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進民主是中國麵臨的首要風險

這是一篇網絡上的舊文，不記得出自何處。如果原作者看到，請諒解。當年正是對西方社會的無限向往促使我來到這裏 （相信網上很多人和我一樣），工作生活十多年後，對所謂的民主有了一定的認識，覺得遠不是當初想象的那樣美好。我認為，作為有5000多年連續文明的中國，有理由創造出一種既能克服封建獨裁的弊端也能消除西方的民主的一切以選票為綱，無限內耗的種種不足的製度。希望這是一個漸進的溫和過程，沒有大的社會動蕩。

 

相對於腐敗和極左，民主迷信是中國麵臨的最大危險。自由派在民主憲政方麵的冒進才真正可能造成中國政治的崩潰。當然，現今的中國政治最需要改進的方麵的確是民主憲政和言論自由。但是中共正處在兩難境地上，走穩定路線就會激發共產主義教條派和唯經濟穩定派，從而禁錮國民思想，中國變成一潭死水。走自由路線就可能一發不可收拾，局麵徹底失控。所以鄧小平和胡錦濤都堅決的走務實路線，努力維持一個魔鬼平衡。胡錦濤不想政改，卻和政改代言人溫家寶是最親密的盟友。鄧小平製止胡耀邦和趙紫陽的改革思路，在經濟與政治的戰略層麵是成功的，問題出在信仰和精神層麵上，唯有這個層麵的分歧才造成鄧趙無法和解。至於胡錦濤打壓劉曉波的事情，我覺得戰略上完全正確，隻是具體操作上太粗糙，沒有風度。劉曉波的那一套基本是民主崇拜者從西方舊紙堆中撿了點東西，拚湊出個文件來而已，局限於政治臆想，既沒有政治的現實意義，也沒有信仰的高標價值。他真正的價值體現在行為上，而不是政治觀點上。他堅守國內，執著地用和平方式表達自己對國家前途的構想，的確是國人榜樣，獲取諾貝爾獎也是實至名歸，無可指責。

從全球的政治曆史與經典思想中分析，人類社會成功的政治組織形式基本可以分為兩個模式，即民主憲政模式和君主德政模式。這恰似人的兩條腿，任何單獨依賴一個模式的政體都無法成功持久，隻是因為時代與環境差異而造成二者在現實中所占比例和具體形式有所差別。世界在近兩百年的發展曆程，造就了民主憲政的超高聲譽，在當代許多人眼裏，民主幾乎成了正義的代名詞。導致這一現狀的原因是多方麵的。首先，歐美民主憲政實踐的巨大成功具有難以爭辯的說服力。其次，西方政治哲學的爆炸性發展使得民主憲政體製登上了一個十分寬闊而穩定的平台。相比而言，德政的相關理論論述，尤其在集德政實踐大成的中國文化圈，在近千年的發展隻能用每況愈下來描述。這個原因也導致民主體製占據了政治理論的主要地盤。再一方麵，與中國關係十分密切的共產主義運動在政治上表現為獨裁與專製，因為其在信仰以及政治體製曆史觀和經濟體製等諸多方麵的淺薄且自大，造成世界諸多民族的災難和短命政權。因為獨裁專製和君主德政在外表上的相似，這些失敗也都由君主德政體製扛著了。實際上，導致共產主義運動失敗的那些淺薄思想與中國的德政思想沒有必然聯係。當年中共為強化自己執政的合法性，肆意給中華傳統抹黑，導致中國德政體係被否定。後來紅色運動瞬間崩潰，人們批判專政和獨裁的時候，往往因為以前批判傳統文化的先入為主的愚見，而將那些反人性的專政思路歸罪到傳統德政文化上。這也是當前中國人頭腦中德政與民主此消彼長的原因之一。

