些像我這樣調皮的家夥會更好的
與北京每個有納稅能力的市民一樣，秦璐每個月也照章納稅。具體多少錢，她自己也說不清楚，“財務都給我做好了，一分錢也不會漏繳”。當然，李建軍也在這個行列裏，因為要續簽綠卡，必須提供詳盡的完稅證明。
像秦璐、李建軍等近400萬的流動人口，對北京的發展究竟意味著什麽？有學者研究顯示，2003年北京市全部流動人口對本市國民生產總值的貢獻率約27.96%。
“從數據上可以看出，流動人口對北京的貢獻不可小視。”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的一位前官員說，“隨著近兩年北京外來流動人口的增加，我估計這種貢獻會有增無減。”
然而作為為北京做出不小貢獻的群體中的一員，身份問題仍然會時不時地困擾著秦璐：“說我是北京人吧，北京政府不承認；說我是西安人吧，我已多年不在西安生活了。”
最終，秦璐自嘲地為自己想出一個巧妙的答案：“北京的外地人。”
不過，在一些老北京人看來，如今擁有一份收入可觀的工作才是硬指標。此外，體麵的衣著、優雅的談吐，這些外在的符號，也正在改變著北京人心裏對外地人的印象。
“外地人也分三六九等。”一位曾供職於一家中央媒體、現已退休的老北京人說。在他看來，老北京人的心態很複雜，一方麵，他們私底下認為北京的髒亂差都是素質比較差的外地人造成的，因此很排斥；另一方麵，他們又對高層次的外地人另眼相看。
不論北京市是否仍存在戶籍歧視，也不論當地人怎麽看待流動人口，秦璐已不像過去那麽在意了。“北京本來就是一個移民城市嘛。大家其實都生活在外地人的圈子裏，隻不過有些人有北京戶口，而我沒有而已。”她說，“隻要能工作、賺錢、養活自己，有沒有北京戶口其實已經無所謂了。”
至於能否像北京人一樣，享受地方的政策性福利，對她並不是迫在眉睫的問題。
但劉舒慧卻很在意自己的這一切。她一再強調自己的“北京人身份”。
“我納稅了，我參與北京的建設了，為什麽不能說我是北京人呢？我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我是北京人。’盡管北京現在還不承認，但我相信它遲早會承認的。”劉舒慧在發給記者的一條短信中如是說。
從1998年到現在，劉舒慧從來沒有辦過暫住證。每逢聽說居住地要查暫住證，她就躲到朋友家去。雖然被查到過一次，並為此付出50元錢的代價，但她一直固執地拒絕辦理。
“我沒有必要暫住到祖國的首都。”她強調。
從15年前，第一次到北京旅遊，用“審美的目光看北京”，到9年前，選擇移居北京，“嫁給這個城市”，用“建設者的目光審視北京”，挑剔北京，她正在完成從寄居者向首都公民的過渡。“我要幫著北京改掉自己的某些毛病。”她樂嗬嗬地說。
她認為：“心態決定行動。”自己不能隻滿足一個被動的參與者的角色，而要成為一個主動的建設者。“如果喜歡一個城市，選擇在一個城市居住，就有義務參與建設一個城市，就像建設自己的家一樣。”劉舒慧滔滔不絕，“不能持過客心態，漠視這個城市出現的問題，任由它壞下去。隻有如此，這個社會才會更健全，更有秩序。”
“北京多一些像我這樣調皮的家夥會更好的。”這位來自呼和浩特的年輕人說著，臉上露出了狡黠的笑容。
30路公交車剛一現身，平樂園北站站台上的人就像炸開了鍋，原先排得一條長龍迅速憋粗。人們爭先恐後搶占有利地形，以便公交車一靠站，能以最快的速度擠上去。
人流中的秦璐(化名)飄搖不定，被周圍的人擠得東倒西歪，不斷有人擦著她的身子擠過去。車門前的她，猶如撼樹之蚍蜉，無論如何努力都無法抵製來自四周的力量，最終她離車門越來越遠，直至被徹底擠了出來。
車門關了。公交車發出沉悶的喘息聲，載著超負荷的笨重軀體向下一站駛去。
目送公交車遠去，秦璐無奈地搖了搖頭。在這場近3分鍾的肉搏戰中，她徹頭徹尾失敗了。失敗意味著可能遲到，而遲到意味著會扣除獎金。
幾分鍾後，852路公交車駛進站台。這一次，秦璐放棄了30歲女性的矜持，雙臂交叉放在胸前，在人流中左衝右突，一番衝殺後，終於擠上了車。此時，她的臉上滲出了細小的汗珠。
