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體製，共產黨的代表性，及胡錦濤和陳良宇的鬥爭

一，社會主義的定義

什麽是資本主義，用金筆自己的話說，資本主義就是運用生產手段或提供服務使金錢 (無限) 增值 (亦即追逐資本最大利潤) 的各種社會活動。

社會主義的定義在金筆的概念裏則是指在一定的社會範圍內，分享或共享 (Sharing) 社會產品，成果和資源等。分享和共享的範圍可以在一個社區，一座城市，一個國家，甚至世界的一個局部地區等。而分享或共享的內容包括各種公共設施和圖書館，公共道路和機場，由政府提供或資助的全民醫療保險，全民中小學，甚至大學義務教育，公民的生活保障金和退休金，以及向生活貧困家庭提供的經濟援助等。政府機構提供上述服務和福利的資金來源主要是公私營企業和公民繳納的所得稅，地產稅，消費稅，公共設施使用稅等。還有就是企業和個人向社會作出的捐贈和奉獻等。

所以，政府的征納稅收並提供服務是一個社會財富的再分配過程，是為了分享和共享的，這就是社會主義。

綜上所述，社會主義在這裏完完全全是一種福利性的，僅在分配領域裏運作的概念。在政治經濟學上，社會主義應當從屬於資本主義，甚至隻是對資本主義的一種補充或限製。為什麽這樣說呢？因為隻有當資本主義創造了財富以後，才有分享或共享的內容，才有可能實行社會主義 (Sharing)。

費了這麽多口舌解釋社會主義，目的之有一個，是為了糾正過去對這一概念的的錯誤理解。早年的革命黨人錯誤的將社會主義看作成一種社會製度，是通向 "共產主義" 的唯一途徑。這種錯誤觀點顯然是受到了早期資本主義的凶殘性，野蠻性和不可分享共享性的影響。當時的革命黨人認為唯一能夠分享或共享社會產品，成果和資源的途徑是實現生產資料的全民所有，而實現生產資料全民所有的唯一途徑就是奪取政權，而武裝暴動或武裝鬥爭又是建立這樣一個政權的唯一途徑。所以早年的革命黨人都將成功的希望寄於武裝暴動和武裝鬥爭。

實際上，即使實現了全民所有製或集體所有製，也並不就進入了社會主義。問題是出在分配原則上。在現階段或者文革前的中國社會，不管在什麽形式的企業裏工作，在分配上，采用的都是 "按勞分配" 原則。而 "按勞分配" 是資本主義製度下的分配原則，是非社會主義的，不帶有分享和共享性質。對任何一個企業員工來講，如果他隻能夠部分的享受他付出的勞動成果，全民所有製或獨資企業對他來說是沒有任何差別的。

因此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其經濟體製不是社會主義製度，而是一種 "國家資本主義" 製度，朋友們有興趣可以點下麵的鏈接閱讀筆者的 "姓 '社' 姓 '資' 話今昔" 一文，那裏對此問題有比較詳細的論證。


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認識了什麽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以後，再看當今世界各國，在經濟體製上普遍實行的都是資本主義。同時，社會主義在不同程度上也都存在，並且和資本主義存在一種 "共生" 現象。隻是不同國家對資本的管理和限製，對社會產品，成果和資源的分享和共享存在著程度的不同。

單一的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體製都已經被證明是不可行的。

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程度的高與低取決於經濟生產力發展水平 (這也是為什麽社會主義是依附於資本主義的主要根原)，和國家公民受教育和文化程度，以及對社會主義的認同程度等因素決定。
西歐和北歐的部分國家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走得比較遠。

今日的中國早已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了。中國社會是一個典型的，追逐最大資本利潤的資本主義社會。盡管政府領導人多麽的鼓吹國家有多少全民所有製企業和集體所有製企業，如果在勞動成果的分配上不存在分享或共享，全民所以製隻是一句空話，是沒有任何意義的，隻是一個名詞而已。

按照本文開頭所提到的社會分享和共享的方方麵麵來看，中國社會中的社會主義因素也還是存在的，但在發展階段上還處於很低的水平。這幾年在有些方麵，國家甚至還走了回頭路。這當中包括朱鎔基總理在任期內強製推行大學教育和醫療保健等事業的企業化。使原來屬於社會成員可以分享或共享的教育和醫療保健成為個人的經濟負擔。

而在上一屆全國人大會議上，溫家寶總理提出的在短時間內，在全國農村實行免費中小學教育建議則是在邁向社會主義，是一個可喜的進步。


三，現在的共產黨是在代表富人的利益

中國的改革開放這幾十年來，大致上走的是官商結合的道路。經濟的飛躍是在中央政府大力扶持的前提下，各地各級的地方政府官員和民間或外資商人合作，在共同追求資本的最大利潤下完成的。當然，中國經濟實力得到長足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也有相應提高。這樣的驚人速度，這樣的寬度和廣度，在人類經濟發展史上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這是中國共產黨的驕傲。

但是，這些年的飛躍發展也並非沒有隱患和後遺症。國家的各項法律法規尚未健全，或者健全了但未嚴格執行，也有視法律為無物的不法官員和商人等，貪贓枉法和為富不仁的事件層出不窮。筆者沒有仇視富人和官員的心理，也認為隻要是為平民百姓的福祉作出貢獻的，富人更富，官員自己貪了一點，也是無可非厚的。但是問題是，這些年平民百姓的利益沒有得到很好的保護，特別是在富人和平民百姓 (或窮人) 的利益有衝突時，平民百姓往往就是輸者。在環境保護，市政建設和職工福利等方麵，這幾年出現了許多新的不公，這也是造成貧富差距拉大的一個原因。

