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動力分析 (冷眼看文革三)

"文霸"，"文痞" 和 "小爬蟲" (冷眼看文革一)

文革的 "對" 與 "錯" (冷眼看文革二)

文革起始於一九六六年夏 (按同年五月十六日 [人民日報] 社論，金筆注)，如果按照 "十年文革" 一說，文革終止於一九七六年的十月。今日的中國與文革前，文革中，甚至文革後的中國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語。

四十年過去了，現在仍然有不少同胞醉心於文革曆史，從各種角度或寫貼或評論，鞭撻文革，他們的觀點是為了中國大地上不再發生類似文革的運動，有必要不斷的提醒。筆者理解作為直接或間接的受害者，他們為什麽這樣做的理由，但是對於再次發生文革運動的憂慮，筆者則覺得完全是多餘的。

讀者們有沒有聽說過 "完美風暴" (Perfect storm) 一詞?

在維基百科裏，它是這樣解釋的：完美風暴是指幾個同時發生的事件所產生的合力，遠遠超過每個事件本身的分力之總和 (原文：The phrase "perfect storm" refers to the simultaneous occurrence of events which, taken individually, would be far less powerful than the result of their chance combination. 金筆注)。

兩年多前發生在美國東南部名城新奧爾良 (New Orlean) 的卡雀娜風災就是一場完美風暴。在一個多颶風 (Hurricane) 的夏季，在氣候改變的大環境下，海水局部表麵氣溫徒然升高時 (海水溫度上升增加了卡雀娜颶風的能量，金筆注)，使之成為有史以來最強大的五級颶風 (Category 6 is the maximum one can get, but has yet to be recorded，金筆注) 之一。在這背景下，加上伊戰的消耗以及資源轉移，美國陸軍工程兵的疏忽職守導致新奧爾良護城河堤的崩潰，又碰上聯邦救災總署 (FEMA) 官員的無能，救災行動遲緩。當所有這些因素綜合在一起以後，在短短的幾天內，美國曆史名城新奧爾良變成了一座人間煉獄。

波瀾壯闊的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是一場 "完美風暴"。這是指文革是在特定時期，特定環境下，由特定人物主演以及特定民眾參與的一場 "完美風暴"。

我們在進一步討論之前，首先要建立一個基本點。這個基本點是，在中共建政到文革前的十七年裏的任何一個時期，中共的政權是得到多數，大多數，甚至絕大多數中國人民支持的。這是中共政權與前蘇聯政權的一個不同點。前蘇聯政權在建政初期，即麵對相當數量的反對力量，而中共政權在初期即得到大多數中國人民的認可。前述中，筆者用了 "多數"，"大多數" 以及 "絕大多數" 等幾個數量名詞來對應不同的社會時期，以及麵對不同的社會問題。比如 "三麵紅旗" 和 "大躍進" 時期可能是絕大多數的支持率，而其後的 "三年困難時期" 以及其後的調整階段則可能是 "多數" 或 "大多數" 的支持率。但是，因為當時沒有自由選舉，也沒有所謂的 "民調" 記錄，所有這些隻能是一個估計。筆者多年前讀過一位專為《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 寫專欄的保守派的資深撰稿人 (恕我忘記了他的名字) 的一篇文章，談的是中國的改革開放。他寫到 (大意)，"毛澤東曾經說過，'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群眾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毛時期是沒有選舉的，但如果有選舉的話，他的這話也應該是對的 (right on the money)。" 因為西方世界總是對毛惡言相向，他的這段話讓筆者留下印象深刻。

也就是說，在毛澤東的中國，中共政權始終得到多數人民群眾的擁護。站在這個基本點上，筆者將試著論述 "文革" 為什麽會在中國大地爆發的種種原因。

毛澤東本人在社會主義革命初期 (五十年代中) 寫過一篇著名文章《論十大關係》，十大關係也就是十大矛盾。哪十大矛盾對我們今天來說已經不重要了，筆者在這裏提出來的目的是想表明文革前的中國社會是處於多重矛盾之中 (限於篇幅，筆者暫不在這裏暢談從四九年至文革前，中國社會的進步和經濟發展的傲人成績)。