“自從來到北京，我的生活就上了快車道。”秦璐站定後，從包裏摸出一包紙巾，擦了擦額頭上的汗珠，“有人說紐約像天堂，紐約也像地獄。其實這話現在可以形容北京。”
路上的整個過程就像打仗
擠上公交車，秦璐苦不堪言的上班之旅才剛剛開始。此後的一個半小時內，她還要在一號線地鐵、二號線地鐵和十三號線城鐵之間輾轉“肉搏”，等到達公司後往往已經精疲力竭了。
當然，她也可以選擇乘坐出租車，沿東四環北向而行。不過，代價是70多元錢和1.5小時。與5.4元的公共交通費和1.5小時的代價相比，作為打工一族的她隻能選擇後者。
公交專線上的852路公交車開得忽快忽慢，不時伴有急刹車。車上的乘客隨之向前後傾倒，尖叫聲、咒罵聲此起彼伏。一個擁堵和悶熱的早晨，在像沙丁魚罐頭一樣擁擠的車廂內，人們要保持一份好心境，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每到一站，下車的乘客幾乎是零，但仍會有不少擠車“高手”，像泥鰍一樣鑽進車門。這個車廂，仿佛是一個有彈性的容器，隻要使勁一擠，就能再多容納一些。可容器裏的人不幹了，他們的空間一直在縮小，於是，各種小摩擦，一路連綿不絕。
秦璐索性不再找扶手。即使她想找，站在車廂中間，也力不能及。身體貼在肉牆上，倒也站得安穩。
“我的一個朋友，個子不高，抓扶手有些費勁。”被擠得手足無措的秦璐剛開口，便忍俊不禁，幹脆笑出聲來，“有一次，她的前後左右都擠得嚴嚴實實，她又悶又困，竟靠在前麵一個大胖子的肚皮上睡著了。你想想車上有多擠。”
有幾次，秦璐的臉就是一直貼著窗玻璃到達目的地的。“車外的人看了一定會覺得很好笑。”她苦笑道。
當這個超級城市像海綿一樣，不斷吸收著流動人口的時候，這些流動人口也在考驗著這個城市的消化係統和傳輸係統。每日1100餘萬的出行人員，對於隻擁有2.5萬餘輛運營車輛、800多條公交線路，以及114公裏地鐵的北京市公共交通係統來說，無論如何都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不斷拓寬的馬路，不斷增加的運營車輛，在充分釋放這個城市能量的同時，也將這個城市逼入一種逼仄的狀態。
二環三環四環五環，大餅一直向外攤，可出行難的問題依然是這個城市的頭等問題。300餘萬輛的機動車總數，降低了市區路網的抗風險能力。一旦發生 交通事故，這個城市的某個點上，瞬間就可能癱瘓。
擁堵已經成為這個超級城市的常態，隻要到稍遠一點的地方，人們就不得不預算出路上兩個小時的裕量。即便如此，心裏仍不會踏實。
20分鍾後，852路公交車到達大望路。秦璐頗費一番周折才擠下車——對於滿載的公交車而言，擠上擠下同樣困難——隨著如潮的人流鑽進地鐵站，花5元錢買了一張地鐵通票，再經過一番“有失淑女形象”的“肉搏”，終於擠進開往建國門方向的地鐵。
地鐵車廂裏密不透風，臭汗味、呼出的大蔥味、香水味等各種味道混雜在一起，令人掩鼻。嗡嗡作響的空調排出的冷氣，根本無法與人體散發出的熱量相抗衡，不少人隻能折起手中的報紙當扇子用。人們臉上帶著焦慮、不耐煩、睡意，任何無意的碰撞都可能引發一場“口水戰”。與公交車一樣，每到一站，上下的人流總會引起一陣騷動。
10多分鍾後，一號線地鐵到達建國門地鐵站，秦璐費力地從車廂內擠出來，又隨著如潮的人流換乘二號線地鐵。在這種環境中，哪怕稍微放慢一些腳步，便會阻擋後來者的步伐。
“到處都是人。實在是煩透了。”秦璐擠進開往西直門的地鐵，鬆了一口氣，“路上的整個過程就像是打仗。”她說。
西直門轉乘城鐵時，情況稍好一些。畢竟是開往城外的，人相對少一些。可是從地鐵站到城鐵站，步行需要10多分鍾。她有些不耐煩，嘟囔了一句：“設計得真差勁，怎麽就不能連在一塊兒？”
9時20分，秦璐終於走出城鐵五道口站。再步行10分鍾，她就可以跨入清華東門外的一棟寫字樓，開始一天的工作。
這趟趕路下來，秦璐“出了一身臭汗”。“我很少化妝，即使是淡妝。”她拿出化妝盒稍稍整理了一下儀容，淡淡地說，“我總不能帶著橫七豎八的粉痕見同事吧。”
