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之都
沒有個性是我的個性。
作者：Wind Capital
二
“四人幫”粉碎以後，姥娘開始念叨把我送還給父母。她的歲數越來越老，而且覺得我越來越搗蛋。
我覺得自己並沒有改變，隻是一些事情碰巧發生了，而人們對我——一個住在姥娘家的外甥的要求越來越苛刻，村裏對我的說法是“住姥娘家住紅眼了”。在他們的眼裏，住姥娘家的人是外鄉人，“住紅眼了”就是錯把自己當本村人了。
革命形勢總是在內部陣營出現叛徒時急轉直下。我和長果兒的友誼最先終結，他的背叛把我在柳林堡的處境推到了下坡路上。柳林堡每家都養豬，打豬草是孩子們最常做的體力勞動和社交活動。舅舅每天上工和玩耍，打豬草通常是姥娘的活兒。我覺得到了替姥娘分擔家務的年齡，就約了長果兒放學後一起去。
柳林堡有用食物來給孩子起小名的風俗。長果兒其實就是花生，他的大名叫薛誌堅。村子裏的孩子從小一起長大，沒人叫大名。衛老師在課堂上開始叫同學大名時，還有人笑。長果兒不但熟悉孩子們的各種搗蛋耍物，比如摸泥鰍、捉駝子（蟬的幼蟲）、掏屎殼郎，還學會了一些半大孩子的活計，比如打豬草、趟西瓜、采槐花。長果兒經常打豬草，他熟悉村子附近所有野草的品種和長勢，跟著他顯然比自己瞎找強。
我和長果兒在尋找的路上，經過一片紅薯地，茂盛的紅薯秧子吸引了我的注意。我想紅薯的莖粗厚多汁，比野草強，豬一定喜歡。長果兒很猶豫，他說秧子拽了紅薯不就死了。看起來他對於紅薯還不是很了解。我告訴他紅薯馬上就要收了，這些秧子已經沒用了。我的堅決態度和科學講解打消了他的顧慮，當然，也會省不少時間和腿腳。趁四周沒人，我們倆每人弄了一筐子，高高興興地回家了。豬很喜歡吃。
紅薯地裏的秧子稀了，被人發現了。村裏有人說看見是我和長果兒幹的。我堅決不承認，又沒有抓住證據，憑什麽承認。可是，長果兒竟然承認了！他叫薛誌堅，誌一點都不堅。丟人啊！長果兒自然不好意思做我的朋友了。我當然不想失去朋友，但是不能因為珍惜友誼就原諒背叛吧，況且屁股上結結實實地挨了舅舅幾巴掌。於是我和長果兒就不說話了。我也落下了“住姥娘家住紅了眼”的惡評。舅舅警告我說姥娘已經在催我爸媽，把我接回冀南市。我突然覺得幹壞事真有懲罰，舅舅認真地告誡我：幹壞事，最好還是單幹，朋友是靠不住的。
鐵墩兒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最看得起的同學，不單是因為他有《少兒革命歌曲選》。他也是父母放到老家的，跟我一樣。我們兩個都是第一批紅小兵。他爸在文化宮畫畫，石家莊市的毛主席像都是他爸畫的，所以他對毛主席知道很多，比如毛主席的痦子是長在下巴左邊的，這個痦子年輕時是沒有的。不過我覺得這沒有什麽了不起的，都是他爸告訴他的。他的學習一般，隻是沾了他爸的光，才能跟我一起在二年級開學後加入了紅小兵。
鐵墩有了好玩的物件兒，也總是先讓我看。他爸給了他一個望遠鏡，他怕拿出去諞被人弄壞了，又想諞，於是叫我到他家看。我太喜歡了，掛在脖子上好威風。確實挺好玩兒的，遠處的雞，在望遠鏡裏看得很大。我向他借，他說不能借，摔壞了我賠不起。我心想不借就不借，我父母都是國家幹部，有什麽賠不起的東西，小氣就是小氣。我說：“不借就不借，這個東西有什麽好玩兒的，一會就玩膩了。”鐵墩兒說：“玩不膩。”
