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後炮式的反思：從石油科技進步來反觀大慶油田的發現
到2001年5月為止，在中國大陸政壇輝煌40年的“大慶紅旗”已經悄然退出社會新聞媒體30個月了。這已引起國外有關學者的注意。歐美報刊眾說紛紜，但說對的不多。我作為在原中國石油部工作多年的中層領導，後在其它部委擔任領導工作直至退休，親眼目睹了這一將在中國近代史寫下重要一筆的事件全過程。現簡略說來，以饗讀者。
在中國計劃體製下，大慶、大寨是毛澤東親手樹起的兩麵紅旗，“工業學大慶”也是中國“文革”的15個頂級口號之一。“文革”之後，深受 “文革”之害的鄧小平將這15個口號的大部分都拋棄了，但唯獨關於大慶的口號是一例外。
1959年，當時大慶工委關於大慶會戰的報告上報給毛澤東後，毛怎麽也想不到勘探石油這種高技術工業能與一名工人“王鐵人”的努力工作態度聯係起來，在文件上批示道：“看來發展石油工業還得革命加拚命”。當年鄧小平和劉少奇視察大慶，都發出了“這哪裏像搞工業的樣子?什麽大會戰？是大混戰”的感歎。
1982年，原石油部所屬的渤海石油“渤海2號”鑽井船翻船，77人命喪海底，鄧在用餐時接到這一報告，氣得將飯碗推到地板上。後來不僅“史無前例”地撤了石油部長的職，還將海洋石油從石油部係統分離出來，直接交由西方石油公司合作管理。
1987年，時任鄧小平經濟顧問的中國著名經濟學家於光遠在報刊上提出，大慶精神中的“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是唯心主義錯誤口號，當時石油的中層以上幹部都知道這是鄧本人的說法，石油部竟組織了500篇文章“批判”於光遠，實際上是批判鄧。
1989年，中國中央電視台“曆史上的今天”節目播出了 “渤海2號”翻船回顧，竟遭到了石油部組織的數百篇讀者來信“圍剿”，說是“傷害了為國家做出巨大貢獻的石油工人感情”，後來弄得中央台隻好取消了這一節目。中國大陸高層領導人對“大慶紅旗”早有看法，但缺乏技術證明，來說明“大慶精神”確實不行。
由於大慶的特殊地位，在最初20年中，大慶向全國的中央及地方機關輸送了130多位副部級、副省級幹部（包括2位副總理，1位中共中央組織部長），800 多位副局級幹部。“文革”10年中，主管全國經濟的就是餘秋裏（原大慶會戰組織者，副總理，國家計委主任），各工業口的主管大部分是石油部的人（大約占主管領導的40%）。用大慶的那套方法管國家，其結果可想而知。所以，將“文革”國家經濟混亂都歸於毛是不公平的，人們沒有想過當時全國就是一個大的“大慶會戰”。
現任政府總理朱鎔基“文革”時曾在石油部底層工作多年，提起大慶的那一套，就氣不打一處來。1992年，當其為副總理時，就在新疆油田訓斥石油部官員：“石油係統在經濟上向來就是一筆糊塗賬。”然而中央對石油係統無可奈何的原因，是石油部每年為國家提供占全國5分之一的財政稅收，按鄧“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理論，說明石油 “在理論上”也是正確的。但是大陸上層官員一直疑惑不解的是，為何石油係統最落後的企業運營，最混亂的人員管理，卻造就這麽高的生產力？
（二）事情在1997年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
中國北方的渤海周圍有石油係統的5個主力油田，渤海內是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與美、英、法等國石油公司聯合開采的渤海油田。在連續10年裏，海裏的油井均產量是周圍陸地油井的10倍，即使海陸相距很近的井也是如此。這事中國中央上層一直不知道。石油係統內高層認為此事長期這樣，中央知道了不好交待。於是就找到了當時在海洋石油工作的郭永峰。此人是近10年來，唯一由陸地石油到海洋石油高級技術層工作的石油專家。按理說，他有陸地與海洋兩地的石油經驗，應該知道陸地油田產量不高的原因所在。