總概來說，中國革命是在一個 "半殖民地"，"半封建" 的社會中成功的，革命勝利後，當經濟上還極端貧窮落後的時候，隨即邁入社會主義革命。而在同時，社會主義製度本身，以及社會主義在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中是否可以施行還沒有先例可循。

因此，在諸多的原因中，第一個原因是因為社會主義運動是在一個經濟上非常貧窮落後的中國進行的。

有一次，金筆在送念高中的兒子回家時，跟兒子有一段關於社會主義的對話。我說我的理想社會是社會主義社會，兒子則認為社會主義就是分享和受苦難 (Socialism is all about share and suffering)。問他為什麽會理解成受苦難，兒子 "理直氣壯" 的回答說，比如在非洲貧窮的地方是不可能實行社會主義的，"Simply because there is not enough food to go around" (即缺乏食物，不足以分享)。他繼續說，因為人都有使用權力的欲望，在食品不足的情況下，很難避免以公家的名義強占和腐敗的發生。

兒子受的是美國教育，金筆覺得很難同他講清楚一些道理。比如四九年後的中國，雖然有一些利欲熏心，或濫用權力的人，但是大多數的國家幹部還是為了國家事業大公無私，獻身自我。不過，兒子的話也讓我想起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在那個撥亂反正的歲月裏，校方組織同學們學習和討論中國社會到底是處於社會主義的哪一個階段的問題，有一種說法後來為大多數同學們所接受，即社會主義的實現一定要有物質基礎，即要有豐富的社會產品做後盾才有可能實現分享。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或許可以這樣說，四九年中國革命勝利以後，中國社會還很貧困，國家很快轉入社會主義運動，一些錯誤一些問題可能就很難避免。

第二，從 "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會走來的中國社會沒有真正經受過資本主義製度的 "培訓"。

假如今天在美國進行一場 "社會主義化" 運動，我們有理由相信美國一定會在很多方麵做得比當時的中國好。比如對私有財產的征收，美國一定做得更有人情味 (當然，在解放前的富人當中，"為富不仁" 現象還是很多的，金筆注)，"贖買" 政策一定會得到嚴格執行 (出於美國對私有財產的一貫保護立場)。再比如對於公有錢財的管理，美國一定會製定一套管理和監督措施，正因為這是公家的錢財，來自於納稅人，因此不能相信任何人，由不得半點馬虎。即使是對於全民所有製企業的職工，美國也會象招收政府部門的職員一樣，認真考核認定，做到 "一個蘿卜一個坑"，對每個位置都有規定的職責和工作範圍。而所有這些 "條條框框" 都是當時中國的企事業單位所缺乏的。

在上一篇中，筆者曾經提到了個人和企業 (或集體) 的關係在資本主義製度下是順理成章的，這是雇主出錢，員工出力，就象是周俞打黃蓋，打者願打，挨者願挨。

但在社會主義製度下，怎樣處理全民和集體所有製企業中員工和企業管理人員的關係問題上，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出現不可調和的矛盾。毛的想法主要是通過不斷的思想教育提高人們的覺悟，並通過覺悟的提高調整好這些關係，從而調動人積極性。而劉的做法是搬照前蘇聯的做法，依靠規章製度解決個人和企業 (或集體) 的關係。也就是說，是沿用資本主義的方法，設 "條條框框"，這在毛澤東看來無疑是在搞複辟。平心而論，在毛和劉的這場衝突中，劉少奇可能是站在了曆史的正確一方。但不幸的是，原本黨內兩條路線鬥爭被激化，擴大成為全社會都參與的一場 "你死我活" 的階級鬥爭。

