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納百川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
從民俗學角度來看，人們已將西施抽象成為美好事物的代表。西施具有“沉魚落雁”的美貌，水中的魚兒看到她的驚豔容貌，都自愧不如而沉入江底；在國難當頭之際，西施又有忍辱負重、以身許國的勇氣；加上功成卻被投入江湖的悲劇，深得民眾的同情和愛戴。這些都使西施形象得以升華，成為一種崇高完美的象征。中國四大美女中，唯有西施擁有一種道德高度的文化精神和曆史擔當，故西施成為大眾的“情人”，也在情理之中。
■一些詠西施的詩篇，多把亡吳的根源歸之於女色，客觀上為統治者開脫或減輕了罪責，這顯然是不公正的。亡國與權勢者（君王及謀臣）本身有直接的關係，在以男人為中心的古代社會，女人怎麽會導致一個國家滅亡呢？吳國也好，越國也罷，一朝一代的興亡盛衰，有其自身發展規律，不是某一個人所能左右。我們應該肯定的是，在國破家亡時，舉國上下的憂患意識、高度的凝聚力、強烈的複興精神，才能使國家由弱轉強、反敗為勝
思想者小傳
錢漢東 祖籍浙江諸暨江藻錢池，錢武肅王37世孫。現為《新讀寫》雜誌社名譽社長、編審，《文匯報》高級記者，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上海錢鏐研究會名譽會長，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兼職教授等。連續兩屆榮獲中國冰心散文獎，2013年榮登中國文化遺產保護年度十大傑出人物榜首，榮獲第三屆中國出版政府獎。著有《人間瓷話》《尋訪中華名窯》《日照香爐》《錢漢東考古文選》《錢漢東詩文墨跡選》等。
中國古代四大美女，可謂家喻戶曉、婦孺皆知。西施名列古代四大美女之首，因其為國效忠的舉動，多為後人所褒揚。2006年，西施傳說被列入第一批國家“非遺”名錄，這充分說明西施文化所具有的人文價值。
西施不是那種操弄權勢的大人物，也不合“列女傳”的道德標準，因此素不為正統史家所重視。然而老百姓卻同情西施的遭遇，傾心喜愛這個美麗的女子，於是便有種種傳說流傳於民間。在我看來，西施文化的核心價值，可以概括為24個字：報效家國，忍辱負重；剛烈俠義，賢慧雙全；姝妍絕世，美麗化身。
故裏何處
苧蘿山下，浣紗江畔
西施故裏在浙江省諸暨市城南苧蘿山下，浣紗江畔。約2500年前的春秋時代，西施就出生在這裏。浣江春水，千年奔流，滔滔不絕，如今浣紗素妝的西施塑像，在蓮池邊亭亭玉立，仿佛依然洋溢著青春的芬芳。
關於西施，“一作先施。又稱西子。姓施。春秋末越國苧羅人。由越王勾踐獻於吳王夫差，成為夫差最寵愛的妃子。傳說吳亡後，與範蠡入五湖而去，明梁辰魚據此故事編為傳奇《浣紗記》”。公元前494年，吳越交兵，越敗於吳，越王勾踐被迫屈膝求和，攜妻將臣入吳作為人質三年。勾踐歸國後，發誓洗刷這一奇恥大辱，采納範蠡、文種等人建議，發展經濟、訓練軍隊、增強國力等，並向吳王夫差進獻美女，以麻痹和消磨他的意誌。
麵對國亡家破之痛，興越滅吳是越國上下一致的心願。範蠡幾經尋覓，終於在越國古都諸暨南“得苧蘿山賣薪女西施”。西施，姓施，名夷光，“父鬻薪，母浣紗”。西施幼承浣紗之業，故世稱“浣紗女”。勾踐選到西施後，獻於吳王，吳王大悅，“越貢西施，乃勾踐之盡忠於吳之證也”，從此沉湎於酒色不能自拔。越國卻上下一心，勵精圖治，終於打敗了吳國。後人為紀念這位忍辱負重、以身許國的絕代佳人，在苧蘿山下修建西施殿。
關於西施出生地，曾經出現兩種說法：
一說在諸暨，在《吳越春秋》《越絕書》等中就有記載。諸暨建有西施殿最遲出現在唐代，書聖王羲之還在西施浣紗江邊留下“浣紗”兩個遒勁的大字。著名曆史學家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曆史地圖集》中也標明諸暨苧蘿山，一座小土丘成為名山，我想大概與西施古跡有關吧。