郭利用每個周末到油田工作，在1年時間，以油田總經理鑽井顧問身份參與設計及組織打了一口超深井，完工後每天的油產量超過 1000噸；而以前在這一不到20平方公裏的地區，開發35年打了500口井，每口井平均產量不到10噸。此口井為國家發現了一個大氣田，據中央電視台 1999年8月14日報道，找到了一個可為北京提供50年生活用氣的大氣田。國際上BBC，CNN，“美國之音”等也都有同樣的報道。這是中國大陸近20 年內最重要的石油發現之一。
1999年6月，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召開現場會，推廣這一先進技術。不久，運用此井技術在中國西北相繼發現了多個油氣田。然而，在1998年秋，國內十幾家新聞媒體突然開始大量刊載吹捧文章，稱這一氣田的發現是“大慶精神”的“偉大勝利”，是毛“哲學思想”的又一“碩果”。1998年11月23日大陸最有影響的大報之一、《中國青年報》頭版發表長篇通訊，標題即為某人的猜想，說這一發現是陸地油田運用毛哲學思想“猜想”的結果，說明中國大慶精神在如今形勢下，照樣可以發現大油田。
郭當即給該報寫了封短信，說貴報的意思是中國不要1978年後的改革開放，隻要1960 年的大慶精神，就可以使石油飛速發展，而事實正好相反。隨後，郭對新華社記者發表了長篇談話（向外界公布了這一大型氣田發現的過程，提出若稍微改進陸地石油的關鍵技術，不要多花國家一分錢，每年可使國家增加200億元收入，大約為一個中等省份的年收入；此談話於2000年10月由中國石油工業出版社出版的郭的專著《BS-7井鑽井手記》全文刊出），又應邀在中國北京大學市場經濟研究中心發表了講演（此講演在中國國內第一次公開指責“大慶紅旗”阻礙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從各方麵剖析其虛偽性及荒謬性，後被收入《中國新時期社會科學論文選粹》一書，主編為盧繼傳，中國大陸人民日報理論部副主任，2000年4月由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
當時的真實背景是，中國政府力圖對石油工業進行重組，使之在西方上市，但石油係統某些領導人拚命抵製，利用中央政府不可能具體了解石油技術的特點，突然抓住這一氣田發現的機會，向中央施壓，說明隻用過去的體製，照樣可以找出大油田。中央政府的江、朱及幾位有關副總理等，都看到了郭對新華社記者的談話。朱鎔基勃然大怒，下令全國媒體立刻停止對大慶紅旗的宣傳。這樣，在中國政壇上橫行了40年的“大慶紅旗”就這樣退出了曆史舞台。
（三）
就在郭對新華社記者談話的同時，石油係統的一些人，突然闖入郭在井場的專用辦公室，清空了郭計算機內所有文件，並拷貝走了郭的許多私人信件，其中包括郭給中央人士的信函，試圖銷毀所有郭參與施工的痕跡。〖違法行為!〗然而郭在近1年時間裏，將所有他所寫的井場施工指令及技術文件，都通過電子郵件傳遞給國內石油業的高級專家及其它高層人士，包括國家工業高級管理人士。其中有些相關資料還用英文傳給在美國、加拿大的國際石油界專家，征求他們對一些技術難點的意見。這些文件的匯編，就是2000年10月郭在北京出版的那部專著。
一位讀者來信說，中國石油前50年沒有，後50年也不會再有第2位石油人能對國家高層人士做這樣的“網絡”直播了。誰能在鑽井之前就敢說這是高產井？並將每一步技術過程隨時向全世界公布？郭解釋說這是由於中國陸地油田石油技術低到難以使人至信。