中國到底是否需要政改？我覺得需要，但絕對不是追風式的，全麵照抄的政改。鄧小平開明，曾經在多種場合強調政治體製改革，但是在政治方略上則是務實的，臨淵羨魚心態導致的政改絕對不是他的選擇。胡錦濤穩健，他看不清政改的利弊，同時自己也沒有能力掌控激進民主的潮水，就幹脆隻撿有實效的做。從當今中國現狀來看，三權分立和言論自由是比較有把握的政改方向。而民主選舉方麵雖然有可行性，卻並非急所。對於各級政府的民主選舉，我們不用操閑心，隻提一個大家可能忽視的事情：民主選舉必須和各級政府機構的權限界定同時進行。權限不界定下來，民主選舉出的政權就成自治政府了，不用說政治理論通不過，就算普通百姓的常識都通不過。另一方麵，西方社會本身已經是掙紮在民主體製諸多弊端之中了，中國再一猛子紮這渾水中來，無疑是太愚蠢了。激進民主是最危險的道路。

講到言論自由，可能是中共最頭痛的事情，這事不用涉及中共前三十年執政的舊賬，單單當下時政批評就夠折騰的。因為中共在教育方麵的荒廢，中國傳統文化被否定，導致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占據了大多數精英的頭腦。一旦放開言論自由，宣傳領域馬上就變成自由民主派的天下，中國政府以及傳統文化精英根本就沒有足夠的實力抵禦這種衝擊。這很可能是中共領導人雖然情願放開媒體，但因為能力有限，無法掌控局勢，也隻能選擇保守策略，維護穩定而背個惡名。

言論自由是當今中國衝突最大的領域，剛發生的南方周末新年賀詞被篡改事件數日內已經發展到全國範圍硝煙彌漫的地步。其實造成如此嚴重問題的原因並不在於言論自由本身，而是當局內部某些人的處理方式。自六四事件以後，中國官場就充斥著一些不學無術唯識投機鑽營的人。而中宣部更是重災區，三寬部長被逼引退，中國的宣傳和意識形態領域一舉倒退回恐龍時代。這些人既沒有中國傳統文化對待言論自由的寬容深厚，也沒有西方自由社會的深邃細膩。所用盡是中國在特殊時期采用的詭詐強權之術和欺騙民眾封鎖消息等專政手段。如今，中國人民在經曆了半個多世紀的慘痛被騙教訓後，可謂民智已開，更加之通訊技術和個人信息工具的一波接一波的革命式更新，社會環境已經在二十年內出現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腐臭手段用在嶄新時代，其結果是把社會推向極端，將民眾逼成憤青，局麵越發被動。而這樣的一些沒底氣狐假虎威的做法，往往促成了自由派在民意上的得分。人們同情被無理壓製的一方，不是從理性上考察自由派的路線是否適當，而是因為感情義氣而接受民主自由思想。作為中國的領導層，本追求務實路線，但在這樣一些操盤手的運作下，往往落入兩難選擇，或者為爭取民意不得不在施政方案上更靠近自由派，或者因為擔心激進民主的風險而退守經濟最終背個大黑鍋。鄧小平六四的決策就是被這樣一批人給硬生生拖下水的。這些人的類似傑作很多，不勝枚舉。典型案例就是當年中共為陳水扁助選，外交部副部長和劉曉波唱雙簧奪取諾貝爾和平獎。何為國賊？正是這種人。

鄧小平不迷信民主，胡錦濤也不迷信民主，相信習近平也一樣。當然，民主憲政平等自由等原則對中國絕對有益，而且中國在這些方麵的發展十分欠缺。但是，冒進的引入這些價值體係和政治體製不但同時會出現西方社會本已十分頭痛的諸多難題，也會因為所有這些理念在推進過程中的不同步造成淆亂，嚴重的話可能導致政權或者社會經濟的崩潰。這一崩潰的威脅比腐敗和毛左所帶來的威脅遠遠更加實際，更加可能。如何平衡自由派對政體的衝擊，實現務實政治所需要的魔鬼平衡，首選的平衡力量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德政思想。實行民主政改的過程中，必須從人類價值的更高層以及另一種政治體製中尋找適當元素，中國才能穩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