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隨便便
想到什麽說什麽。
去年回上海舊居時，整理母親從前的什物，理出厚厚一摞家信。母親將那些信用紅繩紮了，小心翼翼地收放在一隻樟木箱中。那隻樟木箱還是當年本人結婚時托熟人從家具廠直接買來的，我與老婆去日本後，母親用之收放衣物鋪蓋之類。揭開箱蓋，箱中彌漫著樟腦丸味，據說樟木箱本身是可以防蟲蛀的，不知母親當初何以還往裏麵置放那些樟腦丸？年長月久，樟腦丸揮發成氣體，箱子上可以掛鎖的黃色金屬搭扣上也已經顯出斑斑鏽跡。箱子裏麵收藏的常年不用的舊鋪蓋和母親遺留下的舊衣物人非物是，也失去了繼續存在下去的意義，都處理了。唯獨將間雜在鋪蓋衣物中的那一摞家信帶回了加拿大溫哥華家中。
在溫哥華家中，閑時陸續翻閱那些家信，一邊讀著，一邊好像在現實與記憶之間來回遊蕩。那些信都快成文物了，信紙泛黃，紙張都有點發脆了，近的有九十年代零零年代初的，遠的竟還有我讀初中年代的，信上那些筆跡熟悉的文字，竟能夠隨意將我領回到以往的不同時空之中，毫不模糊地將長久以前的景象重現在我麵前，似真似夢，感覺不可思議。
交相出現在眼前的情景之一是從前常去寄信的那個小郵局。小郵局在我當初就讀的小學校的校門口旁邊。簡簡單單一間小平房，門口豎著一個粗壯渾圓的綠色郵筒，那時仿佛比我還高。郵局裏的舊木桌上有兩隻盛著漿糊的搪瓷鐵腕，裏麵懶洋洋地斜躺著兩三隻筆杆上爬滿漿糊的毛筆。櫃台後麵坐著一個營業員，從營業員那裏可以購買寄信時所用的郵票。父親那時經常差遣我或弟弟去那個郵局寄信。父親同學朋友多，散布在全國各地，有甘肅的，新疆的，西安的，滄州的，北京的，南京的，還有老家山東的。去櫃台買了郵票，用鐵腕裏的毛筆刷了漿糊貼上信封，將那些信投入郵筒，父親的問候和友情便飛向了天南海北的不同遠方。記得我那時和弟弟寄信時常為郵費覺得可惜。那時市內郵費是四分錢，外地郵費翻倍為八分錢。而我們兄弟通常每星期用來買零食的零花錢才五分錢。心裏計算著如果父親少寫幾封信，將那一個個的“八分錢”省下來給我們買零食，我們的生活將會多麽美好啊！
情景之二是郵箱。87年底，我去東京留學，住在離池袋不遠的田端那裏一個叫菊富士荘的舊木造公寓裏。剛去日本時十分想家，每日上課打工回到住處時已是晚上九點之後。每次回去時總是懷揣希望先去查看信箱，期待在裏麵看到家信。我到東京時是年底，離春節有一個來月，一租下住處便趕緊給家裏寫信告知地址，計算著春節前能夠收到家裏的回信。可是日子一天天過去，離春節越來越近，信箱裏卻一直空空如也。記得國內大年三十那天，打完工急忙趕回家去，路上滿以為今天必有家信躺在信箱中等我，可是到家掀開信箱蓋子一看，除了幾張廣告紙之外，依然不見家信。心裏真是失望空虛之極。回到房間在榻榻米上呆坐良久，想起之前每到春節年三十時，闔家圍坐在一起熱熱鬧鬧看電視裏春節晚會的情形，對比之下心裏愈發寂寞和冷清。那天晚上後來找出信紙來“奮筆疾書”到深夜，羅哩羅嗦寫了七八張，其實就是抱怨家裏不來信。然而第二天，就收到了父親和弟弟的來信，還是房東女主人給我送來的。父親他們其實並未耽誤給我寫信，信在旅途中花費時間也在正常範圍之內，隻是由於我盼信心切，感覺老也不見來信而已。父親收到我年三十寫的那封“興師問罪”的長信後，又趕緊回信解釋一通，信中還附有幾張相片。那些信和相片當時都擺在枕頭旁邊，不知看了多少遍。
情景三是幾封家信。最早的那封，還是我讀初一那年收到的。讀初一時，全年級去鬆江佘山學軍，為期一個月。開始幾天覺得新鮮好玩，數日之後便有些無聊，盼望家裏來信。有一天收到來信，信封上“XX同誌收”是二弟稚嫩的筆跡。拆開信封，裏麵果然是二弟和三弟的“親筆來書”。二弟那時小學五年級，三弟三年級。三弟還不怎麽會寫，信中還有錯別字，信結尾處的問候語是：“消滅法西斯，自由屬於人民”，與我們通常慣用的“此致，敬禮”不一樣，他用的是阿爾巴尼亞電影裏遊擊隊員的招呼語。二弟的信告訴我我離家之後發生的趣事，最來勁的是說隔壁鄰居小華的舅舅與宿舍大院裏的惡少“小貓”打架的事兒。那個“小貓”是個十七八歲的惡棍，經常欺負比他弱小的孩子，他見小華舅舅麵生，不是宿舍大院裏的人，以為可欺，便尋釁招惹他，不料小華舅舅二話不說，直接拳腳伺候，小貓打不過，隻好討饒求和。二弟繪聲繪色，信寫得十分生動有趣，臨了讓我“且聽下回分解”，不過尚未等到“下回”，我已學軍結束，打道回府了。
