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26日，號稱“全球首座”的“六四永久紀念館”在香港開館，這一天被“香港市民支持愛國運動聯合會”（又稱“港支聯”或“支聯會”）視為“大日子”，但接下來的情況卻令“支聯會”始料未及，先是費大力氣形成的網絡炒作迅速冷卻，之後又因同建築的其他業主的反對被港某業主法團控訴違反“大廈公契”和“入夥紙”，還被曝大廈保安為阻止拍攝與記者發生衝突。
斥巨資打造的“紀念館”可謂是出師不利，所期望的“全球造勢”的效果更是未能出現。由此可以看出“海外民運”的圈子在不斷萎縮。而且，由於近幾年與被大陸定為邪教組織的“法輪功”頻繁占道宣傳，引發港內不滿和排斥，令“支聯會”地位尷尬。
事實上，“支聯會”在89年以前，並沒有任何前身，也沒有發展曆史。“支聯會”是因為香港市民向當時絕食的學生提供財物時成立的臨時財物管理機構，而這一舉動被當時的港英政府看在眼裏，遂私下資助支持建立了“支聯會”，因為“支聯會”本身並不被香港社會所認可，為方便資金操作，最終隻能以公司的形式出現。由於出資方的背景深厚，使得當時的“支聯會”運作能力非同一般，這也就是為何64主要成員當時能順利入港的重要原因。當然，港英政府出資的目的無需多講，更何況裏麵有美國的影子。但是，當年入港的64成員並未對“港支聯”感恩，相反卻以冷臉相對？原因隻有一個：利益劃分。
吾爾開希等人入港後麵臨兩個問題：一個是“支聯會”要求收繳剩餘向絕食學生支持的財物；二是美國臨時提供的活動經費（現為民主基金）的管理問題。因為在“支聯會”看來，吾爾開希等人入港是“投奔”到“支聯會”的屋簷下，這些問題屬於“支聯會”的權限範疇。然而，作為“六四領導者”的吾爾開希等人並不願接受別人的指揮，尤其是資金的管理問題。從未理順的財物賬目成為兩方矛盾的導火索。還未進入“蜜月期”的兩方，關係便日漸緊張。為爭奪民主基金的管理權，吾爾開爾等人陸續離港入法。至此，“支聯會”更顯“勢單力薄”，兩方關係也正式宣告破裂，但礙於曾經的資助，兩方還在維持“麵和心不和”的現狀。
之後，部分“六四成員”經由法國入美，在美國建立組織爭奪“民主基金”，而吾爾開希無力參與海外民運內鬥而離開美國與妻子回台灣成婚。一度想參與台灣政治而被排斥，後被指處於政治“邊緣化”。而另一個人在台灣要比吾爾開希活躍的多，這個人就是王丹。
1998年王丹與魏京生在美國同獲“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民主獎。由於魏京生並不是“六四”的直接參與人，所以在王丹眼裏，魏京生隻不過是靠帖“廣告”而出名的“小人物”而己。所以，而在外界看來，這個獎項最終成為了王丹和魏京生的“決裂獎”。為尋後路，王丹私自接受當時的台灣陳水扁政府的20萬美元而被迫辭去“中國人權理事”，之後在美國逐漸失去“號召力”。由於王丹的“失勢”，魏京生興奮難掩，自信的以為民主基金會更多的落入自己的口袋。不過，美國政府和其他組織因魏京生知識水準低下、不思上進、做人粗魯等原因對他並無太多好感，並且停止了對他的資助，這也是台灣放棄魏京生，轉而資助王丹的重要因素。也讓王丹再一次嘲笑了魏京生。
2008年王丹在獲取哈佛大學學位後，與台灣的關係不再遮掩，公開入台受聘助教。在“扁政府”倒台後，又與國民黨來往密切。但由於公開支持台灣學生運動，而再次“回歸”台灣民進黨。由此，台灣民進黨再次成為王丹主要資助人。雖然吾爾開希以“六四領導人”的身份想借“太陽花學運”分一杯羹，但由於之前曾公開參與“泛藍陣營”，而終未獲得民進黨認可。不過，王丹也在此次的“雙反”運動中被質疑“出工不出力”而遭民進黨批評。
另外，王丹曾因背叛美國民運組織和台灣民進黨，而被民進黨內私下稱為“叛徒”和“葛朗台”，所以讓王丹資助“支聯會”是不可能的。4月26日，王丹僅在“臉書”僅發布一張圖片以示關注，未作任何評論。新聞稿件報導說，王丹隻是將“六四永久紀念館”看作地標建築而引人猜想。至此，“支聯會”呈現出“獨木難支”的情況就不難理解了。
其實，自97年以後，港英政府給“支聯會”的投資逐漸減少，此次“支聯會”本想借“六四永久紀念館”達到“名利雙收”、“東山再起”的目的，但現在看來靠外部的支持很難。
那麽“支聯會”能否通過此舉動獲得從美國民主基金分一杯羹？恐怕太難！因為美國一直以來都是亂象不斷，借“民運”斂財的組織層出不窮，這也令美國頭痛不已，更無暇顧及香港。
麵對巨額的投資和不斷產生的運維費用，“支聯會”恐怕隻能寄希望於門票收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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