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未未與陳丹青，中國文化精神的覺醒和曆史真相的回歸

一、前言

我在西藏生活長達十三年之久，2003年移居珠海，又是十多年。雖然我寫詩作文，畫畫思考，但幾乎都與這個社會沒有發生過任何直接的關係。其實寫詩、畫畫、思考也並不一定就是我真正的愛好，但是除了藝術與思想，還有什麽東西可以拿來抵抗二十多年漫長的孤獨呢？2013年去北京，有人告訴我，我的畫像誰誰誰，又像誰誰誰，問我是不是學習他們的？我才知道美國還有個波洛克，中國有個吳冠中，趙無極早聽說過，朱德群卻是那時才聽說的。慢慢就聽朋友說起什麽塞尚、波普、當代藝術，等等，在我看來極為複雜的名詞和人物。將近二十多年的創作，雖然也在一些刊物發表過詩文，卻根本對中國的文藝現狀一點都不了解，同時也並不關心。2013年以前，我僅僅去過石虎先生家，那時他在珠海。詩人和作家認識的也就三五個人，似乎也沒有和人很認真的去聊過文學和藝術。對於文藝界，我可以徹底算是個井底之蛙和門外漢。

我並非是刻意拒絕進入現實文藝界，一是我根本進不了，也不知道怎麽混進去。二是我內心的確非常抵觸，這種抵觸情緒直到至今依舊存在，抵觸時因為我常常對中國現實感到絕望。當我喜歡文藝開始到今天，中國活著的文藝家就沒有幾個真正打動過我。就算八十年代的顧城、舒婷、海子、北島，包括賈平凹和莫言等，我打心裏都無法接受他們。我是一個十足的怪胎，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童年文革和矛盾重重的家庭對我的影響，或者我自己出了問題，還是這近代中國思想和文藝出了問題。後來我發現，這些問題全都有，特別是中國近代文化思想與藝術更是有問題。所以我隻好就讀了《詩經》、《易經》、諸子、屈原、唐詩宋詞、《紅樓夢》等中國古典名著，近代僅僅零星讀了些民國時期的作品，魯迅、林語堂、梁實秋、胡蘭成、馮友蘭、梁啟超、更多的則是外國的小說：讀雨果、歌德、盧梭、艾米利、湯思達、托爾斯泰等。雖然寫詩，可翻譯來的外國詩歌的確不堪入目，無論是泰戈爾還是荷馬、但丁、普希金，皆如同爵蠟，根本讀不進去。我知道這不是他們作品的問題，也不是翻譯水準的問題，亦不是我閱讀欣賞水準問題，而是文化基因的問題，詩歌至少目前還是無法正確翻譯的一種東西。我打靈魂裏就抵觸近代的中國文藝，包括小說、詩歌、散文、繪畫、音樂、影視。更不要說文革那些荒誕滑稽的東西了。這些東西和我身邊的人一樣，在我看來，不僅僅沒有絲毫的精神，更沒有靈魂，空洞無物，而且非常惡劣、邪惡和醜陋的，毫無真知，荒誕不經，實在敗壞胃口。

二、對現實文藝、教育、思想文化界的失望

去北京一年，我才發現，現在的文藝界、教育界通稱文化界，完全是烏煙瘴氣，一片混亂。所以去年我寫了《中國文化亂象之根本》、《語境之亂》、《速寫中國藝術界》等諸文。我去北京之前的確還對中國文化、思想和藝術抱有一絲僥幸心理，而去年年底我感受到的卻是更深的絕望。想想，從辛亥革命以來我們在文學、思想、藝術的文化領域有什麽東西可以留存於後世？一樣也沒有。現代詩文之怪誕，全是翻譯體；作家們要麽寫暢銷書、要麽寫黨要八股，玩文字遊戲，根本沒有思想的呈現與精神的光芒。藝術要麽抄襲古人，要麽抄襲洋人，到處是傍官和惡炒，到處是謊言和陷阱。教育界校長都是官，教授都是公務員兼職私活老板。幾乎沒有任何積極的思想，更沒有人文精神，處處充斥的都是權錢的迷茫與喧囂。

