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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多芬要是對應黑格爾，巴赫更像是康德了。康德的哲學中沒有 神，除非你堅持認為他的物自體乃與神性同體，否則，這個不可知的超驗性存在，便是一遠離神性的絕對存在物。我不懂樂理，故而，我無法從專業的角度來俯察音 樂的曆史傳承與流變，但據說，巴赫之後的古典音樂和浪漫主義音樂，都與巴赫有關。
“貝多芬要是對應黑格爾，巴赫更像是康德了。黑格爾看似康德的繼承，其實到最後康德早就在那裏等著了。問題是莫紮特、舒伯特、勃拉姆斯更難對應了。尼采肯定不會喜歡和瓦格納捆綁在一起的。”
以上是一樂友的留言，此一留言，是針對我關於幾位大作曲家與哲學家的對應關係而說的。
我以為他對。
巴赫顯然更像康德，這一點他可能說對了。
因為巴赫在平均律中所顯示出的嚴謹之邏輯，太像康德的純粹理性邏輯了；但關於巴赫通過其樂符與神的對話，則又無形之中偏離了康德(如果你認真體察，康德在哲學上其實是一個弑神論者)，而走向了把神作為哲學論述之終極目的柏拉圖。
柏拉圖相信是世界是由神的理念創製的，這其中包括了世界的秩序與運行邏輯。畢其一生，柏拉圖都在試圖發現一種神性的倫理(他認為超驗的宇宙之本質：乃理念，世界是此一理念的複製品，故而他貶低藝術，因為他偏執地認為藝術乃是複製的複製，所以低下且不堪)。
如 若在一個星光璀璨下的靜夜，我們用心傾聽巴赫的音樂(且以鋼琴曲平均律為例證吧)，彼時，你的心境，定然與萬籟俱寂之天穹一般莊靜而肅然，這時你會發現， 從巴赫所創下的音符中，有一種來自於神性的意誌，於是漸漸地你的心靈被感化而受到了召喚，此時的琴聲，亦已幻化為來自神的聲音，於是一種神聖感從內心深處 驟然湧現，由此，你在領受著神的恩典了。
康德的哲學中沒有神，除非你堅持認為他的物自體乃與神性同體，否則，這個不可知的超驗性存在，便是一遠離神性的絕對存在物。
我不懂樂理，故而，我無法從專業的角度來俯察音樂的曆史傳承與流變，但據說，巴赫之後的古典音樂和浪漫主義音樂，都與巴赫有關。是這樣嗎？這得由專家來回答。
但 有一點可以肯定，自貝多芬以降，音樂開始滲入了世俗的情感，在此之前，這份情感(除了歌劇、聖詠)，是被克製的、隱瞞的與藏匿著的。顯然，以前的作曲家要 將隸屬於個別性的“私情”，刻意地泯滅在對一般的神性之光輝的俯仰之下。因為神是具有普通性至上性，高踞在個別性的個體的人之上。
從此意義上，貝多芬居功之偉，一般人隻從他的音樂創新上奠定了他音樂史上的至尊地位，敘述了他從古典主義到浪漫主義的革命性轉變，從此一個嶄新的音樂運動————浪漫主義從他伊始，拉開了它的偉大的曆史性序幕。
但以我之見，貝多芬真正偉大的，是他此舉的人文主義意義，他讓人在樂符中，回歸於他應有的同樣至高無上的至尊位置，他肯定了人自身所攜帶著的神性光輝：英雄戰勝命運，而田園之美充滿了人間的美德與讚頌，在這種人所獲得的解放中，從大地深處升起的是高聲頌揚的“歡樂頌”。
貝 多芬與巴赫的本質區別在於：巴赫是刻意而虔誠的尋找與發現上帝的聲音，個體(即人)是俯伏在神性之下的，而且幾乎也沒有了個體性人的存在位置；而貝多芬則 與此大為不同，他讓個體性的人與神直接進行對話，隻不過他要說的是，因為有了神，我們人性才獲得了無上的榮耀。在此意義上，貝多芬的音樂中確實存在著一個 黑格爾式的絕對理念，以及黑格爾式的辯證邏輯：正(“英雄”)，反(“命運”)，合(“歡樂頌”)。
至於莫紮特、舒伯特、勃拉姆斯的音樂，我們的確一時難以找到一個合適可以與之對應的哲學，猶如巴赫、貝多芬等音樂家那般，這又說明了什麽？
顯 然，我在另一文章中所例下的音樂家與哲學家之關係(除了以上例舉的巴赫之於康德、柏拉圖，貝多芬之於黑格爾，還有馬勒之於海德格爾，肖斯塔科維奇之於郭爾 凱哥爾與拉康等)，以上這三位大音樂家，他們的音樂其實更具純粹的音樂性，而少了或曰缺乏人文性的哲學內容，這亦是他們區別於其它帶有哲學色彩音樂家的地 方。
音樂是人類的溝通藝術，其產生本身就是世俗的。而神性（天籟）隻是少數達者空靈心境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