鐵墩兒帶我上了房頂，靠房子的後麵有棵槐樹，他讓我用望遠鏡，透過樹，看隔壁的院子。裏麵模模糊糊有個人影，穿著白色的上衣。鐵墩兒幫我慢慢調清楚了。天啊！是班主任衛老師，她在洗衣服。我突然覺得象在做壞事，拿開望遠鏡，隔著樹，院子裏看不到這邊。我說：“這有什麽意思啊？”鐵墩兒說：“當然有意思，我還看見過衛老師穿著紅褲衩呢。”我的腦袋突然一片空白，然後象放電影一樣出現了衛老師穿紅褲衩的畫麵，並且伴著旁白：鐵墩兒是一個流氓。這個旁白在我的腦袋裏不停地播放，驅使我走進了尹校長的辦公室。
我把鐵墩是個流氓的事情報告給了尹校長。告密這個詞使我在尹校長辦公室門口猶豫了一下，揭發這個詞又很快打消了我的猶豫。我當然得報告，鐵墩兒就是在耍流氓，如果我不報告，他還會繼續偷看衛老師在院子裏穿著紅褲衩。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他會成為一個流氓犯。流氓犯是要被槍斃的，就在河灘裏，脖子後麵插著牌子，牌子上寫著名字，名字上打著叉兒。鐵墩兒的前途讓我的心裏不安，我不能看著他在邪惡的道路上墮落，而且他也不把望遠鏡借給我。
鐵墩兒第二天就被他爸領走了。我雖然失去了一個朋友，但是心裏堅定了信念，不能讓友誼成為邪惡的幫凶。奇怪的是，衛老師並沒有感謝我的大義滅友，反而也開始傳播“曉文住姥娘家住紅了眼”的謠言。這讓我非常難過，鐵墩兒幹的壞事，又不是我，住在姥娘家就不能檢舉揭發壞人嗎？不過，這種正義感很快被失去朋友的孤獨感所代替。我始終沒有想明白一個問題：大義滅友，然而又得不到好處，該不該去幹呢？
我後來再也沒有見過鐵墩兒。據說他爸在毛主席去世之後就開始畫華主席像，後來誰的像也不畫了，主要畫電影海報。
我不能找長果兒一起打豬草，也就不去操替姥娘幹活的閑心了。我也不用想辦法再借鐵墩兒的《少兒革命歌曲》，也沒了學習革命歌曲的勁頭。我的“紅眼病”也使很多孩子遠離我，一個年級的二十多位同學裏，隻剩下槐花兒經常來找我去她家看兔子。
我不喜歡槐花兒的姐姐楊花兒。楊花兒跟槐花兒長得一樣，就是不好看，還總是吸溜鼻涕。而且楊花兒隻是比槐花兒早從娘肚子裏出來，人們都管她們的爹叫楊花兒爹，管她們的娘叫楊花兒娘，就好象槐花兒不存在一樣。
楊花兒叫張世文，槐花兒叫張世靜。他們家解放前是柳林堡這個小村裏唯一像樣的地主，他爺爺在世時，經常被一大早叫起來掃大街。其實本來就是土路，土路怎麽掃得幹淨。因為出身的緣故，姐妹倆的朋友很少。我喜歡跟槐花兒玩兒，她長得好看，說話聲音也好聽。同樣是滹沱河土話，她說出來特別好聽。槐花兒也喜歡跟我玩兒，我幫她做作業，什麽題都難不住我。
我喜歡槐花兒的家，除了兔子以外，還有豬、羊、狗、貓，不像我姥娘家，隻有豬。有動物的家，都是熱鬧而活潑的。豬不能算動物，豬是養來吃肉的。槐花兒家的兔子越來越大，我去她家也越來越不享受。那一對兔子白天除了吃，就是拉。楊花兒他爹娘隻管喂，把清理的活兒交給楊花兒和槐花兒。楊花兒是個屁股上長了棘棘的女孩子，在家待不住。清理兔子窩的髒活兒，就全落到槐花兒身上了。她經常拉著我一起幹。這兩隻兔子像是兩隻造糞機，他們的排便能力令人驚奇，我終於明白姥娘家為什麽不養這些活物兒了。
有一天下午放學後，我拿著姥娘串親戚帶回來的年糕來找槐花兒。她已經在清理兔子窩，就招呼我把年糕放在窗台上，一起幹。我幹得太賣力，摔倒在了兔子窩裏，褂子髒了。幹完了，槐花兒說：“你脫了，我給你洗洗。”我就把褂子脫了，裏麵是一件印著“北京”倆字的白色背心。她一邊洗，一邊問：“你去過北京嗎？”我說：“去過，我還跟天安門前的石頭獅子照過相。”槐花兒的眼睛裏已經滿是羨慕。我說：“我爸爸還見過毛主席呢！”她的表情使我確信：我爸爸見過毛主席就等於我見過毛主席。
