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記憶裏,文革是從我父親被抓走的那天晚上開始的。
那是一個夏日的夜晚,一家人圍在飯桌前吃西瓜。隻要天熱我們經常會在晚飯後吃一個西瓜,這種一家人在一起的平靜時光在文革開始後的很多年裏再也沒有出現過。
就在我們剛吃完西瓜,還沒來得及收拾桌上的殘局,一陣重重的,很不客氣的敲門聲就迫不及待地響了起來。父親大概是早有預感,很平靜地把門打開。一行五六個當兵的就闖了進來。為首的一個年齡稍長,一臉階級鬥爭並很有史命感地拿出一張紙宣讀起來。大意是說父親反黨反肖力,已被定為現行反革命,現在就要帶去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反革命罪狀剛宣讀完,兩個當兵的就衝到衣架前分別扯下了父親軍衣上的領章和軍帽上的帽徽。不到兩分鍾的時間,他們就把父親帶走了。整個過程太快了,我當時完全沒有反應。一半大概是因為我那時還小,不清楚發生了什麽事情,另一半大概是被嚇傻了。不記得那一晚是怎麽過的了,隻知道我生活中的真正變化是從第二天開始的。
那時我剛從幼兒園畢業,但還沒有上小學。整個夏天我除了找小朋友玩,就沒有其它事可做。我當時最近的玩伴是陳燕妮,我們兩家住一層樓,離得也不遠。(想不到三十多年後我們又在美國聯係上了,而她也早已成了有名的海外美女作家。當然這是後話了。)
我象往常一樣去找燕妮玩,可她見了我卻象做了虧心事似的說:我媽不讓我跟你玩了,說你爸是反革命。我這人一向老實,一聽這話馬上就走開了,生怕汙染了對方。後來的情形就象是同一幕戲的上演,我的幾個小朋友都因為同樣的原因而不跟我玩了。看來我父親不是第一批栽進去的,至少也是早期被抓的。於是我開始了一個人的流浪生活,每天我或趴在家裏的窗前數街上的汽車,或獨自到街上閑逛。院裏的小孩都是按年齡和家庭成份分成好幾派,而我卻不屬於任何一派。我當時經常遊蕩在西直門和新街口之間,有時也往反方向的城門走。那時的西直門城牆象就是為我畫了一道界限,我從沒走出過那個城門。
不久以後我媽也因單位辦學習班而隻有周末才能回家。那時的周末隻有一天,我媽一到星期天就忙著洗衣服,做飯,生爐子,打掃衛生,再也沒時間象以前那樣帶我們出去玩了。我弟弟當時還在上全托幼兒園,也隻有周末才能回家。我總算在周末有人說話了。周末一過,我就又開始了一個人的生活。現在想起我當時的生活連自己都覺得挺可憐的,但那時並不覺得有多苦,反而有一種空前的自由感。我的日常生活大致是這樣的規律,早上睡醒了起床。覺得餓就到食堂買飯,如果時間還合適的話。我媽每到周末會給我買很多動物餅幹,然後放在一個大鐵盒子裏,作為我吃不上飯時的幹糧。我長大以後才發現這個餅幹筒其實並不大,隻是那時年齡小罷了。如果有心情,我會到外麵去走走,我喜歡逛那些付食小店,有時會用我不知從哪找來的幾分錢買幾顆最便宜的糖果,但這種時候並不多。走累了我會回家拿飯票去食堂買飯。我通常都是把飯買回家吃,反正食堂的碗是可以拿回家的。我沒有朋友玩,一個人在食堂吃飯會更孤獨。我把拿回來的碗都留在家裏的飯桌上,從來也不記著送回食堂。等我媽周末回家時總會看到一桌子的髒碗,大概會知道我一星期吃了幾頓飯。晚上天黑以後我自然會回到家裏睡覺。開始還害怕,後來就習慣了。
還有一個人,也隻有這個人一到周末就會到我家來,那就是我叔叔。當時叔叔正在北京上大學,文革開始後不但沒有遠離我們,反而幾乎每個星期天都會來。這對帶著兩個孩子的我媽來說是極大的安慰。隻要叔叔一來,家裏便頓時有了生氣。一般都是我媽買菜做家務,叔叔則帶我和弟弟出去玩。白天我們通常會去西直門城牆,城門樓是可以一直走上去的,兩邊有護城河,裏麵的水看上去不是很深。叔叔一般會用他的自行車前後一個地帶著我和弟弟,那時騎車帶人好像是合法的。再遠的地方就是動物園了,離我家也不遠,出了城門再過幾站就到了。這是我童年時期去的最多的公園。晚上我和弟弟會纏著叔叔給我們講故事,尤其喜歡聽他講鬼的故事。他把聊齋裏有名的故事都搬出來了,難怪我長大以後自己讀聊齋的時候總覺得似曾相識。他還自己編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講給我們聽。也許現在我會覺得那些瞎編的故事純粹是哄小孩兒的,可當時卻是我一個星期中最大的享受。
九月一開學,我就上小學了。學校不遠,往城牆的方向走十分鍾就到了。小學生的日子讓我新鮮了一段時間,但我還是沒什麽朋友。後來大概是因為人小管不住自己,或許是上學的新鮮勁兒過了又加上天冷,我開始上學遲到,後來開始曠課到再後來的長期逃學。逃學的日子裏我又開始在街上閑逛。那時的社會製安真好,一個脖子上掛著把大鑰匙的七歲小女孩整天在街上閑逛居然什麽事都沒有。估計當時老師想找家長都沒門。偶爾在院子裏會有當兵的找我,讓我為他們開門,他們好執行抄家的任務。那時抄家挺文明的呀,至少沒有砸開門直接闖進去。記得有一次那個宣讀我爸罪狀的人來抄家,還跟我說了會兒話,教育我要跟我爸劃清界限。我當時除了搖頭就是點頭,象啞巴一樣。十年後文革結束了他曾帶著隻有五六歲的小女兒來我家求我爸高抬貴手,不要把他定為三種人。樣子很可憐,完全沒有了當年的威風。那個小女孩倒是挺可愛的。