家隻是一個睡覺的地方
交通成本如此之大，是這位來自西安的女子始料不及的。每天3小時的上下班路程，燃燒了她的時間，她的能量，也燃燒了她的激情。
“睜開眼上班，回到家睡覺，連戀愛都沒有激情了。”她抱怨道。
在西安時，從家到上班的地點隻有20分鍾的步行路程。天氣好的時候，秦璐會“閑庭信步”般走著上班。“不僅能鍛煉身體，還有足夠的時間和心情來欣賞周圍的風景”。但是，在北京，這樣的生活簡直就是一種“奢望”。
早晨7：00起床，洗漱之後，吃前天晚上買好的早點。8：00出發，通常情況下，9：30到達公司。17：30下班，18：30分到達大望路。如果沒有特殊安排，秦璐一般在SOHO現代城附近找一個館子吃晚飯。晚飯過後，再搭乘公交車回家。偶爾她也會逛一下附近的商店或書店。
但這個時間表，對她而言，隻是一種“理想狀態”。公司經常加班，一加班，晚飯隻好在公司附近吃，回家的時間就沒準兒了。
工作時間加上消耗在路上的時間，秦璐的私人空間和時間一再被壓縮。
“平時我一點時間都沒有，活動範圍基本就是兩點一線。”咖啡館裏的秦璐一臉倦意。她說，經常有要好的朋友打電話說聚聚，可總是聚不起來。大家都很忙很累，路上又要花費兩個小時，想想就犯怵，“結果，感情越來越淡，朋友也越來越遠了。”
休息日的時間，秦璐會“掰著手指”安排。周六上午習慣睡一個懶覺，補充一周的睡眠。下午，整理房間。周日也要睡懶覺，起床後才“給自己一點時間”，或看書，或購物。
“家隻是一個睡覺的地方。”秦璐說，除睡覺之外的其他功能，比如做飯、接待客人、享受親情等，她現在這個家，基本不具備。除了偶爾煮粥、煮泡麵及在冰箱儲存一些熟食、飲料、水果外，廚房幾乎沒沾過油煙。
伴隨著現代化的進程，這個城市的居民，生活與工作的空間距離一再被拉大，連帶著也拉大了時間的距離。時間和精力每天都消耗在無止境的堵塞和擁擠之中，再加上一天工作的勞累，回到家，誰還有精力再奏響鍋碗瓢盆交響曲呢？
家的功能越來越被簡化成隻是睡覺的場所。回龍觀、天通苑、望京和通州等人口比較密集的超大社區，工作日早晨，人流從各個家中湧出，奔向四麵八方。晚上下班，又從四麵八方湧回社區，睡上一個晚上，次日，又開始周而複始的循環。北京人通俗地稱這些社區為“睡城”。
無謂的消耗，在擠壓秦璐的私人空間和時間之際，也在擠壓著她的審美情趣。
“小巷深處”的幽靜，“細雨蔥翠”的空靈，“古城素裹”的淡雅，京城的美景一開始就與這個總 “在路上”的奔波者毫不相幹。這個“素有審美細胞”的女子，來北京後，根本就沒有時間，沒有心情，也沒有精力欣賞周圍的世界，“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而在西安，她有大量的時間柳下垂綸、雪夜賞月。
金錢上的壓力更無處不在。不斷飆高的 房價，在挑戰每一個寄居者的心理承受極限。買房要承載還貸壓力，不買房又擔心房價節節攀升，這種矛盾心理，挑戰著每一個寄居者的理性選擇能力。
今年4月，秦璐被迫選擇做了“房奴”。為此，她付出的代價是：2500元／月的銀行還款，300元／月的物業費，200元／月的水電費。僅房子一項，幾乎花掉她1／3強的薪水。
“我基本上是月月光。”秦璐喝了一口茶，笑了。而她在西安的時候，雖然月薪遠沒有現在這麽高，但每個月都能節餘下一些，“每天尋思著錢怎麽花出去”。但現在，如果生病了，一個月不工作，她就不知道該如何過下去了。
即便生活壓力如此之大，私人領域如此局促，但北京依舊是流動人員的理想漂泊地，不少外地人就像著了魔一般迷戀北京。火車站、汽車站、機場湧出的人群中，一些人就此留了下來，過起居無定所、漂泊不定的生活。
《北京市2006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截至2006年年末，北京市登記的流動人口達383.4萬人，較去年增加26.1萬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為24.3%。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的一位前官員介紹，根據2005年北京市1%人口抽樣調查的數據推算，這些流動人口中，有專科以上學曆的，不足10%。
