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鬆站的博客
輕鬆一下
| 弱勢國家有沒有可行的競爭方略（二） 2018-04-28 四、國家戰略目標中的“敵我友”標準——第三世界國家的重要性 非常諷刺的是，毛澤東時代是堅持社會主義條件下的高度合作理念下，而以絕對競爭的邏輯去理解國際關係特別是中美關係的，得出的結論和方略都是要以弱勢競爭者的地位，通過爭取他們者力量最大化的方式去實現最好的目標——環球同此涼熱。在內部以階級鬥爭相號召去追求高度合作。 正是從競爭的邏輯出發，不僅需要最大化內部的整合，而且還需要改變外部的力量對比。在全球競爭格局中間，第一世界主要是“美帝”被類比為革命的敵人，被想象為一個不妥協的全球剝削者和壓迫者角色，隨時會以戰爭模式去捍衛不正當利益。由於美帝要不妥協地維護剝削和壓迫機會，這就設定了遍布全球的多數受害者，而廣大的亞非拉國家缺乏在美帝主導的不平等世界秩序中間牟利的能力，因此隻能是絕對受害者，因此，就被合理地推定為“反帝同盟軍”。為了同盟軍的強大，某種程度的支持就是必要的，這被視為安全成本支付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中國安全的短期目標和長期目標，都涉及到如何在經濟和技術劣勢條件下，采取合理的競爭方略去與強勢對手的競爭問題。與毛澤東的不同政見，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麵：一是宣稱在威懾信用建立起來之前，就可以實現安全態勢的改善，據此立論，則抗美援朝戰爭和援越戰爭的成本支付是沒有價值的；二是中國這樣一個國家是否存在著在安全成本上“搭便車”的實際可能，這體現在1980年代重提“韜光養晦”並逆轉毛澤東對“三和一少”、“三降一滅”的批評。在毛澤東看來所謂“對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和和氣氣”就是放棄“鬥爭求團結”，修正主義的存在，本身會導致在全球競爭中間喪失“輿論進攻”的態勢，作為軍事力量弱勢的一方，不可能采取實際的進攻方式，放棄文鬥本身就意味著放棄幾乎全部的鬥爭。這兩個不同政見引發第三個牽連性的判斷：如何看待帝國主義侵略政策？中蘇論戰中間，也反複出現“三和兩全”（當時批判蘇修“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和平競賽；全民國家全民黨”的論斷）這樣的主題。過去的爭論明顯都集中於“定性”爭論上，沒有進入“定量”分析範圍——例如改善中國安全態勢需要支付多少數量的成本才是合理的，或者說改善安全態勢可以指望把成本支付降低到什麽樣的程度才算合理。 尋找海外同盟軍，並以經濟和軍事援助提升其抵抗帝國主義政策的力量，在毛澤東看來本身就是反帝成本的一部分。因為第三世界國家是帝國主義侵略政策的受害者，這就有資格成為削減帝國主義力量的源泉，每一個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獨立和經濟獨立，都被視為帝國主義的失敗。一位瑞士學者看到，中國把殖民地勝利地脫離帝國主義控製，被視為一種有利於世界力量對比改變的事項：“他們傾向於把美國的命運主要地與殖民體係瓦解的過程聯係起來。他們傾向於把反對美國體係的鬥爭主要歸結於反殖民主義的鬥爭。”“自從革命後，中國人一直在抬高第三世界的重要性：把它從五十年代初國際階梯上的最低一級抬高到與國際體係中的其他主要力量相並列，七十年代又把它提高到一種占壓倒優勢的力量所擁有的多方麵的作用。”[63] 其實，美國總統肯尼迪和尼克鬆都有相同的看法，毛澤東曾經對斯諾說過：“（美國）前任總統多次說，美國、加拿大、西歐問題比較少，問題嚴重的是地球的南半部。肯尼迪多次講話都講這個問題。他提出特種戰爭、局部戰爭，就是對付這個的。”“現在發達國家為一方，不發達國家為一方。所謂發達國家就不那麽一致，而且從來沒有一致過。”[64] 因為把對第三世界國際的經濟和軍事援助視為一種安全成本支出，毛澤東格外關心新獨立國家脫離美帝的控製，實現經濟和政治的獨立，同時發展壯大自身的經濟和技術力量，這些國家的獨立和壯大，被視為美帝力量的削弱和中國安全態勢的改善。1964年7月16日他對巴基斯坦商業部長瓦希杜查曼時說：“沒有鋼鐵、機器和化學工業，經濟就不能獨立。”“我們借的錢不要緊，金額很小，無息貸款，50年到100年還都可以，不還也可以。主要是要你們富起來。你們富起來我們就好了。你們能抵製美國、英國和印度，我們就好了。”[65] 毛時代接受中國經濟援助的第三世界國家遍及亞非拉三大洲，這些對外援助總額中間，還包括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這兩場局部戰爭中間中國所支付的大部分安全成本： “自一九五○年至一九八五年，中國先後向87個國家提供了經濟技術援助，其中亞洲20個國家、非洲46個國家、拉丁美洲和南太平洋地區16個國家、歐洲5個國家。對外經濟技術援助實際支出累計達人民幣411.81億元，占同期國家財政支出的1.73%。在上述援助支出總額中，成套項目和技術援助為158.72億元，占38.54%；物資援助為225.74億元，占54.82%；現匯援助為27.35億元，占6.64%。”“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五年，對外援助支出占同期國家財政總支出的比例達5.88%，其中一九七三年高達6.92%。”“從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年的六年間，中國對越南的各項援助占同期對外援助總支出的57.6%，其中絕大部分是無償的。”“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五年，中國對越南、柬埔寨、老撾三國的經濟技術援助支出占同期經援總支出的43.4%。在對上述三國的援助中，對越南的援助占93.1%。”[66] 很多研究者都發現了毛澤東看世界的圖示與戰爭年代的經驗相關，但是都產生同一個疑惑——看不到短期目標的積極投入到底是為了什麽呢？跟第三世界走得很近，又付出大筆援助，卻得不到與發達國家交往的那些好處（資金和技術），牛軍就自作主張地給毛澤東加上一個想象的目標——“爭奪世界性進軍的領導權”：“三個世界的劃分浸透了毛澤東長期進行國內政治鬥爭的經驗，是毛澤東統一戰線理論模式在國際問題上的再現。