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細部的柔軟見證——讀葉周文集《地老天荒》 張厚剛

文集《地老天荒》，讀來讓我很難抑製住淚水，這些本然的文字，直接抵到我內心的柔軟，我無法抗拒文字對我的折磨！讓我感動的地方至少有三處：一處是“深夜時他坐在書桌前默默抄寫著兒子留下的日記，他的筆下隱忍著多少父親的悲哀。”；另一處是巴金在好友以群的追悼會上，視線望著天花板，低沉地呢喃“以群、蕭珊都沒有能夠活到今天，真可惜！”；還有一處是“每到周末，我仍會時常盯著電話本上母親的電話號碼，可是從此以後，打給母親的電話，她再也不會接聽！”讓人流淚固然不是散文優劣的唯一尺度，甚至不是一個尺度，但感動本身拆穿了作者與讀者的心靈隔柵。

文集《地老天荒》是葉周去國二十年的回憶之作，按時下流行的說法屬於“非虛構寫作”，文中所回憶的父輩師長，大多是和葉周有過密切接觸的朋友。這些人大多已逝，在遠離故鄉的異國土地上，葉周的懷念頗有些回到故鄉的味道。我一直認為“故鄉”實際上，在其本質上是個時間性的概念，它的核心還是“故人”，那些音容笑貌、那些體溫和氣味彌漫的記憶，不斷彌合了此在生存的自我碎片，這種回到過去的倔強，實際上更是一種心靈的儀式，維護著我們日益被侵蝕的整體感、存在感和尊嚴感。

由於家庭和工作原因，葉周得以和諸多的文化巨星有過生命交集，巴金、周揚、夏衍、 荒煤、於伶、馮亦代、艾明之、 趙丹、黃宗英、瞿白音、謝晉、鍾惦棐、王世楨……這一個個如雷貫耳的名字背後，有著怎樣的個人際遇和悲歡，葉周幸運地見證了這些，並按照自己的所見所聞，用文字記錄下來，與更多的人分享回憶的滋潤，這也是中國文化的一份幸運，這份幸運也許微小得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但它所傳遞的一定是一份正能量，“他們即便在極其艱難的曆史歲月中，不論是忍饑挨餓，或是經受著精神上來自各個方麵的幹擾和迫害，可是他們仍然矢誌不移地熱愛著自己的民族，自己的人民，自己的文化，矢誌不移地追尋著對文學的探索。這是父輩們留給今天這個世界永遠不朽的精神財富。”^①

這部散文集包括27篇，從內容上可分為三類：寫人，寫事，寫情。寫人寫其情；寫事寫其真，寫情寫其摯。但歸根結底還是寫一個“情”字。於地老天荒之間凝固那恍惚飄渺卻是永恒實存的感動。那些遺憾，那些率真，那些悲傷的淚水，那些隱忍的傷痛，都靈動起來，穿越曆史堅硬的外殼，無法拒絕地直抵人的心靈原點。葉周打撈曆史細部的熱情，固然有其近水樓台的便宜，但不是為了考證真知，而是為給這地老天荒作柔軟的見證。

                         

一、觸摸故園上海的氤氳空氣

 

“地老天荒”也作“天荒地老”，最早出自李賀《致酒行》：“吾聞馬周昔作新豐客，天荒地老無人識”^②。 原是感歎懷才不遇的遭際，後來一般指愛情、友情能經得起時間考驗，始終不渝。葉周在這本散文集裏充滿了淡然憂傷，其中很重要的是對故地上海的回憶。上海對於葉周而言，是最重要、最熱愛的城市，葉周在文字中，呈現出來對故園上海氤氳空氣的觸摸渴望。

在《張愛玲的足跡》中，葉周隔著遼遠的時空，依然能觸摸到上海的小弄堂，漂亮的洋房別墅，那些氤氳的氣味，都讓人心生故國之感。福州路，郝德路，愚園路，淮海西路，巨鹿路，衡山路，這些記憶中的空間，安放著一個城市的靈魂和一個個靈魂的互相安慰的自適。講述著張愛玲自由不羈隨遇而安的靈魂，為我們呈現了一個人卑微中的尊嚴。