衣服洗完了，晾在院子裏的繩子上。槐花兒從北屋裏拿出一個鐵盒子，給我看她的相片。所有的相片都是和楊花兒一起照的，隻有一張是單人兒的。她很小的時候，胸前戴著毛主席紀念章，拿著一本《毛主席語錄》。旁邊配著天安門和一些花朵，還有一行字——朵朵葵花向太陽。我想楊花兒應該也有一張一模一樣的，但是又覺得自己很可笑，倆人長得一樣，照片有什麽區別呢。槐花兒說：“能讓我看看你的照片嗎？”我說：“行。等我爸下次來看我，讓他帶過來。我也有一張”葵花朵朵向太陽“的。”我這麽說著，想到我爸不知道什麽時候來看我，心裏閃過一點難過。
我有點冷，槐花兒說到她家的東屋裏待一會。在我的記憶中，東屋一直鎖著，從沒人進出。她的提議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她拿鑰匙開了門，小心地推開，裏麵有點暗，她招呼我進來。從光亮處進到屋裏，由於窗簾拉著，裏麵有點暗，眼睛還不習慣。槐花兒拉住我的手，走過門廳，進到裏間，慢慢看清了。迎麵是一張深紅色桌子，上麵是一麵巨大的鏡子，鏡子的邊框上還雕著雲彩。桌子上有一個巴掌大的相框，有張女人的黑白照片。這是一個隻有在老電影裏才能看到的女人。她盤著頭，頭發緊緊地貼在頭上，頭顯得很小。身體被緊裹在深色的衣服裏，手裏拿著一柄小扇。她的眼睛直視著相框外，身體仿佛縮向照片裏麵。女人的眉眼有點象槐花兒。她在我身後小聲說：“這是我奶奶，她活著時住這間屋。這是她的梳妝台。她穿的是旗袍，大城市時興的衣裳，村兒裏隻有她穿過。”
這間屋子裏麵很幹淨，就像常年住著人一樣。隻是土炕邊的灶台沒有生火，炕上鋪著席子，上麵有兩個大箱子，我猜那裏裝的是槐花兒家的故事。在我的雙手撫摸梳妝台的時候，突然感到後背發熱，脖子被兩隻胳膊纏住了。我看著梳妝台的鏡子裏，槐花兒從後麵抱住了我。我有點害怕，但是並不想掙脫。她最近長得真快啊，幾乎比我高半頭了。
“那天我在姥娘家，看見小姨跟她對象親熱。”槐花兒說話的聲音很小，幾乎聽不見。
“真的？“我的聲音更小，都能聽見自己的心跳了。
槐花兒把我的身體轉過來，我們麵對麵抱在一起。 我的胳膊從她的胳肘下穿過，不知道該不該使勁。她的呼氣吹在我的脖子上，癢癢地，暖暖地。這種感覺叫什麽呢？嬰兒在媽媽的懷裏也是這種感覺嗎？
“他們還親嘴呢。”她的嘴真的湊上來了。
“真的？”我的腦子一片迷茫，嘴裏出來的隻有兩個字。
“是啊。就像這樣。”她是真的見到了。
“你真好看，比楊花兒好看多了……”我透上了氣，看著她說。
突然窗外一聲響，象是什麽東西倒了。一定是窗外有人偷看，我的魂兒都嚇飛了。放開槐花兒，撲棱著跑出門，跑到院門口，折返回來摘下褂子，撒腿跑了。槐花兒在做什麽，我不知道，反正沒有再回頭。
一氣兒跑回家，心在怦怦跳。我很害怕，楊花兒她爹也許晚上會找過來。舅舅知道了，少不了挨一頓打。
晚上，等到水塔上的大喇叭住嘴的時候，楊花兒她爹也沒來。也許根本沒人偷看，窗外的響動是她家的貓。躺在炕上，我突然想起，年糕還在窗台上呢。
三
第二天一早，我在學校門口等槐花兒。她衝我走過來，但是假裝沒看見我。
“年糕還在窗台上，你見了嗎？”我急切地問。周圍沒人。
“沒見。”她沒有看我，快步走了。
