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斧的博客
莫以傳統名義傳承罪惡，求真務實才能科學發展
近兩千年來，南京一直是中國佛教的中心。中國佛教界一直用佛教的布施、忍辱和無我精神來應對日本的侵略和屠殺。
佛教界湧現出了大量的漢奸：如宣化上人，本煥長老，淨空法師，以及《無量壽經》匯集本的作者：夏蓮居佛教學者等等……
近來，南京又有驚人之舉動：
《去年買了個表！南京將大規模用日係車作出租車！》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915079-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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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化上人曾經是漢奸？
心情隨筆
在日本侵略東北三省的時候，宣化上人是萬國道德會的一個科長，查查曆史就知道萬國道德會隻不過是日偽控製的漢奸組織，那麽宣化上人會不會是漢奸？希望有一天能夠真相大白。
附上資料：
我就到拉林鎮去賒棺材。因為我參加道德會，在家的時候就在道德會做總科長，我認識街上的一些人；就到棺材舖姓田那兒，這人叫田老埠。怎麼叫老埠呢？他的嘴很黑，好罵人，是個跑江湖的，水陸兩碼都通，他開棺材舖。我到那兒，這賣棺材的老板認識我，說：「喔，你來買棺材！」我說：「我沒有錢，你賒給我可不可以？」他說：「好，我賒給你！你什麼時候有錢，就什麼時候給！」
----------出自《宣化上人事跡》--【第三篇】盡孝與出家（1935~1939）
http://drbachinese.org/founder/biography/master_hua.htm
1936年,日本侵略者又授意將萬國道德會在東北的組織改組為偽滿洲國道德會,以偽滿司法部大 臣馮涵清為董事長,關東軍憲兵司令部翻譯桔光 三任顧問。該會各市縣分會均由偽滿地方官員任 會長,作為日本在東北進行殖民統治的重要工具。
1937年4月,偽滿治安部開始整理各種結社團體, 對紅卍字會等的活動實行許可製,此後在東北紅卍 會從“扶乩”得到的壇訓裏,開始出現了因應時 勢,歌頌偽滿洲國及其大東亞戰爭的文字。[ 1 ] 1938 年夏,紅卍字會、道德總會、理善總會等會道門由偽 滿協和會出麵組成“宣撫班”,每個會道門選出兩 個宣撫員,利用原有的信仰關係,動員歸屯並戶地 區的民眾搬家,否則就報告關東軍進行鎮壓。
漢奸會道門竭力否定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正 義性。1938年9月,紅卍字會鎮江分會會員沈運 鬆以會長名義發表宣言,稱:“此次戰爭,乃係吾 人同族同種之中華軍閥與鄰邦日本之同室操戈。 黨閥受第三國際之挑撥,而起仇日抗戰之心”。 他揚言要“驅逐懲誅”“人類大敵蔣介石”。該宣 言出籠後日本憲兵下令廣為散發,並在電台中反 複播送。萬國道德會在其編印的《敬告同胞書》中攻擊國共合作抗日“為禍國殃民之結合??同 惡相濟,與日本打仗,造成亡國慘禍”,並胡說日 本是“協助我人民打倒國民黨,建設新中國”。河 南仁義總社也組織廟道道徒潛入農村,進行親日 反共宣傳,提出“打倒xxx黨”、“打倒蔣介石”、 “中日親善”等漢奸口號,散布不抵抗思想,勸說老百姓做日軍的順民。[ 12 ] ( P99) 萬國道德會編印的 《研究中日之將來》還汙蔑抗日遊擊隊是“土匪”, 是“變相的義和團”。1941年初皖南事變發生後, 涉縣會門公開貼出標語,說“新四軍全被消滅” 了,八路軍、中央軍均靠不住,“八路軍要走了”, “隻有依靠神才能抗日”。[ 6 ] ( P204)
文章出處：《日寇利用中國會道門侵華述論》
邵 雍
(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 上海 20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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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華時期本煥長老曾經做過漢奸
鳳凰視頻 2012年04月02日
http://v.ifeng.com/his/200911/de59a37b-08d5-4753-8f73-a0645b0e207f.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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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滿期間日本佛教在中國東北扮演的角色
從總體上看，20世紀前半葉日本佛教的絕大部分宗派都積極追隨軍國主義政府，提倡迎合統治者需要的“忠皇愛國”思想，宣傳“護國”精神，為政府推行軍國主義政策、建立法西斯集權統治和對外發動侵略戰爭服務。它們用佛教思想美化法西斯統治，將侵略戰爭說成是“以大道征服不道”；隨著日本對朝鮮、中國的侵略擴張，佛教各宗也加緊組織對出戰人員的家庭、戰死者親屬的慰問和援助，對傷殘士兵進行救護。此外還向前線軍隊派遣隨軍僧，讓他們在戰地傳教、慰問士兵，為死者安葬和舉行法會等。本文介紹的正是日本佛教各宗派在中國東北地區的所作所為。
一、日本佛教各宗在我國東北活動的概況
象在韓國和中國台灣一樣，日本佛教的許多派別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東北期間扮演了幫凶的角色。偽滿州國成立後，日蓮宗在同年三月召開的第二十六次宗會上，管長酒井日慎便叫嚷道：
當此之秋，滿蒙大事屢屢發生，支那抗日之形勢日益惡化，東亞天地忽然暗淡，遂至出動應征之義軍。世界列國動輒誤解我國之正義，而張猜疑之眼。……另外從滿州國之建設來看，今日宗門應率先擴大教線。（注：中濃教篤編《戰時下的佛教》（國書刊行會，昭和52年）第69頁。）
日蓮宗的管長酒井日慎既看到時局的嚴重性，又意識到滿州國的建立給日蓮宗擴張教線提供了大好時機。酒井的聲音是當時國內形勢的反應，也是佛教界共同的心聲。該宗宗務總監柴田一能在此觀點上製定出施政方針，要求駐滿洲的布教師趁“滿洲事變”之機“慰問死守與匪賊戰鬥的帝國的生命線的忠勇義烈的皇軍將士”。該宗還將“於十二月在東京舉行國光宣揚、出征將士色心堅固大國禱”。柴田在報告書中說，日蓮宗將大幅度提高在滿洲布教的費用，準備製定對“大滿洲新國家”積極布教的方策，伴隨著“王道主義新國家的發展”而期待著萬無一失地發揮“立正主義”。
