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溫廖承誌致蔣經國並宋美齡回致廖承誌之書信

廖承誌致蔣經國，及蔣宋美齡代蔣經國回廖承誌之書信均是發生在上個世紀一九八二年的事兒。

一九八二年至今，在不到三十年裏，台海兩地的局勢演變勢力消長可謂天地翻覆。台灣問題的解決，樂觀一點估計是三到五年，最悲觀的話也就是十年為期，相信國家一定會采用一個強勢作為讓台灣軟服以達到一個初步回歸的協議。此長彼消嘛，這是必然的一個結果。看一眼今日中國開展對釣魚島的爭奪，你就會明白中國絕不可能讓台灣再遊離於祖國大陸太久。

但三十年前的台海局勢正好相反。大陸經濟尚在起步之際，台灣則早早處於巔峰上，用一句“錢淹腳”來形容也不為過。當年台灣，蔣家還是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力左右局勢，對國家統一的安排很可能就是在幾個人的“一念之差”之間。而在中國大陸這邊，巨人才邁出經濟建設步伐之際，有著不少窘迫，彷徨甚至疑惑，但這也是一個使命感極強的年代。

於是就有了廖承誌致蔣經國的信，建議國共兩黨捐棄前嫌梅開三度，再次攜手合作共創未來。廖公的信今天讀來有極重的曆史感，“祖國和平統一，乃千秋功業”，如此“就國家民族而論，蔣氏兩代對曆史有所交代”。敦促經國弟要“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

當然，經國的度量和膽氣都太小了。

信是由蔣宋美齡代回的。估計是國民黨內的文人捉刀代寫，情有餘但理不足。不管是誰寫，盡顯婦人之短視，是極典型的出一口惡氣逞一時之痛快。退一萬步來說，就算是信中所陳述的都是事實，這也隻能算是個人恩怨。而蔣方拒絕統一擺出來的理由竟然是“黃台之瓜不堪三摘”（見附文三）。荒唐啊！

一對怨婦棄子，原來從沒把民族國家利益放在心上，可悲，可歎。

這裏在下就不去跟作古之人辯所謂第一第二次國共合作的破局，皆是因為蔣公自持和強橫，貿然挑起內戰的緣故。但是，所有這些曆史其實都不重要。跟國家統一，民族強盛相比，這些恩恩怨怨最多隻能在大牌導演的屏幕上賺幾滴觀眾的眼淚水罷了。

崛起的中國，統一是必歸之路。

假如明天中國統一了，人們不禁要問“黃台之下蔣氏三骸”若地下有知，又該做何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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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一：廖承誌致蔣經國先生信（1982年7月24日）

經國吾弟：

    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遙。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 載。幼時同袍，蘇京把晤，往事曆曆在目。惟長年未通音問，此誠憾事。近聞政躬違和，深為懸念。人過七旬，多有病痛。

    至盼善自珍攝。

    三年以來，我黨一再倡議貴我兩黨舉行談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國統一大業。惟弟一再聲言“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餘期期以為不可。世交深情，於公於私，理當進言，敬希詮察。

    祖國和平統一，乃千秋功業，台灣終必回歸祖國，早日解決對各方有利。台灣同胞可安居樂業，兩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離之痛，在台諸前輩及大陸去台人員亦可各得其所，且有利於亞太地區局勢穩定和世界和平。吾弟嚐以“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自勉，倘能於吾弟手中成此偉業，必為舉國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國家，名留青史。所謂“罪人”之說，實相悖謬。局促東隅，終非久計。明若吾弟，自當了然。如遷延不決，或委之異日，不僅徒生困擾，吾弟亦將難辭其咎。再者，和平統一純屬內政。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圖我台灣，此世人所共知者。當斷不斷，必受其亂。願弟慎思。

    孫先生手創之中國國民黨，曆盡艱辛，無數先烈前仆後繼，終於推翻帝製，建立民國。光輝業跡，已成定論。國共兩度合作，均對國家民族作出巨大貢獻。首次合作，孫先生領導，吾輩雖幼，亦知一二。再次合作，老先生主其事，吾輩身在其中，應知梗概。事雖經緯萬端，但縱觀全局，合則對國家有利，分則必傷民族元氣。今日吾弟在台主政，三次合作，大責難謝。雙方領導，同窗摯友，彼此相知，談之更易。所謂“投降”、“屈事”、“吃虧”、“上當”之說，實難苟同。評價曆史，展望未來，應天下為公，以國家民族利益為最高準則，何發黨私之論！至於“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雲雲，識者皆以為太不現實，未免自欺欺人。三民主義之真諦，吾輩深知，毋須爭辯。所謂台灣“經濟繁榮，社會民主，民生樂利”等等，在台諸公，心中有數，亦毋庸贅言。試為貴黨計，如能依時順勢，負起曆史責任，毅然和談，達成國家統一，則兩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共圖振興中華之大業。否則，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識之士，慮已及此。事關國民黨興亡絕續，望弟再思。

