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醒之後：陳獨秀生命的最後四年

－－作者：布思理

 

近日熱播的電視劇《覺醒年代》，似乎又掀起了一陣研究新文化運動的熱潮。但是對於新文化運動積極的推動者，陳獨秀在大革命後的事跡似乎並不為人熟知。

熱播劇《覺醒年代》中的陳獨秀 圖源於網絡

 

尤其是在抗戰爆發後，出獄後短短四年時間，就在四川江津縣走完了他人生最後的時光。

 

那麽，陳獨秀生命的最後四年中到底經曆了什麽呢？

 

01 重見天日

 

1937年8月中旬，南京老虎橋監獄。

 

一位胡子拉碴卻目光如炬的中年人，身穿短褲背心，正坐在被震塌了一角的囚室中悠閑地抽煙看報。他便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陳獨秀。

 

前一晚日機的轟炸震動了整個監獄，陳獨秀的兩位獄友－－也是當局特許的看護人員濮清泉，羅世凡就跑來查看情況。他倆都驚詫於陳獨秀的好運，說道：“陳老，你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編號為B9523的陳獨秀監獄照 圖源於網絡

 

幾人正打趣時，又來了一位急匆匆的不速之客。他是金陵大學文學係主任陳鍾凡，也是陳獨秀的門生。見到恩師平安無事，陳鍾凡欣喜萬分。

 

他也給被囚禁了四年之久的陳獨秀帶來了一個好消息：考慮到時局不穩定和陳獨秀的現狀，胡適，張伯苓等人已經商定聯名保釋陳獨秀出獄，而蔣介石也同意了，但要陳寫一份“悔過書”。

 

陳獨秀聽的勃然大怒，氣的直接把手中的煙都擲在了地上，斬釘截鐵地說道：“我寧願炸死在監獄中，實無過可悔！想讓我低頭認罪，簡直是白天做夢癡心妄想！”他在院子裏轉了兩圈，又意猶未盡似地高聲強調：“我陳獨秀拒絕人保，附有任何條件，皆非所願！我要無條件出獄！”

 

好在陳獨秀的朋友們能量夠大，這次是曾和他爭吵不休的胡適及時伸出了援手。8月20日，胡適驅車前往老虎橋監獄探望陳獨秀，親自給他捎來了一個好消息：“仲甫（陳獨秀的字），我找了兆銘，他已同意保釋你出來。”

 

說著，胡適拿出汪精衛的回信，陳獨秀忙接過，信上寫到：“已商請蔣先生轉司法院設法開釋陳獨秀先生矣。”

 

胡先驌與胡適的合影 圖源於網絡

 

8月21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接到國民政府司法院院長居正“請將陳獨秀減刑”的公文。公文說：“該犯入獄以來，已逾三載，近以時局嚴重，愛國情殷，深知悔悟，似宜宥其既往，藉策將來，據請鈞府依法宣告，將該犯陳獨秀原處刑期減為執行有期徒刑3年，以示寬大。”

 

林森知道汪精衛、蔣介石已同意釋放陳獨秀，也樂得順水推舟，立刻批準了公文，並令人將指令立即送到司法院辦理。

 

隔日，監獄方麵告訴陳獨秀，國民政府即司法院已同意將他減刑釋放。陳獨秀感慨萬千，對羅世凡，濮清泉說：“司法院講我‘深知悔悟’，我心裏很不是滋味。”羅世凡笑道：“先不管它，出去再說。”

 

國民政府司法院關於陳獨秀減刑的文件

 

8月23日中午，國民黨調查統計局第三處處長丁默邨到獄中接陳獨秀，並希望陳獨秀出獄後住到國民黨中央黨部的招待所（今南京湖南路10號）。

 

陳獨秀心裏不悅，說：“不妥，我出獄後，必招社會輿論，不如還我原來麵目，做個平民好。”

 

這時，國立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中央大學教授傅斯年來獄中，請陳獨秀到他家中，陳獨秀連忙答應。丁隻好作罷。

 