盡管沒有確切統計，高學曆人群究竟占這個龐大的流動群體多大比例，但僅從秦璐的收入上可以推斷出來，大多數的流動人員，所承受的工作和生活上的壓力、焦慮和忙碌，不會比她更加輕鬆。
5年前，大學生秦璐“帶著夢想”、簡單的行囊，以及各種證件，隻身來到了北京。此前，生活在古城西安的她，對首都充滿色彩斑斕的想象。她始終堅信，“北京是個有未來的地方”。
古老的紫禁城，人民英雄紀念碑，頤和園的石坊， 圓明園的廢墟，北大的未名湖，清華的荷塘月色，筆直的街道，老胡同，四合院，這些新老北京的象征，無一不印在她的腦子裏。
不過，這些關於北京的印象，都是她從課本裏、電視上、媒體中，以及別人的談話中移植過來的。也正是這種重複的移植，加深了她對北京的向往。
西安的天，總是灰蒙蒙的。一個陰霾的日子，下班回家的秦璐路過鍾樓，突然放聲大哭。
“我也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麽。在那一刻，我突然看到了20年後的我。”秦璐說，待在西安那樣的城市，20年後，甚至更多時間之後，她的生活將不會有太大變化，也許會一成不變。而單調乏味、平淡無奇的生活，她是無論如何也不肯接受的。
正是從那一刻起，她決定到北京“混”。
沒人知道，究竟有多少“混”在北京的人，懷揣著像秦璐一樣的夢想。但每個受訪者普遍看重的是，北京是一座有文化底蘊的、高素質的城市，是一個充滿了各種就業機會、有無數選擇的理想漂泊地。隻要自己“肚裏有貨”，不愁找不到工作。
秦璐到北京前，她稱自己“一點也不知道自己的未來在哪裏”。直到生活了數年，她才朦朦朧朧地意識到，自己想要的，其實是“可選擇的機會”，還有“相對公平的環境和良好的秩序”。而這些，是中國許多城市“相對欠缺”的。
前些日子，她因工作上的一些手續問題，曾多次打電話到西安的相關職能部門谘詢。結果，“接電話的人總是不耐煩，還說不清楚，有些人幹脆就把電話轉到無人接聽的號碼上”。無奈之下，她動用了一些地方關係，才把問題弄明白。
“辦事的成本太高。”提起前些天的惱火事，她的臉上出現慍怒的神色。她也曾就此事谘詢過北京的相關職能部門，盡管北京的相關職能部門無力解決，但把事情解釋得很清楚。這一點讓她非常滿意。有親朋好友勸她回老家工作，承諾更好的工作，更高的收入和更輕鬆的生活，但秦璐一一回絕了親友們的好意。
“我每天都在詛咒這個城市，卻從沒想到過要離開。就衝著職能部門的辦事效率和服務，我也不離開北京。”秦璐喝了一口果茶，愜意地說。
戶口是個繞不過的坎兒
5年前，秦璐帶著瑰麗的夢想來北京尋找未來的時候，隻有憧憬。比如，在北京買一套大房子，買一輛高級轎車。
她沒有考慮過，作為一個在北京發展的外地人，究竟要為自己的選擇付出多少代價。她也沒有考慮過自己的養老問題，下一代的教育問題。她甚至都沒有考慮過，這個城市會不會接納她。
“在青春年少的歲月，這些問題是排不上日程的。”秦璐說。
置身北京後，她才發現，除了生活上要付出高昂的代價外，現實的北京與她夢想中的北京，還存在著不小的反差。比如，她發現北京高考學生的分數普遍比外地學生低，她自己的考分要在北京完全可以上一所非常好的大學，而不用蝸居西安讀書。還比如，她發現，有一些工作是自己完全不能做的，北京市保護一些行業禁止外地人介入。雖然她所在的工作圈子並沒有因為她的外地戶籍而排斥她，但她仍感到“不公平”。
“我看重的是一種機會平等。”秦璐說。這個看起來包容大度的城市，有時竟封閉到讓她難以理解。外地人就業禁區以及北京市政協委員限製外地人進京的呼籲，更讓她感到不快。
今年6月，秦璐因工作需要到香港，但《港澳通行證》必須回老家辦理。為此，她不得不耽誤兩天的時間，並為民航業貢獻了兩張機票。
