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我都上初中二年級了,父親終於在老上級的頂力幫助下調回了北京,並進了軍事科學院。整個過程看似簡單,其中的艱辛與複雜讓我父母幾乎喪失了信心,開始考慮第二方案了,那就是全家離開北京,去他們最初相識的城市—南京。我當時異常害怕並聲稱無論如何我也要留在北京,哪怕我自己生活。這當然是氣話,我當時哪有自立的本錢。
父親當時在濟南軍區的工作非常順利和舒心,領導不但信任他,重用他,還動不動就照顧他以送稿件的名義回北京。但父親心裏最大的一個結還沒有解開,那就是平反,而平反的結果就應該是調回北京,與家人團聚。濟南軍區給出的結論沒有漏洞,但軍報卻以清理檔案的名義遲遲不做結論。還明示父親可以轉業或留在濟南。
原單位顯然是回不去了,父親開始尋求老領導的幫助並開始了艱難的與軍報的拉鋸戰。當年從南京加入軍報以前父親是華東軍大報社的記者,華東軍屬三野,是粟裕的部下。1972 年以後三野的粟裕和宋時輪同時在軍事科學院任政委和院長。加上父親以前的老領導加老朋友鼎力相助,軍科終於開出了對父親的接收令。剩下的事情似乎就簡單了,隻要父親的檔案從軍報轉到軍科就成功了。可就是這近在咫尺的最後一步竟然障礙重重,舉步維艱,走出了一個長長的馬拉鬆。
首先,軍報拒絕與軍科直接接洽,聲稱濟南軍區才是父親的單位,隻願意和濟南方麵談父親的調動。但因為父親的結論還沒有做出來,所以需要無限期等待。這一等就把人吊到了空中,不再理睬。父親無奈隻好繼續活動。那段時間父親就像上班一樣地跑軍報,找其它關係,看臉色。最終等到了檔案可以脫手的日子,但結果還是要濟南來人才能取走檔案。這該死的檔案製度和整人的官僚機構真該從地球上消失!好在濟南軍區全力幫助父親,派了專人來北京接檔案,當此人從軍報手裏接過檔案的那一刻,一轉身就遞給了我父親,多麽諷刺的一幕。
父親終於又回北京上班了,軍科按級別給我們在西郊分了房子。但為了我媽上班方便父親一直每天坐班車上下班,一直到他離休。我們也一直住在平安裏三號直到在總參幹休所分到房子,那時我已經出國好幾年了。父親回北京沒兩年,文革就以四人幫的倒台宣告結束了。
比起中國千千萬萬個家庭,我家在文革中受到的衝擊算輕的了。那些在文革中失去生命或健康,生活發生重大變化的家庭是文革永遠無法挽回的受害者。比起那些永遠留在了下放地點,再也沒有希望回北京的孩子,我的同齡人,我是幸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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