古意真言宗在一九三一年於高野山召開的第七回宗會也對當時的形勢作了充分的分析，認為國家和宗團的前途正處在“外滿州事變、內反宗運動”的關鍵時刻，本宗應當宣布法義而“盡濟世報國之誠”。對於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中國政策，淨土宗和淨土具宗也都抱著積極支持的態度。一九三二年十月，日蓮宗派代表至滿洲，向執政溥儀遞交管長的《建議書》和禮品。《建議書》美化偽滿政權為“世界和平的基因”、“亞細亞民族之一大福祉”。
“上海事變”爆發後，曹洞宗也將滿蒙布教提上日程，並於同年三月設立了滿蒙協會，對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東北實行的殖民政策表示積極支持。一九三三年二月，該宗管長在教諭中指出：“扶助滿州建國之雄圖，行治化之要道，誠乃我帝國之責務、東洋和平之關鍵。我宗夙以正傳之佛法為體，遵兩祖之訓，應祈皇祖之長久，圖國運之進展。”
此時，真宗大穀派也設置了“滿州拓事講習所”，派遣滿洲開拓屯田僧。“滿州拓事講習所”的目的是“培養在滿州國開拓、開教的有為人才”，地址在關東州旅順民政署管內山頭會沙包屯，占地三十六萬坪。一九三三年三月，真宗從全國召集二十五名年齡平均在二十歲的青年僧侶至本山參詣集訓，法主大穀光暢向他們訓話說：“滿州帝國的建設是其國民族自覺之結果，然而也是我帝國生命線之所係，所以理所當然不應當時常成為禍亂的發源地。”本山希望他們“竭誠報效國家和宗門，以期（在滿洲）出現國豐民安、兵伐無用的理想之鄉”。這批年輕人接受訓練後隨即由神戶港出發，至中國大連。（注：據《真宗》（昭和43年6月號）中綱田義雄所著《中國開教》(2)記載，講習所事務歸開教監督部，訓練則有哈爾濱的滿州開拓指導員訓練所代管。）
按照昭和九年版的《佛教年鑒》所反映的情況，佛教各宗趁“滿洲國”立國之機均大肆進行傳教活動，其中尤以真宗本願寺派和大穀派為最。一般來說，日本佛教最先的傳教對象是日本在東北地區的居留民。日本帝國主義為了達到永久占領東北並建立起殖民地經濟體製，曾大量地、不斷地向東北地區移民。據有關資料記載，一九○六年日本人在“關東州”的人口比例為3.4%，在滿鐵附屬地為33.2%。一九○八，“關東州”日本人口比例上升至7.0%，而附屬地則達到60.7%。至一九三五年，日本人在“關東州”的比例又增至14.3%，附屬地人口因為一部分已深入到內地從事殖民事業而下降至38.0%。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前夕，“關東州”的日本人已達到23萬多人。（注：（日）副島昭一撰《侵略中國東北與十五年戰爭的開始》，載藤原彰等編《十五年戰爭史》第一卷第49頁，青木書店，1988年版。該資料表明，同時期日本人在台灣和朝鮮的比例分別是5.1%和2.7%，因此在東北的日本人分別是在台日本人的2.8倍和在朝日本人的5.3倍。）
這些移民到東北地區的日本人原先都擁有各自的信仰，大都是某一宗派的信徒。來到中國後，這些人仍然有滿足精神信仰的需要，所以他們是日本佛教各宗競相傳教的對象。對於天皇製政府來說，也需要利用佛教的力量對這些人進行撫慰。當時在滿洲海拉爾特務機關工作的橋本欣五郎（陸軍中佐）提倡建立“宗教聯合會”，以便使“各宗教團體為探究基於王道的文化並實行之”。（注：該會本部設於海拉爾，省長為其指導，特務機關長為輔佐。）宗教聯合會成立後，興安北省省長任名譽總裁，海拉爾特務機關長任副總裁，幹事由每宗各一名代表、興安北省和特務機關各一名代表組成。主事由特務機關選出的幹事兼任。由此可見，日本佛教在滿洲北部地區的傳教活動完全控製在特務機關手中。
1934年（昭和九年）年底，偽滿洲國文教部宗教科對日本佛教的“全滿洲寺院數”進行了詳細的統計，結果如下（注：下表資料來源為前揭《戰時下的佛教》第75頁。）：
宗派————————————————————寺院數——————————布教使數
天台宗——————————————————————————————————6
古義真言宗——————————————————25—————————————20
真言東寺———————————————————1——————————————1
新義真言宗智山派———————————————3——————————————3
新義真言宗豐山派———————————————5——————————————9
淨土宗————————————————————22—————————————31
曹洞宗————————————————————29—————————————37
真宗本願寺派—————————————————30—————————————63
真宗大穀派——————————————————29—————————————56
真宗興正寺派—————————————————2——————————————4
本門法華宗——————————————————2——————————————3
此表未能反映日蓮宗的情況。實際上，日蓮宗在滿洲的傳教也是異常積極的。1935年（昭和十年）9月，該宗管長神保日慈親自到偽滿洲國布教，和陸軍中將四王天延孝合流，“謁見”偽滿皇帝，激勵開教使。他對傅儀說：“滿洲國應當同日本國攜起手來，必須成為象萬世一係的日本國那樣的萬世不易的國家。必須認識到《法華經》常住不滅的大精神為國民自體，從而達成五族融和之實。”（注：《戰時下佛教》第75頁。）神保日慈宣揚的基本上就是日蓮教團主張的“伴隨著王道主義新國家的發展而發揮立正主義”的那一套理論。
二、殖民當局對當地佛教的利用
1937年蘆溝橋事件爆發前夕，由偽滿政府斡旋成立了包括滿洲人佛教徒在內的“滿洲國佛教總會”，借此加強對佛教界的統製。該會推舉極樂寺的如光為會長，而實際權力則控製在日本人手中。從此以後，偽滿洲國的佛教事務一般均通過佛教總會實施。
如光是日本人豢養起來的忠實走狗，1934年偽滿政府派如光出席在日本東京召開的第二回泛太平洋佛教青年大會（總裁為大穀尊由）（注：此次大會宣稱：“世界文明如今正在太平洋上邁進，我日本正立足於太平洋時代的世界軸心，應當為完成向世界大規模地宣揚正義人道之使命而向前邁進。”），並擔任代表團團長。這次會議成立了“國際佛教青年會”，如光被推選為副會長，自此身價倍增。對於日本侵略者的凶殘和欺詐，如光則視而不見，不遺餘力地向信徒們宣講忍辱行善、大慈大悲、日滿親善、相互提攜、唇亡齒寒、一德一心等道理，甚至認為隻有建立大東亞共榮圈，打勝大東亞聖戰才能實現王道樂土，過上幸福生活。由於他借宣揚佛法之機為日本侵略者服務功勞卓著，所以偽滿民生部特授予他“長老”頭銜，日本天台宗也贈給他“權僧正”這樣的最高稱號。