它可以簡單地概括為依靠屬於革命力量的第三世界，聯合具有兩重性的第二世界（中間力量），反對蘇美。在蘇美之間又要利用矛盾，孤立和打擊最主要的敵人蘇聯。對美國則是又團結又鬥爭。到此為止，唯一沒有論述的就是誰來領導這場世界性進軍。”[67] 在鄧小平親口承認當年論戰“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之後，一些學界人士就迅速跟進，也表示堅決不相信中蘇論戰中間包含真正的“主義之爭”，為了填補邏輯空白，就安排一個毛澤東要與赫魯曉夫爭奪社會主義陣營領導權的個人目標。在理解中國以競爭態勢進入全球格局時，看不到短期目標的原因何在？長期目標與短期目標何以結合，這個問題沒有解決，顯然，在邏輯就很容易衍伸出來各種填空式的想象。 對照一下尼克鬆的看法，有助於判斷中蘇論戰中的是非，在尼克鬆看來：“我們必須關心第三世界發生的事情，因為它涉及我們巨大的戰略利益和經濟利益。世界上有2/3的人生活在亞洲、非洲、中東及拉丁美洲的發展中國家。那些國家有著西方工業國不可缺少的資源。”“蘇聯人不必打仗即可以獲得勝利。無論他們是否參加戰鬥，隻要我們失利了，他們便獲勝了。伊朗的霍梅尼革命與蘇聯的共產主義並無關係，但這並不意味著蘇聯沒有從中獲利。……由於一個強大的、可靠的、親西方的政府被一個不可預測的、極端的、反西方的政府所取代，均勢便向著不利於我們而有利於蘇聯的方向發生變化。伊朗國王的垮台就像南越的失敗一樣，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他長期的盟友美國在他最需要的時候背棄了他。”[68] 尼克鬆相當直白地說出了“冷戰”的奧秘：要維護美國對第三世界國家資源的順利攫取，就需要保證其政權“親美”（按照毛澤東的說法就是符合“走狗”標準），而每一個親美政權的垮台都被需要被“解釋”為蘇聯獲益並納入冷戰對抗的邏輯，最終目的當然是要在反蘇冷戰的說辭下，為美國介入第三世界國家內部政權更迭過程尋找一個長期有效的借口，這在很大程度上屬於一種遂行內部民眾動員的輿論策略（按照毛澤東1946年與斯特朗談話中的說法是“反蘇戰爭宣傳”目的是“進攻美國人民”）。這就說明，無論赫魯曉夫是否懷有“和平共處”的願望，美國關注第三世界政權的“親美”的目標都不會改變，這在兩個方麵驗證了毛澤東判斷的準確性：一是第三世界地域是爭奪的要點故不能聽任美國便宜行事，二是革命成功後的反美政權之鞏固有利於削弱帝國主義的力量。同時，不管毛澤東支持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和軍事成就如何，在邏輯上這些國家的經濟獨立和資源為本國工業所用，就已經挫敗了尼克鬆所表述的、以美國為代表的“工業國”的關鍵國家利益。 尼克鬆的說法還驗證了毛澤東的另一個判斷：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相對於“社會主義國家支持第三世界人民革命”是一個“獨立事件”——相互之間沒有因果聯係，以“景陽岡上的老虎”來形容它堪稱貼切：“刺激它也是那樣，不刺激它也是那樣，總之是要吃人的。”這也驗證了“三和一少”屬於明顯的誤判：在全球格局中間擁有優勢力量的帝國主義國家（強勢博弈者）而言，其策略選擇多無需考慮弱勢競爭的對策，有且僅有弱勢博弈者通過反抗把侵略成本提高到大於侵略收益之後，才會迫使其放棄侵略政策，從而對強勢博弈者的策略產生有效的威懾信用；反過來，作為全球競爭格局中間的弱勢參與者，則必須針對性地對強勢博弈者的策略保持有效的對策，這按照中國的經驗：短期目標是要支付足夠的安全成本以維持“威懾信用”，長期目標是要改變全球力量對比——這其中關鍵又在於第三世界獲得政治經濟獨立（免於帝國主義的控製）、力量壯大和相互團結。 1965年曾經發表重頭文章《人民戰爭勝利萬歲》（署名“林彪”，實際上是由鄧小平名義上領導的“反修文章寫作組”寫成），其中鮮明地提出一個公式：“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69] 這是按照國內的鬥爭經驗，含蓄地反駁了那些希望不支付“鬥爭成本”就指望“鬥爭成績”的幻想。但在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上，中國並沒有形成起碼的共識，反對意見通常建立一個關於美國戰略意圖的“善意假設”，來否定支付安全成本的合理性。1980年代，在支付安全成本意願的極度下降之後，主流輿論就迅速興起對毛時代“外援”太多的批評，並衍伸出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戰爭“中國吃大虧”的“再認識”。這種認識根深蒂固，幾乎無處不在，省部級寫作組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毛澤東傳》（1949-1976）和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甚至根本不提“抗美援越戰爭”這樣的重大事件，而是把同時期的全部篇幅用於控訴“十年動亂”——抒發精英階層政治經濟地位遭剝奪的“怨念”，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應了一種看問題的優先次序：與精英階層的優勢地位穩定性相比，國家安全是相對次要的目標。 1960年5月毛澤東與蒙哥馬利的談話中間，雙方表達了截然有別的“曆史教訓”，蒙哥馬利看重的“曆史的教訓是，當一個國家非常強大的時候，就傾向於侵略。”這實際上是歐洲列強爭霸競爭的經驗——體現的是利益博弈的零和性質；毛澤東則反過來說“要向外侵略，就會被打回來。”“如果去，就要被趕走，這是曆史教訓。”[70] 雖然同樣說“總結教訓”，但內在邏輯則迥然不同，毛澤東實際上說的是：組織得很好的被侵略者能夠把侵略成本提高到其無法承受的高度，這既是中國革命和朝鮮戰爭的經驗，同時也是中國作為工業化後發國家想象世界格局的一個方式。正是在國際關係領域，在尋求矛盾主要方麵（強國）和弱國（矛盾次要方麵）“和平共處”的要點是：支付足夠的反侵略成本並建立起有效的威懾信用。 1972年年底毛澤東提出“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71] 這個簡單的說法中間，仍然隱含著防禦態勢的成本承受能力，以及在“稱霸”那種進攻態勢的成本收益核算——考慮到中國稱霸所麵臨的是第一世界國家的經濟、技術和軍事力量，顯然，中國稱霸的成本遠遠高於可以預期的收益。 