    近讀大作，有“切望父靈能回到家園與先人同在”之語，不勝感慨係之。今老先生仍厝於慈湖，統一之後，即當遷安故土，或奉化，或南京，或廬山，以了吾弟孝心。吾弟近曾有言：“要把孝順的心，擴大為民族感情，去敬愛民族，奉獻於國家。”誠哉斯言，盍不實踐於統一大業！就國家民族而論，蔣氏兩代對曆史有所交代；就吾弟個人而言，可謂忠孝兩全。

    否則，吾弟身後事何以自了。尚望三思。

    吾弟一生坎坷，決非命運安排，一切操之在己。千秋功罪，係於一念之間。當今國際風雲變幻莫測，台灣上下眾議紛紓歲月不居，來日苦短，夜長夢多，時不我與。盼弟善為抉擇，未雨綢繆。“寥廓海天，不歸何待？”

    人到高年，愈加懷舊，如弟方便，餘當束裝就道，前往台北探望，並麵聆諸長輩教益。“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遙望南天，不禁神馳，書不盡言，諸希珍重，佇候複音。

    老夫人前請代為問安。方良、緯國及諸侄不一。

                                                                順祝

            近祺！

        廖承誌     

                                                   １９８２年７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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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二：宋美齡致廖承誌公開信 （１９８２年８月１７日）

承誌世侄：

 　　 　　七月廿四日致經國函，已在報章閱及。經國主政，負有對我中華民國賡續之職責，故其一再聲言“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乃是表達我中華民國、中華民族及中國國民黨浩然正氣使之然也。

 　　　　 餘閱及世侄電函，本可一笑置之。但念及五十六七年前事，世侄尚屬稚年，此中真情肯綮，殊多隔閡。餘與令尊仲愷先生及令堂廖夫人，曩昔在廣州大元帥府，得曾相識，嗣後，我總理在平病況阽危，甫值悍匪孫美瑤在臨城綁劫藍鋼車案後，津浦鐵路中斷，大沽口並已封港，乃隻得與大姊孔夫人繞道買棹先至青島，由膠濟路北上轉平，時逢祁寒，車廂既無暖氣，又無膳食飲料，車上水喉均已冰凍，車到北平前門車站，周身既抖且僵。離滬時即知途程艱難，甚至何時或可否能如期到達目的地，均難逆料，而所以趕往者，乃與總理之感情，期能有所相助之處，更予二家姐孫夫人精神上之奧援，於此時期中，在鐵獅子胡同，與令堂朝夕相接，其足令餘欽佩者，乃令堂對總理之三民主義，救國宏圖，娓娓道來，令餘驚訝不已。蓋我國民黨黨人，固知推翻滿清，改革腐陳，大不乏人，但一位從未浸受西方教育之中國女子而能了解西方傳來之民主意識，在五十餘年前實所罕見。餘認其為一位真正不可多得之三民主義信徒也。 　

　　　 　　令尊仲愷先生乃我黃埔軍校之黨代表，夫黃埔乃我總理因宅心仁恕，但經多次澆漓經驗，痛感投機分子之不可恃，決心手創此一培養革命精銳武力之軍校，並將此尚待萌芽之革命軍人魂，交付二人，即是將校長之職，委予先總統，以灌輸革命思想，予黨代表委諸令尊，其遴選之審慎，自不待言。

 　　　　 觀諸黃埔以後成效，如首先敉平陳炯明驍將林虎、洪兆麟後，得統一廣東。接著以北伐進度之神速，令國民革命軍軍譽鵲起，威震全國，猶憶在北伐軍總司令出發前夕，餘與孫夫人，大兄子文先生等參加黃埔閱兵典禮，先總統向學生訓話時，再次稱廖黨代表對本黨之勳猷（此時廖先生已不幸遭凶物故，世侄雖未及冠，已能體會失怙之痛矣。）再次言及仲愷先生對黃埔之貢獻時，先總統熱淚盈眶，其真摯慟心，形於詞色，聞之者莫不動容，諒今時尚存之當時黃埔學生，必尚能追憶及之。餘認為仲愷先生始終是總理之忠實信徒，真如世侄所言，為人應“忠孝兩全”，倘謂仲愷先生乃喬裝為三民主義及總理之信徒，而實際上乃為潛伏國民黨內者，則豈非有虧忠貞？若仲愷先生矢心忠貞，則豈非世侄有虧孝道耶？若忠孝皆肭（注“肭”為不任事與不足之意），則廖氏父子二代對曆史豈非茫然自失，將如何作交代耶？