這樣的例子還很多，如釋善果和自稱“佛主”的劉沿航，這些人甚至打著佛教的幌子，充當起日本侵略者的間諜。
三、日本佛教諸宗新一輪中國大陸傳教
從1940年開始，日本佛教界又掀起新一輪大陸傳教的熱潮。淨土宗宗務所參事裏見達雄在當年發刊的《前進佛教》上撰寫“關於大陸工作的再出發”一文，號召佛教各宗到中國傳教，進一步為日本軍國主義服務。他說：“如同（支那）事變從戰鬥轉變為建設，我佛教界的大陸進出也應當進入第二個階段。從各宗派以前進出的情況來看，今後必須攜手投入真正的大陸工作，以期不遺餘力地進行天業的翼讚，發揚日本佛教的本義。……大陸工作不用說是大事業。成就此大事業，各個宗派的體麵和利害不是問題。各宗派當然應當有這樣的覺悟。然而，進入大陸隻以宗派工作的麵目出現，因此而招來了不少批判，與本旨不符。必須迅速從以往的以宗派為單位轉變為以全佛教為單位，整個佛教界集中全部力量而發揮之。”（注：前揭《戰時下的佛教》第79頁。）很明顯，裏見達雄的意思是說，為了更好地配合軍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必須加強政治對宗教的統製。
1941年6月，神、佛、基三教在文部省和大政翼讚會的支持下，在小石川傳通院召開“宗教報國全國大會”。該會的宣言稱：“應付變化多端的世界形勢，並圖謀支那事變的完結和確立大東亞共榮圈，進而為建設世界新秩序發揮指導作用，這是我們民族的光榮和責任。”為此——
一、基於肇國之精神而圖國民信仰之昂揚，以期為完成高度國防國家體製而作出貢獻。
二、揚皇國宗教之本旨，從而走向大東亞共榮圈之建設，並期待著協助確立世界新秩序。
三、身於宗教報國之實踐，以期通過各自職分戮力同心而效天業奉讚之誠。（注：前揭《戰時下的佛教》第79頁。）
同年12月，文部省針對日本政府進行太平洋戰爭和擴大對亞洲侵略的新形勢，召開了“宗教團體戰時事務局長協商會議”，神道教13派、佛教27派、以及基督教教團、日本天主公教教團的代表出席了會議。會議對以下事項進行了討論：1、關於宗教團體戰時體製的強化問題，2、關於東亞宗教工作問題，3、關於宗教團體的自律問題。所謂東亞的宗教工作主要是針對“南方共榮諸國”展開宗教工作，同時進一步充實正在進行的中國大陸的宗教事業，為此特別強調培養派往大陸和南方教職人員。
1942年4月，神、佛、基、回各宗教團體在丸之內的大東亞會館集會，慶祝“興亞宗教同盟”成立。陸軍省的佐藤賢了軍務課長、海軍省軍務局的末澤中佐出席了會議。大會選舉陸軍大將林銑十郎（元首相）為總裁，大穀光瑞為副總裁，永井柳太郎為理事長。會議還製定了《綱領》和《宣言》。《宣言》說：
如今皇國基於開顯皇道世界之神意，確立大東亞共榮圈，進而圖謀萬邦的協和與世界人類的康寧。然而，當此之世，共產主義、唯物主義思想的侵略與戴著宗教假麵的民主主義、自由主義思想的侵略，擾亂到東亞宗教思想，並展開了強烈的思想戰。在此危急之際，日本宗教毅然崛起，神、佛、基、回各教一體協力，遵照肇國之大義，宣化於六合億兆，使歸於皇道之本義，以期翼讚曠古之聖業。（注：《戰時下的佛教》第81頁。）
《綱領》規定：
一、據皇國宗教之本義，向中外宣揚惟神之大道，從而達成世界宣化之先。
二、於崇高的宗教信念，展開熾烈的運動，從而確立大東亞建設的精神基礎。
三、除反皇道思想，創建皇道宗教文化，從而期待著聖紀的創造。（注：《戰時下的佛教》第81頁。）
這次大會的精神實質被1943年7月在大東亞會館召開的大東亞佛教青年大會一脈相承下來，也可以說就是同年11月在東京召開的“大東亞會議”的佛教版。（注：“大東亞會議”是以東條英機、汪精衛、張景惠等人為首召開的，泰國、緬甸、印度等國也派代表參加。大會決議：“一、大東亞各國協同一致確保大東亞的安定，並基於道義建設共存共榮的秩序。二、大東亞各國相互尊重獨立，舉互助敦睦之實而確保大東亞的親和。”）
這次會議是日本軍國主義一手操縱的，是侵略以中國為首的整個亞洲國家的佛教動員會。文部大臣岡部長景在帝國飯店舉辦的歡迎晚餐上發言說：
我國從前自極古以來便通過文化同大東亞諸國結成了密切的關係。特別是發祥於印度的佛教傳向支那等東亞諸地域，為各國思想文化的發展作出顯著的貢獻。……今天不用說為了完成大東亞戰爭、成就興亞的大業、並達成民族共榮之實，首先必須圖謀諸民族魂與魂之間的融合提攜，這是至關重要的。（注：“大東亞會議”是以東條英機、汪精衛、張景惠等人為首召開的，泰國、緬甸、印度等國也派代表參加。大會決議：“一、大東亞各國協同一致確保大東亞的安定，並基於道義建設共存共榮的秩序。二、大東亞各國相互尊重獨立，舉互助敦睦之實而確保大東亞的親和。”第83頁。）
大會發表的《大東亞建設佛教宣言》稱：“大日本帝國天皇陛下頒下大東亞宣戰之大詔正好一年又半，戰果赫赫，政道調適，山川懾伏，草木風靡，從而迎來東亞天地間輝煌的黎明。”為此，東亞諸國應在“佛祖照鑒之下，……為恢弘天業作出貢獻”。（注：“大東亞會議”是以東條英機、汪精衛、張景惠等人為首召開的，泰國、緬甸、印度等國也派代表參加。大會決議：“一、大東亞各國協同一致確保大東亞的安定，並基於道義建設共存共榮的秩序。二、大東亞各國相互尊重獨立，舉互助敦睦之實而確保大東亞的親和。”第83頁。）在大會精神的指導下，不久以文部省宗教局局長名義給佛教各宗下發了一份《通達》，要求各宗派順應國策，齊心協力共同建設東亞新秩序。此後，在滿洲布教的日本僧侶達503名，此外在“北支”、“中支”、“南支”的日本僧人達429人。
四、日蓮宗的滿洲傳教
在日本佛教諸宗中，日蓮宗感到自豪的是該宗有著最早的中國大陸布教史。特別是貞鬆山的蓮永寺，因日蓮門下“六老僧”之一日持（注：日持生於建長二年(1250)，駿河國庵原郡鬆野人，為鬆野六郎左衛門之子。曾登比睿山出家，文永七年(1270)21歲時至鐮倉投日蓮門下。日蓮入寂後與同門諸老僧共守祖廟。弘安六年(1283)於駿河創蓮永寺。他時常打算至異域傳教，於永仁三年(1295)正月將後事托付給弟子日教，隻身來到東北，取道奧州而至北海道，然後又至中國的東北和蒙古各地傳教，因此被看作是日本向海外傳教的先驅。）的海外布教，更加覺得在中國傳教問題上責無旁貸。日俄戰爭之後，蓮永寺第35世小泉日慈繼日持之遺緒，於1907年至滿洲大連開設“日蓮宗清國大連布教所”（後改稱大蓮寺）。至二戰結束，該宗在滿洲共有29個開教所和布教所，教線擴張至大連、旅順、安東、鞍山、奉天、鄭家屯、長春（新京）、哈爾濱、佳木斯、齊齊哈爾、四平街、延吉、平安鎮、北安鎮、牡丹江、營口、本溪等地。滿洲之外，該宗在北京、上海、蘇州等地也有布教所。
