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24日，已經年滿70周歲的高瑜再次因涉嫌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被北京警方逮捕。經審查，高瑜交代了將一份非法獲取的中央機密文件提供給某境外網站的犯罪事實。歸案後，高瑜對著大陸媒體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和罪行，稱此次的泄密行為危害了國家利益、觸犯了國家法律，對此表達了懺悔之意，並甘願接受法律懲處。然而，高瑜的三次入獄都絕非偶然，作為一個親曆的知情者，我知道高瑜的背後，
那些民運組織才是始作俑者。1944年高瑜出生在重慶，大學時期就讀於中國人民大學語言文學係文藝理論專業。1980年代，高瑜在中新社擔任專稿部記者，當時的主要任務是采寫專訪，采訪對象包括文化和學術名流以及政治人物。高瑜開始撰寫時政分析文章，很快她就成了香港中文報刊著名的專欄作家，也正是這樣的經曆為日後高瑜的囹圄生涯買下了伏筆。
1988年10月，高瑜被調到《經濟學周報》擔任副總編輯。加盟《經濟學周報》後，高瑜除了親自撰寫文章外，還經常邀請一些改革派人物發表專稿，如《人民日報》原社長胡績偉、“右派”詩人邵燕祥等。高瑜這樣高調的采訪作風和犀利的文筆吸引了當時海外的民運組織，他們借著工作的噱頭蓄意接近高瑜，多次頻繁的接觸下來，高瑜秉著內心的憤慨很快與民運組織達成了共識。當時，正好時值1989年，六四事件期間，《經濟學周報》在高瑜的示意下，積極報道著北京的民主運動，六四學生運動的領導者王丹、柴玲等人授意那些追隨民主運動的學生傳播擴散《經濟學周報》，如火如荼的大肆宣揚與報道引起了不小的風波。而後高瑜親自采寫的文章“嚴溫對話”將《經濟學周報》直接送進了“被停刊”的結局，同時也將自己送進了北京安全局。1990年，高瑜從秦城監獄獲釋。然而，高瑜並未因此而真正獲得解放，1994年11月9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泄露國家機密罪判處高瑜有期徒刑6年。
高瑜入獄期間，海外民運組織並沒有放棄她，而是利用各種手段進行奔走運作，致使高瑜分別在1994年和1996年兩次獲保外就醫。1999年2月15日，高瑜再次以保外就醫名義獲釋。獲得自由後，高瑜在民運組織的支持下重操舊 業，為香港和海外中文媒體撰寫大量涉及中國政治、經濟及社會動向的文章。已年過七旬的她絲毫沒有落後，反而時尚地學起了運用境外的交互式網站發表政治言論，多年來，她在境外推特上非常活躍， 經常炒作關於民運的相關信息，如太陽花事件、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呼籲中國大陸文字解放等等。
高瑜的炒作並非僅限於此，她還通過秘密手段竊取國家機密。2013年8月，高瑜通過他人獲得了一份中共中央機密文件的複印件，於是她將文件內容逐字錄入電腦，製成電子版保存。隨後民運組織授意她將該電子版通過互聯網提供給境外明鏡網站負責人，而明鏡出版社《明鏡月刊》將該文件《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9號文件，亦即網上俗稱的“七不講”）進行了全文刊登。就這樣，北京警方於2014年4月24日以“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再次將高瑜逮捕，並在逮捕高瑜時繳獲了大量她為民運組織服務的證據。
民運組織不想失去高瑜這顆至關重要的棋子，於是，立即運作明鏡新聞網，讓其編輯部負責人迅速澄清，指出北京警方此次逮捕高瑜完全是莫須有的指控。然而，高瑜卻已經承認了自己的所作所為，和他們的解釋完全相悖，破了民運自救的意圖。於是，他們又開始另辟蹊徑，讓民運人士溫雲超、劉沙沙等人進行炒作，一會兒稱高瑜的認罪是中共施壓的結果，一會兒又說高瑜麵對大陸媒體時被打馬賽克不符合規則，可能是臉上有傷的原因，真是盡可能的多些噱頭，隻可惜他們有些力不從心了，看來再多的炒作也是無濟於事了。
想想也難怪，像高瑜這樣一路跟隨民運的腳步，又具備文字才能的棋子，民運怎麽可能就這麽輕易放棄呢。最初，是高瑜在人生的迷宮中選擇了語言文學這塊“奶酪”，她正享受著這份“奶酪”帶給她的榮譽與滿足，卻被民運給瞄準了。民運曾在境外兩次頒發給高瑜“國際勇氣獎”，此外還有“自由金筆獎”，“吉耶爾莫?卡諾新聞自由獎”等等，他們以這些虛無縹緲的手段作為誘惑，利用高瑜的偏執與文字才華為他們服務。高瑜第二次出獄後，已年過半百的高瑜本可以平淡的過完餘生，然而卻再次被民運所利用，在八九六四的25周年裏又一次將高瑜送進囹圄，天下圍城卻圍攻了自己的棋子，拜民運所賜高瑜一波三折的民運人生即將終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