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一則關於龍應台在香港大學的視頻在網上廣為流傳，作為台灣的文化名人，她在題為《一首歌，一個時代》的演講中要求聽眾講出自己人生啟蒙的一首歌，結果因為港大副校長周偉立講他的人生啟蒙歌是《我的祖國》，龍應台問道：“真的 ，《我的祖國》怎麽唱？”時，全場竟然一起唱起了這首歌，場麵很熱烈，可能有些使人浮想聯翩，也可能使龍應台有些錯愕，不過還好她對應的還不錯，沒有冷場或跑題。
龍應台的演講說的是有關歌的主題，似乎沒有什麽政治內涵，但整個演講宗旨好像有些前後不一，她一會兒舉了一些在台灣流行的歌曲，如《綠島小夜曲》，《五月的花》等軟格調的歌，說是其中包含了反對專製和國家人民等內容，但對於《義勇軍進行曲》，《我的祖國》等歌曲則言一首歌好就是好，而不論其內容如何。 她在講座上還特地介紹了陳歌辛，這位上海灘三，四十年代的作曲人，她說陳的歌曲撫慰了二百萬流落到台灣的那一代人，而且也用陳在大陸的悲慘遭遇為她的《一首歌，一個時代》做了注解。
陳歌辛是一位非常複雜的人，我不懂音樂，不能對他的作品做評論，他寫過許多歌，包括龍提到的《五月的花》，《鳳凰於飛》，《薔薇處處開》等當時在上海流行的歌曲，也寫過有抗日內容的歌，但在上海有名的76號關押3個月後他又為日本人寫歌，包括為神風突擊隊寫歌，解放後他也寫了些歌，但最後被打成右派死於關押期間。 他的兒子是我們非常熟悉的《梁祝》作者之一的陳剛，父子都是著名的音樂人。關於陳歌辛的政治定位不是我們的話題，我想講的是他的歌一定有他的聽眾群，應該是有一定文化基礎的知識分子或是文化人，放到今天恐怕隻有那些想回味舊上海韻律的人會引起共鳴，龍應台的家庭大約就為這一類。
每個人生活的時代不同，環境不同，人群不同，這些都會影響我們到對歌曲，音樂等欣賞和喜愛。國民黨去台後，兩百萬中有不少知識分子和文化人，當然還有不少上海籍人士，他們對上海的那種繁華和風韻肯定是念念不忘的，喜愛當時上海的歌曲，特別是陳歌辛的歌很容易理解，說是撫慰了這一代退台人士我非常相信，也很能體會他們的心情，這些歌被龍應台感念為她的一個時代，也合情合理。 但是我不相信這些歌會是那些台灣籍人士的一代歌曲，即使他們同時生活在台灣。
大陸人接觸到的歌曲當然截然不同，就像龍應台講的大陸是“紅歌”，台灣是“藍歌”，其實這種講法不科學，大陸並不都是紅歌，也有很多其他歌曲，也有愛情歌曲，不過不占主流而已，著名的有“花兒為什麽這樣紅？”，“草原之夜”，“敖包相會”，。。。等 。 周偉立提到的“我的祖國”，以及零八年奧運會上場的“歌唱祖國”，其實不能用紅歌來定義，因為這些歌早已為廣大華人所熱愛，可以說是經典的愛國歌曲，一定會記入曆史的，“身為大學副校長的周偉立在一千個師生麵前不避諱地說自己的啟蒙歌曲是一首「紅歌」，”並不“需要勇氣”。 我想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沒有理由會需要勇氣來表達對這些歌的喜愛，或者是人生啟蒙歌曲。 龍應台有些以己之心度人了。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起，大陸和台灣一樣對文化的控製和政治息息相關，大陸有鎮壓反革命的運動，台灣也對共產黨大開殺戒，大陸不知道錢穆，張大千等文化名士，台灣也不知道矛盾，巴金等文學巨匠，甚至連已故的魯迅也不能提起。 在這種情況下，龍應台似乎兩邊都調侃了一下，但是立場還是明確的。 她提到所謂經典就是超越所有的 “假造的規範，跟強製的壓迫”，而能“觸及到人心深處最柔軟的那一塊”，為此她用了八十年代鄧麗君歌曲在大陸傳播作為經典的例子。 其實鄧麗君的歌確實是流行歌曲的一種典範，這也是她的歌至今在大陸還有人模仿和喜愛。 鄧麗君的歌隻是流行歌曲的一類，歌曲還有許多種類，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把鄧麗君的歌當作是自己人生的啟蒙歌曲，但不妨礙有人把《我的祖國》當作自己人生啟蒙的歌，當作經典，不然不可能有那麽多人當場齊聲合唱的場麵，這絕不是一首龍應台講的“大河就是大河，稻浪就是稻浪罷了”的歌曲，其主歌部分的描述均是為了副歌部分的襯托，這是一首對祖國充滿熱愛的歌曲，正是因為這一點才會“觸及到人心深處最柔軟的那一塊”愛國之情，才會引來廣大聽眾的共鳴，而這是龍應台其實不想麵對的。
最後要說的是龍應台特意放了一段童聲合唱的“藍歌”，她雖然說是歌曲“荒唐”，但卻表示曲子很好聽，我想她的這一段內容應該是講座的蛇足之舉。
我完全同意樓主這個觀點：熱愛自己出生、成長的土地——無論是啥意識形態——這就是最深沉的情感。其實說到底，為意識形態服務的藝術作品，想做到高水平，更不容易，更有挑戰性，需要更高的造詣。《杜鵑山》裏麵一段“家住安源萍水頭”，什麽時候聽、從任何技術角度分析，都是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