由於中國當然地被想象為平等世界格局的最大受益者，為此目標，願意支付的成本數量也是很大的。而近代史中間中國作為“炮艦政策”的最大受損者，在反麵支持了一種支付較高安全成本的意願。這樣，中國作為第三世界國家不僅未曾乞求發達國家的發展援助，還作為援助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援輸出者，這個不小的援助支出，本身是作為改善安全態勢（短期目標）和建設扁平化世界格局（長期目標）所應支付的建設成本。 毛澤東從不幻想與列強合作以主導世界，以短期策略謀取“國家利益”。從中美建交的進程看，美國政府處理外交和國際問題時，較少考慮係統的戰略，多以策略和短期目標和方便行事。這符合強國的外交模式，能夠以自身的超強地位遂行短期利益目標，並以此積累為長遠利益，短期利益和長遠利益之間的加總關係，在於強國的國際權力（行為能力）很強，不會受到戰略性的損害——沒有人能夠漠視其意誌和立場損害其長遠利益；但是中國作為弱國，不能夠遂行短期利益。這意味著全球格局中間，隻有強勢博弈者能夠遂行短期利益目標，而弱勢博弈者則應首選長期目標，文攻作為弱勢博弈者的手段隻能服從長期目標需要，而不能屈從於短期需要而放棄，這就是所謂的“原則問題不能放棄”。從競爭手段選擇看，強勢博弈者可以選擇戰略出擊，而弱勢博弈者則必須選擇國土防禦——這與反圍剿戰爭時期的“十六字訣”有邏輯上的一致性。因此他強調永遠不稱霸，不做超級大國。這種認識的背後，有一個對全球格局的上限想象：中國所能得到的最大利益和最有利態勢不是合作主導世界而是世界扁平化。一個剝削和壓迫最小化的世界，將是中國所能期望的最優世界格局。在否定了中國成為第一世界的幻想目標之後，就在反麵穩固了反帝“立場”。在加入了對全球格局和最高目標的想象之後，“三個世界理論”中間隱含的世界格局設計就更加完整了。 中國安全態勢的改善，隻有在支付了足夠的成本之後，建立起可靠的威懾信用之後，才能實現，支付安全成本實質上就是一種“使用實力的意誌”。這是毛澤東的看法，在毛時代也是主流看法，當時不同政見也有，多數未能充分表述，就已經被扼殺於萌芽狀態了，據說王稼祥的“三和一少”“三降一滅”思想還未對外傳播，就被某副部長報告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受到毛的批評，王很快就做了檢討並放棄了自己的看法。[72] 作為弱勢博弈者，在軍事上隻能選擇一種有效的防禦態勢，但是卻不能停止“輿論上的攻勢”——這恰好構成“文攻武衛”的鬥爭方式搭配，毛澤東反對“對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要‘和’”的主張，長期堅持那種“最刺激”的“文攻”策略，動輒在天安門廣場召集數十萬人乃至百萬人群眾大會，聲討帝國主義侵略，這顯然是不肯放棄廉價“文攻”手段——“可是中國支持革命，不支持不行。哪裏發生革命，我們就發表聲明支持，並開些大會聲援。帝國主義討厭的就是這個。我們喜歡說空話，放空炮，但不出兵。”[73] 1971年中國還恢複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席位，這意味著中國安全態勢改善的短期目標業已全部完成。在第二步設想中間，毛澤東更加突出長期目標，甚至把反修列在先於反帝的優先次序上，這關係到弱勢博弈者如何有效地與強勢博弈者的競爭方略，同時也潛在地隱含了在長期競爭中間如何有效地改變世界力量對比的認識。全球格局扁平化的長期目標之所以能夠期待，並非僅僅依托中國自身競爭性國力超越美帝，而是因為第三世界受剝削受壓迫的境況不可能由帝國主義發善心而改變，由此而孕育的不滿和反抗能量是結構性的，這是可以穩定依靠而且處在不斷增長中間的力量；而帝國主義的同盟內部，則遠沒有那麽可靠，處於遊移狀態的歐洲國家和日本等國，則被視為美帝不忠實的追隨者，這損害了第一世界國家之間的團結和力量。特別是戴高樂對於北約的決絕態度，更是一個很好的證據。 據參加過十二大政治報告起草工作的李慎之回憶，十二大是共產黨第一次放棄國際國內消失任務分析的寫法，改而“按照鄧小平的精神，胡耀邦作的報告不再分析國際形勢而隻講‘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當然，表麵文章寫法的變化反應實質性判斷的變化：“中國的鄧小平因此改變了毛澤東關於我們的時代是‘戰爭與革命的時代’的馬列主義論斷，預言我們的時代至少到下一個世紀上半期將是一個‘和平與發展的時代’。”[74] 隨後就出現了韜光養晦和不當頭的策略。看起來，這確實反應了革命時代的結束後，看世界方法論的根本性轉換，也體現革命黨轉化為執政黨時期的世界觀轉變——按照庫恩的說法這是一場標準的“範式革命”。不過“減少安全成本支出”的“小算盤”，很容易被那些搞了上百年均勢戰略的老手看穿：一個連起碼的安全成本都不想支付的國度，怎麽可能還有維持“國家利益”的意誌呢？1980年代就反複出現美國“對台軍售”突破公報精神的問題，到了世紀之交“台灣問題”對中國造成的利益損害，按照閻學通的評估早已經超過一場局部戰爭。換言之，李慎之等人的“小聰明”表現為節約安全成本，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意味著不恰當地把有形實力劣勢的中國臆想為具有主導權的強國，依據這些聰明和想象所作出的政策宣示，迅速被美國解讀為“使用實力的意誌”為零，結果是中國的威懾信用急劇下降。抗美援朝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所建設起來的無形資產，急劇貶值，此後，中國兩國之間的外交摩擦大幅度增加。 與毛時代在內部對精英階層實行相對剝奪（這是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內涵所在）以支持階級團結、對外部以矛盾和競爭方法分析世界格局不同，今天中國的主流學者則反過來，在內部以不妥協的競爭機製來構建社會，撤銷一切社會保障機製把絕大多數人口投入惡性競爭的汪洋大海；但對外的國家關係中間則鼓吹雙贏與夥伴關係，以合作而非競爭的邏輯去想象和理解不平等的世界格局。這是內部需要壓倒外部現實的另一個例證，當然毛時代經常宣傳“帝國主義忘我之心不死”，也有可以與美國以反蘇宣傳進攻美國人民的類似效果，不過毛時代是以此要挾精英階層以階級團結為重不得追求特權和超額利益，渲染美帝威脅也有進攻“精英階層”的考量在內。