晚年直到去世一直生活在上海的魯迅，無疑是上海文化的標誌性人物，在《地老天荒》中有二篇是關涉魯迅的，一篇是《前輩記憶中的魯迅》，另一篇是《曾經滄海難為水——電影〈魯迅傳〉流產紀略》，一實一虛的疊合交錯中，“人間魯迅”、“上海魯迅”的形象浮現出來。《前輩記憶中的魯迅》解讀了魯迅愛情的煎熬，以及他維護自尊的小小倔強，他的惶惑、他的委屈中的執拗，使神壇上的魯迅懷上了體溫；魯迅“一個都不饒恕”，既是對這個世界的態度，也是說服自己的內心宣誓，以此種不回頭的決絕，向內心所愛的人延續的不斷纏綿的目光。“流言”對魯迅“一個人的圍剿”一直持續到他的離世，他的痛苦使他克服了對死亡的恐懼，所以才有帶有調侃式的遺言“趕快收斂，埋掉，拉倒！不要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真是糊塗蟲。”魯迅把他自己僅有的十塊錢借給朋友，在贈書的細節中，體現了魯迅對書、對朋友的認真和尊重，“魯迅又急忙把書拿過去，整整齊齊地包好，套上橡皮筋才重新交給以群。”這些曆史細節時時打動著我們的心靈。

其他的一些人，一些事情也大多是圍繞上海展開的，上海這一心靈中的地理圖標，是葉周抹不去的精神胎記，葉周常常執拗地以文字的形式潛回故園，心中有這麽一塊故地，時間和空間以及友人都有了踏實的承載。

 

 

二、考索時空錯位的“革命”記憶

 

《地老天荒》另一個主題是對革命和文革的回憶，幾十年後在大洋彼岸回憶革命和文革，真是別有一番滋味。當時間洗去一些痛苦的尖銳，也還有一些患難中的真情卻愈發清晰。《父親遠去的身影》寫到父親以群的兩個美稱：“新進劇作家”、“新進酒家”！“新進劇作家”的名號因為當時以群寫過電影劇本；“新進酒家”的由來是因為潘漢年的多方麵統戰工作需要時常請客。因統戰需要往往由以群出麵宴請。尤其是潘漢年不會喝酒，以群作為主人總得敬敬客人，主動飲兩杯。久而久之，就有了新進酒家的美稱。“在那段日子裏，在潘漢年的領導下送往迎來四百多位著名人士，經過以群安排的人士就有：郭沫若、茅盾、許廣平、周建人、馮雪峰、葉聖陶、鄭振鐸、胡風、王冶秋、餘心清，還有陳毅司令員早年的友人，作家金滿城等。”單就這“新進酒家”的名號，也足以看出以群對革命的貢獻之大。

在《敲響電影鑼鼓的鍾惦棐》中，記載因鍾惦棐以《文藝報》評論員的名義發表著名的《電影的鑼鼓》，討論電影的方向的問題，為此沽禍。“批判鍾惦棐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的大會”先後“進行了十五次，在大會上發言的有142人次”， 還“進行了多次小組會和個別談話”。這些曆史細節，為我們理解那段不尋常的災難歲月，提供了非常具體的個案數據。

回憶文革期間的文章占整本散文集的很大篇幅。《回望郭沫若》中為我們勾勒出一代傑出詩人的內心痛楚、恐懼和愛，為我們理解一代知識分子內心的複雜性提供了有力的佐證。“1959年第2期的《收獲》有兩個版本。原來編發的是《蔡文姬》。刊物已開始印發後，靳以接到郭沫若辦公室緊急來電，原來郭沫若收到校樣後，需要修改，不讓發表。靳以隻得將打好紙型的《蔡文姬》抽出，填補上其他作品，重新印刷、裝訂。已經開印的雜誌裝訂了12本，於是那一期有了兩個版本。當年《收獲》編輯彭新琪回憶道‘郭沫若當時抽回去說修改，其實他很緊張，害怕出什麽問題。……說明1957年反右，老知識分子心裏害怕，特別是郭沫若，他當時是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據此我們再來理解郭沫若晚年的“和詩”與一些言行不一，就會獲得更寬廣的視野寬。郭沫若在文革期間兩年內痛失兩個愛子，作為一個父親對兒子的遭遇毫無辦法，“深夜時他坐在書桌前默默抄寫著兒子留下的日記，他的筆下隱忍著多少父親的悲哀。”對於我們全方位更透徹地理解郭沫若提供了全新的視角。

