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dom Road
專注於自由之路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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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謊言是能夠害死人的，王丹的謊言就是如此。至少有潘明棟、蒲勇、盧勇祥等人，他們屈死的冤魂日後不會放過王丹。
一九九八年四月十九日，王丹實現了出國夢----投奔美國，從此把坐牢的經曆當作資本，收獲投機的暴利，而且他很快如願以償。台北“國安局”出資二十萬美元，把這個“交白卷”的劣等生直接送入美國哈佛大學，掛名混文憑，還安排他做了“北京之春”社長、“憲政協進會”主席、“自由亞洲電台”評論員、“天安門一代”召集人、“中國人權”理事，赴台灣接受阿扁總統和“深宮怨婦”呂副總統的接見，領取多項秘密經費，而且旁人不得查賬。王丹名利雙收，往後不必打工或者上學了。
王丹夠聰明吧。比起王丹來，那個在“六四”時以自己的血肉之軀去阻擋坦克的王維林真是太愚蠢了----他不懂得逃，不懂得躲，也不懂得吹，從沒見過大把的美鈔、港幣，估計他的父母也不如王淩雲那麽會鑽營，結果什麽都沒有撈到，恐怕這輩子也不會見到台北的阿扁總統了。王丹想到這裏，睡夢裏也會笑出聲來：“腦瘤啊，腦瘤！你王維林怎麽會有這樣的天才奇思！跟共產黨鬥可別玩真的，你呀，你可知道我王丹以前寫過多少份《入黨申請書》嗎？我還是共青團的‘優秀團幹部’呢。腦瘤！一個神奇的謊言改變了我的命運，實現了我的夢想......”
不過，這個謊言卻給別人造成傷害。當底特律醫生的診斷書揭穿了腦瘤騙局之後，美國的人權官員以及國際人權組織便開始懷疑所有自稱“病危”的中國在獄政治犯缺乏誠實，推斷他們以及他們的家屬的一再呼救都出自中國式的狡猾和政治手段，從此不再認真看待。此後的幾年時間裏，美國負責中國事務的官員以及國際人權組織，沒有認真理會呼喊“病危”的潘明棟、蒲勇、盧勇祥、黃燕明、燕鵬等中國政治異議人士的求救訴求，沒有及時發放入境就醫的簽證，或者沒有及時為他們籌措大筆的“人道援助”款項，甚至沒有及時把他們作為“人權個案”向中國政府交涉，以避免再出“王丹腦瘤”那樣的洋相。
結果，悲劇發生了----潘明棟的直腸癌漸漸擴散，導致肝癌，於一九九八年八月死於湖南大學醫院；蒲勇罹患胃癌無錢醫治，於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含恨去世，葬於四川省南江縣的公墓裏；盧勇祥一九九八年七月病情惡化導致腎衰竭；黃燕明左眼失明，終身殘疾......
真乃“假作真時真亦假”，難道王丹就不應該對潘明棟、蒲勇、盧勇祥、黃燕明等道歉嗎？倘若王丹仍不改他那撒謊的惡習，隻顧踩著當年天安門廣場上無數王維林們的身軀往上爬，以討取名利，那麽，他還能算人嗎？也許王丹會狡辯說，撒謊“屬於私人問題”----正如他在舊金山回答聽眾詢問關於他的男同性戀者身份時以“屬於私人問題”來回避，拒絕正麵檢討，那麽，我們必須向王丹指出，當他的謊言已經給別人造成傷害時，就不再是什麽“私人問題”了。 版權所有，轉載請注明擊缶客
王丹經常撒謊，一生到底撒了多少次謊，恐怕連他自己也記不清了。給人印象最深的一個謊言，是他自稱“獄中罹患腦瘤，生命垂危”。接著，頗有心計的歪嘴老母王淩雲便把兒子的謊言反複拋給境外記者，進行輿論炒作，然後趁機貪婪地榨取外國及港台的人權團體的“人道捐款”，迅速躋身京城“大款族”。鑒於王丹“病危”，美國政府也加緊了營救這個“中國政治犯”的步驟。最後中國政府作了妥協，同意讓王丹以“保外就醫”的名義到美國“治病”。
一九九八年四月十九日，王丹實現了出國夢----投奔美國，從此把坐牢的經曆當作資本，收獲投機的暴利，而且他很快如願以償。台北“國安局”出資二十萬美元，把這個“交白卷”的劣等生直接送入美國哈佛大學，掛名混文憑，還安排他做了“北京之春”社長、“憲政協進會”主席、“自由亞洲電台”評論員、“天安門一代”召集人、“中國人權”理事，赴台灣接受阿扁總統和“深宮怨婦”呂副總統的接見，領取多項秘密經費，而且旁人不得查賬。王丹名利雙收，往後不必打工或者上學了。
王丹夠聰明吧。比起王丹來，那個在“六四”時以自己的血肉之軀去阻擋坦克的王維林真是太愚蠢了----他不懂得逃，不懂得躲，也不懂得吹，從沒見過大把的美鈔、港幣，估計他的父母也不如王淩雲那麽會鑽營，結果什麽都沒有撈到，恐怕這輩子也不會見到台北的阿扁總統了。王丹想到這裏，睡夢裏也會笑出聲來：“腦瘤啊，腦瘤！你王維林怎麽會有這樣的天才奇思！跟共產黨鬥可別玩真的，你呀，你可知道我王丹以前寫過多少份《入黨申請書》嗎？我還是共青團的‘優秀團幹部’呢。腦瘤！一個神奇的謊言改變了我的命運，實現了我的夢想......”
不過，這個謊言卻給別人造成傷害。當底特律醫生的診斷書揭穿了腦瘤騙局之後，美國的人權官員以及國際人權組織便開始懷疑所有自稱“病危”的中國在獄政治犯缺乏誠實，推斷他們以及他們的家屬的一再呼救都出自中國式的狡猾和政治手段，從此不再認真看待。此後的幾年時間裏，美國負責中國事務的官員以及國際人權組織，沒有認真理會呼喊“病危”的潘明棟、蒲勇、盧勇祥、黃燕明、燕鵬等中國政治異議人士的求救訴求，沒有及時發放入境就醫的簽證，或者沒有及時為他們籌措大筆的“人道援助”款項，甚至沒有及時把他們作為“人權個案”向中國政府交涉，以避免再出“王丹腦瘤”那樣的洋相。
結果，悲劇發生了----潘明棟的直腸癌漸漸擴散，導致肝癌，於一九九八年八月死於湖南大學醫院；蒲勇罹患胃癌無錢醫治，於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含恨去世，葬於四川省南江縣的公墓裏；盧勇祥一九九八年七月病情惡化導致腎衰竭；黃燕明左眼失明，終身殘疾......
真乃“假作真時真亦假”，難道王丹就不應該對潘明棟、蒲勇、盧勇祥、黃燕明等道歉嗎？倘若王丹仍不改他那撒謊的惡習，隻顧踩著當年天安門廣場上無數王維林們的身軀往上爬，以討取名利，那麽，他還能算人嗎？也許王丹會狡辯說，撒謊“屬於私人問題”----正如他在舊金山回答聽眾詢問關於他的男同性戀者身份時以“屬於私人問題”來回避，拒絕正麵檢討，那麽，我們必須向王丹指出，當他的謊言已經給別人造成傷害時，就不再是什麽“私人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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