2000年2月，在美國New Orleans, Louisiana（劉易斯安娜州，新奧爾良市）召開2000年世界石油鑽井 SPE/IADC（石油工程師及國際石油承包商）年會，郭發表了長篇英文論文“SPE59263：Improvement on the Procedure in Exploration Well By Unbalanced Drilling: A Case History in BS7 Well i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以欠平衡的方法改進勘探井的鑽井過程及在中國BS7井的應用）。這是中國石油第一次由國家重點井設計、組織者身份向國際上同行詳細介紹一口井的詳細鑽探過程。此文已在美國休斯頓（Houston）出版，中國大陸已購回原書。在國際互聯網也能找到，但每讀一次原文，要15美金。對於郭在此油田發現中的工作，中國大陸約7種主要石油刊物(占中國大陸石油刊物的大多數)都發表了相應的介紹文章。
(四)
近二年來，郭向中國政府有關部門提交了近100萬字的報告，深入討論了大慶問題的由來及其對國家經濟帶來的危害，並回答了中國國家領導人對大慶問題的一些疑問。郭在一篇報告中嚴厲批評了中國國家科委及國家經委的石油專家組的工作，並稱這兩個專家組向國家領導人毛、鄧、江、朱等人及中國人民隱瞞了三條重要事實。一是石油工業與其它傳統工業不同，倒與現代計算機軟件業相似，其具有很強的可拷貝性和可移植性，在一個地區，隻要第一口井出油，其它油井可以依樣輕易鑽出油來；
二是中國1949年之後發現的大約20個油田，大多數油田第一口井都是地質部鑽出油的（這是中國原計劃體製的分工所致），所以這些油田的發現與原石油部係統無關（郭在北京大學講演後，中國地質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石油鑽探史》逐一證實了郭的結論），在別人已經發現的油田鑽井，無論什麽“精神”都可以鑽出油來；
三是中國渤海石油單井產量連續10年為周邊陸地油田的10倍，但地麵有無海水與地下石油產量無絲毫關係。
1999年8月，美國 Phillips石油公司在渤海發現了一個“大慶式”的油田，該公司給第一口井有功者、一位菲律賓人100萬美元獎金，而後來鑽探的23口井卻無一分錢獎勵。此事震驚了中國政府有關部門，有人說50年來對中國石油業評價“是將獎勵搞反了”。〖獎勵不是給發現者，而是給了施工者。〗順便提一句，美國這一公司在發現此油田之前，曾閱讀過郭的英文論文，因此對郭的工作評價很高。
（五）
郭的工作引起了中國石油業上層的重視。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的幾個司局級人士聯名要求請郭直接參與中國陸上油田勘探。但反對的人更多。主要原因是郭反對 “大慶紅旗”，稱沒有大慶，就沒有我們這些人的“官位”。郭有完整的教育背景，其大學及研究生教育都是在中國大陸石油最高學府完成的，而與郭合作發現這一氣田大多數油田領導人，沒有大學學位，因為“大慶精神”堅信找到石油主要靠一種“精神”，而石油知識不是主要的。希望郭來石油業工作的人理由是：
第一，國內石油業達到郭那樣技術水平的專家很少，將這樣的人拒之門外，作為國有資產的管理者，將來怎麽向國人交待？
第二，中國石油很快就要在國外上市，僅憑意識形態就將中國有影響的石油專家排斥在石油業以外，達不到上市公司的人員素質最優，怎麽對國外股民交待？
對於這些，郭表現得很豁達。郭說，50年來為中國發現近20個油田的真正有功人員，沒有一個留下名字。中國老百姓都以為“鐵人”王進喜發現了大慶油田，其實大慶油田發現時他還在幾千公裏外的玉門。郭說他這次發現的有關資料都以中英文形式保存在國內外的圖書館裏，這就足夠了。郭說他拜訪過原地質部係統那些發現油田的技術人員，他們晚年淒慘，他們的經曆不能上報紙、電視，沒有人相信他們的話。
