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前蘇魯農民為何把新媳婦給地主先睡三天？

土改之前蘇魯農民為何把新媳婦給地主先睡三天？

世界各地的初夜權敘述，絕大多數存在於文學作品或口頭傳說中①，缺乏過硬的史料證據②。蘇魯地區的初夜權資料則極為豐富可靠，充分反映了這一地區的社會狀況。蘇北漣水籍的嚴中平先生生前多次指出，由於中國地區之間差別極大，蘇北就存在著初夜權的現象③。應該說，這一現象源於蘇北特殊的社會結構。

蘇北的初夜權更多地發生在主佃之間。儀征學者劉師培指出：“禾麥初熟，則田主向農民索租，居佃民之舍，食佃民之粟。……或淫其妻女。”(12)據1928年的一份報告，徐海地區地主下鄉，佃戶們要獻上妻女供其淫樂(13)。蘇北地主看中佃戶的妻女，常以服役為名，召至家中隨意奸淫(14)。沭水、臨沭一帶地主對佃戶“打、罵、奸淫的事情也是層出不窮的”(15)。《申報》載，號稱“沭陽程震泰之半”的顧七斤，“墾良田七萬有餘畝，姬妾百。……此人好淫，遠近婦人受其汙者，莫點其數”(16)。曹縣朱莊大地主朱凱臣擁有土地數千畝，任五方局團總，他看中的佃戶女性均為其所奸淫(17)。蘇北宿遷極樂庵與壽山寺相似，和尚往往有妻妾多人(18)。宿遷邵店聖壽寺的和尚“幾乎個個尋花問柳”。當地俚語：“廟前廟後十八家，都是和尚丈人家。”(19)

 

由於蘇北魯南是古代的魯地，儒家傳統影響較深，普通百姓往往羞於談論涉性話題，加上初夜權本身存在著隱秘性，當事人多不願對此加以張揚(20)。並且，“初夜權”一詞20世紀以後才成為漢語詞匯。因此，對初夜權的準確敘述，多為新式知識分子。

 

20世紀40年代中期，據蘇北土地改革工作者調查，“地主對佃戶的妻女，可以隨意侮辱、霸占。……甚至有若幹地區如宿遷北部，還保留‘初夜權’製度，佃戶娶妻，首先要讓地主睏過，然後可以同房”(21)。1942年4月，蘇北新四軍領導人鄧子恢指出：貴族地主階級的思想意識，包括“可以自由奸淫以至霸占人家的妻女，可以享受初晚的權利”(22)。香港報人潘朗寫道：“農奴的新婚妻子，第一夜必須先陪地主睡，讓地主老爺‘破瓜’。”“這風俗，在中國，在號稱文風甚盛的蘇北，也是存在。”反之，佃農“如果討老婆而在新婚第一夜不把妻子送到地主老爺的床上，倒是‘大逆不道’，是‘不道德’了”(23)。

 

據20世紀40年代擔任沭陽農會會長、錢集區委書記的徐士善敘述：“有次在沭陽張圩鬥地主，晚上讓他的佃戶看管他。結果，夜裏佃戶用棍子把地主打死了。後來調查知道，原來佃戶的媳婦，娶過來的頭夜，被這位地主睡了。”(24)沭陽有的佃戶向地主借貸娶親，地主則以得到初夜權作為條件：

 

沭陽胡集北老單圩地主單旭東佃戶某某，兒子大了要帶媳婦，因沒有錢，向地主商量。地主說：“不要愁，我替你想辦法。但你要允許我一件事。”佃戶問他什麽事，他說：“你新兒媳帶來，頭一晚上我去，這你也賺便宜。你不允許，我隻要想你兒媳，還能不給我嗎?”佃戶經過思考，沒辦法，答應了。地主借了三石小麥。(25)