還有一說認為西施故裏在蕭山。比如，清初文人毛奇齡《九懷詞·苧蘿小姑》：“西施住蕭山之苧蘿村……施亡後，鄉人思之，為立祠溪旁，以其為鄉所出。”對於這一說法，梁啟超曾痛斥：“有信口臆說者，有不可考古而妄言者，有前人之言本有出而妄斥為無稽者。”
上世紀80年代初，我曾沿著西施北上之路進行實地考察。在諸暨的南麵幾乎沒有西施的傳說，這大概同西施由諸暨北上入吳時沿途停駐過的地方有關。在途經之地，如諸暨錢池、諸暨三江口、蕭山臨浦、紹興、德清新市、嘉興、蘇州、吳縣等，都留有西施文物遺跡或傳說。
上海博物館展品——2500年前的青銅器“夫差?”，也見證了西施的存在。這尊酒具形器莊重大方，紋飾精美，是春秋時期留下的、可能與西施有關的唯一實物。在青銅器的肩上刻有一句銘文“吾王夫差吳金鑄女子之器吉”，大意為吳王夫差用諸侯敬獻的青銅，專為一名女子鑄造。已故的上海博物館前館長馬承元曾跟我講，這尊酒器是吳王贈送給西施的。
這尊青銅器是春秋時期諸侯國的宮廷用品，隻有在祭祀或隆重的慶典活動中才能使用。在當時的貴族社會中，等級森嚴，君王所賜任何禮品必須在銘文中表明姓氏。嫁女娶妻都標國名或父姓，隻有這件“夫差?”是特例，未有國名沒有姓，表明這個女子不是貴族。原有社會地位低下，卻在吳王宮中獲得夫差寵幸，這個女子非西施莫屬。
佳人去向
“被沉於江”還是“歸隱五湖”
中國幾千年來，美女何其多也，然因時乖運蹇，終被埋沒者又何其多哉！在以嚴肅信實著稱的《史記》中，《越王勾踐世家》等寫到了越國重臣範蠡，卻唯獨沒有關於西施的敘述。
不過，史書中沒有記載，並不等於西施在曆史上不存在。我們在先秦諸子著作中，多次與西施“謀麵”。《墨子》是最早提到西施名字的史料。《戰國策》有雲：“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莊子》中三次提到西施，其中“東施效顰”的故事更是家喻戶曉。《管子》記載：“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降及兩漢唐宋，提到西施的書甚多，如賈誼《新書》、劉向《說苑》等。
後世對一代佳人西施的去向，歸納起來主要有兩種說法：一是被沉於江，二是跟隨範蠡歸隱於五湖。
先看“沉江說”。《史記》記載，範蠡離開越國後，帶領全家人來到齊地，“耕於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治產數十萬”。在這裏，根本沒有西施的影子。
那麽，西施究竟在哪裏呢？相傳勾踐班師回越，攜西施以歸。越夫人潛使人引出，負以大石，沉於江中，曰：“此亡國之物，留之何為？”
拋開民間傳說不談，《墨子》 裏其實明確寫著：“西施之沈，其美也。”我認為，這道出了西施的真正死因。“沈”在古代就是“沉”的意思。這句話就是說，西施被沉於水中，淒美而亡。墨子出生於春秋末期，距越國滅掉吳國的時間很近，很可能耳聞關於吳越的史事軼說，相關記載應該更接近於曆史真相。
東漢趙曄在《吳越春秋》中說：“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而終。”鴟夷，是皮革製成的口袋。當年夫差派人送屬鏤劍，令伍子胥自殺。越國處死西施的手段，與其相似，即將其裝入皮袋，投入江中。孟子曾說：“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這句話在告訴人們，越國在事前，隻是把西施當成實現謀略的一顆棋子；在西施完成使命後，便把她作為一個“蒙不潔”的罪人給殺了。
再看“泛湖說”。範蠡帶著西施泛舟五湖隱居起來的說法，最早見於東漢袁康的 《越絕書》記載：“吳亡後，西施複歸範蠡，同泛五湖而去。”這是說範蠡與西施，離開越國，來到理想的樂土，過上了美滿的生活。
