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習近平核心地位的時代必然

中國再次進入“核心”時代。但今時之核心已非彼時之核心。習近平上台兩年，他以極強的向心力不斷凝聚著國家、政黨、社會的“精氣神”，世界為之凝目。當中共把習近平提出的全麵建成小康社會、全麵深化改革、全麵依法治國、全麵從嚴治黨升級為治國理政的總體框架時，人們已經感覺到中國乃至中華這個人類曆史上最大的群體，開始因此而旋動、歸攏、結勢。當更多的人還在討論習近平的強勢時，一個不同以往的，業已形成共識的新核心其實已然存在。蘊生於東方智慧的這個“核心”概念，在民主、多元成為現代文明主流的時候，對它在這個時代的重新解讀，呈現出的是一種既熟悉而又陌生的政治概念。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在中國思想家眼中不僅包含了誌同道合之人相聚成群的價值取向，更暗含了人以“群”作為社會存在的辯證認識。然“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正是中國古人對於“群”演變的樸素認識。作為一個“群”，中國曾千年強盛，也曾盛極而衰，並在近幾十年再次走向複興。這種社會演進形態在世界上極為少見，這種曆史軌跡和時代變遷也無時無刻不呼喚著引領變化和麵對挑戰的時代衝浪者。然而普通民眾的曆史及時代意識較多時候是短淺的，特別當虛無主義和享樂主義泛濫，人們聚焦短暫的生命，容易忽略人作為整體文明的意義，並由此間接忽略了個體的存在價值。
“群”與個人是互相融合、互相成就的。隻有認識到“群”的意義，個人才可以在構築文明、應對變化與盛衰中發揮特有作用並成就曆史。統觀中國近現代史，孫中山倡導“三民主義”，中國社會民主意識開始萌發。隨之而來，一些人借用自由主義強調個體、貶損集體的意義，更將政治簡單地與這種狹隘認識劃上等號。民主的主體是人民，不是個體的人，它的中心思想恰恰是人民作為“群”如何當家作主，個人的平等待遇與權利是“群”的價值體現，是為了更全麵實現“群”的積極存在和發展，將民主與個性主張的等同或者對立都是淺薄和魯莽的。作為“群”的現代社會要想發展、前進，必須要有領導者發揮引領作用，否則就是“群龍無首”的“群”。但是出於對個體自由的強調，一些人隨意將領導者等同獨裁者，沒有認識到領導者與時代發展之間的辯證關係。這種偏見在所謂民主時代普遍存在，但對它的激烈討論建立了科學和批判認識領導者作用及責任的傳統與學問，極具意義地為現代政治做出了卓越貢獻。

新中國成立之後，中共多次研究如何建立和組織國家的領導體係，這除了是因為中國人希望徹底消滅帝王政治文化，還因為建國後不久就發生了蘇共的分裂，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共領導層以“秘密報告”開啟了對斯大林獨裁的批判。這樣的背景讓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無法不警惕，它既不願意步蘇共分裂的後塵，也不情願讓中國出現另一位獨裁者。然而，文化大革命讓中國人再次感受到封建傳統的遺毒，獨裁專政在這片土地上找到了成長的縫隙，讓中國人必須深刻反思領導者與民主之間的辯證學問。在這樣的背景以及在自己手上替換過兩任領導集體之後，鄧小平總結了經驗與認識，提出了“核心”論。

“核心”論首先是針對如何避免出現獨裁。建國後期，人們並不滿意以毛澤東為絕對權威的領導集體，特別是在文革期間，它實際上忽略了其他集體成員的作用，鼓勵了獨裁、破壞了民主。但與之相對的是還要避免“集體”機製製約了領導者的有效施政。在和平時期獲得選撥的領導人，或因政治環境，或因個人的能力和性格，不容易在政治生活中獲得即時認同，無法有效凝聚領導集體發揮團隊優勢，更難以在較短時間統一國家公職人員和人民的思想。為了避免這樣的缺陷，鞏固最高領導者在集體中的作用成為必要的政治工作。江澤民繼承總書記職位時就存在這樣的風險，或許這就是鄧小平建議江澤民作為當時領導集體的“核心”時，也在為他的核心地位保駕護航。當然，鄧小平本人在職位上從來不是“領導者”，但重要的是他在領導集體成員中的權威和擁有人民群眾的認可，成為領導集體中政策的驅動者和思想的引領者，滿足了在曆史轉折過程裏群眾呼喚偉大領導者的客觀事實。以“核心”來形容鄧小平既顯得實至名歸，也很好地說明了“核心”論的現實意義。

