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自從習總書記接任以來，從反貪腐，正官風入手，大刀闊斧，雷厲風行，讓國內的風氣為之一新！特別是拿下前政治局常委，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和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後更是喝彩叫好，民心大快。自中華人民國共和國建國以來，常委級的官員還沒有因為個人品行不端和違法亂紀而被懲戒的，大都是政治內鬥而被趕下台的。正如一些貪官東窗事發後坦言，做到某一級別後，幾乎沒有任何監管和製衡的機構，這確實是製度的弊端！絕對的權力會產生絕對的腐敗，自古皆然。
中國自古有“刑不上大夫， 禮不下庶人”之說，在封建禮教社會，大夫之上的官吏是不適用刑法的，小罪則曉之以禮，不必派司法官吏對其加以捆綁羈押，重罪則令其自裁了斷。而“庶人不廟祭，則宗廟之禮所不及也；庶人徒行，則車乘之禮所不及也；庶人見君子不為容，則朝廷之禮所不及也。不下者，謂其不下及也。”所以平頭老百姓是不配享有禮法的教化的！這和當下的中國頗有異曲同工之妙。高官貪腐罪及死刑也可以不用那麽粗暴的槍決了事，可以選擇注射死亡。下層的地痞流氓則不配享有禮法教化，自有城管地痞流氓似的執法管理了。這就是所謂“禮不下庶人者，禮至庶人而極”了！
周永康，徐才厚之流官至常委和軍委副主席，地位崇高，權力天大。是什麽樣的體製能把如此品性的人提至如此權高位重的位置而沒有任何的監督？怎樣做出製度上的改變甚至體製上的改革才能不再發生同樣的錯誤？怎樣才能對現有的官員進行有效的監管和鉗製？這是大家所深思而不解的問題。中國老百姓自古就有對盛世的期盼，對包青天的夢想，所謂的“盛世”無非是明君賢主再世，外無敵國憂患，內有法家拂仕。
習近平上台以後的作為確有別於前任胡錦濤的庸庸碌碌和江澤民的花拳繡腿功夫，對內大興吏治，從嚴治軍，對外積極進取，不惟美國的馬首是瞻，在國際事務中，維護本國的利益，敢說不字。再也不像前些年那樣，在聯合國的表決中，永遠無原則地投票棄權。習近平的新政符合中國自古以來的明君盛世的思想。但問題是，聖明如唐太宗也會有昏庸的時候。那時就隻能靠明君的賢明自律了，如身邊有魏徴一樣清明的官吏直言進諫尚可阻止一些昏庸的錯誤，可那隻是曆史的偶然，不足以常態視之。
據說習近平有意刨根問底，懲治那些曾經天大人物的失職和失察之責， 這固然有助於解決眼下的問題， 可是根據什麽法律和程序來追究那些曾經代表黨中央，甚至代表全國人民的最高領導人呢？如果擔負著人民重托的“習大大”犯錯了又怎麽辦呢？ 誰來糾察？誰來懲戒？縱使“習大大”如唐太宗般聖明，如康熙般地高瞻遠矚，如何能確保“習大大” 百年之後還會有“李大大”“張大大”來濟世安民呢？如何能保持政治的穩定和連續呢？
想當年，正值盛年的毛澤東領導共產黨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有誰會懷疑他會犯晚年那些昏庸的錯誤，最終也沒能逃脫曆史的宿命呢？時代長河浩浩蕩蕩，朝代更替，“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總不能跳出這一“興亡曆史周期律”的怪圈。抗戰勝利後國共蜜月時期，黃炎培、傅斯年、章伯鈞等幾位民主人士曾以此訊問過毛澤東，毛當時毫不猶豫地說：“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四年後，共產黨贏得了民心也贏得了江山，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隻不過贏得了江山的政權馬上就忘記了“民主”的“新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又成了中國曆史長河中周而複始 的一個朝代更替， 一個波浪起伏了！
在中國人傳統字典裏的“國家”的定義是含糊的，不像西方人的State, Country 和nation 都是有著很清楚的定義和分野。明末清初時期的朝代更替，使當時中原的哲人誌士們重新思考家國的定義，顧炎武先生曾提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指出“亡國”與“亡天下”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亡國”是指改朝換代，換個帝王和國號。而天下無道，紛爭不斷，則謂之天下將亡。保國這類事隻需由帝王及臣子們去謀劃。 但是“天下”的興亡，則是哪怕低微的百姓也要擔當起的責任。
這讓我們想起西方的民主政治和政府的換屆，政府不能代替國家！基於人民共同意願成立的國家是永續的，而政府則是相對使命性的，臨時的。我不認為西方民主政治完全適用於中國，但它的政策連續性和對權利的製衡還是值得借鑒和參考的。