最近，央視邀請恩道爾參與製作的《對話》節目中間，參加節目的國內主流學者多以不同意“陰謀論”為由，反對確立國際關係的競爭性解釋，這恰與毛時代反對散布對帝國主義的和平幻想形成鮮明對照。此外，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也近乎一致地反對克魯格曼“擴大內需”的建議。 把反帝政策堅持到底，是出於一種冷靜的認識——中國不可能成為不平等世界格局的受益者，而隻能是受損者，所以，中國最大的長遠利益是反對不平等格局而建設平等格局。又由於這種努力不存在近期實現的可能，因此，短期利益就不出現在國家外交決策的視野之內，或者說短期利益目標即是出現也不占主導地位，對外關係處理要服從於長期目標需要。而對於世界長期格局的演變方向，毛澤東認定剝削和壓迫所引致的反抗能量，始終是破壞舊格局建設新格局的動力，支持別人其實就是支持自己向長遠目標靠近。在1960年代早幾年，毛澤東曾經親自出馬接見上百個亞非拉代表團，不厭其煩地一百次講述中國革命的成功經驗，最終隻在於闡明：擁有經濟技術優勢的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是不可怕，是可以戰而勝之的。這明顯是把國內革命戰爭期間的階級關係和競爭方略，照搬到全球格局的分析中間來，把“太平世界”的穩定與國內政權穩定的條件一體看待：隻有最小化政治反抗能量之後才能實現穩定。 有人認為：“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的提出，一方麵表明，中國的國際戰略和外交方針開始擺脫極左思潮的束縛，努力超越意識形態的局限，重新回到以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為最高原則的務實軌道。”[75] 這明顯是把毛澤東晚年思想發展，及其內在的分析方法強行納入1980年代才產生的“正確標準”，與毛澤東超越社會製度分野，把統治階級麵對列強的態度問題——投降還是組織人民反抗——作為分析基礎的認識，恰好三個世界的理論和方法論基礎並非走出“極左”，而是極左的全麵深化，成為更為基礎性的分析問題出發點。中國在1970年代早期恢複對美交往，這按照毛澤東的說法是與右派打交道，並不反應更不否定毛澤東分析觀察世界格局的“極左”方法論。 此種認識是把1970年代中美建交作為壓倒一切的重要事項看待，其他一切思想和政治調整都未加仔細辨別地與此建立起因果關係來解釋。這種精明人邏輯流行於海內外，一位旅美學者想當然地說：“1969年的珍寶島之戰引發前蘇聯嚴重軍事威脅，中蘇瀕臨戰爭邊緣，毛澤東終於發現中國過於孤立不是一件好事了。當他下決心與美國緩和關係，通過拉住美國來牽製前蘇聯，成功地遏製了前蘇聯對中國先發製人地搞突然襲擊的危險性後，……”[76] 在基辛格正式否定“打中國牌”的說法之後，現在有人跑出來設想一種毛澤東“打美國牌”的說法，這與上述否定“極左”的解釋雷同，把中美關係改善上升為70年代解釋一切的事項之後，去想象背後的短期利益目標。 與基辛格肯定中美之間存在“實質結盟”[77] 的理解不同，毛澤東反對在安全問題上依靠美國，哪怕僅僅是想象中的“依靠”都認定是喪失立場，正是在這個關節點問題上，1973年11月13-14日與基辛格的談話中間，周總理也受到毛的嚴厲批評“大事不報告，小事天天送”。而據美方披露的談話記錄，這次基辛格許諾要給中國導彈預警信息，並要求中國建立起必要的指揮通信係統預備情況緊急時轉移轟炸機和導彈。[78] 根據中方相關人士提供的信息，周總理當時沒有表態，參加會談的葉劍英表示了口頭感謝，葉劍英的反應被認為是喪失立場。[79] 毛澤東的這個態度其實相當一貫，他認為中國必須支付自身的安全成本，而且抗美戰爭所建立起來的威懾信用是普遍有效的，中國無需在安全問題上乞求別人，所以在相關問題上原本沒有必要進行缺乏證據支持的各種演繹。各種各樣的演繹結論經久不衰，反應的是一種美式“國家利益”思維——任何外交政策舉措背後必定與一種看得見摸得著的短期利益相關。除了美國是強勢博弈者具備追求短期利益目標條件之外，這種思維的可檢驗性質，還與美國的選票政治相關：每一任總統和國務卿即便是不能做出外交突破，至少也要製造幾個具體“新聞炒作意義的事項”，當時的中國領導人恰好不需要這個，因此，美式思維根本不適合用來想象中國的外交決策。 而中國之追求長期目標——扁平化世界的實現，最終是與帝國主義剝削壓迫政策所帶來的不滿情緒和反抗能量有因果關係，扭轉現實的不平等世界格局並沒有短期操作手段。這種看世界的模式，明顯與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中間的現實主義流派吻合，而且，毛澤東以矛盾分析法來揭櫫無政府狀態下的國家競爭格局，也自然就與博弈論等分析衝突局勢的理論有了很高程度的一致性。由於競爭必然要落實到力量博弈上，因此，就必須引入統一戰線政策——在全球範圍內來尋找利益共同者，分化帝國主義陣營有二心的追隨者（第二世界被劃出來，例如對戴高樂的欣賞態度）。因為不平等世界格局被設想為少數受益者和多數受損者之間的奕局，所以受損的第三世界被認為與中國一樣也無法受益，這就成為天然同盟者。而多數人的覺悟水平的提升，反抗組織程度的上升，都被視為一個自動的人類解放進程和邁向大同社會的健康力量；並由此預言少數受益者的壓迫、剝削和欺騙最終必然失敗，這是給定利益對立前提下描述出來的博弈結構。 最終全球格局中間的競爭問題，被高度濃縮和簡化為美帝伸張自身意願能力的下降，美帝的每一次倒黴丟臉都讓毛感到安慰——1958年尼克鬆訪問南美遭到雞蛋和西紅柿的襲擊，這被他視為“現在拉丁美洲有個很大進步”，民眾減少對美幻想被看作是自己的勝利，在談話中間多次提起；而美國每一份力量的低效使用，以及激起各地民眾的反對和覺悟，都被毛澤東視為因對手愚蠢而自動送上門來的禮物，毛澤東曾經多次“幸災樂禍”地提到： “美帝國主義九年來侵占了我國領土台灣，不久以前又派遣它的武裝部隊侵占了黎巴嫩。美國在全世界許多國家建立了幾百個軍事基地。中國領土台灣、黎巴嫩以及所有美國在外國的軍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帝國主義脖子上的絞索。不是別人而是美國人自己製造這種絞索，並把它套在自己的脖子上，而把絞索的另一端交給了中國人民、阿拉伯各國人民和全世界一切愛和平反侵略的人民。美國侵略者在這些地方停留得越久，套在它的頭上的絞索就將越緊。”