大連在地理位置上距離日本最近，九州移民來的人很多。該市90萬人口中30萬是日本人，所以日蓮宗大蓮寺的傳教對象最初當然是日本人。大致到鬆村日量接管該寺後，開始向中國人傳教。為此，該寺設立了滿蒙布教師養成所私立修養寮，這就是後來稱之為滿州立正學校的旃檀林。除大蓮寺以外，小泉日慈還在旅順創建白玉山日清寺，該宗的平間壽於沈陽市（時稱“奉天”）十間房建蓮華寺。（注：據鬆村壽顯所著《日蓮宗滿州開教狀況》（本文載《戰時下的佛教》一書）記載，當時大連市內真宗西本願寺派有布教師60名，東本願寺派20至30名，曹洞宗20名，日蓮宗15名，真言宗和淨土宗也是15名，臨濟宗妙心寺派10名。此外新興宗教中的天理教、金光教等也有人在此傳教。）
1938年日蓮宗宗務院發布的《開教規則》在規定向北美、朝鮮、滿洲、台灣、樺太等地區傳教外，還特地提到向“北支”（中國北部）和“南支”（中國南部）傳教。在此前後，該宗重要人物還多次專門來華巡教。如1927年的教學部長平間壽本（奉管長酒井日慎之命）、1932年小野日熹（風間日法管長的代理）、1936年的村雲尼公、1938年和1939年的馬田行啟教學部長（望月日謙管長的代理）等，此外還有神保日慈、宇都宮日綱、鈴木惠隆等。象其它各宗派一樣，日蓮宗也同關東軍保持著密切的關係。如慰問駐屯軍，舉行戰歿者慰靈祭等。布教使中的皇軍慰問使和軍隊布教師都是通過宗命派遣的，他們享受著將校的待遇，可見地位很高。這些人還時常做演講，鼓勵軍隊的士氣。
五、真言宗密教重興會的活躍
1943年10月，真宗大穀派法主光暢和裏方智子至滿洲“巡錫”，作為此行之紀念，該派滿洲開教監督部著手製定“著實的開教方策”。據曾在滿洲從事傳教工作的真宗大穀派教職人員岡田義雄所言，該宗時常在其別院（昭和十七年完成，占地200坪）舉辦特別演講會，邀請陸海軍武官來此講演。此外還召開神、佛、基三教精神振興聯合演講會，並以佛教總會新京本部名義舉行戰歿者追悼法會。岡田義雄還記錄了當時佛教各派在滿洲的寺院總數，其中大穀派80座，本願寺派53座，真言宗40座，曹洞宗37座，日蓮宗34座，淨土宗28座，日本山17座，臨濟宗9座，天台宗2座，興正派1座，華嚴宗1座，時宗1座。1944年，在滿洲的佛教各派響應捐獻軍用飛機運動，積資捐獻了一架名叫“協和佛教號”飛機。
六、石原莞爾與侵略戰爭
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1月石原莞爾生於山形縣鶴岡町，父親是警察官啟介。幼年時曾入仙台陸軍地方幼年學校、陸軍中央幼年學校、陸軍大學學習。據所著《戰爭史大觀的由來記》稱：他是在“大正九年(1920)赴漢口之前成為國柱會的信徒”，（注：如前文所述，國柱會是田中智學創立的信仰日蓮教義的在家信徒的信仰團體。田中從明治十四年起開始他的宗教運動，同四十四年以其倡導的“日本國體論”而為世人注目，並且創造了“日蓮主義”一詞高唱起宗門改革。）信仰起田中智學宣揚的“日蓮主義”和“國家主義”。
1923年（大正十二年）7月，石原莞爾為研究軍事學而至德國升造，兩年後歸國，任陸軍大學教官。在德學習期間，他對拿破侖等人的軍事戰略很感興趣，再加上他對日蓮教義的感悟，遂逐步形成了他的“世界最終戰爭觀”。石原的戰爭觀是以其曆史觀為基礎的。《最終戰爭論》稱他“在人類史上最先發現了戰爭進化的法則。基於這一法則而得出戰爭會迎來發達之極限的結論。……戰爭發展至極限時，是為人類最後的戰爭。這是世界統一、永久和平的第一步”。至於“最終戰爭”何時到來，石原認為，中世紀的戰爭經過了一千年，自文藝複興至法國革命大體經曆了300-400年，而法國革命到第一次歐洲大戰大約為125年。照此看來，“最終戰爭”大體上會在今後的50年內發生。實際上，從第一次歐洲大戰的爆發到石原出版其《戰爭史大觀》和《最終戰爭論》已經過了20多年，所以也可以說“最終戰爭”隻在昭和十五年後的30年內進行。石原說，達到人類戰爭發達之極限的下一場戰爭是通過“決戰戰爭”而達到“無戰爭”的目的。也就是說，世界將通過下一場“決戰戰爭”而達到統一。石原的“最終戰爭論”還提出其宗教依據。《最終戰爭論》專門設有“佛教的預言”一節，采用《大集經》的五個時期說，並加上日蓮的理解，將釋迦牟尼去世後的二千五百年劃分為五個時期，各五百年。其中第五個五百年為“鬥諍堅固”時代。“末法”一萬年即從這時開始的。經典說此時“白法隱沒”，普通佛教已失去了指導力。
石原從經典的預言中得出，在“白法隱沒”的“末法時期”，正是“大聖靈”（本佛）的全權大使上行菩薩——日蓮來到世間弘揚大聖靈“秘法”的時候。作為日蓮的弟子，他把自己努力實踐的“最終戰爭”自覺地升華為宗教行為。他的《戰爭史觀》就是以日蓮的《撰時抄》為理論依據，由最終戰爭、戰爭絕滅、永久和平的實現等部分構成的。日蓮在《撰時抄》中稱他的那個時代是“前代未聞的大鬥諍之時”，石原理解這分明是說已經進入到“鬥爭之極限”時期，而接下來的“廣宣流布”則是“永久和平”時代的到來。“鬥爭時代”和“永久和平時代”的連接點即是“最終戰爭”。
很顯然，石原的“最終戰爭論”正是在為日本帝國主義將要發動一場更大規模的侵略亞洲國家的戰爭尋找合適的“理論”依據，將他們進行的侵略戰爭美化為實現“永久和平”的戰爭，使這場不義的戰爭帶有更大的欺騙性。大正十四年(1925)十月，石原莞爾由德國留學歸國，重新至陸軍大學執教。昭和三年(1928)十月十日被任命為關東軍作戰主任參謀，十月二十日抵旅順關東軍司令部工作。據說石原在此前的昭和二年晚秋曾到伊勢神宮參拜，當時“他的眼前出現地球的形象，並看到一束金色的光由日本射向滿洲”。（注：昭和十八年一月伊地知則彥訪問石原時，石原還談起過這一神跡。）這一神話的製造似乎要讓人們產生這樣的聯想，即由日蓮預言的“最終戰爭”將會由一位代表宇宙根本靈體（大聖靈）的力量的“賢王”發動起來，由此人類的信仰將會走向統一，整個世界將實現永久的和平。而這場“最終戰爭”的戰場就是滿洲。
在獲得伊勢神宮“神啟”的同時，石原在日蓮的著作《諫曉八幡抄》中找到了另一種理論上的依據。日蓮說，古代佛教由西向東傳播，就象月亮由西向東運行一樣，而“太陽則由東向西，這是日本佛教還於月氏的瑞相”。在此，石原真正尋找到他的政治追求和宗教追求的契合點，充分地將他所闡發的日蓮的教義運用到侵略亞洲的戰爭當中去。也就是上述力量的驅使，石原到任後便著手參與策劃柳條溝事件和謀殺張作霖的事件。這一切，在他看來都是本著“大聖靈”的旨意，是為了建立永久和平的“王道樂土”。