另一封印象深刻的信是我去東京後，三弟寄來的。三弟大學畢業後去了北京，不久被派到非洲津巴布韋使館工作，任期四年。那是他第一次長期遠離父母，十分孤寂想家。他給家裏的信中說：每當信使隊帶信去使館時，大家夥兒一哄而上，探詢自己的家信，拿到信的，春風滿麵；沒有信的則一臉落魄寂寞。我們因此一直“筆耕不輟”，以期使他不至“落魄寂寞”。我去東京後，對他在非洲的孤寂心緒感同身受，常與他通信，時或並附像片於信中。有一天正要去上課，房東送來了三弟的信，我於去學校的路上坐在電車裏拆開信看，那信裏對我寄給他的像片“評頭論足”，說他將像片給同事看時，同事都說：你哥表情憂鬱，一定壓力不小。其實我那時想盡快將老婆二弟等人辦去日本，急於掙錢，打工較多，雖然並不感覺“我們的日子充滿陽光”，卻也毫不“憂鬱”的。三弟在那封信裏說：我其他都不在乎，隻在乎你，務必多加保重。切記，切記。我讀那封信時，心裏頗受感動，眼中忽然淚水充溢的感覺至今都還記得。
最後還有一封難以忘記的，是父親的來信。我去東京兩三年後收到的。信中提到他的一個老友突然去世了。那個老友我認得，原是某大學組織處（就是人事處）的處長。那人是個老幹部，沒老婆，領著一個小侄女一起生活。我從前經常看到他去學校教工食堂打飯吃飯，屁股後麵跟著那個小侄女，身高不及他腰，紮兩個粗製濫造的小辮，走路連蹦帶跳的。那個老幹部喜歡去學校花房呆著，與那裏的花工閑聊天。有一天在花房裏，突然一頭倒下就醒不過來了。父親因那老友的突然死去觸動情懷，信寫的有些傷感。信裏說那老友比父親年長不了幾歲，身體比父親壯實得多，卻說走就走了，丟下一個小侄女。想想自己恐怕將來也一樣，而三個兒子都不在身邊，見不見得著都不知道等等。父親自從發過兩次大病後，便不再似從前，變得容易傷感。我那次給父親回了一封長信，極力寬慰他，說父親與他那個老友生活景況完全不一樣。那個老友沒老婆沒子女，內心孤寂無處可去才整日蹲在花房裏；而父親有老伴，有我們三個兒子，將來必定膝下孫輩成群，盡享天倫之樂，想去花房呆呆都怕勻不出時間來的雲雲。父親接到我信後，似乎心情好轉，之後來信，再未提及那個老友。然而後來父親竟然真的也突然離我們而去了，我與二弟趕到醫院他身邊時，他已深昏迷，並不知道我們在他身邊。三弟輾轉由柬埔寨趕到家時，父親已與我們天上人間了。
父親走後我去他辦公室整理遺物，在他辦公桌上鎖的抽屜裏看到一疊我和弟弟寄給他的信，攔腰套著橡皮筋。最上麵的就是上述我寬慰他時寫的那封回信。他在那封信裏用紅筆劃了許多杠。在上述關於“膝下孫輩成群，盡享天倫之樂”的句子下麵劃了紅杠，還在邊上打了一個感歎號。信的上角寫著“X兒信，收於X月X日”。
父親離開我們之後，我與二弟回到日本，三弟除短暫在國內逗留之外，被派去不同國家使館工作。母親一人留在上海舊居。她將從前的許多家信收集到一起，想必寂寞之時大概也翻閱了無數遍吧？之後用紅繩紮了，收藏在那隻樟木箱裏。後來母親也走了，那些信又被我帶到了溫哥華。
2005年，我時隔多年回上海工作了若幹年。今非昔比，上海的變化天翻地覆。在變化了的諸多事物之中，郵局信箱也與從前大不相同。從前那種主要寄信功能的小郵局早就煙消雲散了，我家附近有個規模氣派大得多的郵局，承辦業務從儲蓄到理財，從繳納水電煤氣費，到販賣紀念郵票或錢幣，唯獨不見有人去寄信。雖然門口的郵筒依然豎在那裏——仿佛不似印象中的那麽渾圓粗壯那麽高了。在上海期間我也如從前在東京時一樣，每日回家時先查看信箱，在裏麵總能看到買賣房屋廣告，理財保險廣告，還有收購舊家具的，搞家教的，搞裝修的，搞旅遊的，代購墓地的以及號稱祖傳秘方根治不孕或陽痿的小廣告，間雜著水電煤氣電話及上網賬單，唯獨沒有的便是手寫的家信。在電腦視頻電郵微信等通訊聯係方式高度發達的今天，電報早已淘汰，電話也已稍顯落伍，更何況手寫的家書？杜甫詩雲：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烽火現在除非跑到伊拉克之類的鬼地方去找死，通常是不易看到的；而家書——那種用筆一字一句書寫在信紙上的家書雖然並不值錢，恐怕也已變成文物，走進過去的曆史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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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部沒有組織處，組織部是黨員之家，管黨內幹部。人事處比組織部要低一級。那個老幹部也是我們山東籍的？
祝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