值得注意的是地主所說的“我隻要想你兒媳，還能不給我嗎?”表明地主對佃戶妻女擁有常規的性權力。對這種權力略有不滿的佃戶自然會受到地主的嚴懲。沭陽宋山區河東鄉小宋莊地主徐香太奸淫佃戶田二的兒媳，被田二發覺，田僅責罵兒媳幾句。次日，徐執牛鞭將田痛打。田問：“你為什麽要打我?”徐答：“你自己知道。”(26)1936年，沭陽湯溝鄉鄉長、大地主湯宜遜的佃戶王某娶妻，湯闖進王宅，奸淫王妻。王母勸阻，被其槍殺(27)。

類似於郭沫若所說的“嚐新”(28)，在蘇北廣泛存在。沐陽程震泰家族的程廉泉，家中的女性雇工“差不多都受過他的蹂躪。老的也好，醜的也好，俊的也好，甚至於滿臉是疤和麻的，他也要糟蹋他[她]。他說這是‘嚐新’”(29)。淮陰孫圩孫大琨，家有田地26頃多，“聽到溝南佃戶陳兆臻有個美貌的姑娘，他就馬上叫幾個自衛團[丁]，挑了被子，拿著氈毯，提著尿壺，他自己捧著水煙袋跟在後麵，一步三幌(晃)，三步九搖，到了陳兆臻的家裏，是話未講，隻說：‘把你姑娘帶來睡睡看，好才要，不好兩便。’”(30)

 

更有許多地主獲得了初夜權後，長期霸占佃戶的妻女不予歸還。泗沭縣裴圩地主周繼叔家的雇工朱尚隊兄弟兩人，積蓄多年替弟娶媳，入門頭晚被周奸占，後被周長期霸作“小婆子”(31)。宿遷北部窯灣區王樓鄉地主馬知非(又名馬如元)，有地60餘頃、佃戶200餘家。他46歲時看中佃戶孫廣禮17歲女兒，在孫氏嫁果場張姓的當晚，用花轎把孫氏抬到自己家中，後長期予以霸占。“因他有錢有勢，張姓也隻好啞吧吃黃蓮，有苦無處說。”另被他長期霸占的還有佃戶王懷仁的女兒與佃戶張九清的妻子(32)。

 

地主厭膩了佃戶的妻女後，可隨時拋棄，無需負任何責任。沭陽曙紅區崔溝村崔家莊丁傑三，父輩有80頃地，本人在上海讀過大學。他曾將佃戶王春保女兒霸占一年多，王女懷孕後，丁即予拋棄。佃戶黃德安一個15歲的妹妹，亦被丁霸占年餘後拋棄。後又將佃戶崔振露之妻霸占(33)。

 

與歐洲中世紀不同的是，蘇北從外地遷入的佃戶妻女同樣要被當地地主行使初夜權。沭陽縣耀南區長安鄉地主袁席山，有地9頃，有位佃戶搬來的第一夜，他去佃戶家奸淫其妻，“地主及門勇一夜去打幾次門，小笆門都被打壞了”(34)。

 

在《費加羅的婚禮》中，法國伯爵為了取得女仆蘇珊娜的初夜權，采取的是“溫情”引誘的方式。相比而言，蘇北初夜權的實施極為野蠻。有的新婚婦女因不順從，竟被逼死。1945年春末(當地人稱“麥頭”)，沭陽龍廟鄉長兼大地主徐士流在一鄉民娶親時，欲奸淫新婦，新婦不從，被迫跳井自殺(35)。宿遷順河區日偽區長張少桐與義子曹壽才強奸祁某之婦不遂，竟槍殺了祁氏夫婦(36)。宿遷姚湖北高圩地主高永年奸淫佃戶陸某17歲孫女，陸女兩次喝鹽鹵相拒，仍迭次被奸(37)。

 

與蘇北類似，抗戰和土改時期的調查均表明，山東不少地方，地主對其佃戶享有初夜權，直到1945年山東省戰時行動委員會製定了《婚姻法暫行條例》後才真正廢除(38)。

 