圖為：1946年春，蔣介石在傅斯年的陪同下，特地遊覽了文天祥祠，並在祠中正殿的“萬古綱常”的牌匾下合影留念。當時，傅斯年堅持不錄用偽職教員，正鬧的不可開交，兩人在文天祥祠合影，無疑是告訴偽職教員，蔣介石重視民族氣節，對背叛國家的人是不會輕饒恕的。

 

羅世凡、濮清泉兩人含淚和陳獨秀告別，陳獨秀見他們很傷感，眼睛也紅了，擺擺手，低頭進了車子。羅世凡說：“人出了名就不一樣，先生判刑比我們重，出獄卻別我們早。”

 

到了傅家，陳獨秀急著看《大公報》發表的短評《陳獨秀減刑了》。見報上有

 

“我們歡迎這位老鬥士出獄，為他的祖國努力！”陳獨秀對傅斯年說：“ 說我愛國可以，說我‘深知悔悟’實難接受。”

 

02 顛沛流離

 

出獄時，陳獨秀已將近60歲，而且體弱多病。但他那一顆愛國心非但沒有因命運的磨難而冷漠，反而更加赤熱。

 

當他看到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的鐵蹄下，國破家亡、民不聊生的景象時，他的熱血沸騰了！就這樣，陳獨秀開始以自己的所能，為抗日救國奔走呼號。

 

桀驁不馴的性格，使他難以尋到滿意的合作者，如今，在他的政治領域裏，除了依舊對立的多方政治勢力外，他又多了日本這一入侵公敵。在聯合與鬥爭的矛盾中，此時的他似乎隻能做一個為聯合抗戰奔走的呐喊者了。

 

1937年，在南京市第一監獄的陳獨秀。

 

他對於國民政府，隻有在抗日問題上才心存希望，除此之外的任何合作，無疑都是喪失理想、信念、人格的投降。

 

但蔣介石對他似乎並未喪失信心、破滅希望，他又指派親信國民黨中央秘書長、教育部長朱家驊與陳獨秀晤談，要陳獨秀組織一個“新共黨”，並答應國民政府在他組織新黨時資助10萬元組織建設活動經費，同時，在國民參政會上，還為他組織的新黨保留五個名額。

 

這無疑是要拉陳獨秀進人國民黨的陣營中，共創黨國的“和平統一大業” 。

 

他畢生為民主這一理想與主義奮鬥，而當國民黨將“國民參政會”這一“民主”形式擺到他的麵前並作為拉攏的誘資時，他不禁啞然失笑，看來，國民黨把他追求的“全權的國民議會”誤解為“國民參政會”了。

 

他向南京政府關上了一扇大門，沒有人不曉得這扇大門的沉重。

 

在美期間的胡適 圖源於網絡

 

1937年9月，胡適赴美為抗戰尋求海外支持。到美國後，沒有忘記大洋彼岸的陳獨秀，考慮到他在中國的處境，不久便為陳獨秀聯係了一家圖書公司，並請他到美國去寫自傳，這無疑解決了他的生活問題。

 

陳獨秀深知老友的良苦用心，但他也知道，此一去也就預示著他革命生涯的終結，況且值此國難之時，去國遠離，無異於臨危逃脫。再者，以這般年紀漂洋過海，怕是自傳未成，身骨已客逝他鄉。

 

因此他托傳話人向胡適表示，托辭說自己生活很簡單，不用去美國，且年事已高，也無興趣再見生人。

 

他又向美國關上了一扇大門，這扇大門關得令許多人，包括胡適本人也異常費解。

 

陳獨秀的好友包惠僧

 

可巧陳獨秀的朋友，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力邀陳獨秀前往武漢小住一段時間，並表示可以請托湖北省主席何成濬妥善照顧，陳才應允，並在1937年9月9日登上了開往漢口的客輪。

 

10年前的9月9日，陳獨秀因大革命失敗而黯然下台，離開了武漢。10年後卻以難民的身份回來了，可說是上天開的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

 

