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飛翔
沒事兒都來坐坐
難民營裏的新生兒 取名“默克爾”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探營德國難民安置點：井井有條的“小區”中，老人安心休息，孩子開起畫展
顧鄉
在柏林中央火車站附近的一片樹林中，聳立著一頂巨大的銀白色露天帳篷，將半個運動場罩得嚴嚴實實。
從大帳篷的入口進去，可以發現一個井井有條的“社區”：有稍通英語的青年男子坐在休息區聊天，有大眼睛的小女孩騎著單腳滑板車四處玩耍，有疲倦的長者躺在寢室的床上休息，有送麵包和酸奶的工作人員穿梭於內。
就在這個大帳篷裏，許多難民度過了自己到達柏林後的前幾天，完成登記手續後，他們又將前往下一站。負責這個難民安置點的，是有著長期社會救助經驗的教會組織stadtmission。在《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上周探訪時，stadtmission負責人倫茨（JoachimLenz）正陪同土耳其外交官考察難民營。
外交官想了解難民營中的文化融合問題，記者關注的是難民帶來的社會問題，對於許多非德國人而言，這是理所當然的視角。但在德國目前的輿論環境下，這些都不是大問題，幾乎每個接受記者采訪的德國人都認為，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是幫助難民。
“德國總理默克爾已經明確獲得了歐洲移民問題的領袖地位。”歐洲政策中心（EuropeanPolicyCentre）移民問題專家帕斯古沃（YvesPascouau）認為，“她之所以能這樣做，是因為德國民意在很大程度上支持幫助難民，尤其是幫助那些來自內戰國家的難民，比如敘利亞。”
許多人想知道的是，德國人為何決定在難民危機中承擔領袖地位？他們有沒有考慮到可能的後果？這背後又反映出哪些政治和社會局勢的變化？帶著這些問題，《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近期走訪了多個德國的難民安置點，並與最前沿的德國民眾直接交流，看看到底是什麽力量，支撐著這場難民危機中的“德國夢”。
德國民眾的真實聲音
如果不是親眼所見，很難相信一個難民安置點竟能如此井井有條。不僅難民之間以禮相待，工作人員和誌願者的神情也很輕鬆。
在“居民區”的一麵牆壁上，貼滿了難民孩子們的畫作：有的畫著爸爸媽媽，有的畫著祖國，還有的畫著太陽、青草和大地。《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此前在探訪漢堡的難民安置點時，也曾看到難民孩子的“集體畫展”，主要表現的也是爸爸媽媽、藍天大地，以及朦朧的故鄉。
當一個名叫庫爾迪的3歲敘利亞男孩在大海中溺亡，最後被衝上土耳其海灘的照片本月出現在德國各大媒體上時，這個國家中的很多人，受到了深深的觸動。這場難民危機，由此迎來了劇烈的轉折。
“這是事態發展的轉折點。”一位常駐柏林的自由撰稿人告訴本報記者，許多德國人突然意識到，自己身處一個毫無戰亂的“快樂之島”是多麽幸運，因此有責任幫助那些不幸的人。
在已有2000名難民湧入的黑森州小城達姆施塔特，當地人上周剛為難民舉辦了一場歡迎派對。在城市廣場上，人們準備好食物和飲料，帶上了各類捐獻出來的生活用品，並為難民的孩子們準備了跳床等玩具。一位本地大叔表示：“我們必須做點什麽，我們要說歡迎，告訴他們‘你們安全了’！”
即便是處在難民危機最前沿的慕尼黑，盡管當地人有著各種各樣的憂慮，但他們都認為幫助難民是第一位的。
一名慕尼黑的出租車司機告訴記者，當德國人看到那些關於敘利亞的沉重報道後，立刻覺得有義務幫助難民。另一位司機說，他很擔心難民未來的工作問題，語言是最大的障礙，但首先必須要幫助他們。
“幫助難民是我們的責任。”35歲的朱利安（HannesJulian）說。和許多德國人一樣，他和妻子正在清點衣服和被子，並打算收集4歲女兒看過的書籍，把這些都捐給難民。
9月以來，已有近10萬難民進入德國。在德國各大媒體上，幫助難民都是最主要的話題。即便近期有個別難民製造了犯罪事件，也沒有改變德國的主流民意。
比如倫茨對這些事件的看法是，難民也是人，總有一些人會犯錯誤，但不能因噎廢食，無視這場人道主義災難。
有觀察人士表示，相反倒是一些德國以外的輿論，抱著“看笑話”的心態，不斷渲染難民帶給德國社會的衝擊。
上周以來，德國政府暫時恢複邊境控製，一方麵為了限製湧向德國的人數，另一方麵為了使難民申請流程更為有序。但在許多其他國家的新聞報道中，標題都被寫成了“邊境關閉”。默克爾政府甚至發現，歐盟內外不時傳出有關德國“自討苦吃”的聲音。
麵對各式各樣的指責，一貫喜怒不形於色的默克爾上周終於發飆：“如果我們需要為在緊急情況下表現得友好而道歉，德國就不是我的祖國。”
德國人的“感同身受”
那麽，德國人為何會在危機中如此表現？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正是人道主義的考慮。