抗戰時任豐縣、魚台等地婦女部部長的張令儀寫道：抗戰初，在魯南，“我第一次聽說有這樣的事：佃貧家的人新婚之夜，新娘要被地主享有初夜權”(39)。據她敘述，1938年她在單縣任縣委委員時，中共縣委書記張子敬(40)親口對她說，因佃種了單縣辛羊區張寨地主的田地，張新婚時，妻子被張寨的地主施行了初夜權。她認為：“魯西南的初夜權不是潛規則，而是一種比較普遍的不成文法規。農民根本無力抗拒。地主實施初夜權主要是為了滿足其荒淫的肉欲。”(41)

 

抗戰期間，山東救國團體為了發動民眾，把取消魯南地區的初夜權作為改善雇工待遇的一項內容。1940年8月11日，山東省各界救國聯合總會會長霍士廉在山東職工聯合大會上報告：“魯南許多落後的地區，仍存在著超經濟的剝削和殘(慘)無人道的野蠻行為，如初夜權。”(42)由此可知，初夜權在魯南是比較顯著的社會問題。1943年12月，陳毅經過魯西南，他的《曹南行》詩稱：“毫邑湯都史所傳，至今豪霸圈莊園。蜀客多情問遺事，居停首說初夜權。”(43)其時，地主尚是中共的統戰對象，山東的中共高層反複強調“照顧地主利益”(44)，陳毅等人不會刻意醜化地主。據一位“老戰士親身經曆”所寫的作品同樣記述了魯南的初夜權：臨沂張莊有400多戶人家，莊主族長張大富，擁有全莊土地，還享有初夜權，“誰家娶新娘子，先要被他睡三晚”(45)。

 

即使在普遍存在過初夜權的西方，“真正的性交權力是很難證實的，目前並無確鑿的證據證明其真的發生過”(46)。但蘇魯地區的初夜權是確切無疑的。近代蘇魯地區的初夜權與少數民族地區的初夜權有著較大的區別。

 

中國少數民族地區也存在著形式不一的初夜權。據記述，在西藏，“這些地區的民眾不願與年青的處女結婚，而是要求她們必須與其他許多人發生過性關係。他們相信這樣才能為神所悅，並認為一個沒有男伴的女人是極為低賤的。因此，當商隊到來，搭好帳篷過夜時，那些有女兒待嫁的母親們會領著她們來到這裏，請求這些陌生人接受自己的女兒”(47)。在新疆，“回俗女子至十歲左右，即送請阿渾誦經，為之破瓜，彼俗稱為開窟窿，否則無人承配。幼女舉行此典，恒數日不能起，甚有下部潰爛至成廢疾者”(48)。為此，民國新疆省長楊增新專門下令，女子“非至十四歲，不得開窟窿”(49)。改土歸流前，鄂西土家族女子婚期的前三天，土王享有初夜權，凡與土王異姓成親，新娘在婚前必須和土王同住三宿後，方能與新郎結婚(50)。四川酉陽土司所屬的大江裏、小江裏一帶，不僅居於特權地位的土司享有初夜權，就是封建氏族長，也在本(氏)家族內享有初夜權(51)。湖南永順、保靖、永綏的土司，除同宗外，對於任何人新婚都享有初夜權(52)。貴州畢節的土司享有初夜權(53)。該省安龍，農民婦女出嫁當晚，即遷往兵目附近，為兵目服役三年，才可落夫家，這種習俗“可能是‘初夜權’的殘存形式”(54)。

 

這種權力是基於習俗或信仰的“神權”。某些漢人地區流傳著類似的傳說，不少與神權有關。鬱達夫所述的浙江諸暨避水嶺西山腳下的石和尚，“從前近村人家娶媳婦，這和尚總要先來享受初夜權”(55)。宋之的所說的山西冀城東山，“相傳那山裏有一個東山大王，是要享受初夜權的”(56)。在這些傳說中，石和尚和東山大王都非現實中的人，而是具有神性，至少擁有某些神通。

 

蘇魯地區享受初夜權者均是活生生的人，一般是富者通過財產關係對貧者性權利的統治，多見於地主對佃農的妻子施行這一特權。由於地主身兼官僚、寨主等多種身份，處於極為強勢的地位，作為弱勢一方的佃農無力抗拒其要求。這一關係的本質是人身依附的表現。