“美帝國主義在全世界到處製造緊張局勢，以期達到它侵略和奴役各國人民的目的。美帝國主義自以為緊張局勢總是對它自己有利，但是事實是，美國製造的這些緊張局勢走向了美國人願望的反麵，它起了動員全世界人民起來反對美國侵略者的作用。”[80] “美帝國主義的手伸得太長了。它每侵略一個地方，就把一條新的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它已經陷入全世界人民的重重包圍之中。”“美國現在很被動。有幾百條絞索把美國捆起來，它在國外有二百五十個軍事基地。”“美國有一半的軍隊都捆在基地上。”[81] 對於世界格局的樂觀態度，顯然低估了全球競爭格局中間反抗力量的分散性和集結困難，也高估了中國革命中間的特殊管理經驗的可推廣性，誤以為民眾力量的集結乃是一個肯定能夠完成的事項，這樣，新的平等世界格局就有可靠的力量增長依據。根據過去六十年來的經驗，在越南抗美戰爭勝利之後，低成本政權和對農民群眾的成功動員經驗，並未能在全球範圍內推廣，尤其是未能應用到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建設中間去。 五、中國成為新殖民主義格局的最大受害者 毛澤東在1949年所寫的白皮書評論中間，就很少區分美國的新殖民主義與舊殖民主義的不同，後來二十多年美國在中國周邊采取戰爭政策，反而強化了美國與舊帝國主義得一致性形象。到了1974年他仍然說不知道新殖民主義是怎麽回事，革命和戰爭經驗的局限性表現得格外明顯，迫切要進入世界市場發展與發達國家的貿易，這成為中國當時要努力是想的一個目標。因此，在毛澤東的視野裏，反對新殖民主義的問題就很難提出來。對於新殖民主義起作用的全球市場機製，中國缺乏起碼的經驗去分析其不平等和剝削性。中國的自我中心的發展戰略，受到外部經濟封鎖政策和內部獨立自主願望的共同維護。毛澤東把執行封鎖政策的杜勒斯與抗戰期間斷掉八路軍軍餉的何應欽相比，說我們曆來感謝何應欽，現在則要感謝杜勒斯：“現在它們禁運，我們就自己搞，搞大躍進，搞掉了依賴性，破除了迷信，就好了。”[82] 在毛澤東估量世界格局的思考中間，對於新殖民主義未能給出足夠的重視，而是轉而關注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獨立的課題。但多數第三世界國家缺乏足夠的人口和資源規模，無法脫離世界市場，並且在資本形成和國內分配上存在著易受第一世界利用的結構性缺陷，結果在舊殖民主義時代結束之後以經濟貿易的不平等為基礎的新殖民主義借屍還魂了：“直接的殖民統治既在軍事上變得不切實際，又在財政上無能為力。於是，便有了大規模的非殖民化運動以及從殖民主義轉變為新殖民主義。如果說殖民主義是一種憑借強權來直接進行統治的製度，那麽新殖民主義就是一種以讓予政治獨立來換取經濟上的依附和剝削的間接統治製度。”“新殖民主義”這個概念在他看來“就是用來表示至少在名義上獲得了政治獨立之後經濟上繼續處於依附地位的這種狀況。”[83] 1972年尼克鬆訪華之後，美國放寬了“巴黎統籌委員會”對中國的禁運目錄，部分解除了第一世界國家對中國的經濟封鎖。由於長期經濟技術交流的隔絕，使得短期內技術引進的邊際收益極高，1973年年初定下來的“四三方案”很集中到適應了這一很高的“比較利益”。而且中國當時實行自主中心的發展戰略，外麵世界的新殖民主義規則，尚不能損害到中國的經濟和發展前景，這是毛澤東時代末期和改革開放早期的那段時期最現實的成本收益比。 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全球格局確實有一次轉折。毛時代風起雲湧的亞非拉國家的獨立浪潮趨於尾聲，同時，中國在毛澤東去世之後迅速轉入改革開放政策軌道，1991年前後社會主義陣營轉向（其中蘇聯、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還同時發生國家解體），發達國家中間裏根和撒切爾主政之後，開始部分地終結戰後早期的“福利國家”政策。全世界各國內部都開啟了一個以兩極分化為特征的“改革”過程，在全球範圍內則開啟了一個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收入差距拉大的過程，資源分配在國內和國際範圍內都趨於更加不平等，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最理想地適應了這一世界潮流，開始占據主流成為首席辯護學說，這也是中國改革年代最重要的意識形態資源。 特別是，新獨立國家未能實現社會主義革命，在民族主義政權主導下，資本形成困難，經濟獨立未能實現，其中拉美國家過度依賴第一世界國家的金融資本實施進口替代戰略，結果引發了1980年代的“債務危機”。亞洲“四小龍”則得益於冷戰中間的政治軍事同盟關係，順利接納了發達國家轉移出來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相對成功地實現了出口替代戰略，在不降低產業補償水平前提下，進入國際分工體係並部分實現了經濟發展目標。這些新的政治經濟狀況，促成西方學界的認識轉折的原因，在一定意義也是中國改革初期的認識依據和輿論宣傳基礎。新獨立國家大多人口和土地規模遠不能與中國相比，達不到實施自我中心戰略的最小人力物力資源總量水平，結果在反麵降低了“依附論學派”的說服力：基於國際不平等交換認識，阿明提出了“脫鉤發展戰略”，但這在新獨立國家中間沒有一個成功的案例。這些新的情況，實際上也是毛時代未能處理的問題，每一個認識空白都易於被趁虛而入實現“簡單填充”，結合毛澤東對於第三世界國家統治階級的基本判斷，象中國這樣的急促轉向過程，就有著認識和政治兩個方麵的原因。 改革開放初期適度引進的良好效益，並不能支持進入國際分工體現並自我定位為邊緣化國家，後來執行的所謂“國際大循環”和“比較優勢戰略”，則是以建設拉美式的“特權消費社會”為目標，同時摧毀自我中心發展戰略的技術積累。在僅僅三十年的時間內，中國不僅自願地納入不公平的國際分工體係，成為一個標準的邊緣國家，而且由於是在完成初級工業化之後才自願而迅速地放棄一切經濟主導權，“融入”第一世界壟斷各種經濟主導權的國際分工體係，結果毫無懸念，在短短的三十年內又一次上升為新殖民主義政策的最大受害者。 放棄以生產條件改善為中心的“四個現代化”戰略，建設特權消費社會，看起來是第三世界國家統治階級的理性選擇。按照瑟爾索·福塔多的觀點：“雖然工人的消費支出與投資之間相互促進的關係是發達資本主義經濟持續增長和工業民主的基礎，但這一相互促進關係在邊緣國家不存在，因為大眾消費需求並不像在中心國家那樣構成本地產品的重要市場出路。