旅居德國多年的南海芬（HaifenNan）表示，無論之後可能產生什麽樣的社會和政治難題，但在普通德國人的第一反應中，救人肯定是第一選擇，其他代價都是可以承受的。
當那名小男孩的遺體出現在各大媒體上時，德國輿論開始出現一麵倒的“幫助難民”的呼聲。作為對民意的反應，默克爾政府積極做出了擁抱難民的姿態。
帕斯古沃分析稱，相比其他歐盟國家，德國民意對難民的態度更為積極，右翼勢力的話語權又相對有限，因此能夠形成廣泛的政治和社會共識。
第二個原因，是因為與其他西方發達國家不同，德國人更容易對難民“感同身受”。
二戰結束後，超過1000萬德國人被蘇軍逐出原東普魯士地區。他們從康德和叔本華的故鄉，向西流浪到“陌生的祖國”。
“一大部分德國人在二戰之後，也是難民。”博世基金會中國項目主任紀韶融（OliverRadtke）對本報記者表示，“（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德國又接受了其他國家的移民，差不多有120萬人，他們被稱為外來工人（guestworker）。”
這些來自土耳其、葡萄牙、希臘等國的外來工人，彌補了德國因戰爭導致的勞動力缺乏問題，為西德經濟起飛做出了重要貢獻。此後，統一的德國又在上世紀90年代接納了許多前南斯拉夫地區的難民。
紀韶融認為，正是因為德國社會擁有對難民身份的“集體記憶”，才促使人們更容易接納難民。
第三個原因，則是德國人普遍認為自己有能力、有條件幫助難民。
“德國是歐盟內最富裕的國家。”紀韶融對記者表示，“富裕帶來責任，這個責任，德國政府和國民很願意承擔。”
“德國是歐盟內最強大的經濟體，世界都在關注德國如何應對移民危機。”帕斯古沃說。還有媒體觀察人士對記者表示，德國擁有良好的社會福利體係、完善的難民接收程序和豐富的難民接收經驗，如果德國不做出表率，歐盟將止步不前。
“同時，德國又麵臨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大難題。”帕斯古沃認為，“接納移民理論上將緩解這一難題。”
歐洲領袖地位的試金石
原屬東德的圖林根州埃爾福特 市，如今每周都要迎來300個移民。
這是一座仿佛凝固在中世紀的童話般小鎮，無數的教堂尖頂，訴說著這裏曾是宗教改革領袖馬丁·路德修行之地的曆史。
如今，大量穆斯林移民的到來，引發了一些當地人對於文化衝突的擔憂。更有甚者，原東德地區這些年來出現了一批新納粹分子，他們以愛國主義為名，行排外、反移民、反歐洲一體化之實，最近還操縱了幾起針對移民的縱火案。
“新納粹主要來自原東德（地區），有些地區經濟情況比較差，年輕人下崗率非常高，此外煤礦產業轉型後的魯爾區（德國曾經的工業重鎮）也有類似的問題。新納粹的某些口號迎合了他們的心理。”紀韶融說，“但99%以上的德國人，都對這些新納粹的行為表示反對。”
當一批新納粹分子本月前往漢堡遊行時，民眾與警察將他們堵在了火車站。見沒法出站後，他們隻好坐上火車去另一個地方。
許多德國學者告訴記者，這仍是一個有著曆史負罪感的國家，在二戰後的很長時間裏，德國人都以身為德國人為恥，教科書裏不厭其煩地數落著自己的罪行。
“多年來，德國人絕不願意在公開場合揮舞國旗，也不願意談及愛國主義和民族意識。”紀韶融說，直到2006年德國世界杯時，當人們看到德國國旗漫天飛揚，紛紛為主場作戰的德國隊助威，外國人的口中也不時冒出“你們德國很不錯”的字眼，才讓德國人終於不用忌諱大聲談及自己的國家。
英國《經濟學人》雜誌近日評論道，70年了，德國人一直在為過去的罪行贖罪，渴望一個正麵的形象。55歲的美籍德國人卡斯特羅（AbelCastro）告訴記者，德國社會對難民的態度，可能還與對二戰的負罪感有關，但這麽多年過去了，已經沒有必要了。
隨著經濟實力的一枝獨秀，以及在歐元危機中日益凸顯的領導力，柏林事實上已經成為了歐洲的中心。但在二戰後的很長時間裏，德國在國際政治中的話語權一直很小，正如帕斯古沃所言：“如今我們的總理敢對別人說非常強硬的話，這也許是一種我們不太習慣的情況。”
事實上，盡管已被全世界視作歐盟領袖，但德國人仍糾結於曆史和現實之間，對領袖地位有所遲疑。但此次難民危機，可能為德國的全方位“轉正”提供了一次良機：因為這一次，德國展示的不是經濟的力量，而是道德的力量。
德國時政觀察家美瑞茨（AnnettMeiritz）在一篇名為《德國是如何成為歐洲道德領袖的》一文中稱，德國已經決定承擔難民危機中的領袖職責，希望為其他國家樹立道德榜樣，並施壓歐盟其他國家接受難民配額。她甚至把德國的努力，與試圖修複希臘危機後千瘡百孔的歐盟聯係了起來。
在埃爾福特市，更多的當地人都選擇了同情移民的立場，不理會文化衝突的說法。在本報記者探訪的柏林難民安置點中，基督教和猶太教的音樂會，已成為最受穆斯林移民歡迎的節目之一。在下薩克森州的一處難民安置點，歐菲莉婭·阿德（OphelyaAde）剛剛生下了一個女兒，並把她起名為安吉拉·默克爾·阿德（AngelaMerkelAde）。
紀韶融說，德國早就已經成為了領袖國家，隻是德國人自己還沒習慣過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