這期間我也結識了一些文化人，有寫詩的、寫文的、搞各類藝術的、搞理論和教育的。一類是作協、美協、學院，也就是體製內的，作文發言皆是非常有“度”，也就是從不觸碰政治紅線，根本缺失求真與正義的精神，更沒有說真話的勇氣與能力。他們一部分都是非常專心和認真的在製造學術垃圾，抄襲和剽竊西方創造，大量的學術造假、學術腐敗都是為了私利，為了批發文憑、學位、職稱、申請項目經費，等等。專心迎奉當政者的種種考核規則，從來不去分析思考自己行為正確與否，如同程序設定流水線上的一個固定環節。可以說，這是一群精神太監，完全喪失了健全人格和獨立思想，更不要說追求自由、正義與公理、公平與公正的文化精神了。另外一部分人不算覺醒者，僅算是似醒的覺察者，拿著體製的好處懷疑體製、或批評或嘲諷，隔鞋搔癢。他們談的都是現象，不談根本因為他們或許也不懂根本，或則弱懦不敢談，一觸及黨和體製時，幾乎都是以國情，或政府太強大了，或我們有什麽辦法而草草作罷。比方討論貪腐，僅嚴格控製範圍隻說某個官如何任何，而這個官是誰提拔的、為什麽提拔他，為什麽他會貪腐，為何能夠貪腐那麽多？原因到底何在？他們就不敢繼續追究了。因為一直追究就會牽涉現實體製問題，因為這會涉及到他們自身飯碗，甚至是人身安全問題。另一類，就是體製外的，自生自滅，相對自由的文化人從業者，有學者、藝術家們，包括一部分海歸。他們的人格相對健全，也具備追求自由與正義、公理的精神，也有對公平公正社會現實懷有期待。然而他們多數涉及的也隻是現實現象的批判，無非就是專製體製、一黨獨裁、教育死亡、醫療問安全無保障、社會保障缺乏公平和完善、經濟和社會未來發展堪憂、黑惡文革、民族與階層矛盾尖銳、強拆、暴力執法、搞愚民政策……..……..等等現實現象。我聽人探討這些問題已經無數遍了，已經到了疲憊和麻木和厭倦的程度。因為這些現象普通人都可以看到，實在不需要無數次的去複述、更不必批判和義憤。這些自由的文化人對現象的批判，很大程度上都是脫離自身的，比如一些人在批判這個社會信仰缺失。可是他們自己也並不見得有信仰，連對信仰獨特的理解也沒有。有的批判這個社會愚昧，但又說不清智慧是什麽？批判全是感性和盲目的。這個現象非常普遍。其實這種現象主要原因還不是文革的問題，這是中國傳統文化斷層的問題，失去了統一語境和溝通基礎，同時也缺失了文化精神。也是我一直呼籲要回歸漢語文化的根本原因。所以這群自由文化人，因為傳統漢文化、思想、精神和信仰的缺失，鮮有深刻認知的，願意埋頭去著述立言，研究挖掘問題的根源。這種僅停留於現象感性、盲目的批判，不但沒有意義，甚至對社會還會是負麵的。隻有透過現象看到本質，才能找到問題的根源。


三、艾未未文化精神的覺醒，與陳丹青還原曆史真相

透過現象看到本質，找到了問題的根源，文學藝術和思想才會同生社會產生共鳴。這個前提必須是理性的，隻有理性的思想才能認識到事物的客觀本質。我這裏說兩個人，就是藝術界的艾未未和陳丹青兩位先生。這兩個人開始是反複聽別人提到，無數次，然後才去讀了一些他們的文字和藝術作品，才有了更深的認識。他們都是在美國留學回來的，深知民主社會與專製社會的優劣。在這個時代，他們最具代表性。為什麽最具代表性的兩個人恰恰都是藝術家身份，而不是學者、教授、專家、文學家、詩人呢？這恰恰說明這個時代最需要回歸的是文化精神和曆史真相。這個前提都是建立的精神基礎上的，這點上藝術恰恰是有利於其他文化形式的，我在《速寫中國藝術界》說到：“藝術之根本在於人精神表達之需求”；“藝術蘊含哲理而又高於哲理，依附於形式而又超越於形式。藝術從某種意義上說最貼近人性本質，其智性、神性及欲望渾然一體，與道平行，相契相合。”正因為藝術家更具有穿透現象回歸本質的思維能力。艾未未和陳丹青恰恰就是中國這個時段的佼佼者。他們具有非常敏銳的洞察力，同時又具有高超的表達能力和創造性的表達技巧。他們之所成為他們，這與他們的理性思想是密不可分的。種種原因才造成他們之所以是他們。艾未未和陳丹青兩位先生極其不同。艾未未在國際上影響大，陳丹青在國內影響大。艾未未給我們的更多是正義精神，，陳丹青給我們的更多的是曆史真相。一個如同精神鬥士，一個更像求真學者。看來國內更不喜歡鬥士，還可以接受一定尺度範圍內的真話。我必須多次強調兩位先生的理性思想，理性首先是反對暴力對抗的，隻是采用正確的思想啟蒙國人，才能夠采取正確的方法去達到正確的目的。艾未未先生曾經接受外媒采訪公開表示，如果中國搞公投選舉，他很可能會投共$產$黨的票。

說實話陳丹青先生的畫我一點也不喜歡，但他的清華辭職行為讓我欽佩，其實這也是一種精神。另外他的一些言論我確有很大程度的認同感。而艾未未先生的很多藝術作品深深打動我，而他的文章我卻更願意當文學來讀。