因為是國營企業或集體企業，員工按照名義就是 "企業主"，可是 "企業主" 偷懶怎麽辦呢？在當時企業和員工之間的關係還沒有理順，或者還在摸索中。在高喊員工是主人的同時，又實行 "管，卡，壓"，造成了企業管理和員工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實際上還是很尖銳的。筆者有個親戚，當時在江蘇一個縣的米廠裏做技術員 (大學畢業)。文革開始不久，她回家時很興奮的告訴父親一件真事。時任華東局書記處書記的魏文伯到她們縣視察工作，在從省會去她們縣的途中，魏乘坐的小轎車被前麵一輛滿載的行駛很慢的大卡車故意攔截，不讓超車。魏的車被整整耽擱了好幾個小時才到達目的地。據跟魏交談的縣領導透露，魏當時氣得端著茶杯的手都在抖。由此可見文革前國營或集體企業中，員工與管理人員之間的矛盾是有的，在有些地方甚至還是很嚴重的。

第三，國家領導及部分人民群眾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抱有極大的熱忱，但也有相當部分民眾對此並不熱衷，甚至反對。

社會上存在這種差異是很正常的，但釀成社會矛盾的根源。一方麵，GCD，國家政府，特別是文化教育部門，花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資源進行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教育，在最大程度上喚起部分民眾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巨大熱情。文革前的各類思想教育運動，在社會各界，尤其是在教育界 (指學校) 培養了一大批思想左傾的積極分子。但是在另一方麵，結合當時中國的國情，比如企事業中的 "管，卡，壓"，是在壓製人民群眾當家做主人，又比如當時社會分配製度是 "多勞多得" 原則，展現的是資本主義的 "雇傭關係"。因此這批相當數量的 "積極分子" 對現狀也是不滿意的。毫無疑問，出於自發或者盲動，他們在文革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第四，由於製度 (包括法製) 的不完善，公私不分，僅依靠個人的自律或自覺顯然難以避免腐敗的出現 (但那個時代的一些腐敗現象跟今日的所謂 "巨貪" 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家父曾經參加並主持了上海市財貿係統一些部門的 "四清" 運動。在當時，財貿係統是所謂的 "四不清" 現象的重災區。麵對一些貪圖小恩小惠的個人和犯有 "多吃多占" 錯誤的領導幹部，家父曾經痛心的對母親感歎這些 "蛻化變質" 者，在人民群眾的心目中，為國家幹部造成了很壞的影響。正是由於這些人和事的存在，造成了人民的不滿，這些怒氣在文革中一併爆發出來，增加了文革的 "火氣" 和鬥爭的對象。

第五，當時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並不寬鬆，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 "敵對" 陣營對中國進行了十多年的禁運，圍堵和製裁。在兩大陣營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 "你死我活" 的對峙中，兩方都在采用 "偏激" 的方法處理持不同政見 (包括不同觀點或意見) 者。

比如，美國當時最為著名的，親 GCD 的知識分子羅森堡夫婦就是因為 "間諜罪" 被處極刑。在鐵幕下，當時西方國家對民主進步人士的迫害也是很嚴重的。在一些軍事獨裁的國家裏，包括西班牙等歐洲國家，秘魯，阿根廷等南美洲國家，剛果，埃塞俄比亞等非洲國家，還有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等亞洲國家，成千上萬的親 GCD 的人士和民主進步人士遇害。

同樣的，在社會主義國家裏，"清洗" 也是很普遍。如前蘇聯對匈牙利，波蘭，前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運動的鎮壓，南斯拉夫鐵托總統的鐵腕控製，以及中國的 "三反"，"五反"，"反右" 等運動，而 "文化大革命" 隻是其中的一幕。在一方麵，這些運動的發動是為了 "理順" 社會主義製度下的各種關係和緩解社會矛盾，在另一方麵，也是為了防止敵對陣營的滲透。

舉伊拉克前總統薩達姆 侯塞因為例，他是殺人惡魔，筆者在這裏不是想為他辯護。問題是，在第一次海灣戰爭後，假如美國沒有在暗中試圖顛覆薩達姆政權，被薩達姆殺害的民眾會不會少些？答案是肯定的。在我們今天反思文革和六十年代進行的 "社會主義運動" 的時候，我們應該公正的，全麵的，客觀的將當時的國際環境考慮進去。特別是，如果沒有美國的 "虎視眈眈" 以及蔣介石整天叫囂著反攻大陸，中國當時的政治環境會不會更開放些，更寬鬆些？