第一節課是語文課，講的是紅軍長征過雲南，周副主席教育戰士不要白拿老百姓的雞蛋。我的注意力無法集中在雞蛋上，腦子裏都是年糕。在周副主席最終被戰士們勸說吃了雞蛋的時候，我把年糕的條理也捋清了。有可能是貓吃了年糕，碰倒東西的也是貓，沒有人發現我跟槐花兒的事。也有可能是楊花兒吃了年糕，碰倒東西的也是楊花兒，她發現了我跟槐花兒的事，但是她吃了我的年糕，不會去告訴大人。下課的時候，我的心裏敞亮多了。
但是槐花兒依然不理我。好幾次從門口看見她自己在家清理兔子窩，也不叫我幫忙。而且村裏放映兒童電影《我們都是向陽花》，她也不來看，象是躲著我。
楊花兒她爹始終沒有來姥娘家。但是我的心裏卻更不踏實。鐵墩兒曾經說過，男女親嘴兒能讓女孩懷孕。雖然我對鐵墩傳授的科學知識將信將疑，但心頭還是壓了一塊石頭。槐花兒的肚子要是大了，那多可怕。但是鐵墩兒已經走了，班裏已經沒有關係好的同學可以回答這麽尷尬的問題了。我隻能把擔憂憋在心裏，每天戰戰兢兢，既不希望見到槐花兒，又希望見到槐花兒。
槐花兒的肚子很平靜，我緊繃的神經慢慢放鬆了。但是姥娘更頻繁地提出讓父母把我接走，而她竟然也開始說我“住姥娘家住紅了眼”，似乎她知道了我和槐花兒的事情，但是舅舅並沒有打我。也許是其他人或者楊花兒看見了我和槐花兒的事情，告訴了楊花兒他爹。反正年糕不知道被誰吃了。
順著這個思路，槐花兒對我的冷淡有了合理的解釋。可是她不應該這樣啊，又不怨我。我的擔憂轉變為了委屈，委屈又轉變為了無奈，無奈又轉變為了痛苦。我下定決心要挽回和槐花兒的交往。我聽舅舅說，哄娘們兒高興，花錢最管用。我有錢，我有五分錢。這是爸爸上次看我時留給我的，那是我在七歲時壓箱子底兒的積蓄。
在買物件兒之前，我先去村裏唯一的小賣鋪看了一下。五分錢，買牛奶糖的話，可以買兩塊兒，買水果糖的話，可以買五塊兒。但是糖吃了就沒了，所以買糖不是一個好的選擇。買練習本兒，可以買一個好的，但是寫完了，也就沒用了。最好買一個她一直能用的物件兒。
櫃台裏的一個紅色的塑料發卡吸引了我的視線，槐花兒戴上一定好看，送給她，她一定喜歡，而且剛好五分錢。她曾經摸著我的紅領巾說她喜歡紅色。
那一天是我在柳林堡的童年生活中最倒黴的一天。當我攥著五分錢鋼鏰兒興衝衝地奔向小賣鋪的時候，小賣鋪的門檻已經設下了邪惡的絆子。我的心情太急切了，腳步跟不上心情。當我的心情已經進了小賣鋪時，腳被門檻絆住了。我的身子摔向裏麵，手在空中緊緊攥著鋼鏰兒。但是在身子觸地的一刹那，手不爭氣地鬆開了。那個承載著我的希望的鋼蹦兒著地後，在平地上滾出一個優美的弧線，駛入了通向櫃台後麵的狹窄通道，消失在櫃台後麵。
我爬起來走到櫃台前，裏麵站起來一個駝背老人。他就是小賣鋪的管事兒的，人們都叫他木匠。木匠其實不老，不到六十，隻是駝背使他顯得老。他總是坐在櫃台後麵的馬紮兒上，從外麵看不見。他的耳朵很好使，有人進來，他就知道。
“木匠大伯，我的五分錢鋼鏰兒軲轆到櫃台裏麵了。”我對木匠說。我能感到自己討好的笑容。木匠的曆史不幹淨，解放前在外地混過，有人說是參加了國民黨軍隊，他自己不承認。雖然不承認，但是內裏不硬氣，背也挺不直。村裏人也很少給他笑臉，除了請他做木匠活兒以外。我今天的笑容完全是因為鋼蹦兒。
“沒有啊，我沒看見。”木匠不承認。
“就是從這裏軲轆進去的。”我走到櫃台通道前，比劃了一下。
“你進來看看，沒有啊。”木匠還是不承認。
我撩開橫在通道中間的隔板，走了進去，地上沒有。我又趴到地上，臉貼著地麵看櫃台下麵，也沒有。怪了，我明明看見鋼鏰兒軲轆進櫃台後麵的。
“走吧，別搗亂了。”木匠開始攆我了。
“真的，五分錢鋼鏰兒，軲轆進去了！”我開始著急了，帶著哭腔兒。我猜想是木匠在後麵撿到了，耍賴，裝起來了。
“嘿嘿，都說你住姥娘家住紅眼了，不假。”木匠開始欺負人了。