《趙丹的遺憾》道出了一個充滿藝術才華的演員，在不正常的年代裏因某種幹預，而離開了自己鍾愛的電影，這無疑宣判了其藝術生命的死亡。離世前，趙丹向組織鄭重的建言：“1.黨管文藝，不要管得太具體；2.給領導者以藝術欣賞的自由；3.支持建立個人風格的創作集體。”這遺言盡管敘說的平靜，卻隱忍了自己多少深深的鈍痛。

以群因不願意揭發往日的戰友，而選擇了有尊嚴的自殺，這些沉痛中的驕傲，是一代知識分子的良知的延續，自有其令人動容的力量，也正是基於此，作者把自己的父親以群稱之為“文脈傳承的踐行者”。葉周在寫到文革時，即使是對那些“壞人”，經過歲月的汰洗和過濾，也不再有咬牙切齒的恨意，其反思中加入了更多的寬容。

巴金的隱痛深深埋在心底，在以群的追悼會上對以群家屬說，“你要保重自己，孩子們都長大了，很不容易。”這句話何嚐又不是說給自己聽的，從一個曆盡滄桑的老者口中說出，包含了多少人世間的辛酸。“文革”對中國大地的影響無所不在，從繁華都市上海到偏僻遙遠的“三家村”，都有其強製性影響，上海市民“每家每戶出人去做磚，用來建築防空洞，以防止蘇聯的核子進攻”；而一個隻住著三戶人家的地方，“三戶人家也搞‘革命’，也有派性”。文革是特定曆史時期的人性變異所致，這些往事隔著歲月的風塵，也帶上了恍如隔世的滄桑之感。

 

 

 

三、追尋半生難了的電影情結

 

葉周是個“老電影”， 曾任上海影協《電影新作》雜誌副主編，上海電影製片廠文學部劇本策劃。關於電影的那些“人”和“事”，是《地老天荒》中的主要部分。中國早期電影的艱難和風光，文革期間電影的遺憾和不幸，文革後電影的輝煌和轟動，都被作者聚攏筆端，娓娓道來，趙丹、黃宗英、瞿白音、謝晉、鍾惦棐、王世楨……他們的藝術成就已經寫入中國電影史，但被曆史宏大框架剪裁後的血肉，經葉周的還原和複活，重新獲得了鮮活的生命，也透露出作者半生難了的電影情結。

在《激情謝晉》一文中寫道，謝晉在新時期以電影為載體，展開嚴肅的思考和痛徹的時代反思，他執導過《天雲山傳奇》《高山下的花環》《芙蓉鎮》，每一部都是走在時代的刀尖子上，也都能引起巨大的社會反思。他對中國社會、中國文化的貢獻，幾乎是不可替代的。謝晉用影片表達出對曆史的痛切反思，探究中國社會諸種悲劇的根源，有其精神的強悍與藝術的敏銳力。謝晉的一句口頭禪是：“金杯銀杯，不如觀眾的口碑。”蘊含了他對電影的理解以及自己對藝術的尊重，也體現了他挑戰思想解放的極限和無所畏懼的精神。文中還披露了，“謝導是個酒仙，伏案工作時離不開酒。常常是邊喝邊工作，一陣忙下來，桌子底下空酒瓶成排成行的。”自古以來，酒與文人結下了難解之緣，藝術的想象力需要酒的催發，中外皆然。作為一個電影工作者，葉周對電影界的人文掌故可謂了如指掌，對電影《魯迅傳》流產、《芙蓉鎮》續集的無奈，謝晉的口頭禪和酒瓶子，娓娓道來，多數都是首次見諸公開的文字，自然有口述史令人著迷的生活氣息。