　　　 　　此意尚望三思。

　　　 　　再者在所謂“文化大革命”鬥臭、鬥垮時期，聞世侄亦被列入鬥爭對象，虎口餘生，亦雲不幸之大幸，世侄或正以此認為聊可自慰。

　　　 　　日本讀賣新聞數年前報導，中共中央下令對全國２９省市，進行歸納，總結出一“正式”統計數字，由１９６６年開始，到１９７６年１０年之內，被迫害而死者有２，０００萬人，波及遭殃者至６億人。雲南盛內蒙古等地，有７２７，０００名幹部遭到迫害，其中３４，０００人被害致死。

　　　 　　《北京日報》亦曾報導，北京市政府人員在“文革”中，就有１２０００人被殺，共黨高層人物，如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等人，均以充軍及饑餓方式迫死，彼等如九泉有知，對大量幹部自相殘殺，豆萁相煎之手段，不知將作何想法？……世侄所道“外人巧言令色”旨哉斯言，莫非世侄默詆奸邪之媚外乎。

　　　 　　相對言之，中華民國開國以來，除袁世凱之卑鄙覬覦野心失敗外，縱軍閥時代，亦莫敢竄改國號，中華民國自國民政府執政以來，始終以國父主義及愛國精神為基據，從未獅褻諛外，如將彼等巨像高懸全國，靈爽式憑，捧為所宗者，今天有正義感之猶太人尚唾棄其同宗之馬克斯，乃共黨竟奉之為神明，並以馬列主義為我中華民族之訓練，此正如郭沫若宣稱“斯太林是我爸爸”，實無恥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嘔。

 　　　　  或謂我總理聯俄容共鑄成大錯，中國共產黨曲解國父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民族之要旨，斷章取義，以國父容共一詞為護身符，因此諱言國父批牘墨跡中曾親批“以時局誠如來書所言，日人眼光遠之人士，皆主結民黨，共維東亞大局，其眼光短少之野心家，則另有肺腑也；現在民黨，係聯日為態度。”此一批示顯見：（一）總理睿知，已洞察日本某些野心家將來之企圖；（二）批示所書“現在”民黨當以聯日為態度，所言亦即謂一切依國家之需要而定。聯日聯俄均以當時平等待我為準繩。當時日本有助我之同情心，故總理乃以革命成功為先著，再者毋忘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中，有對中山先生肝膽相照之日本信徒為我革命而犧牲者。世侄在萬籟俱寂時，諒亦曾自忖一生，波劫重重，在抗戰前後，若非先總統懷仁念舊，則世侄何能脫囹圄之厄，生命之之憂，致尚冀三次合作，豈非夢囈？又豈不明黃台之瓜不堪三摘之至理耶？

　　　 　　此時大陸山頭主義更為猖獗，貪汙普遍，賄賂公行，特權階級包庇徇私，萋萋疊聞：“走後門”之為也牲牲（注“牲牲”眾多也。）皆是，禍在蕭牆，是不待言，敏若世侄，抑有思及終生為蟒螫所利用，隨時領導一更，政策亦變，旦夕為危，終將不免否？過去毛酋秉權，一日數驚，鬥爭侮辱，酷刑處死，任其擺布，人權尊嚴，悉數蕩盡，然若能敝帚自珍，幡然來歸，以承父誌，澹泊改觀，養頤天年，或能予以參加建國工作之機會。倘執迷不醒，他日光複大陸，則諸君仍可冉冉超生，若願欣賞雪竇風光，亦決不必削發，以淨餘劫，回 頭是岸，願捫心自問。款款之誠，書不盡意。 　　

　　 　　 順祝安謐

　　　 　　 　　民國７１年８月１７日

 　　　　 　　　　 宋美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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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附：

    信中“黃台之瓜不堪三摘”出之《黃台瓜辭》，原詩如下：

　　種瓜黃台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尚自可，摘絕抱蔓歸。

　　此詩是唐朝章懷太子李賢所作。李賢，武則天的第二個兒子，是個有才幹的人，《後漢書》就是他注釋的。他知道他母親的奪權陰謀，預感自己不會有好下場，於是做了一首詩，即《黃台瓜辭》，讓樂工練習後在宮中演唱，希望武則天聽了以後會有所感悟。?

　　詩字麵意思很簡單，實際的含意是將武則天的四個親生兒子比作瓜。瓜熟子離離是諷喻武則天說您的孩子們都長大了。一摘使瓜好意思是您殺了大兒子，會使其餘的孩子們有所警惕，都會學好不敢胡作非為。如果殺死兩個那餘下的就太少了。都殺光了的話就隻會剩下您孤零零的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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