先說艾未未先生，我看他的很多作品，印象最深是卻是聽說來的，不知道是倫敦還是紐約，組織了留學生齊聲同吟：“草泥馬祖國，草泥馬中國”，還有視頻“草泥馬擋中央”，貌似頑痞與低俗的語言行為，在黑色和滑稽的幽默中，輕輕瓦解了由一批批、一堆堆、一群群各種吹拉彈唱、全方位多套路、才建立起來的無比偉大光輝正確的虛偽形象，我不得不說這是非常解渴，無比暢快淋漓的一種宣泄。這表現是藝術的，本質卻是理性的，中國社會的人，的確麻木到了，你不草他媽他便不會動容的地步。還有戴著手銬跳騎馬舞對強權的蔑視與嘲弄、《一虎八奶圖》對現體製準確解讀和諷刺，都是極致深刻的幽默。這在藝術上是一種真正的成功。與此同時，艾未未先生還有對公民意識的有力履行和伸張，這也將成為中國社會發展中具有典範意義的行為。

陳丹青先生雖然他的畫我不是很喜歡，但其說話行文確是有所好，行文如流水卻又緩急跌宕，溫文中有鋒芒，內斂中有正義。若不如此，他在國內或許也不會有如此的影響力。他的《退步集》，其實退步如同他的辭職，也是一種無聲抗爭。但這種精神我個人並不看好，這是宗法文化之下、傳統文人的精神，也是竹林七賢所奠定的人文精神【參見尹勝《漢語文化及天道信仰之於中國社會未來》】。就是若即若離，不主動也不接納，不亢不卑，缺少正義和果敢的決絕。但是陳丹青先生在盡量講真話，這已經非常了不起。我所了解的，他幾乎都在做近代曆史真相的還原，多是民國和現實的對比。這種還原真實的學問態度，的確對促進社會進步有非常大的價值，彌補國人對這段曆史認識的錯誤和真空。真善美，首要是真。

對兩位先生我有一個疑慮，因為他們都有涉及美國價值觀的問題。美國的價值觀對世界的確是有貢獻的。其主體還是建立在美國國民基礎上的，也就是美國模式本質還是為美國人民謀福利的，而絕不是給中國人民和別的國家人民謀福利的。這是人類發展史，到目前國家模式的局限性。從長遠戰略看，美國值得學習，美國模式也值得學習，同時也值得警惕。中國的民主社會未來，我個人的看法一定要建立在本民主的文化基礎上，也就是從漢語文化立場去深入傳統，發展和創造、從中國國民意識覺醒到自發，自然形成民主社會，而不是照搬西方模式，對西方社會製度低級的山寨與複製。這隻是我個人認為，這是中國未來最好的一條道路。


四、在精神覺醒和曆史真相還原之後

對兩位先生的評價僅是我個人的看法，不一定很準確。他們在我眼中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都是值得我尊敬和學習的。我覺得艾未未先生，最大的價值是他勇敢的精神和藝術才能。而陳丹青先生最大的價值是他求真的學問態度，還原了近代曆史和文化的部分真相。經過他們不斷努力，相信影響會越來越廣泛，效果會越來越明顯。他們共同最重要的東西，也是整個歐洲近代民主社會最重要的，也是中國陰陽辯證思想最重要的，也就是我一直強調的理性思想。中國需要啟蒙的，正是理性思想的建設。

兩位先生所涉及的，恰恰不是感性批判的現象羅列，而是以理性思維揭露了問題真相。但是這對社會進程而言是遠遠不夠的。我認為從發現問題到解決問題，有五個關鍵的環節：發現和揭示現象隻是第一步，穿透現象和發現問題本質是第二步，最後還有很漫長的道路要走，那就是第三步，研究根本問題形成的種種原因，然後才是第四步，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或方案，第五步，解決問題。走第一步最有力的社會學家，走第二步最有力的是藝術家。走三步最有力的是史學家，走第四步最有力的是哲學家，走第五步最有力的是政治家。

五、相信未來，啟蒙從我開始
很多人問我思想啟蒙多難啊，幾乎不可能。就你一個人在那裏說、那裏講，有什麽用！這種認識實在是錯誤的，現在不但有艾未未和陳丹青先生這樣具有形象力的文化人，相信還有更多各個階層的覺醒者和踐行者。啟蒙是不簡單，簡單還需要這麽多人，這麽有能力的去幹嗎？但是我相信隻要是符合真理的，正確的，也是符合道的規律的，所謂“得道者多助”，那麽它也是符合天意的，一定也是可以達成的。我也相信“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隻要有識之士從自我反省開始，然後從身邊一個人、一個人的傳遞真理和理性思想，腳踏實地，我們堅信我們不但可以維護現在有社會的成果穩定，也會擁有一個真正民主與和諧美好的中國。


2014/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