《為電影創新獨白的瞿白音》中講，那個年代談創新需要冒極大的風險，更何況瞿白音提出創新首先要創思想之新，認為把主題、結構、衝突三者作為神靈而尊奉，卻不首先去認識千姿百態的生活風貌，那末，永遠不能走出公式化、概念化的困境。由於所記寫的人物，大多是某一方麵的藝術理論家，在藝術領域具有深厚的造詣，使得這部散文帶上了學理真知性。比如寫道：趙丹的遺言，對理論政策的建議中，含有很好的學理，這一點作為文藝理論家和文藝政策的製定者之一的胡喬木也深為讚同，“很對，很重要，很有意義。” 在拍攝上謝導提出一個口號：“要做到看不出導演，看不出分鏡頭，看不出攝影，看不出表演。”也道出了內行人的執導的藝術秘訣。

 

四、見證地老天荒的人間大愛

 

“地老天荒”的空靈飄渺被人間大愛見證，這本散文集中從頭至尾彌漫著人間大愛。有母親的“鹽汽水布袋”；父親對智障兒子的愛；黃昏戀之愛。除此之外，葉周還寫到對書信之愛，對海外華文文學事業之愛。這些充塞於天地之間的“愛”，成為地老天荒的實存內容。

比如《再也無人接聽的電話》記述了母親即使自己掉在水裏，處在生命危機之中，“她的手還是緊緊地抓著裝著兩瓶鹽汽水的布袋”，為了孩子的一點小小的快樂，母親竟然以自己的生命危險置換。葉周記錄下來和母親的最後一次通電話的情景尤為感人，“最後一次和母親通話，她才說了一句你好嗎？就再也不出聲了。不論我說什麽，她都不再搭理。顯然說話已經使她很吃力。”母親離世後，“我忽然清楚地意識到，給母親的電話再也打不通，遠方的電話鈴響了，可是母親永遠也不會接。每到周末，我仍會時常盯著電話本上母親的電話號碼，可是從此以後，打給母親的電話，她再也不會接聽！”葉周遠離故鄉和母親，那手持電話的悲傷，也正成為一個時代的傷痛圖景。

又如《激情謝晉》記載：“謝導對兩個智障的兒子疼愛有加，十分關愛，我們去他家，他看見兩個小兒子從隔壁房裏探出腦袋，就喊他們過來給我們一一介紹，一點沒有要把他們藏起來不讓見人的感覺。”除了對兒子的深愛，也可看出謝晉對命運和不幸的坦然。這些生活中點點滴滴匯集起來的真相，為我們呈現了一個相對完整的個人世界。這個世界中的人，盡管顯示在塵世的實相各有不同，但都具備了超脫的神性品質，這是一個真正的文人世界。

再如《美麗世紀黃昏戀——馮亦代與黃宗英》講到：“黃宗英坦言人生命苦。當我問她這段美麗的黃昏戀是如何開始的？她直率地說：前幾年，她曾經嚐試過寫自傳，可是她一開始回顧自己的坎坷人生，腦子就停不下來，永遠無法休息，後來她進了精神病院。在醫院裏她多麽渴望自己有一個伴在身邊，時時從精神上給自己以支持。她想到了被她稱作‘二哥’的馮亦代，在醫院裏她寫信向‘二哥’求婚。”黃宗英、馮亦代的黃昏戀，在兩人共同的家中卻擺著各自逝去的的另一半的遺照，那一份坦蕩和達觀，著實令人唏噓。

除了人與人的愛，《地老天荒》還為我們呈現出作者對紙質書信的特殊感情，《有信自遠方來》發表了作者對書信的懷念，“信紙上留著書寫者的指紋，和生命能量，那是現在的電腦書寫所不具備的。”文中還披露了自己收藏的幾封信。對自己祖國文化的熱愛，深入葉周血液之中，連自己也難以覺察。葉周去國二十載，但似乎又從沒有離開，他所從事的美國華文文學事業，編華文雜誌，編華文作品選，進行華文文學創作，不都是延續著我們民族的文脈嗎？正如他自己在《洛杉磯華文作家作品選集》編選後記中所言：“海外華文作家所進行的跨越文化的創作，在觀照中西兩種文化時，具備了多角度的立足點，這又和西方主流作家，或是中國本土作家有所不同，這種優勢無法取代。”葉周在異國他鄉努力延續著華文文脈，也算是子承父業了，其本身也就帶上了“地老天荒”的蒼涼與壯闊。

 

注  釋：

①葉周：《地老天荒》，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2013年版。

②李賀：《致酒行》，《李賀詩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

（作者簡介：張厚剛，聊城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廣西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