 

性權力的不平等是由社會階層和社會結構決定的(57)。近代蘇魯鄉村嚴重分化，大地主是極為強勢的利益集團，他們幾乎占據所有的政治、軍事、經濟等各種社會資源，把鄉村社會變成了自己的獨立王國，視普通平民為農奴。而平民群體不但在經濟上被剝奪殆盡，而且連基本的公民權利也從未擁有過。這是初夜權這種惡俗得以普遍存在的社會經濟性土壤。

 

一般認為，中國近代各階層構成了一個金字塔形的社會結構。占地500畝以上的大地主約32萬人，小地主200萬人；自耕農1.2億，其中有“餘錢剩米”者達1200萬人；半自耕農和貧農約1.5億—1.7億人(58)。與此估計不同，近來的研究表明：土改前，宿遷、沭陽、淮陰、邳縣、新沂等縣的富農數量不但遠少於中農、貧農，而且遠少於地主!富農數量僅相當於地主的66％，事實上，中產者的數量最少。近代蘇北社會係由少數極富者和絕大多數極貧者構成的啞鈴型結構(59)。

 

魯南與蘇北差堪相似。據1943年統計，莒南、贛榆(時屬山東濱海專署)3個區13個典型村中，“地主”人數最少，戶均占地僅50.50畝(60)。應該說，除去個別占地特別大的地主，魯南一般地主戶均占地麵積顯然不足50畝，而山東全省有3個縣農民戶均占地超過了50畝(61)。也就是說，魯南的不少“地主”占地不到山東許多地區的一般農民占地的平均數。蘇北土改時富農戶均被沒收的土地為56.3畝(62)，實際占地數不會少於60畝。即使占地達60畝的農戶，“生活仍很困難”(63)。因此，魯南的“地主”充其量相當於蘇北的富農，是各階層中人數最少的。魯南同樣缺乏中產者。近年來，有學者強調：“99％的地主占地充其量也就在人均10畝上下。”(64)但不論近代魯南還是蘇北，鄉村大地主占地數量均極為驚人。唐守中在銅山、沛縣、滕縣、嶧縣等處占地數百萬畝(65)。魯南竇家擁有土地8萬畝(66)。嶧縣王海槎、鮑大安分別占地7萬和10餘萬畝(67)。魯南的社會實態是“地主統治占優勢。富者田連阡陌，地以頃計，貧者縱有土地，亦漸荒蕪，地主操有政治經濟大權，以政府為支持……橫占土地，魚肉人民。非特中貧農不能上升，富農多數降為佃戶”(68)。這說明社會一直處於兩極分化之中。

嘉慶、道光年間(1796—1850)，沭陽程震泰家族占地16萬餘畝(69)，被譽為“江蘇第一家”(70)。蘇北陳、楊兩氏各占田40萬與30萬畝，而占田4萬至7萬畝的地主“為數不知凡幾”(71)。民國年間，地主占地的勢頭不減反增。1929年，中共徐海特委報告：“東海、宿遷、邳縣、泗州等處，則地主土地，有二十萬畝以上、十萬畝以上的，幾千畝以上的非常之多。”(72)睢寧有地主占田10萬多畝(73)。蕭縣“大官僚地主”段氏在徐州占地，方圓達幾十裏；僅在蕭縣即有18個莊園(74)。據民國學者調查，邳縣、阜寧、灌雲等縣均有占田五六萬畝的地主(75)。宿遷極樂庵及下院占地20萬多畝(76)。大地主謝應恭有田數十萬畝(77)。據國民政府地政學院抽查的蘇、浙、皖、贛、湘、鄂、冀、晉、豫、陝、閩大地主情況比較，江蘇省的地主占地數量最大(78)。

 