滿洲建國和石原莞爾也有密切的關係。昭和七年（1932年）二月十六日，張景惠、藏式毅、熙洽、馬占山四巨頭至關東軍司令部參加“建國會議”，當時和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以及板垣、石原等人合影留念，照片背後的司令官室的牆壁上赫然懸掛著“南無妙法蓮華經”數字，可見日本法西斯主義者和追隨他們的漢奸們確實是在打著佛教的幌子幹著侵略中國的勾當。在對於滿洲的政策上，石原的認識曾發生過重大的轉變，即由“滿蒙領有論”轉變為“獨立建國論”。他自我標榜這種認識的轉變是考慮到中國的“政治能力”問題，即有沒有能力治理這個“國家”。而實際上日本帝國主義之所以選擇扶植傀儡政權的統治方式，完全是為了使自己的統治更隱秘，更具有欺騙性。（注：昭和十一年（1936年）石原大佐升任參謀本部作戰部長，翌年又晉升為少將，並任參謀本部第一部長。不久，他以關東軍副參謀長的身份再次來到中國東北，和時任關東軍參謀長的東條英機一起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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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蘆溝橋事件爆發前夕，由偽滿政府斡旋成立了包括滿洲人佛教徒在內的“滿洲國佛教總會”，借此加強對佛教界的統製。該會推舉極樂寺的如光為會長，而實際權力則控製在日本人手中。從此以後，偽滿洲國的佛教事務一般均通過佛教總會實施。
如光是日本人豢養起來的忠實走狗，1934年偽滿政府派如光出席在日本東京召開的第二回泛太平洋佛教青年大會（總裁為大穀尊由）（注：此次大會宣稱：“世界文明如今正在太平洋上邁進，我日本正立足於太平洋時代的世界軸心，應當為完成向世界大規模地宣揚正義人道之使命而向前邁進。”），並擔任代表團團長。這次會議成立了“國際佛教青年會”，如光被推選為副會長，自此身價倍增。對於日本侵略者的凶殘和欺詐，如光則視而不見，不遺餘力地向信徒們宣講忍辱行善、大慈大悲、日滿親善、相互提攜、唇亡齒寒、一德一心等道理，甚至認為隻有建立大東亞共榮圈，打勝大東亞聖戰才能實現王道樂土，過上幸福生活。由於他借宣揚佛法之機為日本侵略者服務功勞卓著，所以偽滿民生部特授予他“長老”頭銜，日本天台宗也贈給他“權僧正”這樣的最高稱號。
這樣的例子還很多，如釋善果和自稱“佛主”的劉沿航，這些人甚至打著佛教的幌子，充當起日本侵略者的間諜。
日本佛教徒積極參與侵華，東北的佛教徒積極響應，裏應外合，吃裏爬外，勾結外敵，禍亂我中華。確實體現了佛教有教無國，賣國成性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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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一直是中國佛教的中心。
民國時佛教大興，而佛教最興旺的地方就是南京。按照佛教的因果理論，南京積累了無量的功德。那為什麽會發生南京大屠殺呢？
我們一起看看佛教泰鬥，美國萬佛城宣化上人大力推薦的文章：
《妙法老和尚：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南京大屠殺的因果》
人生了悟的空間
http://hi.baidu.com/10001/item/b6f6aacfe506d322a0b50a7c
（美國萬佛城宣化上人就是妙法老和尚，宣化上人在佛教界被認為是阿彌陀佛的化身）
許多人在讀完《現代因果實錄一、二》中的因果故事後，都戒掉了肉，並力行吃素放生，最近國際形勢很不太平，有一居士對戰爭的起因很感興趣，想讓師父談談戰爭（刀兵劫）到底因何而起？
下麵是某位師兄與妙法師父關於刀兵劫和吃素放生問題的對答。
某師兄問：我曾看過一些相關的戒殺放生之類的書籍，但還是不明白刀兵劫具體的因果是怎樣的？師父能說說嗎？
妙師說：刀兵劫就是指戰爭，你們要想想，這些平生素不相識的人為什麽要拿起武器互相拚殺呢？
某師兄答：是因為這些人曾經在過去生中也相互拚殺過，相互吃過肉吧？
妙師說：是的。現在的人吃肉時，有沒有想過，這些可憐的動物跟我們有何怨仇？所以戰場上，平生素不相識、無怨無仇的敵我雙方士兵們相互殺戮，也是如此。吃肉的人和捕殺的人同罪，受報時，殺者為兵，食肉者為民。作為百姓，受苦最大，如南京大屠殺等屠城事件。
大概情況是這樣的：
舉例來說二戰的起因，很多人都說是因為德國法希斯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擴張和反人類行為造成的。這隻是從世間法來看，具體到因果，是因為希特勒過去多生中是海中的一條魚王，領導海中眾多小魚，時有眾國人民以捕海魚為生，這眾國眾人輪回成二戰時的尤太人（希特勒曾想用屠殺來完全消滅此民族）。希特勒性情暴燥，殺人無數，但本人卻是不吃肉的素食者（他吃素，並非想行善，因為他過去生中，生生世世都為畜牲、動物、魚類等，所以因業障習性，一見同類就不敢食）。此魚族因過去被漁民所殺，死前都曾發願：如有來生，得生人中，消滅所有殺過吃過牠們的人。所以才有後來的二戰。
同樣，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軍過去世中是太平洋中的一族海魚，因長期被中國大陸漁民捕殺，這些被殺被吃的魚，數量極多，經過長時期輪回成為日本人，當數量增大到一定程度後，由於過去世的怨氣，所發惡願故，並最先發動侵華戰爭，所以一般國與國之戰爭，沿海漁民先遭刀兵劫，然後是內地及世界各國，原因是所有賣魚和吃過魚的人，都會陸續受報。其中海裏有些季節性遷移的魚群，數量亦是極多，經過中國海、太平洋等地，整個亞洲地區的漁民，都先後捕殺過，很多沿海地區的人民也買過吃過，這就是最後連美國人也卷進戰爭的原因。因此，刀兵劫就是眾生吃肉的總結算，哪裏有殺業，哪裏的人口欲最重，戰火就燃燒到哪裏。中國的內戰——中國人打中國人，也是如此。動物一旦被殺，就會就近投身，畜牲道業盡，投生在人中。中國河多，江多，物產多，人也多，口欲也極重，幾百年來被殺物命，投胎做人的聚集得多了，就會開始人殺人，相互討債還債，輪轉不停。
某師兄問：現在已經死去的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生在何道？
妙師答：罪重的早就下地獄受無量苦了，罪輕的現在反複投生惡道，如南京人現在最喜歡吃龍蝦了（後來聽說中國的龍蝦是來自日本，本來沒有），聽說每天要吃掉幾十噸啊，這些就是你所問的那些人的下場了。你們可能會說：這些日本人，罪有因得，報應啊。但你們別忘記了，《楞嚴經》說：“貪愛同滋。貪不能止。則諸世間卵化濕胎。隨力強弱。遞相吞食。是等則以殺貪為本。以人食羊。羊死為人。人死為羊。如是乃至十生之類。死死生生。互來相啖。惡業俱生。窮未來際。是等則以盜貪為本。”眾生互為高下，輪轉不停啊，你吃我，我殺你，再反過來，你也來再吃我殺我，沒有休止的那一天。
某師兄問：殺生吃肉除了造成刀兵劫外，還能造成世間瘟疫和種種天災吧？