現在正當鼎盛的習近平，或有力挽狂瀾的氣魄，或有改天換地的宏圖和嫉惡如仇的品格，可是有沒有一個監督製衡的機製和強大獨立的輿論監督來保證其大正至中，而不會矯枉過正呢？位微權輕者犯錯或不足以為懼，權傾九鼎如習近平者犯錯則會如洪水滔天般天翻地覆，禍及千秋了！
行筆至此，除祝福習近平的新政取得成功外，也隻有為這個國家和人民的長治久安祈禱和祝福了。
替習回答你，不會進行民主化改革的。就死了這條心吧！
所以民眾的權利要自己爭取，等著從上到下的恩賜行不通
六常委能限製習近平嗎？周永康是九常委最小的一個，有誰能監督製約他，更何況習近平。絕對的權力加上對軍隊的掌控，他就是法。
中國人是個不守規則、無法無天的人種，一旦多黨民主便是民族毀滅的開始。唯一的出路就是無黨製民主，不過這一代人還不可能達到這一般的哲學認知，因為所有人要麽泡在西學的鴉片煙裏、要麽無智能否定西學的普世垃圾。
你的提法讓我不由地想到同治皇帝和八位顧命大臣。另，七個常委已包括習近平和王岐山，故按你的提法，實際隻有６個人可節製習近平的行為
習近平就是法，怎能再違？ -- 說到了點子上。說到底，還是人治，不是法治。隻要是人治，誰掌位都懸！中國人該走出“包青天”的誤區了！
下麵來自紐約時報中文網。也可以自己看，有鏈接。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50318/c18detention/
一家設在美國的組織在一份新報告中表示，中國當局去年逮捕民權倡導者的數量，是至少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最多的。
這些權利活動人士涉及眾多群體，其中既有性別歧視的反對者、倡導維護外來務工人員權利的組織，也有提倡改善少數民族待遇的人。倡導組織“維權網”(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的報告稱，如今有越來越多這樣的組織或個人被捕——而且往往沒有正式指控——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執政黨中國共產黨對不在其控製範圍內的獨立民間團體產生了更多懷疑。
該組織記錄了2014年在中國被捕的至少955名維權人士，與該組織統計的前兩年被捕總人數1160人相差無幾。報告稱，目前共產黨正下令遏製它所謂的境外影響，包括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大學裏的知識自由等。
該組織表示，“那些要求行使基本權利，或對越來越嚴厲的壓製發起挑戰的人，正麵臨政府的報複，比如使用酷刑、任意拘禁、強迫失蹤、恐嚇，以及其他形式的虐待。”
該報告的意義在於，它對政府打擊獨立權利倡導者的持續行動所造成的人員損失進行了規模上的統計，這場行動是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兩年前掌權後開展的。這份長達30頁的報告詳細說明了幾十個案例，比如許誌永等律師被捕的案例，許誌永曾創立了一個組織，引導民眾表達對腐敗問題及社會不公正現象的不滿，去年他因為“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被判處四年監禁。
該報告提到的隻是每年被拘禁的中國公民中的一小部分，主要關注那些爭取獲得更多權利的人。還有數千人遭到任意拘禁，包括那些被關在未經法律允許而設立的“黑監獄”的上訪者，以及在持續鎮壓民族騷亂的行動中被拘禁的少數民族，比如西部新疆地區的民眾。
有七個常委的共識，和管風紀的王岐山，都可節製習近平的行為。
人治的國家，隻有朋黨之爭，隻有改朝換代。
把一個國家的未來寄托在一個領袖的英明上，無異於封建社會盼望明君出治世。
提一個相關的問題：如果習近平因故不能視事（不論何種原因），誰來接班？他有法定繼承人嗎？
這麽說吧，中國的改革和進步這些年從來都沒有停止。八十年代還大張旗鼓宣傳的輿論是黨的喉舌的言論就不再見到了。說實在的，體製的改革不是要不要做，而是不得不做的了。你看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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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嗎？自85年底胡耀邦下台後，政改可曾有絲毫進步？現在的思想輿論控製可有一點放寬的跡象？現在的七個不講，反普世價值，批憲政難道都是中宣部背著習近平幹的？與80年代相比，官媒充當黨的喉舌可有一點變化？我也曾以為習近平是習仲勳的兒子，現在看來他是毛澤東的孫子。
偽命題！習近平就是法，怎能再違？當宣布反腐鬥爭已經取得決定性勝利時，習近平就是當年的英明領袖。幻想主民與法製？繼續做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