當然，大地產本身並非原罪。大地產形成過程中所表現的社會不公，才是值得譴責的。蘇魯地區的大地主從來都不是單純的土地所有者，他們的主要成分是國家的軍政人員(79)，是國家各種恩寵的獨占者，他們掌握國家賦予的各種權力。國民政府內政部地政司司長鄭震宇認為：“官紳世家較多的地方，土地分配易於集中。”(80)陳翰笙指出，蘇北“大部地主，都以官吏為職業”。蘇北一帶，身兼軍政職位的地主占地主總數的57.28％(81)。像唐守中，乃沛縣團練首領(82)。民國年間，海州鎮守使白寶山，“占有海州多數鹽田官田”(83)。其他大地主也多有軍政方麵的背景(84)。沭陽王洪章任官田遊擊隊長，原有地百餘畝，通過敲詐霸占，增加到560畝(85)。灌雲縣大地主徐繼泰，原任國民黨常備第二旅長，占地20餘頃。團長蒲開喜，在短時間裏占地300餘頃，“這裏包括了脅迫欺騙、利誘各種方式的”(86)。阜東圩寨寨主顧豹成，其弟乃阜寧縣長兼保安團長，本人則是悍匪，占有土地四五千畝(87)。

 

山東莒南縣大店、筵賓、溝頭的地主，“大都做過官”。莊陔蘭曾任清翰林院編修，民國山東省議會會長，莊德孚原係舉人，莊明遠曾任國民黨軍隊的軍長等職(88)。臨沭甄家溝地主甄安樂擔任鄉長，占地7000餘畝。“他們是這一帶的土皇帝。”(89)1930年後，韓複榘實行軍墾，沒有所有權的土地全部沒收，連排長每人分得1頃，士兵50畝，連長以上無限製(90)。造成有權者大肆霸占土地的局麵。

近代蘇魯鄉村普遍軍事化，大地主全部擁有強大的武裝，更強化了強勢集團的權力，使他們成了名副其實的土皇帝。

從《水滸傳》中的“祝家莊”，到《施公案》中的“殷家堡”等，蘇魯地區早就出現了圩寨。撚軍戰亂發生後，蘇魯鄉村全麵圩寨化。圩寨的寨主通常是當地最大的地主。如沭陽地區，有民國學者指出：“都像部落式的各個土圩子分成了村莊，等級森嚴[的]一個莊主，都是這莊的首富地主。一般農民都是仰仗著他們的。”(91)新四軍領導人同樣意識到長江南北地主之間的區別。管文蔚寫道：“蘇北的地主與江南的地主有很大的不同。蘇北的地主主要靠土地剝削生活，終日閑在家裏享清福，不事勞動，婢女成群。出門收租時，保鏢人員，前護後擁，完全是封建社會的一種景象。”(92)黃克誠回憶：蘇北鹽阜地區“地主本身有武裝。大地主住地周圍住著他的佃戶，有點像封建時代的莊園一樣”(93)。

 

蘇北圩寨類似“小小部落”，經濟是“自足”型的。大地主本質上是暴富的小農，這些利用權勢致富的利益集團，是建立在對平民的超經濟剝奪的基礎之上的，他們沒有任何公民意識，沒有社會責任感。蘇北圩寨中盡管沒有法庭，但作為寨主的地主可以處理任何糾紛，可以隨意殺死平民。是以卜凱(J. 

L. Buck)指出：“北江蘇宿遷那些居留的地主，使我們想起歐洲諸國古代的封建主。”當然，這種情形並不限於宿遷，整個蘇北地區差堪相似(94)。

 

鄭震宇認為：官僚地主較多的地區“自然要使佃耕製度盛行”(95)。光緒前期，江蘇北部除沿江30英裏內，自耕農很少，農民自耕地僅占全部耕地的20％—30％(96)。據國民政府所作的調查，20世紀30年代，嶧縣的自耕農僅占2.6％，佃農占24.1％，半自耕農占51.9％，雇農為21.4％(97)。蘇魯社會截然分裂為極富與極貧兩個階層。鄭震宇指出，上下階層之間地位懸殊，使得上層“對於農民，可以頤指氣使，奴隸待之”。江蘇江北各縣“大都是地主與農民身份懸殊的地方，也都是業佃關係最惡劣的地方”(98)。