曆史證明了鄧小平提出的“核心”論既能滿足現代政治對民主的渴望，否定了傳統的帝王思想，也鞏固了民主集中製的實踐要求，更在曆史關鍵轉折時期為偉大領導者預留了政治空間。那麽，什麽是核心？“核心”並不是政治學普遍使用的詞匯，它慣常地被用於物理學或電腦科技，不容易與領導者或政治領袖等同起來。辭典將它解釋為“事物最主要且賴以生存和發展的那一部分”。“核心”雖然包含這樣的重要性和關鍵性，但它卻不是絕對的。它不是指事物的中心，更不是指領導，但作為整體一部分的“核心”卻有著帶領大家向前發展的積極作用和力量，當年毛澤東就將中國共產黨形容為“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沒有這樣一個核心，社會主義事業就不能勝利”。

因此，將“核心”用在稱呼國家領導人至少有三方麵的政治意義：“核心”從政治概念上去除了封建帝王的角色，為民主體製提供了前提，很好解釋了新中國為什麽不沿用中華民國的總統製；“核心”強調了集體領導，拒絕了任何形式的絕對權力，但通過一個抽象的概念它解釋了“集體”不隻是一種形式，它是如何成為“主體”的，而且具備前進的動力；“核心”代表了集體中的真正領導力，保證了集體的團結和向心力，隻有擁有“核心”的集體才能夠具備領導力，這既是“集體”的應有之意，更是“核心”的存在作用。

“核心”的政治意義既強調了人民對政治體製的民主追求，也強調了社會積極前進的重要性。如果人們錯誤認識鄧小平提出“核心”論的時代背景，以為他隻是希望用“核心”論化解人們對中共是一個專製政權的誤解，那是對這位政治老人的淺薄認識。中國正在走向複興，當然需要能夠帶領這個國家大步向前、強有力的領導集體。這種對強人政治的需要和對民主的普遍追求之間存在著某種相互矛盾的現實，讓“核心”論有了獨特的時代和政治意義，它要求這個領導集體是國家社會前進的“核心”，而且在這個領導集體中同樣有著堅強的“核心”，但卻並沒有破壞民主的理論框架。

習近平和這一屆領導集體顯然不是任何政治強人欽點的，也沒有人可以為他“保駕護航”。在這之前，習近平或許隻是無數省部級官員中平常的一位，其父親的特殊背景甚至被認為是他的政治包袱。然而，這位並不張揚、沉穩樸實的幹部卻在內部選舉中成為中共的總書記，是國家和軍隊的領導者。他上任兩年多來，在國家博物館提出了“中國夢”，在麵對包括奧朗德總統的法國精英時提到了中國是“睡醒了的獅子”，他的述說被認為是合情合理、理所當然，獲得中國人民的普遍讚同。這一係列的表現，或許應該提醒我們如何正確認識中國這一屆領導集體和他們的領導者習近平。要全麵認識習近平是一個什麽樣的領導者，或許可以從十個方麵對其兩年多任期的表現做評價。

(一)徹底反腐，自我革命。“物必先腐，而後蟲生”，這是習近平在上任後第三天首次參加政治局學習時就如何反腐而提出的一句格言。兩年過去了，反腐成績有目共睹，與其說它已成為習近平最受人民歡迎的政績，不如說從反腐可以看到這位政治家的魄力和抱負，以及他是如何理解中國共產黨要做什麽樣的執政黨。在所有人都痛恨腐敗，社會卻彌漫著腐敗無法消除的情緒，甚至誤解其為中國傳統文化一部分的時候，習近平全方位、徹底地向腐敗宣戰；當社會認為這次反腐或許是一次政治鬥爭或運動，他用政策和體製的建設讓人們認識到反腐將成為中國政治的新常態。這是一場執政黨的自我革命，腐敗不反，中共執政合法性無從談起。通過反腐，人民看到了政治的清明和國家的走向，社會開始思考中國的發展，敢於想象中國的未來。這或許正是習近平“反腐”背後的真正認識和將“反腐”作為政治目的的現實意義。

(二)深化改革，重構政治。“大鵬之動，非一羽之輕也；騏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習近平引用這一段古文開始了這一次的深化改革。在社會“鼓與呼”背後，習近平試圖糾正過去三十多年改革開放遺漏的或錯誤的政策，宣示政治是為人民的生活而作為，政治家的責任就是改善人民生活的“人間正道”。他的提法和相關的措施在各個部委的工作中細致呈現，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裏，從教育資源分配、司法改革、城鎮建設，到生兒育女、生活起居等，中國人重新認識到政治是應該如何作用於生活。一次全會當然不能完成所有工作，但作為習近平的政治承諾，人們已經相信在中南海的政治中這種承諾將被完整兌現。

