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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電影,中國電影

(2005-09-01 06:59:03) 下一個
韓國電影:1部頂中國電影50部 2005年迄今為止,中國上映了超過50部的影片,但全部的電影(包括進口大片)票房加在一起,也不會超過2億元。可在韓國,僅僅一部今年3月上映的《哭泣的拳頭》,票房已超過1億元人民幣!作為2005年上半年的電影票房大戶,《頭文字D》的票房僅僅是以億元作為目標,而且似乎已經沒有了實現的可能,即便再加上今年初周星馳和馮小剛從去年延續至今年的《功夫》和《天下無賊》的票房。無怪乎在上個月的上海國際電影節期間,當眾多的影人都在追溯中國百年電影的光榮曆史的時候,中國導演協會秘書長鄭洞天毫不留情地指出,中國電影存在著包括產量不少、上映不多;票房增加、後期產品萎縮以及國際獲獎、票房低迷的三大問題。而去年,《十麵埋伏》熱鬧上映之後,製片人張偉平麵對著一堆指責,說出了他對中國電影的貢獻———讓電影市場興奮起來。他當時感慨地說:“一個小小的韓國,2004年的票房總收入能達到120億元,而我們中國電影2004年上半年50部電影加在一起才1億元多一點。”這句話完全可以適用於2005年,在中國電影誕生百年之際,參考一下韓國電影所締造的票房和口碑奇跡,似乎是大有必要的。 除了好的票房成績外,韓國電影近年來在各大國際電影節上也是頻頻獲獎。今年,導演樸讚鬱的驚悚片《老男孩》在戛納電影節上獲得了評委會大獎;而導演金基德同時在威尼斯和柏林電影節上獲得導演獎。盡管中國的獲獎電影為數不少,但跟韓國電影相比,二者卻存在著極大的市場反差:《老男孩》在放映前就已經收回了成本,而在威尼斯電影節的參賽影片《世界》和獲戛納評委會大獎的《青紅》國內的票房成績卻都十分黯然。 即便是從外圍來看,也很容易看到韓國電影所具備的優勢:首先是誠懇的電影觀。韓國電影人一直將電影商業和藝術並重,從《我的野蠻女友》到《向左愛向右愛》,韓國導演充分地利用了韓國的偶像明星和韓國在情感把握上的細膩風格,通過商業片和娛樂片的帶動,推動了國內電影的發展。 當然,政策的支持則成為韓國電影得以發展的最大力量,首當其衝的“電影配額製”是韓國電影得以繁榮的最大前提。這一製度自上世紀70年代就已經開始沿用,盡管經濟部為了外交策略而要求降低本土電影的比例,但文化部卻堅持,韓國電影院的每一個廳每年必須放滿148天的本土電影。此外,韓國非官方性質的最高電影主管機構電影振興委員會,其主要資金來源含電影票稅收及政府預算,每年約有4200萬美元的預算,對韓國電影在政策、製度、人才教育等方麵提供了大力支持,同時投資建設影院,多功能影院的急劇擴大發展給國產片的放映提供了空間。此外,韓國電影人的團結(比如1999年為抗議韓國加入WTO之後開放外國電影配額製的“光頭運動”),幾位著名導演在韓國電影史上所創造的票房奇跡也給韓國電影注入了強心劑。 同時,韓國電影還在積極尋求世界範圍內發展,韓國政府和電影界正在努力將釜山電影節打造成東方的戛納電影節。目前它已經成為了全世界各大製片公司跟韓國製片公司的重大交易會,每年都有大批電影人在這裏洽談版權、出口、投資、拍攝等事宜。 中國電影:反思與期待 麵對近鄰韓國電影的繁榮,中國電影可以借鑒的經驗很多。中國電影還沒有形成產業,除了意識上的抗拒之外,盜版市場和發行營銷策略的欠缺都使得中國電影的產業化道路顯得舉步維艱。張偉平說到國外電影的成功營銷案例時說,美國人在紐約公園裏掛一塊大幕布,讓10萬人來看一部電影作為首映式是他們非常得意的一個成功營銷案例,但在中國,“別說找10萬人了,能找到1萬人就不錯了”。