處於社會下層的佃農，從未獲得過近代意義上的公民權利。他們根本無力抵禦作為強勢集團的大地主的欺壓。民國學者指出，蘇北農民，“對於一般的地主、老爺們，總是順從的。他們能忍受毫無理由的、強迫的、很明顯的地主和劣紳的虐待，他們能甘心受地主和劣紳的敲詐”(99)。這與《費加羅的婚禮》中為了取消初夜權而與伯爵勇敢鬥爭的仆人費加羅的形象判若雲泥。

 

國民黨中央委員藍渭濱主辦的刊物稱沭陽地區，“一般無智識的農民，差不多一無所知，隻有惟命是從的特殊現象”(100)。據《中外經濟周刊》1927年的調查，東海、沭陽、灌雲地區佃戶與田主所訂的契約，“須聲明永遠服從田主指揮”(101)。1928年徐海蚌特委報告，海州等地的農民、鹽民，看見地主均要叩頭，“地主對於農民任意侮辱，有生殺之權”(102)。據山東省民政廳長對嶧縣的視察，“地主對於佃農極其苛刻，每屆農忙，不出男差即出女差。佃農隻得放下犁鋤去為地主傭工，無論時日，多不給工資”(103)。

 

中世紀歐洲的初夜權通常以法律形式加以規定。孟德斯鳩寫道：羅馬窩爾西年人地區的法律，“使脫離奴籍的人取得對於同自由民結婚的少女的初夜權”(104)。恩格斯寫道：在卡斯蒂利亞，直到1486年天主教徒斐迪南作出裁決，才廢除了初夜權(105)。法國作品《夜深沉》中，巴朗森對弗朗西斯說：“您是不是要向我承認，您常常去對我們的佃婦施行初夜權?這可是已被1789年的革命連同其他特權廢除了的。”(106)

 

蘇魯地區的初夜權不見於法律規定。事實上，在近代蘇魯鄉村社會中，法律的影響力極小，社會生活中最具影響力的是個人權勢。

初夜權並非蘇魯鄉村孤立的怪俗異習，而是社會經濟結構畸變所造成的強勢集團人格裂變的必然結果。權力巨大、缺乏程式化監督的田主，是不可能成為“仁義”地主的，他們利用國家的庇護縱容，肆意對平民進行慘無人道的欺壓。因此，相對這一利益集團的其他暴行，初夜權竟成了相對“人道”的行為。

 

在蘇北，地主的名字，是平民必須避諱的。沭陽十字耿卓如，其父擁有二三十頃地，佃戶見了他要喊“我三太爺”，如不帶“我”字，耿就會將人痛罵一頓(107)。灌雲李集杜養禾，家有100多頃土地，1939年冬，魚牢莊富農張鴻如無意說了“杜養禾”三個字，杜知道後派出一連兵丁到張家，將張逮捕，搜走全部衣物及槍5支，把張關入牢房，張多方行賄才予保釋(108)。

 

在地主麵前，佃戶沒有任何人格尊嚴。1940年，漣水縣葛溝區佃戶王四在地主鄭介仁田裏割草，鄭誣王割苜蓿，將王捆起跪在門前，用“毛廁括屁棒”括嘴。佃戶馬如祥因缺差一次，地主趙某見他正做飯，“用屎糞勺放裏去攪”(109)。漣水塘西區地主井瑞五，佃戶替他家挑水，不能換肩，前一桶水他會留下，後一桶拒收，因他認為“佃戶會放屁，有臭味”(110)。漣水西鄉奮官莊地主朱子龍，有3個客莊、2000多畝地、50多家佃戶、4個大炮樓，“他門前的馬樁上，經常吊著佃戶打得皮開肉綻”。佃戶徐兆標因拿他家一個饅頭給乞丐，一家13口被罰跪半天，並被罰洋200元。最後把徐逐出莊，沒收所有財物。從此連乞丐都不許上他家門。馬樹本替他當差，解手時間稍長，他令人打得馬樹本大小便失禁。胡廣才因探親，誤了一天莊差，回來後他拿槍就打。經多人求情，最終打了40皮鞭。“他打人時，要叫人向他笑，否則認為你被打不願意，打得更厲害。”(111)

