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習總書記接任以來，從反貪腐，正官風入手，大刀闊斧，雷厲風行，讓國內的風氣為之一新！特別是拿下前政治局常委，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和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後更是喝彩叫好，民心大快。自中華人民國共和國建國以來，常委級的官員還沒有因為個人品行不端和違法亂紀而被懲戒的，大都是政治內鬥而被趕下台的。正如一些貪官東窗事發後坦言，做到某一級別後，幾乎沒有任何監管和製衡的機構，這確實是製度的弊端！絕對的權力會產生絕對的腐敗，自古皆然。

中國自古有“刑不上大夫， 禮不下庶人”之說，在封建禮教社會，大夫之上的官吏是不適用刑法的，小罪則曉之以禮，不必派司法官吏對其加以捆綁羈押，重罪則令其自裁了斷。而“庶人不廟祭，則宗廟之禮所不及也；庶人徒行，則車乘之禮所不及也；庶人見君子不為容，則朝廷之禮所不及也。不下者，謂其不下及也。”所以平頭老百姓是不配享有禮法的教化的！這和當下的中國頗有異曲同工之妙。高官貪腐罪及死刑也可以不用那麽粗暴的槍決了事，可以選擇注射死亡。下層的地痞流氓則不配享有禮法教化，自有城管地痞流氓似的執法管理了。這就是所謂“禮不下庶人者，禮至庶人而極”了！

周永康，徐才厚之流官至常委和軍委副主席，地位崇高，權力天大。是什麽樣的體製能把如此品性的人提至如此權高位重的位置而沒有任何的監督？怎樣做出製度上的改變甚至體製上的改革才能不再發生同樣的錯誤？怎樣才能對現有的官員進行有效的監管和鉗製？這是大家所深思而不解的問題。中國老百姓自古就有對盛世的期盼，對包青天的夢想，所謂的“盛世”無非是明君賢主再世，外無敵國憂患，內有法家拂仕。

習近平上台以後的作為確有別於前任胡錦濤的庸庸碌碌和江澤民的花拳繡腿功夫，對內大興吏治，從嚴治軍，對外積極進取，不惟美國的馬首是瞻，在國際事務中，維護本國的利益，敢說不字。再也不像前些年那樣，在聯合國的表決中，永遠無原則地投票棄權。習近平的新政符合中國自古以來的明君盛世的思想。但問題是，聖明如唐太宗也會有昏庸的時候。那時就隻能靠明君的賢明自律了，如身邊有魏徴一樣清明的官吏直言進諫尚可阻止一些昏庸的錯誤，可那隻是曆史的偶然，不足以常態視之。

據說習近平有意刨根問底，懲治那些曾經天大人物的失職和失察之責， 這固然有助於解決眼下的問題， 可是根據什麽法律和程序來追究那些曾經代表黨中央，甚至代表全國人民的最高領導人呢？如果擔負著人民重托的“習大大”犯錯了又怎麽辦呢？ 誰來糾察？誰來懲戒？縱使“習大大”如唐太宗般聖明，如康熙般地高瞻遠矚，如何能確保“習大大” 百年之後還會有“李大大”“張大大”來濟世安民呢？如何能保持政治的穩定和連續呢？

想當年，正值盛年的毛澤東領導共產黨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有誰會懷疑他會犯晚年那些昏庸的錯誤，最終也沒能逃脫曆史的宿命呢？時代長河浩浩蕩蕩，朝代更替，“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總不能跳出這一“興亡曆史周期律”的怪圈。抗戰勝利後國共蜜月時期，黃炎培、傅斯年、章伯鈞等幾位民主人士曾以此訊問過毛澤東，毛當時毫不猶豫地說：“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四年後，共產黨贏得了民心也贏得了江山，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隻不過贏得了江山的政權馬上就忘記了“民主”的“新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又成了中國曆史長河中周而複始 的一個朝代更替， 一個波浪起伏了！

在中國人傳統字典裏的“國家”的定義是含糊的，不像西方人的State, Country 和nation 都是有著很清楚的定義和分野。明末清初時期的朝代更替，使當時中原的哲人誌士們重新思考家國的定義，顧炎武先生曾提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指出“亡國”與“亡天下”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亡國”是指改朝換代，換個帝王和國號。而天下無道，紛爭不斷，則謂之天下將亡。保國這類事隻需由帝王及臣子們去謀劃。 但是“天下”的興亡，則是哪怕低微的百姓也要擔當起的責任。

這讓我們想起西方的民主政治和政府的換屆，政府不能代替國家！基於人民共同意願成立的國家是永續的，而政府則是相對使命性的，臨時的。我不認為西方民主政治完全適用於中國，但它的政策連續性和對權利的製衡還是值得借鑒和參考的。

現在正當鼎盛的習近平，或有力挽狂瀾的氣魄，或有改天換地的宏圖和嫉惡如仇的品格，可是有沒有一個監督製衡的機製和強大獨立的輿論監督來保證其大正至中，而不會矯枉過正呢？位微權輕者犯錯或不足以為懼，權傾九鼎如習近平者犯錯則會如洪水滔天般天翻地覆，禍及千秋了！

行筆至此，除祝福習近平的新政取得成功外，也隻有為這個國家和人民的長治久安祈禱和祝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