又過了一段時間,院裏的反革命多了起來,狗仔子也形成了一股勢力。我不但又有朋友玩了,而且是十幾個人的大隊人馬,包括小學生到高中生,都是父親被抓走了。我們整天混在一起,這樣可以保證誰都不會受非狗仔子的欺負。我在這群人裏算年齡小的,因此隻有聽令的份兒,沒什麽決定權。我做的最多的事就是幫大孩子們抄作業。我因為長期逃學,沒學到什麽東西,連抄作業都很難勝任。但你知道他們多有經濟頭腦,寧可輪流教我,也不放棄讓我抄作業的初衷。真可謂教會我一個,方便一大片。我就是在那樣一種條件下,把逃學拉下的課差不多都補上了。後來學校大概是停課了,我們整天都混在一起,我再沒有上學的印象。
隨著院裏反革命的增多,有關他們的大道或小道的消息也漸漸多了起來。今天誰誰又挨打了,明天誰又自殺了,還有一個孕婦挨打流產了,等等。院裏經常會看到趾高氣昂的軍宣隊成員衝來衝去,那些造反派的子女穿著軍裝騎著車按著車玲成群結隊地一穿而過。我還小,聽著看著周圍的一切好像並沒有影響我的生活,應該算是萬幸。有一天我還有幸見到了肖力,當然是聽旁邊的人說的。她看上去挺像江青的,不光是長相。
父親離開家以後的第一個春節到了。我媽沒有心情辦年貨,隻希望能借此合家團聚的日子帶我和弟弟見上父親一麵,哪怕一家人團圓幾分鍾也好。可是到了關押地點看守就是不讓我們見人,我媽隻好失望地帶我們回家了。後來我媽經常提起那年過得最慘的春節,我們是吃稀飯過的。當然我是不記得這些細節了。
隨著文革的深入,我們的日子愈發難過了。父親的工資早就停了,我媽的工資本來就低,除了養家還要每月寄錢給雙方的老人。我們那時的銷費已降到了最低。我後來的儉省以及能不買東西就不買的習慣應該就是那時候養成的。我家的兩間套房這時也被砍掉了一間。說到房子我想描述一下我家在西直門九號樓的住房。那是我家住過的最好的兩間聯在一起的套房。父母現在住的退休房雖然不錯,也大很多,但質量其實不如九號樓的那一套。據說這棟樓是解放初期為蘇聯專家蓋的,非常實用。九號樓是一個很大,房頂很高的,高質量筒子樓。整棟樓成E字形但去掉中間的一橫。三個進出口等距離分布,走任何一個口都能到達樓裏的任何一家。中間的門由其大,象辦公樓的那種。樓梯很寬,我們常常一排人同時上下。外麵的環境很漂亮,中間入口的兩旁是桃樹。一到春天桃花開了我們就經常用紙做的夾子抓蜜蜂,我也沒少被蜜蜂蟄過。
房間裏麵是高質量的木板地,是那種每個星期都要打蠟的,發光發亮的地板。我和弟弟小時候最喜歡玩的遊戲之一就是從房間的一頭助跑,然後象滑冰一樣穿過兩個房間中間的門,一直滑到第二個房間的另外一頭。這種遊戲每家的小孩都會玩,我們還會聚到一家去玩,更熱鬧。家裏雖然沒有廚房,但樓道中間有一個巨大的房間可以放下我們每家的爐子。這個房間還有一個大陽台,所以采光又好,又沒有煙。那時都燒蜂窩煤,煤煙比炒菜的油煙要討厭多了。好在我們大部分時間都吃食堂,很少做飯。
在我媽的請求下,我們留下了帶衛生間的這間房。另外一間住進了一個上中學的女孩。不用說,她爸爸也進去了。她那間房沒有廁所,她得用樓道裏的公用廁所。在以後的日子裏,我和這個女孩相依為命了相當一段時間,但不記得她為什麽一個人住,靠什麽生活了。再往後,樓道中間的大廚房也陸續住了人。我們每家隻好把爐子放到家門口的過道上。樓道的兩邊全是住家,沒有窗戶。一到有人生爐子的時候滿樓道都是煙,嗆得人直流眼淚。因為我不會管爐子,我的鄰居女孩也不會,所以我媽每個周末回來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爐子生起來,但一到星期一爐子就自動滅了。漸漸地我們這棟樓住的都是反革命家屬了,每家都很擠,這樣他們可以塞進更多的人。不是反革命的都般到別的樓裏去了。
那段時間裏我還得到過好心的鄰居的幫助。一位住在對門的老太太常在我生病的時候帶我去給我媽打電話。雖然我媽不可能回來,但能和我媽說上話也讓我感覺好多了。老太太還帶我去廠橋醫院看過病,平時更是經常把給家裏做好的飯給我吃。我不記得她長什麽樣子了,但這些往事我是不會忘記的。在那段時間裏我學會了煮麵條和稀飯。我的辦法就是一邊煮一邊嚐,直到我認為熟了為止。能把米飯做熟在那時絕對屬於高科技領域,我是在下放以後煮了好多次的夾生飯後才學會的。那時如果有電飯煲我肯定早就會做米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