陳獨秀來到武漢後，曾在武昌華中大學、漢口青年會、武漢大學等處發表演說，同時也寫了一些文章，表示了他對抗日戰爭的態度和看法。

 

這些演說和文章有《抗日戰爭之意義》《抗戰期中的種種問題》、《從第一個雙十節到第二十六個雙十節》、《我們要得到怎樣的勝利及怎樣得到勝利》……

 

可縱使他不竭餘力為抗戰奔走呼號，更大的危機還在後麵等著他。

 

03 特務風波

 

眾所周知，陳獨秀在大革命後走向了托派道路，另立中央。但這和他在出獄後遲遲不願動身前往內地有什麽關係呢？

 

原來，陳還要留在南京等待他的托派戰友們向他匯報情況，謀求與中共的合作，所以遲遲未動身。

 

羅漢（1897-1939）

 

在漢口，陳獨秀見到了從延安歸來的托派信使羅漢，羅漢給他傳達了中共對他的三點要求：“（一）公開放棄並堅決反對托派全部理論與行動，並公開聲明同托派組織脫離關係，承認自己過去加入托派的錯誤。（二）公開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三）在實際行動中，表示這種擁護的誠意。”

 

陳獨秀雖然對洛、毛（注：洛甫，毛澤東）電文的口氣頗為不滿，但從抗日大計言，還是寫了一封信給中共中央，具體的意思是他讚同中央的抗戰路線，但要他發表聲明承認過去的錯誤這辦不到。坐了幾年國民黨的大牢，又先後給共產黨和托派開除過的陳獨秀，脾氣已經大改了，一貫家長的作風已蕩然無存，殘存下來的隻有自己一點點的自尊心。

 

於是陳獨秀與中共的合作暫時擱置了起來。

 

陳獨秀不願繼續與黨中央發生聯係，也因路線問題不願與上海的托派中央繼續聯係。但他為抗戰需要所做的宣講活動卻招惹上了陳紹禹、魯赤水等人。

 

1937年11月29日，中國共產黨駐莫斯科代表陳紹禹等回到延安

 

1937年11月底，陳紹禹、魯赤水從莫斯科回到延安。12月，陳紹禹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聲嘶力竭地指出：“現在斯大林正在雷厲風行地反對托派，而我們卻還要聯合托派，那還了得！”“我們和什麽人都可以合作抗日，隻有托派是個例外。”陳紹禹、魯赤水等一夥沆瀣一氣，高舉反對托派的大旗，肆無忌憚地將黨內一切反對過他的革命同誌統統當作托派分子來打擊殺害。

 

1938年1月，魯赤水在《解放》周刊第29、30兩期發表了他的長文《鏟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徒》，公開造謠誣蔑“日本給陳獨秀的‘托匪中央’每月300元的津貼”，陳獨秀是日本鬼子的間諜和中華民族的漢奸。

 

陳建相也在《評陳獨秀的亡國論》中大力批判諷刺陳獨秀反對“抗戰的八股”其實是反對“基本的國是”，倒也符合陳建相後來的雄辯風格。

 

陳獨秀對此不屑一顧，倒是他的一幫朋友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寫了一封公開信，為陳獨秀聲辯。於是王明又在《新華日報》發表短評，迫使陳獨秀對漢奸一辭公開辯誣，寫了一封公開信寄到延安《新華日報》，《新華日報》不予發表，最後發表在《掃蕩報》上，一時搞得沸沸揚揚，釀成事端。

 

石西民1958年留影 

 

時任《新華日報》采訪部主任的石西民事後回憶：“《新華日報》上突然宣布陳獨秀是漢奸，引起了社會上有識之士的懷疑和不安。就連張西曼教授這樣的靠近我黨的著名學者和社會活動家，都對這種武斷的做法表示不滿……後來周恩來同誌在十分困難的局麵下，做了大量工作，才減輕了這事件給黨造成的損失。”

 

周恩來所做的工作之一，是多次托人看望陳獨秀，勸說陳“不要活動，不要發表文章”。這倒也是符合周恩來的性格的。

 