聯係到杜森伯裏的‘示範效應’，福塔多還認為，構成拉美進口替代發展戰略主要市場出路的中高收入群體，在消費標準方麵往往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類似，並且模仿其消費方法和模式。生產這些產品所需要的進口技術具有向資金密集型生產發展的傾向。工業增長逐漸具有資本因素越來越重要的特征，從而加劇了收入的集中，限製了資本向其他經濟部門的擴散，並且導致大部分人口的邊緣化。”“在巴西，外國投資者與國內‘寡頭’在使大部分人口邊緣化方麵存在著共同利益——因為工薪階層和其他人的大眾消費需求並不是其重要的市場出路，統治集團的利益隻是把工資壓低。”[84] 到了1980年代中期，批判毛時代產品“幾十年一貫製”，反應的是社會上層的消費欲望，而國際大循環戰略的提出，實際上是把中國輕工業技術和裝備的來源，定位於第一世界國家的技術，以便於實現消費品快速升級換代。理論上的所謂“大循環”和“比較優勢戰略”，則是對依附性發展道路所進行的較為成功的學術包裝。與生產技術改而依賴發達國家相對應，國內的重工業在這個政策下喪失本土市場。根據1995年第三次工業普查數據顯示，在1985-1995的10年間，在中國工業設備中進口設備的比重從17.9%迅速上升到47.1%。[85] 與此相關，國產裝備行業在生存邊緣線附近掙紮求生並逐步萎縮，重工業優先時代的技術積累被無情地浪費了，自主創新能力的下降與技術對外依賴是同步增長的。一個記者曾經大聲疾呼：“如果聽任這種弱化勢頭繼續下去，我國機械工業將會陷入從研製退回到仿造，從仿造退回到組裝，從組裝退回到進口，從製造業退到修理業的境地。”[86]自己放棄自主技術追趕能力的中國，在進入全球經濟體係時擴大了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主張了全球性的技術壟斷程度，這是依附性發展道路的一個關鍵步驟。 強行放棄自主技術的政策選擇，最典型的案例是運十飛機。據張愛萍的兒子張勝透露，因為等某人斬釘截鐵的批示“等將來有了錢，可以買上它一萬架飛機。”雖然運十業已完成多次試飛，也隻能放棄。而核能發電技術還是老張同誌對著趙紫陽拍桌子，才僥幸保留下來的。[87] 這樣就形成一種奇特的國際貿易現實，前商務部長薄熙來算過一筆賬“中國紡織品生產環節隻有10%的利潤，其餘90%利潤為掌握銷售渠道的各國分享。”由於中國所得利潤極低“要生產8億件襯衫才能換一架空客380。”有學者估計“近30年來，中國每年拿出幾十億到上百億美元訂購美國波音和歐洲空客幾百架飛機。”僅這一項就提高中國外貿依存度十幾個百分點。[88] 一些著名的主流經濟學家所力持的比較優勢戰略，被非主流經濟學家楊帆挪揄為“褲子換飛機”戰略。今天中國隻剩下那些歐美國家堅決不賣的國防和軍事技術，諸如火箭技術、空優戰鬥機等才不得不自主研發，直升機美國一賣給中國，高端研發馬上就停下來了，而那些在改革後勉強保留下來的自主技術門類，都有不俗的成績。 當然，如果中國能夠生產大型客機的話，也不能指望以此在世界市場上實現所謂的“高附加值”，第三世界國家每破除一項發達國家的技術壟斷，壟斷價格和高利潤就從市場定價中消失不見了：“如果不發達國家轉向高價格商品（先是紡織品，現在是鋼以及進口替代的製成品），這些就成為低價格商品，因為是低工資的不發達國家在生產它們，而高工資的發達國家就把它們的生產轉向新的、更為精密的（甚至是老的、手工藝的）高價格商品。伊曼紐爾認為，並非產品界定了生產者，而是生產者界定了產品；而‘肮髒的’不發達生產國一碰到任何東西就把它‘弄髒了’。特定的國際分工變化了，但是原則仍然是同樣的。”[89] 中國加入國際市場，並且以世界第六大工業國的生產能力，強行擠入低技術產品市場的結果，是導致市場供求的過度飽和和價格補償水平的顯著下降。這說明一個基本的規則：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不可能共同進行技術壟斷，也不可能建立起超額利潤同盟。考慮到中國的規模和人口，就更不可能實現所謂的“高附加值”了，鄧小平在1974年的聯合國貿發大會上說“帝國主義、特別是超級大國采用了新殖民主義形式，變本加厲地繼續對發展中國家進行剝削和掠奪。”“如果中國有朝一日變了顏色，變成一個超級大國，也在世界上稱王稱霸，到處欺負人家，侵略人家，剝削人家，那麽，世界人民就應當給中國戴上一頂社會帝國主義的帽子，就應當揭露它，反對它，並且同中國人民一道，打倒它。”[90] 這不僅僅是一個“想不想”的問題，而是更是一個能不能的問題，今天中國確實也以贏利性投資目的向非洲國家輸出資本，但由於談判地位遠遠低於發達國家，所取得合同條件也就更加有利於非洲國家。 按照阿明的看法，中心區的談判地位強勢與“五大壟斷力”相關：技術壟斷、對世界金融市場的金融控製、對全球自然資源開發的壟斷、媒體和通訊壟斷、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壟斷。是“這五大壟斷力量共同規定了全球化價值規律的運行框架。價值規律是對這些條件的簡要表述，而不是對客觀的“純粹”經濟理性作出的解釋。所有這些進程的運作都阻礙了外圍國家工業化的對外影響，降低了其生產性勞作的價值，卻高估了能從中心區國家獲利的新壟斷力的運作中所帶來的預期附加值。其結果是出現了新的等級秩序，全球收入分配比過去更加不平等，外圍國家的產業陷於從屬地位，淪落到轉包者地位。這是新的兩極分化的基礎，它預示著兩極分化的未來形態。”[91] 從最近三十年的經濟領域的表現看，第一世界的資本致力於壟斷新技術，並提高技術壟斷產品的市場價格補償水平；對於常規產品和技術，則致力於控製品牌和銷售渠道，貶低生產者的地位和壓低其補償水平，使得整個價值鏈分配有利於銷售環節而不利於生產環節。為了使得這兩種技術和市場的壟斷相對有效，對於生產領域的領導型企業的股權控製，也成為一種重要的依托。目前，中國“目前凡對外開放的行業，產業的前五名，都由外企占據；全國最重要的28個產業，外企在 21個（占75％）產業占有控股地位；在39個工業行業中，外企在23個（占59％）行業中占優勢地位；外企早在2004年占中國工業總產值比重已達30.2％。”[92] 改革初期在清算文 革的輿論基礎上，擴張了管理層的權力和利益，同時卻降低了統治者的責任和義務。