(三)公平正義，強化價值觀。魯哀公問政孔子治國治民要訣，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翻譯過來就是公平正義是政治之本。兩千餘年過去，中國政治家對於公平正義的追求仍未改變。而今“公平與正義”已經成為習近平執政的品牌和政治指向，不僅指導著反腐、整風、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國各個領域的實踐，更是中國人民重新恢複對政治有所期待的起點。而且習近平不再教條地討論社會主義，也不是單純依靠法律來度量公正，他強調的是公平正義如何在日常生活和勞動中成為主旋律，成為人民親身感受到和可以擁抱的價值。這種企圖看似簡單，卻承載著巨大的政治決心，如果沒有堅強的意誌，任何人都無法讓其他人相信這種追求的現實性，習近平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實踐著它，而且這樣的決心正指導著整個政府的行為和政策。

(四)誠懇認識不足，自信直麵質疑。1945年毛澤東與黃炎培之間，關於中共能否跳出曆史上“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曆史周期律的“窯洞對談”今猶在耳。中國共產黨既是成就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政黨，也是中國當今唯一的執政黨。這種身份讓它與現代政治有著紊亂的理論牽連——誰賦予了中共執政的合法性？中共能夠長時期維持在中國的執政嗎？在毛澤東之後，習近平以自我批判和負責任的態度告訴了中國人民，中共認識到這種質疑和危機的存在，它有著堅定的決心去滿足人民的要求。它不會沉醉在過往的成就上，更不會容許它的幹部隊伍在任何情況下忽略自己的責任。人民接受了習近平的態度，開始重新評價習近平帶領的管治團隊，對中共的信任開始逐步提升，人們願意為中共的繼續進步提供空間與機會。

(五)重構世界文明融合，重塑現代文化自信。習近平一係列的國際交往促使中國人重新認識自己在全球化進程中的不足與可能的積極作用。如果中國社會曾經被認為到處都是唯生產力論的暴發戶，或者被視作一個庸俗和道德敗壞的社群，那今天這些指控正在被重新檢視。習近平一方麵在國內和國外以誠懇的態度直麵中國文化轉型的挑戰，要求中國社會應該適應國際環境和規則，另一方麵也對這些規則提出中國的建議，強調中國文明作為世界文明重要組成的地位，以此來檢視相互的融合。這種不亢不卑的姿態很好反映中國人在這個曆史節點如何麵對自己的不足，並且以高度的文明自信為全新的中國文化和這種文化如何重構世界文化奠定基礎。習近平和他的夫人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為中國人做了榜樣，讓新一代中國人認識自己的文明追求，同時為新中國的文明崛起找到了合適的路徑。

(六)糾正錯誤，釋放傳統思想正能量。從打倒“孔家店”到“批林批孔”，中共一直回避討論中國傳統思想，習近平改正了這段曆史。他將新文化運動以來錯誤批判傳統文化的事實進行了撥亂反正，並且不吝身體力行，接連參觀孔廟、在北大暢論《大學》和《中庸》等經典的訓示、在人民大會堂出席孔子誕辰紀念大會。這既是中共在意識形態方麵調整了以往的教條主義，改變了對社會主義理論缺乏文化維度的曆史，亦釋放了中國人從傳統思想掌握自己身份的積極意義，讓中國人從GDP之外的另一個高度重新認識自己、認識中國、認識世界。中國既要融入世界，它就必須具備文化的路徑，不可能簡單地被階級鬥爭論所替代，更無法以唯生產力論來認識。外界普遍認識到習近平所做的隻是簡單的一步，但已經讓一大批知識分子可以積極研究傳統思想與現代社會和社會主義的關係，而不是隻在故紙堆裏為舊日的理論尋找今天的解釋，在缺乏曆史的關照下討論現代的中國文明。