妙師答：最近的非典瘟疫，就是因為有人食用野生動物造成的，這一點現在是人所共知的了。內蒙的沙塵暴表麵上是因為過去幾十年當地畜牧業造成的，當地人飼養了大量的牛羊，用於內地人的食用，其實沙塵暴是貪業所至，殺生吃肉亦是貪。眾生貪得無厭，過去溫飽不足時，亦求過上天，希望上倉賜於眾生溫飽，可現代不但溫飽已解決，而且還過上小康富裕生活，可謂是幸福生活樂濤濤，但是眾生不會隻滿足於溫飽，因此要吃好的，吃各種物命來滋養身體，這不是貪得無厭，是什麽？吃肉不但是貪，還是犯五戒，為什麽呢？所吃肉，你不吃，他不殺，別人也不會賣，因為沒人買來吃，肉販子沒錢賺，自然沒人賣了。沒人吃也就不會有人去捉，去飼養，去屠殺。這是犯第一條殺戒。
肉是從殺而來，殺別人的生命，未經物命同意，而取之性命，此是偷。犯第二條盜戒。
溫飽思淫欲，人整日吃得太飽，太營養，蛋白質攝取的太多，就會胡思亂想，思淫縱欲，容易犯第三條淫戒。
吃肉殺生有背佛陀同體大悲之精神，有人說我信佛行善，如果不能斷肉，斷殺，又怎能是真正的善呢，這是自欺欺人，也是犯第四條妄語。
吃肉時往往會因一些場合等情況而飲酒做樂。犯第五條酒戒，還美其名叫做：方便法。
某師兄問：吃肉有如此多的罪過啊，不是說可以吃些三淨肉嗎？這的確是廣渡眾生的方便法啊？
妙師答：三淨肉是說給未入佛門或剛入佛門人士聽的，佛要廣渡眾生，必須善巧方便，才能廣渡眾生，但學佛日久，當漸斷之。楞嚴經雲：“汝等當知。是食肉人。縱得心開似三摩地。皆大羅刹。報終必沉生死苦海。非佛弟子。如是之人。相殺相吞。相食未已。雲何是人得出三界。”
宣化上人亦開示：佛陀說：阿難，眾生肉是不可食的，我隻是教出家人，可以食點五淨肉即：不見殺、不聞殺、不為我而殺、自死肉、鳥殘肉。這五種肉是我以神通之力化生，本來沒有命根，亦因你們婆羅門所居的地方，天氣過於潮濕，又多沙石，不能夠種果菜，連青草都不能生，故我用大悲神力，幻成這五淨肉，使你們得食，奈何在我滅度後，一般不肖之徒，居然食眾生之肉，還敢自稱是釋子呢？
學生問：佛既然戒殺，為何又用神力化五淨肉，教出家人得食，為何不化蔬菜或稻米等呢？
上人：有人願意回答這個問題嗎？
學生：經文上說：“汝婆羅門，地多蒸濕加以沙石，草菜不生”，大概是地理環境之限製，故佛陀便化肉而不化稻菜。不知這看法對嗎？
上人：佛陀既有大神力，在沙石之地，化蔬菜稻米，亦是輕而易舉之事，根本不受地理環境之限製。莫如說：佛很了解眾生的心理，知道一般人喜歡吃肉，就算某些出家人，要他立刻斷葷吃素，他會感到吃大虧，舍不得肉味。佛為順從人情，來接引這些人，先作一個方便，允許他們可以吃五淨肉。並說明是佛力所化，沒有命根。但在其他經論，如楞伽、大涅盤經等，都說得很清楚，為佛弟子，不應吃眾生肉，因斷大慈悲種性，是修淨行的一個很大障道因緣。各位對這點，應該徹底明白，不應借口說佛允許出家人吃五淨肉，便可隨便開齋破戒，即是曲解經義，大錯而特錯！
某師兄問：放生後還可以吃三淨肉嗎？
妙師答：放生就是要用同體大悲之心，救渡物命，如果放生之後還在吃肉，那就是用攀緣心來行善了，當然放生有放生的功德，吃肉有吃肉的罪過，不能因為眾生吃肉而阻止別人放生的。邊吃肉邊放生，就如同竹籃打水，一邊打一邊漏，大家都知道這樣打水，終不可滿。但佛教是以方便法渡眾的，這些拿竹籃打水的人，總比有些對放生不屑一顧的人要強百倍呀，至少他們去打水了，可能一時還不能明白為何而放生，放生的真正意義何在，但他們至少在用竹籃打水了，學佛日久後，就會明白放生就是救命，一切眾生皆有佛性，我救你，就是救自已，如果明白了這個道理之後，他們就不會再用竹籃打水了，因為他們發現用竹籃打水會全漏光，沒有實際的利益，然後會用不漏的工具打水，才會圓滿。
某師兄問：師父可知本拉登為何要攻擊美國人，又是何因緣？
妙師答：這個人曾幾十萬世為人間牛，所以怨氣亦極重，極強烈。恰美國人又極喜歡吃牛排，可以說是全民皆牛，你仔細想想，就不難知道為何會發生911事件了。你們今後千萬別吃任何眾生肉。美國人如果不戒吃牛肉，不知還會有什麽更大的劫難呢。希望你今後以戒為師，一定要持好戒，才能學好佛。今天就談到此為止。
某師兄答：原來如此，太可怕了。下次再也不吃眾生肉了。謝謝師父指點，我一定以戒為師，堅決不食一切眾生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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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利用對中國傳統文化道德體係的了解，發動點穴戰
日本忽悠中國發仁慈惻隱之心，包容日本侵略挑釁顛覆中國的行為
對中國傳統文化和道德體係中弱點的了解，日本人真的不是一般的深啊！
給予國企購車的采購高額回扣；
給予國企購車和購買日貨的領導高額賄賂和對子女的優待；
收集國企領導的黑材料，恐嚇和挾製中國企業領導。
日本窺探和侵略中國的心起碼有幾百年了，有些等不及了。
收買論壇和論壇版主，打壓抵製日貨和反對日本侵略的身影；鼓吹賣國和做漢奸；
日本利用先發優勢，2次破壞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現在日本的發展依賴中國的市場和資源，還給中國搞破壞；
中國需要把這部分市場和資源拿回來，為自己的發展開路；
網上很對鬼子和漢奸們的論調。要求不要抵製日貨，等中國質量比較日本好了以後，日本產品就自然沒人買了；要求不要和日本打，說中國不是日本的對手；要求中國向日本退讓，日本人民很無辜；要求中國政府同意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和《馬關條約》，說這些都不關日本政府的事，是日本右翼的影響，等等。
那釣魚島我們怎麽辦？
日本人要求我們退讓？
我們怎麽辦？
不打！不抵製日貨！難道要投降嗎？
日本鬼子的走狗就是希望中國這樣。這樣的人就可以叫做漢奸？
日本鬼子犯賤，侵略和挑釁中國，卻要求中國安撫。雖然了解中國文化，知道中國傳統文化和道德的弱點，但也不能把中國人當傻B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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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與佛教的殊勝因緣
《中國宗教》2010-4-16
南京是六朝古都、十朝都會，擁有2480餘年的建城史和1780多年的佛教文化發展史。“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既是人們對當年佛教興盛的追憶，也是南京以佛教文化隆盛於中國的佐證。從東漢末年佛教東漸江南，到清朝末年楊仁山創立金陵刻經處，南京在中國佛教的興衰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豐厚的佛教文化底蘊，眾多的佛教文化遺存，以及流淌在南京城市血脈中的佛教精神，在在見證了南京與佛教的殊勝因緣。