改革後最重要的政治和社會結構變化是：社會上層的權力利益擴張的同時，下層的利益和地位卻節節下降，對勞動者的各種保護措施被作為妨礙效率提高的障礙，逐一撤除，結果導致勞動者所分享的國民收入份額也在穩定地下降，由於國內產品結構密集處於低端，底層購買力水平嚴重下降就構成一個產銷不平衡的結構性問題。即便是中國社會上層已經出現了一個先富人群，他們的平均消費水平遠遠高於平均數，但是總的居民消費比例仍然從1978年的48.4%，下降到2006年的36.4%，目前這一趨勢仍然在持續。在這個表現的反麵，是中國經濟對於出口市場的依賴和外貿依存度的上升，出口依存率從1984年的8.1%上升到1995年的20.5%，到2006年已經上升到37.1%。[93] 中國內部勞動力相對價格的持續下降，白領的新貧困現象，使得內需不足，GDP中間消費比率從1978年的48%持續下降到2006年的，轉而依賴第一世界的市場，最近三年的淨出口都高達GDP的7%左右。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之後，中央政府采取的對策首先是連續提高出口退稅率，著眼於補貼海外消費者擴大其實際購買力水平，對內則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沒有係統的提升民眾內需政策配套。 中國由此積聚了巨額美元儲備，使得美國可以采取貨幣貶值政策而降低補償水平，在美國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的美元資產縮水程度不低於20%，有人估計總損失數額在3000-4000億美元之巨，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與舊殖民主義時代的“無需交付對價物”的榨取相類似。有人據此斷言，中國所受損失的數量，遠遠超過過去一百年中間全部侵略戰爭造成損失的總和。 喪失了自主技術創新和積累能力，喪失自主品牌和對銷售渠道的控製，喪失了各行業領導企業的股權和管理權，這極大地惡化了本土就業結構和社會階級結構。整個社會的生產性行業開放給本土勞動者就業的機會，主要集中於低端，出現毛澤東所預測了那種百分之五對百分之九十五的極端不合理的社會分層狀況。李強“曾通過職業聲望調查發現，社會價值觀念出現了分裂，出現了幾種互相衝突的價值觀念體係和分裂型社會評價，而衝突的價值觀念體係又恰恰反映了群體關係的裂痕，所以，也是丁字型結構的結果。”“中國社會運行的巨大難題就在於，丁字型結構造成的社會群體之間需求差異太大，社會交換難以進行，中產階級體麵生活所需要的基本設施，在丁字型結構的下層群體看來都是奢侈的和可以利用來謀生的途徑。”[94] （李強依據五普數字所劃的中國社會分層狀況圖，比金字塔型社會結構更糟） 而李春玲則在訪談中間發現，這種社會交換無法進行的狀態，往往集中體現在新中產階級內部：“新中產階級的立場是分裂的，新中產階級的中下層和邊緣中產階級是傾向於窮人和勞方利益的，而新中產階級的上層則傾向於富人和資方利益的。兩派觀點往往都能形成強大的輿論壓力並且引發激烈爭論，由於新中產階級的中下層和邊緣中產階級的數量遠多於上層，而且他們也願意花更多的時間在網絡和媒體上，因此，由新中產階級的中下層和邊緣中產階級所鼓動的民粹主義思潮往往有更廣泛的影響力。個案訪談還發現，民族主義情緒與民粹主義思潮有著某種聯係，兩者都基於類似的利益衝突（群體利益衝突和國家利益衝突）推論模式，那些有著較強民粹主義思想的中產階級成員往往也具有較強的民族主義情緒，他們認為，國際上的霸權國家之所以要壓製中國，是因為利益的競爭和權力的爭奪。”李春玲對中產階級比重的估計也與李強類似：“從全國範圍來看，中產階級所占比例在4%-5%之間；在城市，中產階級所占比例大約在10%左右；在大城市，中產階級所占比例大約在12%-15%之間。”[95]多數人的貧困化和少數人極端富裕的對比，有限的資源被優先用於模仿中心地區的消費，如果說新殖民主義主要在經濟和市場領域起作用的話，顯然，關鍵的市場是在第三世界國家模仿中心消費的那部分市場首先建立起與中心國家的聯係，技術和產品一致。在這裏，社會學者以其經驗材料透露了這樣一個認識上的對立和分裂：少數先富人群擁抱全球化與多數窮困群體反對全球化的理由是一樣的，是否能夠在建設特權消費社會的資源分配戰略中間收益。這在支持和反對態度又導致一種認識論上的分裂與對立，結果影響到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宣傳效果：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對於主流意識形態的回擊。 為了抨擊所謂的民粹主義，取消其合法地位，中國主流社會科學研究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都樂於在不提供證據支持的情況下許諾中國未來將雷同於發達國家，經濟學熱衷於許諾本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理由是排列過去曆年的增長率數據，然後假定其會自發地延續下去，經過若幹年增長將會實現倍增，最終可以與中等發達國家看齊。社會學許諾說中產階級壯大的趨勢將會延續下去，最終在中國實現一個橄欖型的社會結構，多數人可以指望上升到中產階級，卻不提供如何壯大的說明，這越來越難以使人信服。按照李民騏的看法，外圍國家是不可能複製中心國家的社會結構的： “世界體係中各個民族國家的階級結構反映了各個國家在世界體係中的等級地位。無產階級化程度越高的國家，各勞動階級整體的談判能力也越高，並有能力獲取較多的剩餘。在世界體係中，這些國家的工人擁有較高的工資，並在全球商品鏈中占有較多的市場價值。另一方麵，無產階級化程度較低的國家，也是世界體係中的低工資國家，並在全球商品鏈中占有較少的市場價值。”“中心、半外圍、外圍國家在階級結構方麵的差別在世界體係中發揮著確定的功能。正是由於外圍、半外圍國家的無產階級化程度較低，並且在這些國家的農村還保留著巨大的廉價勞動力的儲備，這些國家才能夠為世界體係提供大量的低工資的勞動力，並在無數條全球商品鏈中生產出巨大的剩餘。這些剩餘進而集中到中心國家，並使中心國家的工人有可能得到較高的工資。”“從這個角度說，中心、半外圍、外圍國家的階級結構都是‘現代’世界體係的必要組成部分，各自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外圍國家的階級結構不是比較‘落後’、比較‘傳統’的；中心國家的階級結構也不是比較‘先進’的。