 

在地主的威權下，平民沒有生命權。漣水塘西區鄉長井泉五，有12頃地，莊丁孫培倫妻替他做飯時糊鍋，井令孫將妻打死，孫因妻懷孕，不忍下手。井喝道：“三爹命令，非打不可。”孫被逼殺妻(112)。嶧縣王海槎之子王致平因一名16歲使女答話“犯上”，先用烙鐵烙，後用皮鞭抽，再活活打死(113)。

 

潘正芳回憶：

記得有一次，我從古邳上縣城，途經魏集北門，曾目睹一樁慘事：夏××的狗腿子，向農民魏樹德要租糧沒有要到手，竟然把魏的年輕妻子帶走抵租，魏妻有兩歲多的小男孩跟著哭喊，凶殘的狗腿子一刺刀戳死小孩，把孩子扔多遠。還說：“去狗肚裏喝湯吧!”(114)

 

連汪偽政府也認為，徐海地區，“七八年來除直接受到軍隊的災害外，更有著地方上惡勢力的壓榨，他們唯一的借口是‘通八路’，如果敲詐不遂，便聯絡官方實行那最慘酷的‘活埋’，在七八年中也不知被活埋了多少人，有時更把被活埋人底家屬叫他們在旁看著受刑”(115)。東海南崗區日偽區長(下同)劉海如等，殺死人命29條。沭陽韓山鄉楊士同等殺死人命19條。宿遷北部沂河區土樓鄉王洪波殺死8人，維持會長王守巡殺死9人，最奇的連律師王維英也殺死4人。沭陽章集區葛子玉僅1941年8月27日在仲灣就打死仲兆奎、仲兆彬、仲兆喜、仲兆佑、石廣仁及仲躋昌之妻、葛明俊之母、趙廉(後被勒死)等(116)。沭陽小店區朱開富殺害人命28條，薛棣西殺害人命15條(117)。沭城某區長張晉民殺害的百姓超過10人(118)。宿遷北部蔣記臨陵鄉長陸永禹，僅於陸溝、西歐棋盤一帶，即活埋33人，死者妻子，大都被出賣、奸淫(119)。張敬軒在博愛，先後殺死130多人，以致該村多年很少看到男人。劉村一婦女拒奸，被擲入水井，因井中屍骨太多，未被淹死，爬出來二三年不敢露麵(120)。

 

在封閉的鄉村社會中，集各種權力於一身的大地主，既然把自己土地上的佃戶視為農奴，就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對其土地上的婦女擁有性權力。20世紀20年代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一項決議案指出：“地主又在批耕約中時常規定：如欠租的時候，地主得直接沒收其家產。……甚者雖其妻兒，亦把來抵租。”(121)一位無政府主義者指出：豪紳“在和平的民眾們間，他可以任所欲為。人民的財產就是他的財產，人民的妻子，就是他的妻子”(122)。狄超白寫道：“地主惡霸強奪人妻，強奸農民閨女，也算不得希[稀]奇。”(123)蘇北豪紳勢力之大，甚至可以強占縣長的女兒。盱眙縣日偽縣長郭濟川隻有一女，“非常疼愛”，“長大供其讀書”(124)。1939年，郭女竟“被仇集豪紳宋振中仗勢強娶為妾。該女備受宋妻虐待，過著傭人生活”(125)。郭濟川終也無可奈何。一般平民妻女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

 

綜上所述，近代蘇魯社會掌握政治、經濟、行政等權力的大地主，構成了社會的上層，他們掌握的絕對權力導致了絕對腐敗。經濟與人格相對獨立的中間階層極為弱小，在蘇魯社會中基本上沒有影響力。因而，這種啞鈴型社會經濟結構中，弱勢群體無法抗拒強勢集團的種種侵權行為，自然無法抗拒強勢集團的初夜權要求。

 

（本文來源於《文史哲》，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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