當《英雄》、《十麵埋伏》、《無極》總算弄出了大的商業“動靜”時,張藝謀和陳凱歌幾乎都背上了“墮落”的罪名。 而代表了中國電影新生力量的第六代導演們,則還在將他們的眼光放在極為個人化的過去、回憶和痛苦裏,以在國外獲獎為榮,麵對著國內冷清的票房,他們底氣十足地大喊,“我的電影隻拍給喜歡我的觀眾看”。 對於中國現在的製作人員的素質,韓國首席導演薑帝圭提出了尖銳的看法:“拍電影是為了觀眾,這是一種職業精神。所以,韓國導演的每部作品都是嘔心瀝血之作。”在這點上,他覺得中國導演做得很不夠,“不熱衷拍攝自己喜愛的作品,隻是做命題作文,就不可能創作出多樣的、有個性的、豐滿的作品。”也許這就是中國電影發展滯後的真正內因。 我們期待張藝謀不要讓影片“千裏走單騎”,陷入形式主義的惡性循環,他應該有更打動人心的“紅高粱”和“黃土地”;我們期待馮小剛的電影風格不要被定位為“痞子王朔+葛優”,少些特定“大腕”多點“甲方乙方”很關鍵;我們期待賈樟珂的“世界”能夠“任逍遙”,王小帥的“夢幻田園”不會“青紅”不接……在這些期待之外,再加上開放的民營和國外資金的注入,寬鬆的電影審查製度,嚴格的電影分級製度,良好的票房監督和嚴厲的盜版打擊,相信中國電影在百年之後,可以走向更好的未來。 差距:120億元和15億元 盡管票房絕對不是衡量一部電影好壞的唯一標準,但對中國電影而言,缺的並不是揚威國際的獎項,而是能夠刺激電影市場的票房。鄭洞天不久前激烈地指出,中國電影產業的總收入在2004年達到了36億元,但這一數據卻讓電影局局長童剛非常羞於出口,原因很簡單:“因為在這36億人民幣的總收入中,隻有15億元是電影票房收入。同時,這15億的票房收入是由43部內地電影、40部港台影片和合拍片、20部美國進口大片和30部其他國家的進口影片共同創造的。” 2005年的情形不見得比2004年就有多大改觀。今年,通過電影局審查的國產影片超過300部,但在影院上映的,去年是43部(通過審查的212部),比例大約是五分之一,以此比例推算,今年能夠在影院上映的國產電影,不會超過60部。而2005年上半年的票房,隻有不到2億元的收入,所有的市場期待,都放到了下半年的幾個能夠支撐中國票房的導演身上:馮小剛、陳凱歌、張藝謀、徐克、關錦鵬。但誰都知道,僅僅靠一年一部的《天下無賊》和《十麵埋伏》或是幾年磨一劍的《無極》,根本挽救不了整個國內電影市場。 而這已經是中國電影市場樂觀的一麵,另一麵是我們看不到的虧損,廣電部門曾經公布過一組數據:從2003年至今,全國生產了320部影片,隻有100多部進行了規模放映,其餘200多部影片悄然“失蹤”,而在這200多部“失蹤”的國產電影背後,按每部影片投資200萬元計算,至少是4億元的虧損額,約占同期國產影片票房的八成。 但韓國的情況則完全不同,據韓國電影委員會的調查,韓國電影在全國電影票房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從2000年開始逐年上升:從2002年的48%上升到2003年的49%;而2004年上半年,又飆升到62%。而其熱門電影《生死諜變》和《太極旗飄揚》的票房遠遠超過了《泰坦尼克號》和《指環王》等好萊塢搶錢大片。其中,《太極旗飄揚》在韓國創下了超過7億元人民幣的票房紀錄。2004年,韓國電影總票房是120億元人民幣。同時,韓國電影還跨越本土,不僅在亞洲,甚至在北美市場都有了一定的影響,《我的野蠻女友》、《我老婆是大佬》、《嫁入黑社會》等影片均被好萊塢以25萬到90萬美元不等的價格購得翻拍版權,而中國商業片在海外的市場,才剛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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