因為兩大陣營 "你死我活" 的爭鬥，中國國內當時的一些矛盾，一下子就被提升到 "敵我"
矛盾來處理，這是當時的國際政治環境使然。同樣的，文革的柴火一經點燃，這熊熊大火誰也很難控製住。但是即使那樣，在建國後至文革前的那段時期裏，以及文革中的大多數時間裏，中共采用的是 "洗腦子" 的方式對待 "持不同政見者"，這與西方世界對 "持不同政見者" 采用 "肉體消滅" 的方式還是有很大區別的。

第六，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內部決策缺乏民主，沒有合理的政策辯論平台，同時鮮有黨的領導人全身而退的合理退場機製。

當時中國的社會製度基本上是人治而非法治。因為不是法治，各種政策的推動需要當時的國家領導人在人民群眾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才能貫徹執行。再加上終身製和個人崇拜，領導人的權利沒有製衡力量，一個人說了算，因而犯了錯誤也無法得到及時的糾正。這是和中國的曆史文化有關，是中國的悲劇，也是偉人毛澤東的個人悲劇。

最後一點，毛澤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在充滿激情的建設新中國的同時，也承受著巨大壓力。壓力的一部分來自於他們這一代人對近代中國因為貧窮落後而遭受屈辱的親身體驗，另一部分則來自於 "社會主義" 是一個 "新生事物" 這一客觀事實。

因為親曆過落後就要挨打這樣一種親身體驗，老一輩的革命家們，包括毛澤東本人，十分渴望著中國的強大，在經濟建設的道路上有著急迫的心態。早在五十年代，他們在經濟建設上就提出快速 "趕英超美" 這樣一個口號就是一個證明。同時，因為 "社會主義製度" 本身是一個新事物，施行了全民所有製或集體所有製以後，還有很多亟待處理的問題，甚至有些問題在社會主義製度下是無法解決的。

而在毛本人看來，這麽多的問題就需要一次一次的群眾運動來解決，按照毛的想法搞運動可以 "統一" 思想，然後可以加快社會主義建設。毛澤東甚至認為已經找到了 "一勞永逸" 的解決社會主義製度下繼續革命的方式，即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站住曆史的角度看，文革對中國，對全體人民無疑是一場災難，有那麽多的民眾受難。這是中國的悲劇，也是偉人毛澤東的悲劇。當時的人們是無法認識到社會主義作為一種製度，實際上存在著深刻的矛盾和很多難以克服的問題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點後麵的連接閱讀我的《姓 "社" 姓 "資" 話今昔》)。

但即使是在這樣的情形下，毛澤東的中國在很短的時間內，在很不寬鬆的國際環境下，還是在 "一窮二白" 的基礎上，打造出了一個初具規模的工業，農業，科技和國防。在本文一開頭，我們就已經提到過的，為什麽毛澤東的中國一直享有多數，大多數，絕大多數的人民的支持的原因，也是為什麽文革可以在中國爆發的根本原因。

回看曆史，四九年後至文革結束，國家政府在很多方麵確實有很多過激的行為，這是寶貴的挫折和教訓，對所有的 Social progressor (左傾分子)，我引用聖雄甘地的話作為本篇的結束語："We lose and lose and lose - until we win."

下期預告：
回首望文革 (冷眼看文革之四)

[卡爾]

抗日戰爭時期，大批的進步青年投奔延安，連江青這樣的演員都去了。我們得出了一個結論：GCD就是進步，就是偉大，就是有吸引力。於是我想看看當年GCD的報紙，感受一下進步的氣氛。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原來連篇累牘的發表對西方腐朽製度的吹捧文章，對英美的民主製度推崇備至，老毛還對美國人說，希望每一個在中國的美國人都做宣傳民主製度的教師。

原來如此，怪不得江青同誌要去延安！

我滴乖乖！怎麽現在我黨總是說：我們絕不采取西方......
看來我黨是說一套做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