(七)融通前後三十年，疏導左右對立論。“毛鄧三十年，左右二元論”一直是劃分中國政治生活的衡量標準，人們以相對立的態度認識改革開放之前和之後的中國，做成了左與右的理論之爭，扭曲了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政治的性質，讓它無法擺脫政治鬥爭的分析框架，更掌握不到改革開放前後兩個三十年的內在聯係。習近平認識到徹底糾正這種分析邏輯的重要性，明白改變左右之爭的二元對立認識是掌握中國現實的理論起點。他詳細說明了兩個三十年是如何統一而且是如何先後連貫的，這既體現了新一屆領導集體有能力和勇氣麵對曆史上的政治難題，更具備理論素養回答認識層麵的哲學糾纏。這種對曆史誤解的修正和對中國政治的實事求是認識，在鄧小平提出“實踐檢驗真理”的討論之後就沒有再發生過，或許它將為中共解開曆史上更多的疑問提供了先例，也為中共更全麵闡述自己的思想提供了科學的土壤。

 

(八)讓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結合。在改革開放時期，為了保證經濟建設，鄧小平曾明確要求不要對姓資姓社進行爭論，中共自此也幾乎關閉了對意識形態和社會主義的真正討論。中國共產黨作為世界各類政體和政黨中的一種獨特存在，如果沒有紮實的理論基礎，很難對外界的疑惑提供哲學指引，更無法為解決時代難題尋找思想說明。習近平事實上已經開始改變這種狀況，他為討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做了大量準備：不論這是要說明市場如何起“決定性作用”和它與政府的關係，曆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當下意義，還是傳統思想和馬克思主義如何同時在中國政治發生作用等。習近平既務實地為不同階層解決極個別問題，同時又積極推動全國人民親身感受社會主義的真實意思。除此之外，習近平在國際關係中同樣提出了他的社會主義國際觀，就以“一路一帶”和國與國之間無條件的合作為例，讓不少國家認識到現代國際關係與西方曾經推崇的模式可以不一樣，中國的建議至少是有意義的替代選項。這些在國內與國際上都顯而易見、具備高度價值取向的做法已經成為“習式”政治和思想，是習近平重新闡釋社會主義，讓其重接地氣，而且是將中國和中共擺放到更高的思想和文明層次的表現。

(九)親民政治，清明政治。中國政治曾經被批評為“密室政治”，拒人於千裏之外。憑心而論，這些批評都不為過。無論這是因為對毛澤東和鄧小平等老一輩政治家的頂禮膜拜，還是因為中共並不希望黨內的溝通過程為外界議論，習近平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全麵打開了與人民溝通的渠道。他的行程遍布中國，訪問對象覆蓋各行各業，有著接地氣的話語形式，有流行的網絡語言，政治谘詢不再空泛，通過網站發表意見和舉報某個貪官或反對某項政策不再是形式。習近平通過這些言行改變了人民對國家領導者過往的認識習慣，向中國的政治家提出了全新要求——它不隻是糾正四風、提出八項規定，而是從積極麵展現了中國政治家的社會主義身份與性質。

(十)用挑戰建立夢想，用夢想鑄造現實。“功崇惟誌，業廣惟勤”，習近平曾用《尚書·周官》中的一句話來表述他對於“中國夢”的理想與態度。評價任何一位政治家的標準隻能夠是人民群眾對他的期望和信任，在革命時期政治領袖更容易獲得肯定，在和平時期就相對困難，這就客觀地讓習近平相比毛鄧麵對更大的挑戰。然而，習近平最近兩年用行動和理論多次證明了自己具備這樣的能力，因為中國老百姓真心誠意追隨他，並積極參與到民族複興理想和“中國夢”中。同樣地，中國的各級幹部正逐步徹底重塑官吏文化與操行。這些都不是一蹴而就可以做到，更不是靠宣傳就能收取效果，隻有真槍實幹，持之以恒，人民才會承認他的努力。無論如何，習近平已經滿足了人民的檢驗，人民也在通過無私的肯定激勵著他。

習近平是一個既普通又偉大的政治家，他以一種平易近人的方式傳播著自己的思想，以堅毅不拔的精神改造著社會，更用實際行動闡述著自己對這個國家和民族的關懷和期許；人民認識了他、認同了他，更以積極的態度回應了他的呼喚。我們身處的時代要求它的領導者既能夠認識曆史，麵對現實，引領未來，更要在經濟領域既有方法又有膽識，在社會領域既擁抱公平正義又要包容人文和製度之間的張力，在政治上既要民主自由又要為國家進步提供動力和方向，這是對中國新文明的要求，更是對新一代中國人在世界上如何立足提供指引。習近平既是中共選擇的集體領導團隊的領導者，又通過考驗成為了中國人民眾望所歸的國家領導人，如果以鄧小平提出的“核心”論來評價，習近平就是這樣的政治核心、領導核心、時代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