明代戲曲作家梁辰魚的《浣紗記》進一步描述：範蠡在一個春光明媚的日子巡遊故裏，在諸暨苧蘿山下若耶溪，偶遇正在浣紗的西施，為其天姿國色所傾。於是，二人以溪水之紗相訂白首之約。不久，吳王領兵打進越國，越王勾踐作了俘虜，範蠡也到吳國成為奴隸。三年以後，勾踐夫婦和範蠡返回越國。勾踐力圖報仇雪恥，便采用範蠡所獻的美人計。夫差一見西施，果然大喜，寵愛無比，最後反被越國滅掉。勾踐正要論功行賞，範蠡卻不願做官，接了西施，隱姓埋名泛舟湖上。
民間還流傳這樣的說法：姑蘇城破、吳國滅亡之時，範蠡匆匆來到吳宮深處，將西施救出，從水道進入雲霧靄靄的太湖。遠離政治鬥爭的漩渦後，範蠡化名陶朱公，以其雄才大略，經商致富，與西施從此過著美滿的生活，福壽雙全而終。
對於西施和範蠡隱居，古人的詩詞中也有很多描述。李白《西施》詩雲：“一破夫差國，千秋竟不還。”蘇軾的《水龍吟》寫道：“五湖聞道，扁舟歸去，仍攜西子。”蘇軾《範蠡》詩雲：“誰遺姑蘇有麋鹿，更憐夫子得西施。”杜牧《杜娘詩》詩雲：“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
盡管相關故事有虛構的成分，但人們同情、熱愛美麗的西施，敬仰功成身退的範蠡，不願意看到這麽好的女子被推到湖中淹死，於是傳出了西施和範蠡泛舟同遊江湖的佳話。這可能是大眾所樂意看到的結局吧。
世人印象
報國之勇士，大眾之“情人”
除了對曆史進程產生的影響，西施身上的文化價值千百年來也為文人墨客所好。蘇東坡“欲把西湖比西子”，道出了西施的文化高度：她是美麗、美好事物的象征，是儒家文化圈公認的美女。諸暨西施廟到南宋改為西子祠，就與這首詩有關。其實最早孟子就稱西施為西子，但並未引起人們注意。一個普通女子竟然能和孔子、孟子、老子、莊子、墨子等文化巨匠一樣被人尊稱為“子”，這在曆史上也是不多見的。
需要強調的是，西施對越人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特別對越人集體性格的形成產生了積極而實在的作用。她的精神財富不僅是越人的文化遺產，也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遺產。
一是報效家國，忍辱負重。在國難當頭之際，西施忍辱負重，以身許國，與鄭旦一起由越王勾踐獻給吳王夫差，成為吳王最寵愛的妃子，把吳王迷惑得眾叛親離、無心於國事，為勾踐的東山再起起了掩護作用，表現了一個愛國女子的高尚思想情操。有的人為一點蠅頭小利而爭名於朝堂、奪利於民間，做出不少人格低下的事情，與西施這種高尚的人格、寬闊的胸懷，形成了強烈反差。
二是剛烈俠義，賢慧雙全。西施是剛毅有為的。一個鄉野村姑，竟然擔負起拯救越國的偉大使命，敢冒風險、勇於擔當，沒有俠義之氣，是不可能的。這種為國獻身的精神，深深影響了故鄉的後人。抗日戰爭時期，流傳一段俚語：“中國人怕日本佬的飛機，日本佬怕中國的諸暨。”原來，日本鬼子到諸暨時，遭到民眾的頑強抵抗，小股部隊常常有去無還。諸暨人性格剛烈、直來直去，這與他們一直推崇的寧折不彎精神有關，隱約可以看到西施剛烈的影子。
賢慧雙全，這個“慧”是智慧的“慧”。西施作為一個鄉間女子，在家時浣紗勞作，那是很艱苦的活。她希望用自己的辛苦付出，減輕父母的負擔，讓雙親能過上幸福的日子，這是賢惠之舉。同時，西施又是聰慧之女。如果不聰明，怎敢隻身虎穴、與狼共舞？一位浣紗女成為修養有素的宮女，待人接物大方得體、察言觀色，在美女如雲的吳宮脫穎而出，顯然有著驚人的智慧和非凡之勇氣。