於是陳獨秀真的沉寂了下來，對此不作分辯，但周恩來並沒有公開出麵替陳獨秀以及托派辯誣，結果以訛傳訛、中國托派“與日本特務機關合作，領取日本津貼，從事各種有利於日本侵略者的活動”即漢奸的帽子，一戴便是幾十年，一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才被徹底摘掉平反。

 

04 蟄居江津

 

在國民黨中央政府由武漢遷重慶時，陳獨秀曾離開武漢到長沙住過很短一段時間。之後他於1938年5月來到重慶。起初住在李仲公的辦事處（李是禁煙委員會主任委員），後又遷住到大十字石板街一個姓黃的人家裏。

 

陳獨秀在重慶居住不久，又接受同是逃難來重慶的皖籍名醫鄧仲純的建議，於1938年8月3日遷居江津。江津位於重慶的上遊，地勢較重慶平坦，氣候也稍微涼爽，正是一個調養身體的好去處。

 

可能陳獨秀也不會想到，他會在此地度過人生中最後一段時光吧。

 

不料，陳獨秀夫婦來到江津的那天，鄧仲純不在家，其妻閉門謝客。陳獨秀和妻子在延年醫院門前守候多時，沒有結果。陳獨秀本想立即返回重慶，但又因為攜帶行李多件，致使進退為難。

 

方時簡（1877年9月？日－1958年10月27日），字孝遠，安徽省桐城縣人，宣統二年工科進士，曾留學日本工業學校。

 

後來幸虧在江津國立第九中學任秘書的安徽人方孝遠接待，陳獨秀與妻子才住進了一家悶熱的小客棧。7日，得到江津東門郭家公館房東孫茂池的同情和幫助，騰出兩間西樓房，使陳獨秀夫婦聊以安身。

 

此時，嚴重的高血壓和胃病折磨著陳獨秀。時勢艱難，居無定所更是增加了他精神和肉體上的痛苦。

 

然而，他思想的火花並沒有熄滅。他沒有擱筆，相繼寫了《我們為什麽而戰？》、《“八一三”》、《告日本社會主義者》、《我們不要害怕資本主義》、《我們為什麽反對法西斯特》、《國際形勢的幻想》等文章。

 

在短短兩個月時間內，他忍受著疾病的折磨，尤其是高血壓帶來的頭暈目眩等不適，仍然以一個“老鬥士”的姿態，寫下了這些雄文，向世人表明自己的政治態度。

 

這年冬天，經過鄧初的勸說，鄧妻才同意將陳獨秀夫婦接到黃荊街83號延年醫院住下。

 

朱蘊山（1887－1981），安徽六安人。早年考入安徽巡警學堂參加光複會，進行反清活動，曾參與徐錫麟刺殺安徽巡撫恩銘事件。參與籌建農工黨，是民革的主要創始人和領導人之一。

 

1939年春，朱蘊山等人先後來延年醫院拜訪陳獨秀，勸陳獨秀去延安。但陳獨秀予以拒絕。他對朱蘊山說，黨中央裏沒有他可靠的人了，大釗死了，延年死了，他也落後了。“ 他們開會，我怎麽辦呢？”陳獨秀還說，他不能被別人牽著鼻子走，弄得無結果而散。

 

也是在這年春天，蔣介石根據已經投奔國民黨的張國燾的建議，指派胡宗南和戴笠帶上禮物去江津訪問陳獨秀，企圖從他嘴裏搜集到對國民黨有利的言論，以作反共宣傳。

 

為了取得陳獨秀的好感，胡宗南和戴笠臨行前，還特意找到1938年3月16日的《大公報》，因為那麵上登載有段錫朋等9人因魯赤水誣蔑陳獨秀為日本間諜而為陳獨秀辯護的聲明。

 

陳獨秀接待了這兩個不速之客。當得知他們是奉蔣介石之命而來後，陳獨秀表示自已是逃難入川，更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動。

 

胡宗南（1896年5月12日－1962年2月14日）

 

