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記者在這位知名設計師的工作室裏對她進行了采訪,聊到了她記憶裏最深刻的幾款婚紗和紅地毯裝扮、她在中國的業務以及她對“虎媽”的看法。以下為編輯後的采訪摘錄:
你給人設計紅毯裝用什麽方法?
王薇薇:在紅毯裝上我更像是一個造型師──就和伊迪絲•海德(Edith Head)一樣──衣服必須反映明星的氣質。要看他們的長相,他們的個性、體型以及當晚他們想表現什麽。因此紅毯裝就比我做成衣的過程要具體得多。
哪些紅毯裝被人問得最多?
被問起最多的是米歇爾•威廉姆斯(Michelle Williams)。還有查理茲•塞隆(Charlize Theron)那條以30年代風格為靈感、配一對胸針的橘色長裙。她穿那條裙子絕對可以拍電影。當時她剛拍完《重返榮耀》(The Legend of Bagger Vance),那是一部有關30年代一名高爾夫球手的電影,她想為了奧斯卡(Oscars)保留角色的樣子,所以做了比較複古的發型。那絕對是我被問得最多的紅毯裝之一。
當然還有剛拍完《本能》(Basic Instinct)的莎朗•斯通(Sharon Stone),她身穿了一條金色絲硬緞緊身晚禮服,大大的裙裾,沒有佩戴首飾。隻有金色的皮膚、金色的頭發和光彩照人的金色長裙。那是我的第一個相當於奧斯卡的時刻。所有的元素組合在一起,造就了這身不可思議的裝束。所有這些因素組合在一起確實需要一定的運氣和緣分。我為很多優秀的女星設計過紅毯裝:茱莉亞•路易斯•德利法斯(Julia Louis-Dreyfus)、桑德拉•布洛克(Sandra Bullock)、詹妮弗•洛佩慈(Jennifer Lopez)──太多了。
那婚紗呢?
當然是切爾西•克林頓(Chelsea Clinton),不僅僅因為她的出身和家庭以及他們在美國政界曆史上非同尋常的地位。切爾西很棒的一點是她渴望走比較時尚和比較出乎意料的路線。我覺得她這點很不錯。最重要的是在於她自己如何看待自己。對於那種華麗場合的婚禮,確實是一場家族盛事,因此不光婚禮要呈現出真實性,她的裝扮也要真實。我並不是在指導切爾西,我們是在合作。要表現出青春和浪漫,從時裝角度來看相當複雜的技術性細節,也要能讓人接受。
(照片來自海報網)
還有艾麗西亞•凱斯(Alicia Keys),她的婚禮也是同一天,不過比切爾西早六個小時。我中午就看著表說:我猜艾麗西亞現在就在法國南部舉行婚禮。她赤著腳還懷著孕。她坦然接受自己懷孕,而且想要希臘式婚紗,看起來像大地女神。因此:兩位截然不同的新娘,兩塊截然不同的大陸,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但我認為她們都覺得在自己最重要的日子表現出了真實的自我。即使在名人的婚禮上我也覺得自己像個服裝師。
(照片來自海報網)
在亞洲的業務發展得怎麽樣?
作為在美國長大的第一代華人,在亞洲的發展意義重大,特別是由於我父母已經過世。我以我的過去和我的根為榮。這對我意義重大。在中國家庭你不可能不明白這點,在美國家庭長大也一樣。如果你的父母是華人,你就會懂。他們不會讓你忘記的。
但我得坦白說,由於我父親的生意都在亞洲,我十多年前就知道了亞洲有商機。
不過也有感情因素,我覺得全世界的華人──以及更大範圍的亞洲人──已經獨立了。不光是美的標準和商業成功、金融力量及其他元素讓中國獨立了,韓國還有日本已經獨立了數十年──亞洲人重新被接受,我很高興活著目睹了這一點,因為這點對我真的很有意義。同樣的,時裝界也有許多年輕的亞洲設計師正冉冉升起。沒什麽比這更能讓我覺得驕傲了。作為一個可能是先驅的人,我的根深深根植在亞洲──比純粹的金錢或商業要深得多。或許最重要的是我的靈魂,還有我的心。我一直都喜歡時裝,而且因為喜歡而在時裝界工作。絕不是因為想成為名人,也絕不是想出名。不幸的是在如今這個時代,如果人們不認識你,無論你的產品有多好,他們永遠都不會找到。
在《時尚》(Vogue)的時候,我曾經老是攝像機另一頭的那個女孩。現在這一切有點諷刺。可以肯定的是,我很幸運我得到了那種尊重。但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我對時裝的熱愛,對設計的熱愛,在這個行業有很多其他取得很大成就的人值得我尊敬──有些是亞洲人:川久保玲(Rei Kawakubo)、渡邊淳彌(Junya Watanabe)、山本耀司(Yohji Yamamoto)、三宅一生(Issey Miyake),我不想一一列出名字。我真的很敬重他們。
既然我們談到了亞洲人和中國父母的話題,那麽“虎媽”這個話題對你有什麽意味嗎?
我的女兒不會那樣說我,這是肯定的。我會這樣說我的母親。我是個“虎崽”──一個上了年紀的“虎崽”。
你的兩個女兒都在常春藤聯盟學校,那麽她們成功是由於其他原因嗎?
實際上我沒什麽功勞。公平地說,在她們上四年級時,我們被告知不要幹涉她們,之後我們從沒幹涉過。她們在做自己。我不會用“成功”這個詞。我會說不管怎樣,她們都在做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