“不騙你，鋼蹦兒就是軲轆進櫃台後麵了，向毛主席保證。”為了五分錢，我不得不用自己最莊重的誓言來擔保。
“毛主席已經過世了，你是說笑話麽？”木匠竟然對我的誓言發出了輕蔑的嘲諷。毛主席他老人家生前為什麽不抓他呢？有人看見他用帶有毛主席語錄的報紙卷煙抽，對毛主席大不敬。他也一定用帶有毛主席照片的報紙擦過屁股。這種曆史不幹淨的壞分子，什麽事兒幹不出來呢？說不定他是潛伏下來的特務，等著國民黨反攻大陸呢？
“老木匠，你肯定把五分錢裝起來了。敢不敢翻翻你的口袋！”我已經開始喊了，對毛主席大不敬的人，是不配我的尊敬的。
“小子，真是住姥娘家住紅眼了，我說了，沒看見。快滾蛋。”木匠越來越賴，他開始向外推我。
“你不還我五分錢，我就不走！”我死死抓住門框，大喊著，想吸引人來觀看，出他的醜。
我的喊叫奏效了。在這個兩條狗交配都能引來一個生產小隊圍觀的村子，我和木匠的爭吵很快引來一群人的圍觀。圍觀的人裏，就有槐花兒。
尹校長用威嚴的口吻終止了我不停的喊叫：“讓孩子說，怎麽回事？”。木匠也閉嘴了。
我的情緒還是沒有平靜：“我來小賣鋪買物件兒，門檻把我絆倒了，五分錢軲轆進了櫃台裏麵，木匠說沒看見。”
木匠作出一付無辜的樣子：“我怎麽會賴一個小孩子，根本就沒有。誰信你呀。“
木匠的無賴已經讓我發瘋了，我指著紅色的發卡說：“你就是耍賴，我拿五分錢來買東西，買發卡，紅色的那個，剛好五分錢。“
“你一個男孩子，買紅色的發卡做什麽？”木匠真狡猾，居然轉移話題。但是圍觀的人很愚蠢，他們居然都笑了，還有惡意的、大聲的笑。我這個時候才覺得，這個村子的人不但愚蠢，還壞。但是我回答不了這個問題，我能感覺到自己臉憋得通紅，呼吸急促。
這個時候，舅舅撥開人群，走了進來。我的眼淚再也忍不住了，毛主席去世之後，我又一次落淚了。舅舅的到來給了我底氣，我衝著還在笑的人們大喊：“看他敢不敢翻翻口袋？敢不敢？”
但是舅舅並沒有支持我。他高高地揚起手，給了我腦後一個脖兒拐，不是太重。然後把我拽出小賣鋪。我聽到人們在說“曉文住姥娘家住紅眼了”，還有會意的笑聲。我感到了自己的可憐，舅舅也連帶著背興。我第一次覺得想要離開這個我成長的村子，還沒到家，我就對舅舅說：“你跟姥娘說，快讓我爸媽接我走吧。”舅舅答應了。
晚上，小賣鋪的玻璃被砸了。我隻在第二天去看了看，核實了一下木匠應得的報應。
槐花兒後來一直沒有跟我說話。兩隻特別能拉的兔子被燉了，她再也不用清理兔子窩了。
我盼望著離開柳林堡，回到父母身邊。但是孩子的心願種子長出來的總是等待。我沒有了朋友，每天到鐵橋邊，看著去往南方的列車，想象著有一列是載我去見爸媽的。那一段時間，我最怕下雨。一下雨，我就隻能待在家裏，望著窗外的雨發呆，姥娘的炸麵魚兒和炸麻糖也不能使我快樂。
姥娘催我爸媽快點接我走，但是他們做事並不符合新聞廣播裏的“大幹快上”。也許他們忙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大事，根本沒有時間顧及孩子。等到我爸媽讓姥娘把我送到他們身邊的時候，已經是1978年春天了。喇叭裏說，那是一個科學的春天。“破四舊”也不提了，柳林堡裏的人開始排練被禁演多年的絲弦傳統戲。不過我不喜歡絲弦兒，不好聽。
我以後再也沒有見過槐花兒。父母說到老家的事兒時偶然談到她。她是柳林堡重開絲弦兒戲以後第一撥兒上台的女孩兒，扮相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