胡宗南一麵向陳獨秀出示他們帶去的《大公報》，一麵挑撥說：“ 受到人身攻擊一事，大家不平則鳴。傅汝霖、段錫朋諸先生是陳老的學生，忘年之交的朋友，諸先生為陳老恢複名譽的辯護啟事，乃國人之公論，民心之所向。今天特來求教，請陳老談談對國事的看法。值茲二次大戰爆發，德軍席卷歐陸，眼看蘇俄處於極不利之局。國內國共問題，由分而合，由合而鬥，大戰當前，如國策不能貫徹，前途實堪隱憂。為今之計，陳老意下如何？”

 

陳獨秀沉思良久，然後慢條斯理地說：“ 蔣先生的抗戰決策，是符合國人願望的。弱國強敵，速勝困難，隻要舉國上下，團結一致，則任何難關都可渡過。延安坐井觀天，謬論橫生。我本人多遭誣蔑，幸公道在人心，先生等所示剪報啟事一則，足可證明。列名為我辯者，乃國內知名人士，有國民黨的，有非國民黨的，有以教育家而聞名的。我原打算向法院起訴，因見代（我）鳴不平的公啟，乃作罷。先生等對我關注，深致謝意。本人孤陋寡聞，更不願公開發表言論，致引起喋喋不休之爭。務請兩君對今日晤談，切勿見之報刊，此乃惟一的要求。言及世界大狀，大不利於蘇，殊出意料。斯大林之強權政治，初敗於希（特勒）、墨（索裏尼）的極權政治，蘇聯好比爛冬瓜，前途將不可收拾。蘇敗，則延安決無前途，此大勢所趨，非人力所能改變。請轉告蔣先生好自為之。”

 

一天，陳獨秀在舊書攤上發現了一本楊魯丞談《皇清經解》的手稿，出錢買下。一次在城內大什字茶館和鄧尚印、鄧燮康等人喝茶閑談時，又提及此事。

 

鄧等人告訴他，楊魯丞就是江津人，是前清拔貢，在江津很有名望。陳獨秀說：“我花了兩天時間，反複看了幾遍，覺得寫得不錯，有價值。”鄧燮康又告訴陳獨秀，當年號稱“經史大家”的章太炎來川時，楊魯丞曾把手稿拿去請教章太炎，但章不欣賞他的作品，批了“ 雜亂無章”幾個字，氣得楊魯丞書沒寫完就一命嗚呼。

 

江津陳獨秀舊居位於重慶市江津區五舉鄉鶴山坪，舊居始建於1864，原為清光緒年間特科貢士楊魯丞的古宅 圖源於網絡

 

陳獨秀說：“ 雜亂無章沒關係，隻要稍加整理，就會有理有章了。”接著，他又詳細打聽了楊魯丞的出生、經曆、後代和住址等情況，有心為其整理手稿。此事傳到楊家，楊魯丞的後人楊慶餘便邀請陳獨秀前來居住，“並請陳獨秀幫助整理校正祖父的遺著”。

 

陳獨秀在石牆院期間，用了一年多時間，校正整理出楊魯丞的一些遺著，其中一本叫《楊魯丞先生談<皇清經解>手稿》，一本叫《楊魯丞先生遺作六種》。

 

其實，陳獨秀對整理楊氏著作並無很大興趣，主要是借石牆院這一僻靜處來整理他自己的著作手稿。

 

這裏便是陳獨秀流亡生涯的最後一個驛站了。

 

05 星辰隕落

 

陳獨秀長年患有腸胃病，加上他為革命勞累奔波，漂泊不定，起居無常，病情時好時壞，特別是5年牢獄之苦，使他的身體受到嚴重的摧殘，出獄後又患上了頑症高血壓和心髒病。

 

尤其是客居江津後，無經濟來源，難得溫飽，無錢正常醫治的陳獨秀忍受著多種疾病的折磨。

 

他居住到鶴山坪後，好友鄧仲純隔三差五地免費來看一次病，或者陳到縣城去。有時，陳獨秀也到重慶去檢查身體，順便帶點藥回來。

 