“同樣都是在自己的國家，為什麽非要設置一些人為障礙呢？”她重重歎了一口氣，“都是戶口，戶口，戶口。”
同樣也是因為戶口，秦璐的朋友，來自鄭州的李建軍目前正在做一個“艱難”的抉擇：回去還是留下。
2004年，李建軍受聘於地處北京的某行業協會。這位在攝影界小有名氣的青年女教師，因為看重北京的機會和發展空間，決然告別丈夫和女兒，隻身到京城闖蕩。起先，聘用單位答應給她辦理北京市戶口。後因種種原因，戶口未能辦成。不過，這並不影響她努力工作，原因之一是她拿到了北京市綠卡(即《北京市工作居住證》)。按規定，持綠卡滿3年、符合條件的，可申請辦理人才引進手續。
“當時我看到了這一點，所以就拚命工作。”在北京工作的3年裏，李建軍在攝影界已頗有建樹。但即便如此，她的北京戶口夢仍然化成了泡影。“北京戶口對我來說無關緊要，我考慮的主要是孩子的考學問題。戶口是個繞不過的坎兒。”
李建軍到北京後不久，一次和丈夫電話交流時，丈夫透露說女兒現在的情緒很不穩定。她馬上意識到女兒到了青春期，身體發生變化，無法和父親溝通。
“如果我不把女兒接到身邊，會影響女兒的身心健康。”李建軍說。無論付出多大代價，她也要將女兒帶在身邊。
代價是顯而易見的：除了高昂的擇校費和讚助費外，最重要的是，正在北京讀高一的女兒的知識結構問題。
如果她的女兒繼續在北京讀書，高考時回河南，那她在北京所學的知識將無法應對河南的考題。當然，即使現在回河南，仍存在一個學籍問題，未來能否在河南參加高考，還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但有一點確定無疑：沒有北京戶口，目前肯定不能在北京參加高考。
這位攝影界有頭有臉的人，決定來北京之前，已經將鄭州的房產賣了。她和丈夫商定，等她在北京站穩腳跟，丈夫隨後就過來。因此，如果現在再回去，一切都得重新開始。
“女兒多次找我談話，問我怎麽辦，我都無言以對。小小年紀，本來是不應該承受這些的。”站在望京27層樓的家中，李建軍目不轉睛地望著窗外的風景。“網上有一些人正在呼籲這事。如果實在沒辦法解決，看來我隻能回去了。”
2006年5月10日，北京公交一卡通正式啟動。不久後，秦璐買了一張。從此，她和北京人一樣，享受到了出行的市民待遇。而在此前，公交係統推行月票。月票是北京人的專利，外地人無權購買。
“省不省錢倒無所謂，關鍵是不能受這種歧視。”這位西安女子，骨子裏有很強的權利意識。“如果大家都機會平等了，反而我就不爭了。”
“不過客觀說，北京也在慢慢地變。如果拋開成見，理性地對比一下，你會發現，這個城市在逐漸開放，在逐步改善著自己的形象。”秦璐說，“比如買車，以前隻有有北京戶口的人才能上牌，現在有暫住證就可以上牌。再比如暫住證，可有可無，也沒有聽到有警察隨意攔住行人就檢查暫住證的事情發生。”
秦璐的另一位朋友叫劉舒慧，來自內蒙古 呼和浩特。1998年定居北京之前，她在廣州和寧波兩個城市分別工作了一年以上，除西藏外，每個省區市都留下過她的足跡。
在劉舒慧看來，廣州睜眼就是錢，而寧波總讓人擔憂治安問題。“北京就好多了，有濃厚的文化氛圍，有良好的秩序。我在這裏能獲得安全感和被尊重感”。
定居北京後，她在北京新時代致公教育研究院從事公民教育、社區民主自治。2002年，她所在的機構與北京市東城區民政局、北新橋街道一起組織並指導了九道灣社區的直選。
之前，《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關於推進城市社區建設的意見》發布。《意見》規定，社區應設立社區代表會議，由社區內的本市居民、駐區單位和有固定住所、穩定職業的外地來京人員以及其他方麵的代表按一定比例推選產生。
這一關於外地人可以參與社區管理的規定，在2002年8月九道灣社區的直選實驗中，很好地得到了貫徹體現。九道灣直選實驗中，按比例產生了兩名外地來京人員的代表。他們可以直接參與社區的管理。
“我認為，九道灣直選實驗中能有流動人口參與投票，並參與社區管理，對流動人口來說，是一個標誌性事件。”劉舒慧說，這表明北京在逐漸接納流動人口。