一、江南首寺
佛教文化傳入南京，始於東漢獻帝（189-220）末世。自孫權建立東吳政權定鼎建業（南京）之際，佛教南漸。
公元222年，精通漢文、梵文等六國語言的西域大月支（氏）人支謙從洛陽來到吳地，孫權聞其博學有才慧，十分器重，拜為博士。支謙就在建業傳授佛教，翻譯佛經。這可以說是南京佛教初傳，也是佛教在吳地正式傳播的開始。
東吳赤烏十年（247），西天竺沙門康僧會至金陵。康僧會為使東吳大地佛法振興，便持杖東遊。初次到達建業，營建茅庵，設立佛像，進行傳道。《出三藏記集》卷十三記載了康僧會與孫權的會麵過程：“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稱沙門，容服非恒，事應驗察。權曰：”吾聞漢明夢神，號稱為佛。彼之所事，豈其遺風耶？‘即召會詰問，有何靈驗。會曰：“如來遷跡，忽逾千載，遺骨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起塔乃八萬四千。夫塔寺之興，所以表遺化也。’權以為誇誕……（康僧會）乃共潔齋靜室，以銅瓶加幾，燒香禮請……果獲舍利……權大嗟服，即為建塔……”
自此之後，東吳大地始有佛寺，此寺故名建初寺，同時把建寺的地方，叫作佛陀裏。建初寺的建立開風氣之先，為江南佛教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建初寺為初來江南的沙門提供了穩定的生活起居之地，並為他們進行佛事活動提供了方便。由此開始，江東吳地，佛法大興。
二、舉國興佛
南朝（420-589）是中國佛教文化的重要發展時期。南朝宋、齊、梁、陳，均以今天的南京為都城。佛教在東晉已有較大發展，至南朝，由於宋、齊、梁、陳四代王朝的大力支持和提倡，佛教進入了一個廣泛傳播和迅速發展的階段，隆盛整個江南。當時的南京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麵。特別是蕭梁一朝，大批西域和天竺名僧前來，譯經事業空前發達。佛教與中華儒道思想交流爭鳴更為突出，也促進了佛教義學的蓬勃發展，出現了豐富的著述，並形成各派學說。江南各地大規模建造寺院，佛教徒不斷增加。
梁武帝蕭衍（464-549）年輕時曾信奉道教。登基第三年便率僧俗二萬人舉行大法會，宣布自己“舍道歸佛”。他希望通過“以佛化治國”的途徑，將人們從對現實名利的關注引向彼岸和未來，以此求得生命的永恒與超脫。
梁武帝大力倡建寺院。同泰寺、大愛敬寺、大智度寺、皇基寺、光宅寺、開善寺等都是梁武帝所建造。他還大造佛像，如同泰寺的十方金像、十方銀像，光宅寺的丈八彌陀銅像等，都非常宏偉。梁武帝皈依佛門後，曾四度舍身同泰寺，四次都是大臣用大量的金錢把他從寺中贖回。貴為皇帝卻舍身出家，此種做法擴大了佛教的影響，提高了佛教的地位。從此，“舍身”佛寺幾乎成了南朝皇帝的一種儀式。
梁武帝廣泛結交當時的名僧，光宅寺法雲、開善寺智藏、莊嚴寺僧旻被稱為梁的三大法師，其他如寶誌、寶唱、僧祐等，都受到禮遇。他還熱心講經，不但請僧人講，還親自講經。他請當時的學問僧編著佛教書籍，自己也親自著作，據說有義疏百卷。他創立了“三教同源”說。針對範縝的《神滅論》，他動員名僧、權貴64人，寫了75篇論文，對“有神與無神爭論”進行幹預。
梁武帝還親立僧製。他作《斷食酒肉文》，要求僧尼食素，漢傳佛教不食酒肉由此開始。後世流行的《梁皇懺》儀規，一般認為也由梁武帝始。為了統管全國僧尼，他命法超製訂《出要律儀》，命法雲創立僧尼戒規。他還以殺牲祭祖“無益至誠，有累冥道”為由，改變了曆代天子太牢血祭的禮典，直至梁亡。
正是由於帝王的推崇並以身事佛，南朝佛教至梁，達到了頂峰。“都邑大寺七百餘所、僧尼講眾常有萬人”。據唐法琳《辯正論》記載，梁代有佛寺2846所、僧尼82700人，比東晉時寺院增加千餘所，僧尼增加三倍多。如果說在三國、東晉時期，全國佛教的重鎮是在北方的長安和洛陽，那麽，到了南朝，建康已成為全國佛教的中心。
三、四宗之源
漢傳佛教的諸多宗派與南京有著深厚的淵源，禪宗初祖在南京駐錫定山寺，三論宗和禪宗的牛頭宗、法眼宗均創建於南京，智大師天台宗思想也形成於南京。
南朝梁時，達摩祖師受梁武帝邀請至建康宣揚佛法。公元520-526年，達摩曆經千辛萬苦從海上到了廣州。梁武帝派人專程迎達摩到建康，儀式十分隆重。後達摩與梁武帝話不投機，不辭而別，“一葦渡江”後，在江北長蘆寺停留，後又至定山駐錫，麵壁修行。定山寺至今留有“達摩岩”、“宴坐石”、達摩畫像碑等遺跡。其中，達摩畫像碑為國內最早的達摩造像碑，比嵩山少林寺的祖師碑要早120多年。定山寺成為禪宗重要叢林，被譽為“達摩第一道場”。達摩最終到達河南少林寺，創立佛教禪宗。
陳隋之際，金陵人吉藏（549-623）創立三論宗，在長江下遊頗有影響。建康的棲霞寺、興皇寺是南方三論宗的中心。大曆（766-779）年間，金陵有玄璧法師弘傳三論，浙江金華有慧量法師專講三論。雖至中唐，傳三論者尚有人在。會昌禁佛之時，此宗章疏被毀殆盡，幾成絕學。清代末年，楊仁山居士從日本將此宗失傳的章疏著作取回，國人方能窺其全貌。
陳光大元年（567），智奉其師慧思禪師之命，赴金陵弘揚教觀、講經說法，受到了陳代朝野僧俗的歡迎與敬重。他既講《法華經》，又弘傳禪法。陳宣帝曾特敕停朝，率諸京官，親臨聽法。宣帝太建元年（569），智被朝廷迎請住進了瓦官寺，前後住了8年。在瓦官寺，智講經說法，標立宗義，判釋經教，為創立佛教宗派打下了基礎。隋滅陳後，智逃離金陵，被晉王楊廣請到揚州，授予“智者大師”稱號。開皇十五年（595），又受晉王之邀，至金陵撰《淨名經疏》28卷，使南京佛教的義學研究有所深入。智之學使江南佛教注重義理的風氣有所改變，同時也吸收了南朝盛行的三論、涅槃二宗的思想。後至浙江天台山，為天台宗的實際創始人。因此，天台宗雖以天台標名，但仍視南京光宅寺、瓦官寺為其祖庭。
佛陀跋陀羅在建業翻譯出華嚴宗的經典《華嚴經》，南朝的僧朗等眾多三論學者均兼習《華嚴》。此後，華嚴之學不時有人傳習，但人數不多。明代，句容寶華山的洪恩，清末的楊仁山、月霞等也弘傳過《華嚴》。
梁大同年間，智文（508-509）於光業寺首開律藏於江南，影響甚大。唐代高僧鑒真也在金陵弘傳過律學。明末清初，律宗在金陵一度振興。萬曆初，如馨（1541-1615）在古林寺傳戒，被尊為律宗中興祖師。廣陵人寂光繼之，使古林成為律宗道場。晚年，又分燈於寶華山，形成律宗的古林、寶華兩派。