1940年，北大同學會曾請重慶名醫為他診斷，醫生檢查後說，陳獨秀的心髒不能再擴大半指，否則活不了3年。盡管大家都瞞著陳獨秀，但他心裏還是有數的。

 

當時，他幾乎每月都給好友楊鵬升寫信，經常在信中說“兩耳轟鳴”、“ 血壓又漲”、“頭昏眼花”之類的話，可以想象陳獨秀當時遭受病痛的折磨是多麽嚴重。

 

光陰流逝，時至1942年5月12日，陳獨秀的病情更加嚴重，心悶得透不過氣來，血壓增高，加上久雨初晴，他想到室外呼吸一下新鮮空氣。當他彎腰穿鞋，突然兩眼直冒金星，栽倒床前。

 

陳獨秀的第三任妻子潘蘭珍

 

潘蘭珍慌了，這是怎麽回事？原來，因連續幾天春雨，用作降壓偏方的蠶豆花未曬幹，有的黴變，泡服的水呈黑色，味兒不正。陳獨秀中毒了，腹脹疼痛，上吐下瀉，臉色蒼白，用手緊緊地拉住潘蘭珍的手，有氣無力地呻吟著。

 

幸虧有一名陳獨秀當年幫助過的邢叔德醫生及時趕到，救下了生命垂危的陳獨秀，他也告誡潘蘭珍要精心護理陳獨秀，不可大意。

 

然而陳獨秀的磨難遠不僅於此，在難耐中度過了幾天，5月15日下午，患難與共的摯友包惠僧從重慶來看望陳獨秀。故人相見，陳獨秀喜形於色，欣慰萬分。

 

當時，正值四季豆上市，他叫潘蘭珍用四季豆燒肉招待包惠僧。陳獨秀也十分愛吃，加之幾天少有飲食，腹中空空，他很想吃點東西。不料，中午陪包惠僧吃食過量，晚餐接著又吃。這樣，舊病未好，新病又發，導致消化不良，腹痛難忍，半夜嘔吐不止，徹夜不安。

 

當時北大同學會安排照料陳獨秀的何之瑜留下了詳盡的記載：

 

至17日晨起蠱漱，頓覺頭目暈眩，隨即靜臥，稍後欲奏廁，以頭暈未果。午後7時半，強起入團，即起暈倒，四肢僵厥，冷汗如注，約一小時許，始蘇。少頃（9時）又複昏厥，約三刻鍾，始蘇，周身發寒，冷汗如浴，旋又發燒，約一刻鍾，始複舊狀。18日清晨，先生遣人來告，乃約先生之公子鬆年暨先生之至友鄧仲純醫生上山探視（先生出函請鄧先生上山醫診），同時上函重慶周綸、曾定天兩醫師蒞津診治，因周、曾兩名醫年前曾為先生詳細診察病狀，最為先生所信賴。兩醫師雖醫務繁忙，然莫不細心研討處方，且各贈藥品，而尤以周綸醫師將其夫人預防血壓變化之針劑分贈，其精神尤為可感。但因先生所病實無挽救之方，故醫生均未能來津，於是數日之間，輾轉床第，苦悶不安。至22日上午，又複昏厥，前後接連三次，雖經注強心劑蘇醒，然病難治矣。23日又請江津西醫鄒邦柱、唐熙堯兩醫師上山診視，施行灌腸，大便得通，然病情仍未少減。先生於25日上午命夫人約之瑜至榻前略有所囑。27日午刻乃陷於昏睡狀況，強心針與平血壓針交互注射，均無效驗。延至晚9時40分逝世。

 

一代偉人，就此隕落。

 

參考文獻：

 

《我所知道的陳獨秀》

 

《陳獨秀傳》

 

《陳獨秀其人》

 

《先驅之死 陳獨秀的晚年歲月》

 

《陳獨秀之死》

 

《陳獨秀在江津》

 

《托派在中國》

 

《中國托派的苦難和奮鬥》

 

《兩年以來托派罪行的總結》

 

《戴笠印象》

 

 

轉自《曆史深處的憂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