2004年，北京市廢止了《北京市外地來京務工管理規定》等限製流動人口的行政法規。次年，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廢止了實施10年的《北京市外地來京務工經商人員管理條例》。
北京市人大常委會法製辦副主任張引對此表示，條例的廢止“具有公民權利裏程碑式的象征意義，意味著公民權利時代的到來”。
“我們應該看到，這個城市雖然還有這樣那樣的不足，但它正在一點一滴修補著自己的不足。”劉舒慧說。
北京多一些像我這樣調皮的家夥會更好的
與北京每個有納稅能力的市民一樣，秦璐每個月也照章納稅。具體多少錢，她自己也說不清楚，“財務都給我做好了，一分錢也不會漏繳”。當然，李建軍也在這個行列裏，因為要續簽綠卡，必須提供詳盡的完稅證明。
像秦璐、李建軍等近400萬的流動人口，對北京的發展究竟意味著什麽？有學者研究顯示，2003年北京市全部流動人口對本市國民生產總值的貢獻率約27.96%。
“從數據上可以看出，流動人口對北京的貢獻不可小視。”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的一位前官員說，“隨著近兩年北京外來流動人口的增加，我估計這種貢獻會有增無減。”
然而作為為北京做出不小貢獻的群體中的一員，身份問題仍然會時不時地困擾著秦璐：“說我是北京人吧，北京政府不承認；說我是西安人吧，我已多年不在西安生活了。”
最終，秦璐自嘲地為自己想出一個巧妙的答案：“北京的外地人。”
不過，在一些老北京人看來，如今擁有一份收入可觀的工作才是硬指標。此外，體麵的衣著、優雅的談吐，這些外在的符號，也正在改變著北京人心裏對外地人的印象。
“外地人也分三六九等。”一位曾供職於一家中央媒體、現已退休的老北京人說。在他看來，老北京人的心態很複雜，一方麵，他們私底下認為北京的髒亂差都是素質比較差的外地人造成的，因此很排斥；另一方麵，他們又對高層次的外地人另眼相看。
不論北京市是否仍存在戶籍歧視，也不論當地人怎麽看待流動人口，秦璐已不像過去那麽在意了。“北京本來就是一個移民城市嘛。大家其實都生活在外地人的圈子裏，隻不過有些人有北京戶口，而我沒有而已。”她說，“隻要能工作、賺錢、養活自己，有沒有北京戶口其實已經無所謂了。”
至於能否像北京人一樣，享受地方的政策性福利，對她並不是迫在眉睫的問題。
但劉舒慧卻很在意自己的這一切。她一再強調自己的“北京人身份”。
“我納稅了，我參與北京的建設了，為什麽不能說我是北京人呢？我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我是北京人。’盡管北京現在還不承認，但我相信它遲早會承認的。”劉舒慧在發給記者的一條短信中如是說。
從1998年到現在，劉舒慧從來沒有辦過暫住證。每逢聽說居住地要查暫住證，她就躲到朋友家去。雖然被查到過一次，並為此付出50元錢的代價，但她一直固執地拒絕辦理。
“我沒有必要暫住到祖國的首都。”她強調。
從15年前，第一次到北京旅遊，用“審美的目光看北京”，到9年前，選擇移居北京，“嫁給這個城市”，用“建設者的目光審視北京”，挑剔北京，她正在完成從寄居者向首都公民的過渡。“我要幫著北京改掉自己的某些毛病。”她樂嗬嗬地說。
她認為：“心態決定行動。”自己不能隻滿足一個被動的參與者的角色，而要成為一個主動的建設者。“如果喜歡一個城市，選擇在一個城市居住，就有義務參與建設一個城市，就像建設自己的家一樣。”劉舒慧滔滔不絕，“不能持過客心態，漠視這個城市出現的問題，任由它壞下去。隻有如此，這個社會才會更健全，更有秩序。”
“北京多一些像我這樣調皮的家夥會更好的。”這位來自呼和浩特的年輕人說著，臉上露出了狡黠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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