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魚台的日子過得飛快,至少我是這樣感覺的。
父母開始擔心我和弟弟的教育。李集小學教不了什麽東西,初中要到縣城裏去上。路遠不說,質量也沒法保證。於是他們開始為回北京而奮鬥。終於有一天,父親接到了工作調令,到濟南軍區前衛報當編輯,地點當然是濟南。我媽帶著我和弟弟就順理成章地回北京了。從此父母又開始了長達數年的兩地分居,直到父親正式調回北京為止。
就要離開魚台了,我最舍不得的就是我那幾隻下蛋的雞。最後同父母達成協議,帶一隻我最喜歡的回北京。當時在火車上帶活雞其實不算什麽,好多人都帶,尤其是過年以前。到徐州住招待所,我那隻雞突然飛過一道牆跑了,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把它找回來了。從此便對它加強了警戒。好不容易一路把它安全帶到了北京,我為它在平安裏東三樓的後門內搭了一個窩。可惜好景不長,沒過多久它就不見了。是被偷了還是被其它動物叼走了,就不得而知了。我相信被人抓走吃掉的可能性最大。
當時的平安裏三號由兩個主要單位組成,解放軍戰士出版社和總政歌劇團。軍報工廠的人還在,再有就是我們這樣原軍報的人,但已不在軍報工作了。好在我們還能在出版社的食堂買飯,放便了不少。這時我已學會做飯,買菜和洗衣服,算是給我媽減輕了一點負擔。我的朋友也都和我差不多,有父親仍在被關押的,有在家等待工作分配的,我父親這樣的情況還算好的,至少還在幹老本行。在當時的形勢下,文革對我已完全沒有影響了。
我和弟弟都進了附近的黃城根小學,這可是北京的名校。當然了在當時是不用考試的。我上四年級,弟弟卻偷偷跳了兩級,上了三年級。作為插班生,我到班裏的第一天要做一個自我介紹。可我那流利的山東話剛一出口,就突然引起了全班同學的哄堂大笑。要不是班主任老師收場,我真不知道會是什麽結果。回北京以後我突然知道要學習了。以前在山東時常常考試不及格也沒當回事,現在開始要臉麵了,在班裏也參與了明裏暗裏的競爭。看來我們回北京的行動是正確的,為以後考大學墊定了基礎。
父親現在每年都往返於北京和濟南之間好幾次,除了探親假,還有不少出差的機會。每次他都會帶給我們山東特產,每年一筐由火車拖運過來的國光蘋果是少不了的。父母的山東朋友每年送的一筐蘋果一直沿續到我上大學以後。
文革鬧到這會兒已經不那麽瘋狂了,至少衷字舞是不跳了,早請示晚匯報也不搞了。但那幾年老毛發表了不少新詩還有大量的最新指示。每次有新東西出來,不論多晚,哪怕是晚上十點鍾,我們一得到通知就必須立刻趕到學校去參加遊行。我們的遊行路線一般是以平安裏為中心,或走到新街口,或到西四,然後換一條路反回。路上自然是敲鑼打鼓喊口號,很熱鬧。遊行隊伍除了學生還有工人和幹部,但好象學生居多,大概是因為學生比較容易集合起來的原故吧。我一直沒想明白,那時家裏都沒有電話,我們是怎麽得到消息的呢?這麽快捷的通信手段現在卻被手機取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