據這些老人估計，“文革”中至少有數十人因談了真實經曆而致死、致殘。和他們相比，郭說他已經很幸運了。郭從哲學、經濟學角度對大慶紅旗做了精辟的剖析，有的論點甚至引起了中國國內十幾所著名高校的注意。
1997年，朱政府要對石油係統改革，直接影響了部分石油工人利益，大慶工人舉旗高喊要朱下台。郭的工作實際上從技術上論證了改革的必要性。針對有人說朱政府後若幹年“大慶紅旗”可能起死回生，郭說，1955年前中國師承前蘇聯，1978年後師承西方國家，都學了些好東西，但唯獨這中間23年，即“反帝又反修”，搞了幾個“史無前例”的事，“大躍進”，“大慶”，“大寨”，以及“文革”，其特點是敵、我、友都不承認；他是搞科學技術的，在科學上，所有科研課題都建立在前人研究基礎上，事事獨闖就是小孩子胡鬧。
一位大學教授說，郭從新的角度提出了中國“文革”等悲劇的一個理論根源，也為防止中國再發生類似悲劇指出了一個途徑，即和一個人一樣，若周圍每個人都說你做得不對，千萬不要說你在做“史無前例”的事，你可能正在扮演一種小醜的角色。
郭的事情已經過去。但郭在中國國內開創了幾個第一：即作為平民第一個宣稱對一個國內重大技術事件負責；第一個僅通過技術論證，將一個國內著名的政治口號逐出曆史舞台（郭很快將相關技術申請了中國國家發明專利，已為大慶精神的淡出製造了法律條件）；
第一個將一個國內重要資源發現過程，從開始就應用網絡向國內外直播。我作為一個國家公民，提出三個要求。一是追究40年來中國科委石油專家組及經委石油專家組的欺騙國家高層領導人、全國人民的責任；二是追究自1998年7 月至同年11月23日中國幾個大報在報道此次氣田發現編造假新聞的記者、編輯的責任；三是追究關於此次氣田發現後的2000萬獎金（含住房）的下落，此為中國工業界至今為止最大一批獎勵，但沒有郭一分錢，〖是不是被“官員”私分了？〗反而扣了郭兩個月的應得工資，當時理由是不想留下郭參與工作的痕跡。
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鑽井總工程師從郭一開始打井，就每星期讀著郭的報告，但等到井出油後，就趕到井場，親自布置對郭各種技術資料的封鎖，自稱為主要技術貢獻者，並領走了應屬於郭的近10萬元獎金（見1998年10月《中國石油報》報道），此人已受到其上級的嚴厲批評；四是責令有關人員退回被拷貝走的郭的私人信件，並追究組織並參與搗毀郭計算機有關人員的刑事責任（以破壞國家重要技術資料及個人隱私名義；郭在北京一次高層會議上說，40年來每次重大油田發現都會發生相同的一幕，因為第一口井都是石油係統以外人做的，然而此事竟發生在1998年，真令人不可思議）。
氣田發現後，中國國內大部分陸上油田都表示永遠拒絕郭前去工作，其中有諸多原因。我對此感慨萬千。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不論是克林頓、葉利欽、薩達姆都希望本國能多產石油，不會發生這種情況。郭很坦然，他說若中國石油係統高層人士當了總統或總理後，想到國內的第一個石油人就會是我；但現在不行。我相信郭的話是真的。無論在美國或中東，第一個發現油田的人都會被刻碑銘記；而試圖用鄙劣手法賺取榮譽的人都是以“竊國大盜”的“名份”載入史冊的。
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貢獻是，發現近代西方國家迅速發展的根本原因是西方實行了幾百年的專利製度及技術發明的透明性。而中國40年來從上到下居然不知道油田是誰發現的。
其結果，一是讓一些不懂石油的人去管理油田，在近10年內，每年使國家少收入200億元；二是再無人去鑽研技術，形成全民族的浮躁；三是按照那位諾貝爾獎得主的觀點，科技上重大發現是少數人連續作出的，讓不相幹人竊取榮譽的結果，是讓這些人最多隻有一次發現的機會，喪失了社會進步的時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