三是姝妍絕世，美麗化身。西施成為美女的代表，成為人世間美麗的化身。人們耳熟能詳的“情人眼裏出西施”，最早可能出自明代西湖漁隱主人《歡喜冤家》第五回——“他眼也不轉看著元娘，越看越有趣，正是情人眼裏出西施。”《紅樓夢》第七十九回也有此語——香菱笑道：“一則是天緣，二則是‘情人眼裏出西施’。”茅盾在《戀愛與貞潔》一文中指出：“中國有句成語‘情人眼裏出西施’，這真是一句不朽的金言。”
從民俗學角度來看，人們已將西施抽象成為美好事物的代表，演繹出一種西施文化現象。西施具有“沉魚落雁”的美貌，水中的魚兒看到她的驚豔容貌，都自愧不如而沉入江底；在國難當頭之際，西施又有忍辱負重、以身許國的勇氣；加上功成卻被投入江湖的悲劇，深得民眾的同情和愛戴。這些都使西施形象得以升華，成為一種崇高完美的象征。中國四大美女中，唯有西施擁有一種道德高度的文化精神和曆史擔當，故西施成為大眾的“情人”，也在情理之中。
曆史評價
亡吳“禍水”還是犧牲品
越國一個普通的農家女子西施，被一場吳越之戰，推到風口浪尖上，西施是幸運的，也是悲哀的。一個村姑被朝廷選中，又曉以利害、威脅引誘、軟硬兼施，她又如何能把握自己的命運？
在春秋戰國激烈的政治鬥爭和軍事鬥爭中，各國為達到削弱對方的目的，以選送美女作誘餌是常見的事，甚至像呂不韋那樣饋獻懷有身孕的美女，恐怕也並非“純屬虛構”。在中國古代，女子常常是悲劇的承擔者：取勝了，是男人的功勞；失敗了，則被視為禍水。西施就是這種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學者南懷瑾曾說：“西施常患胃病，捂著胸口皺著眉頭，人以為美才被選中。她到吳國隻知道‘去侍奉一個外國人’，可得些錢孝敬其父。因此吳人說她壞，越人說她好，好壞莫辨，這是春秋無義戰的派生論的翻版，並不新鮮。但我以為，一介村女，已知愛國愛鄉就很了不起了，如果讓她當個賢德的吳妃去幫助夫差，那不成了叛徒？時下西施也被翻了出來走上熒屏，不過我勸觀眾在看此類劇的同時，不妨瀏覽一下史籍，不要忘了西施的本來麵目。”
一些詠西施的詩篇，多把亡吳的根源歸之於女色，客觀上為統治者開脫或減輕了罪責，這顯然是不公正的。這種陳腐的“女人禍水論”，曆來受到人們的批駁。
唐代詩人崔道融《逛西施灘》雲：“伯?亡吳國，西施陷惡名。浣紗春水急，似有不平聲。”他把吳國之亡歸咎於吳國的權臣，一翻西施亡吳舊案。晚唐詩人羅隱詩雲：“家國興亡自有時，吳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傾吳國，越國亡來又是誰？”這首詩也反對將亡吳的罪責強加在西施身上，質疑並否定“女人是禍水”的論調。北宋政治家王安石也曾為西施鳴不平，他在一首詩中寫道：“謀臣本自係安危，賤妾何能作禍基？但願君王誅宰?，不愁宮裏有西施。”
亡國與權勢者（君王及謀臣）本身有直接的關係，在以男人為中心的古代社會，女人怎麽會導致一個國家滅亡呢？魯迅曾對“女人亡國論”進一步予以辛辣諷刺。他說：“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會安漢，木蘭從軍就可以保隋；也不相信妲姬亡殷、西施亡吳、楊貴妃亂唐那些古老話。我以為在男權社會裏，女性是絕不會有這麽大的力量的。興亡的責任，都應該由男的負。但向來男性作者，大抵將敗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這真是一錢不值的沒有出息的男人。”
自古以來，世人對西施有種種傳說和評議。在我看來，美麗無比的西施心懷報國之誌，擔負起拯救國家的重任，實在是可歌可泣。吳國也好，越國也罷，一朝一代的興亡盛衰，有其自身發展規律，不是某一個人所能左右。我們應該肯定的是，在國破家亡時，舉國上下的憂患意識、高度的凝聚力、強烈的複興精神，才能使國家由弱轉強、反敗為勝，這是真正的強者之歌，並在今天仍有現實意義，也是後世歌頌之真諦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