現在的中國貧富差距已經很大，貧富差距過大會造成社會的動蕩不安。

筆者在這裏想到毛澤東。他的一生一貫的在代表社會最底層的平民百姓的利益。遺憾的是，在毛澤東時代，他不允許任何代表富人利益的政治勢力存在，他也不允許政策偏重富人。因為沒有代替富人爭權利，沒有資本擴張和自由競爭，所以毛澤東時代人民普遍的貧乏，同時官員也比較清廉。

可現在的情況正好相反，這十幾年來，共產黨整個兒都在代表富人的利益，政府的哲學是富人等有錢了，平民百姓也會逐步有錢的。

這樣做當然不錯。同時，代表富人的利益畢竟比較好做事情，隻要追求資本的最大利潤即可，看看這十幾年的經濟飛躍就是很好的例證。兩三年前，共產黨內部開始討論是不是要吸收資本家入黨。資本家可以入黨了，黨內出幾個資本家又何足為奇呢？江澤民的 "三個代表" 理論的第三個代表就是試圖將富人和窮人的利益混為一談。


四，誰來代表平民百姓 (即窮人) 的利益呢？

講了那麽多，那窮人的利益在哪裏呢？

窮人的利益就在社會主義，在於分享和共享社會財富。現代社會雖然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共存，並相互依賴，但兩者同時也是相互鬥爭的。

富人的利益得到共產黨的充分代表，那麽窮人 (平民百姓) 的利益由誰來代表呢？要知道社會主義不是憑空得來的，天底下很少有富人 (除了美國一部分富人外) 會甘心情願的和平民百姓分享或共享社會產品，成果和資源的？應該很少。

胡錦濤總書記是看到了貧富差距過大將會造成社會的動蕩不安。因此他提出了 "和諧社會" 的理論，以及 "新三民主義" 等學說。說到底，這次胡錦濤和陳良宇的鬥爭就是代表平民百姓的共產黨人和代表富人大款的共產黨人之間的一場 "階級鬥爭"，這樣說決不是聳人聽聞。

這樣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因為資本的擴張 (金錢的無限增值) 是盲目性的，沒有社會主義去限製它的話，社會的貧富差距就會更大。

世界發展的新潮流是利用資本主義的擴張和自由競爭等思想來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同時利用社會主義思想中的分享和共享以及群體共生，共同富裕等思想去製衡資本的擴展，手段就是通過稅收來節製資本的發展，而稅收的目的就是將社會財富做一次重新分配。

在新的世紀裏，一個國家的 "長治久安" 和 "國泰民安" 是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 "相互製衡" 中找到一個 "平衡點"。 如果對資本主義的盲目擴張和自由競爭放任自流，那就會造成社會的貧福差距加大，造成社會動蕩不安 (早期的資本主義社會就是一個先例)。 而如果過度的運用社會主義思想 (即過渡增加征稅幅度等做法) 去限製資本的盲目擴張，則其結果會是社會經濟發展死氣沉沉，最終導致全體民眾的貧困。

一個和諧的社會，就是在 "資本擴張" 和 "分享共享" 中，找到一個平衡點。 在這個平衡點上，社會生產力能夠有長足的發展，而社會各群體的利益也得到足夠的保護。

在中國的經濟發展過程中，陳良宇們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雖然他們貪腐，但由於他們的存在，使得官商結合能夠順利進行，對經濟的發展是不言而喻的，起到了潤滑劑的作用。如今胡錦濤總書記大刀闊斧的清除腐敗，陳良宇式的，或稍低於陳良宇式的人物在共產黨內有很多很多，大有前赴後繼的趨勢。清得太狠，打得太重，會將官商合作的機製釘死，到時候各個領導層都縮手縮腳，連帶著將中國經濟的高速度增長也陪了進去，是不是合算，值得商榷。

所以胡錦濤總書記這樣大刀闊斧的肅貪是有風險的。要求共產黨人既要代表富人又要代表窮人，更是難上加難!

金筆認為窮人應當有窮人自己的代言人，就象富人有富人自己的代言人 (共產黨) 一樣。當一家企業內的員工和管理階層打官司時，員工和管理階層請同一個律師作為他們的代言人，是不可能。今日的中國社會，窮人和富人的利益早已經 "南轅北轍"，窮人和富人之間也幾乎沒有共同語言了。

千萬別忘記了毛澤東的名言， "什麽階級說什麽話"。

你能夠指望一個富有幾棟或幾十棟房子的國家幹部將房價壓下來，壓到一個價位，他的隔壁可以搬進一個叫化子來住，有這樣可能嗎？

如果是一個身無分文的國家幹部 (即窮人)，他會跟一個西裝革履穿金戴銀的富商有共同語言嗎？他們之間會用什麽樣的語言來討論繁榮市麵經濟？會怎樣商議開發舊城區拆掉老房子，建造商業和居民用的高樓大廈等問題呢？象這樣的窮人幹部能否專心為富人服務，讓富人賺足錢，而自己卻仍舊 "兩手空空" 嗎？即使這樣的幹部有，但也是很違反人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