在佛教各宗派中，禪宗在金陵流傳最久，影響最大。貞觀元年（627），禪宗四祖道信的弟子法融（又稱慧融）來到金陵南郊牛首山支脈祖堂山悟道修行，創立了牛頭禪法。永徽二年（652）在建初寺講《大般若經》，聽者雲集。著有《心銘》。此宗在於“排遣多言，著眼空寂”、“菩提本有，何須用守”，成為後來的南宗先聲。當時，牛頭禪法在常州天寧禪寺、鎮江鶴林寺等江南名刹都有傳承，至唐末漸衰。後由日本僧人最澄傳入日本。南唐時期，文益禪師（885-958）被唐帝迎至金陵，住報恩禪院，後建清涼寺，文益針對當時禪宗不通教理的弊端，撰寫了《宗門十規論》等，大力提倡研究教理，學習《華嚴》。四鄉慕名而來從其求學者不下千人。文益臨終時，南唐中主李璟曾親臨方丈問疾。文益去世以後，中主賜諡為“大法眼禪師”，所以文益開創的法係被稱為“法眼宗”。吳越末年，高麗王派僧人隨文益的再傳弟子延壽學法，此宗遂由此傳入朝鮮，盛行海外。
宋代以後即成為佛教各宗派共同信仰的淨土宗，一直在金陵廣泛流傳。被列為南宋淨土祖師之一的宗頤於宋哲宗元祜年間（1086-1093）住持長蘆寺，以主張禪淨雙修聞名。
四、皇家寺塔
南京的寺塔建築，始於三國，南朝達到極盛。“鍾山帝裏，寶刹相臨；都邑名寺，七百餘所。”其中梁武帝敕建的同泰寺，有大殿6座，小殿及佛堂20餘所。殿外積石為山，林木蔥蘢。寺周以池為塹，靜謐幽深。可惜建成後僅18年就毀於雷火。唐高祖時，始建於南朝齊時的棲霞寺大興土木，新建梵宮琳宇49座，改名為功德寺，為“天下四大叢林”之一。明清時期，金陵仍有許多寺廟。據《金陵梵刹誌》記載，明代的南京有靈穀寺、報恩寺、天界寺3大刹；棲霞寺、雞鳴寺、靜海寺、弘覺寺、能仁寺5座次大刹；清涼寺、瓦官寺等32中刹以及華嚴寺、天隆極樂寺等128座小刹。
南京寺塔中，最出名的當屬明初在南京城南古長幹裏的大報恩寺。該寺原址有建於吳赤烏三年（240）的長幹寺及阿育王塔。在明初之前，其原址及周邊地帶，曾有曆代官方及皇家敕建的許多寺塔，包括宋長幹寺及塔、宋天禧寺及聖感舍利塔、元興慈恩旌忠教寺和慈恩塔等，多次毀壞又多次重建。明清鼎盛時期，其範圍達“九裏十三步”，曾與靈穀寺、天界寺並稱為金陵三大寺，轄領城南一帶次大刹2座、中刹14座。
永樂十年（1412），明成祖依照皇宮大內的建築規製重建寺院，賜額為大報恩寺，曆時17年，至宣德三年（1428）建成。動用全國征集的良匠軍工達10萬人，僅建塔一項的費用，錢糧銀就達248萬兩。建成後的大報恩寺為江南三大寺之一，是全國最大的講寺，為包容各派的佛教義學講堂，並一度成為管理全國佛教事務的僧錄寺所在地。
清鹹豐六年（1856），大報恩寺、塔毀於兵火，寺院變成廢墟。2008年南京發掘大報恩寺地宮，在1942年出土玄奘大師頂骨舍利的地方，發現宋長幹寺地宮遺址，出土了石函等物。石函北壁上刻有《金陵長幹寺真身塔舍利石函記》，碑文記載“長幹寺葬佛頂骨舍利”。考古發現，石函內置鐵函，鐵函內安放七寶阿育王塔，塔內有兩套盛放舍利的容器，一套為鎏金銀槨，另外一套為方形銀函。
五、傳播中心
南京是古代中國江南地區最早傳播佛教文化的地區，也是近代中國佛教文化的傳播、研究中心。
從東吳到南朝，一代代譯經大師在金陵翻譯了大小乘佛教經典約500部，2000多卷，使金陵成為全國重要的譯經中心、義學基地，以建康為中心的南方佛教逐漸形成了重視與清談玄理的交流、傳播般若性空之學的特點，對全國佛教義理的弘傳與研究作出了重大貢獻。孫吳時，支謙共翻譯佛經36部48卷，這是南京有佛教經典的開始，對佛教思想在中國的傳播起了重要作用，其中《大阿彌陀經》、《般舟三昧經》為漢地淨土宗思想奠定了基礎。康僧會除了翻譯經典，還注釋了《安般守意》、《法鏡》、《道樹》三經，最早融合釋、儒、道三家思想，為佛教的中國化作出了重要貢獻。東晉時，道場寺雲集了佛陀跋陀羅、法顯、寶雲等高僧，翻譯了《大方廣佛華嚴經》、《摩訶僧祇律》、《大般泥洹經》等許多經典，為大乘瑜伽學說的東傳開了先河，極大促進了佛教義學的發展。法顯在建康道場寺翻譯了6部佛經，共100多萬字。還寫成了與玄奘《大唐西域記》齊名的《佛國記》，這是我國第一部記述當時中亞、印度和南海諸國山川地貌和風土人情的著作。直至今日，仍然是研究南亞次大陸諸國古代曆史、宗教和風土人情的重要曆史文獻。寶雲也遊過印度，精通梵文。他在道場寺譯經的時間最長，質量也很高，有“江左譯經，莫不推寶雲為第一”之說。屍梨蜜在建初寺主持翻譯了《大孔雀王神咒經》等密教經典，促進了密宗在中國的傳播。提婆在建康講解《阿毗曇心論》，從此有部毗曇學在我國南方流傳開來；他還在建康主持重譯了《中阿含經》60卷，校改了《增一阿含經》51卷，為小乘佛教的傳播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趙樸初指出：“在六朝時期，南京作為中國政治上的正統和文化上的中心近三百年。在中國創立的大小乘各宗派，無不與南京有關……在中國佛教史上，南京作為佛教學術的中心是當之無愧的。”
各地高僧在金陵譯經，還帶動了講經之風盛行。南朝時金陵城裏講壇遍布，法會聽眾如雲。傳說梁武帝時有個雲光法師，在金陵石子崗開壇講經，一次他的講經感動了上天，以至於“天花亂墜”，天空中飄飄揚揚地下起了五顏六色的雨，滴落到地上變成了一顆顆晶瑩圓潤的小石子，上麵還有五彩斑斕的花紋。人們稱這些小石子為“雨花石”，稱雲光法師講經的石子崗為“雨花台”。
南京不僅是聞名全國的譯經中心之一，而且也是名揚中外的刻經中心之一。明代南京就刻印了三種版本的《大藏經》：《洪武南藏》收佛典1600餘部，7000多卷。《永樂南藏》收佛典1625部，6331卷。報恩寺還刻印了報恩寺版大藏經。清末，楊仁山居士在南京創立了金陵刻經處，致力於佛典的搜羅、整理、刻印，是我國第一家融經籍收藏、雕刻、印刷、流通和研究於一體的佛經出版機構。楊仁山委托日本佛教學者南條文雄在日本搜集了中國失傳的佛典經疏300多種，擇要刻印了3000多卷，使三論宗、唯識宗、華嚴宗等重要佛教宗派的教義重新昌明。他弘法40餘年，共刻成木版經書211種，經版4700多片，印刷佛典1155卷。組織編刻《大藏輯要》460部，3300多卷（完成了五分之四）。金陵刻經處所刻的佛經準確、清晰，深受國內外佛教界歡迎。目前，這裏已成為世界範圍內漢文木刻版佛經的出版中心，每年刻印10多萬冊佛教經籍流通至國內外；還是木刻佛教經像版的收藏中心，藏有從全國各地收集的各類經版及自刻經版13萬多塊（含佛教典籍1500多種）、佛像版18種和大批珍貴的古代佛經，許多古老的經版至今仍被用於印刷佛經。
1907年，楊仁山設僧學堂祇洹精舍，創辦近代佛教著名的居士道場，培養了歐陽竟無、梅光羲、太虛、仁山等僧俗佛教人才。1910年，他建立了佛學研究會，研究佛學，宣講佛法，培養了許多學者。楊仁山的高足歐陽竟無是近代中國的佛學大師，他苦心經營金陵刻經處及佛學研究部，並創立了支那內學院，培養了不少佛學研究人才。金陵刻經處第三代傳人呂澄先生，在研究與傳播佛教文化方麵亦有非凡建樹，對現代佛學研究作出了重大貢獻。
（作者簡介：葉皓，中共南京市委常委、市委宣傳部長，南京大學政府新聞學研究所名譽所長，南京大學特聘教授，研究生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