沒有了‘落後’的外圍國家的階級結構，中心國家的‘先進’的階級結構也無從存在。”“在現有的世界體係的範圍內，中國能夠上升到更高的等級地位並使自己的社會結構發生相應的變化嗎？”“問題同樣在於中國的巨大規模。如果中國的工人普遍擁有半外圍國家的工資水平，整個半外圍國家集團的工人階級所占有的剩餘份額將比現在翻一番還多。這將極大地縮小世界資本家階級所能占有的剩餘份額，並導致世界範圍的利潤率危機。”[96] 在社會總產出增加有限的時段內，過度提高少數人群的消費數量和質量，客觀上要求建立一種排斥多數人消費能力的社會分配機製，這一排斥機製首先是通過農民工替代老工人的過程實現的。在中國特殊的土地公有製這樣一種殘餘製度安排下，降低勞動者工資和福利水平有著特殊的空間，農民工超長時間加班，沒有組織工會的權力，沒有職業保障和任何福利，這是近三十年來最為醒目的事實之一。不僅如此，九十年代以來的住房商品化和價格一路暴漲，使得中產階級的貧困化也成為引人注目的現象，實現上逆轉了1980年代以來的上層人口數量增加的趨勢。房地產的商品化過程，使得剝奪購買力的排斥機製向上延伸，把大多數小資白領階層人士包括在內，各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實質上是部分地恢複了“人頭稅”政策，而且是對中上階層的人群“定向實施”的，與此相關的房地產暴利和金融收益都來自於同一定向剝奪。這引起中產階級中下層的極端不滿，深圳的鄒濤通過網絡發起一個“不買房”運動，試圖以此改變房地產市場的供求關係：“當‘居住權’由國民與生具有的基本人權被‘忽悠’成百姓生存的最大成本的時候，暴漲的高價房同樣也正在重新洗牌全社會各階層財產。一方麵一個獨賺千億利潤的房地產大亨呼之欲出，另一方麵千萬白領正在由‘中產’變‘負翁’。”[97] 對於底層勞動者和大部分白領階層的剝奪，使得中國能夠支撐一個小小的極端富裕的上層，很快就在國內形成對第一世界奢侈消費品可觀的市場容量，與滿足這一份高端市場容量相對應，大量的跨國公司開始在中國設立生產基地。 對中產階級下層的剝奪過程，除了購買力方麵之外，有限的上升機會，卻疊加了教育產業化之後大學急劇擴招的雙重打擊。這意味著現在有多出幾倍的候選者，去競爭日益減少的白領崗位，這不僅導致就業的薪資水平下降，更具爆炸性的是過多的候選者導致那種實質上否定“文化資本價值”的新型選擇標準的實際運用，這對於白領候選群體而言是致命的。溫鐵軍在評論反應大學生可悲的生存狀態《——蟻族大學畢業生聚居村實錄》一書時說：“源於1990年代末期推進教育產業化之中的大學擴招、至今沒有糾錯而是將錯就錯地把書中沒有透露的那些既得利益群體造成的製度成本對弱勢群體轉嫁、且竟如皇帝著新裝般堂而皇之！其後果，往往順勢擴散為社會問題。”“由於人們支付高教成本時隱含的預期收益高於離校後被一般勞動力市場‘再定價’的實際所得，向上流動的機會不多的各種‘蟻族’越來越多地聚居一處擴散情緒，遂導致幾乎任何社會衝突都會有‘無厘頭參與’。果如此，‘蟻族’所揭示的就是一個教育產業化直接製造的不和諧因素——但願治本有道。”這個群體現在已經是社會不滿程度最高的，李春玲的研究指出“新中產階級比處於群體利益衝突兩端的群體（企業主與工人、富人與窮人）有更強的群體利益衝突意識”，其中“新中產階級認為存在群體之間利益衝突的比例是最高的（84. 8%），邊緣中產階級認為存在群體之間利益衝突的比例與新中產階級類似（84. 2%），而另外三個階級的相應比例則為75%-77%。……新中產階級認為群體之間利益衝突會激化的比例也是最高的（58. 1%），邊緣中產階級認為會激化的比例略低（53. 9%），工人階級和老中產階級的相應比例分別為47. 9%和38. 8%，企業主階級認為衝突會激化的比例則非常低（17%）。”[98] 在對社會中下層就業者的補償水平不足之外，還存在著對資源浪費和環境補償不足的嚴重問題。在工廠生產環節，與整個生產領域得到的價格補償水平不足相關，企業往往逃避環境保護責任，地方政府放任汙染不加處理的排放，共同實現對環境和生態補償最小化。結果更加導致中國產業分工鎖定在資源密集型、汙染密集型和勞動力密集型方向上。中國分權改革中間，強行賦予地方政府以發展經濟的責任，引發以個人政績需要為主要邏輯的過度投資需要，招商引資到了喪失理智的地步，導致地方政府以降低企業所承擔的勞動成本和環境成本為操作空間的執政模式普遍化。這就預備了企業違反勞動保護和環境保護法規而不受追究的良好政治條件。 一個學者正確地指出，中國新近的問題是第三世界國家的老問題： “中國正在麵臨與其他發展中國家類似的中短期挑戰。在GDP高速增長的情況下，今天的中國已然問題成堆。在經濟領域，有利可圖的增長部門和關鍵企業越來越多地為跨國公司所控製，市場逐步‘殖民化’，人力資源優先服務於外資，經濟主權受到嚴重挑戰，存在著外資控製中國經濟的現實危險。在世界經濟史上，依靠外資實現現代化的例子絕無僅有，無論是西方發達國家，還是所謂新興工業國。在中國，如果說1949年之前的經濟模式不能解決國家發展問題，反而導致了革命，那麽，重新回到這種模式的結果很可能同樣難以避免類似的困境。在社會領域已經積累了越來越多的各種問題和矛盾，包括加速的兩極分化、加劇的勞資衝突，以及住房、醫療和教育的不公，而政府卻越來越陷入苦無良策的境地。”“改革的一個重要結果是使中國在基本製度、社會經濟特征等方麵越來越類似於其它發展中國家，中國存在的問題、麵臨的挑戰也與一般發展中國家類似。”[99] 認識還可以從這裏推進一步：中國在進入國際分工體係之前，先有一個重工業優先的出擊工業化階段，而後來從四個現代化戰略轉移到特權消費社會建設的戰略中間，原先積累下來的生產能力和人力資源，轉而大規模地密集投入到工業生產的末端環節，導致全球同類市場容量的極度飽和，其中紡織產業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朱鎔基為此決策砸錠1000萬），這當然會惡化供求關係並壓縮同類產品的價格水平，導致第三世界國家受損和第一世界受益，這是全球兩極分化的一大動力。此外，中國富裕階層數量很少，高檔消費品市場的總購買力水平低於西方國家市場上低端消費品的總購買力（即便是考慮了反向的價格運動和不等價交換之後），這是中美貿易不平等的結構性基礎——中國以完成初級工業化之後的巨大生產擴張能力強行擠入低端產品市場，並以政府政策長時間支持過度投資和過度生產，支持壓縮中下層就業者的工資水平，結果引發一個全球性的貿易不平衡，最近三年淨出口超過7%就是這個結構性不平衡的體現。 在認識進步和理論建設中間，中國作為受損者國度，學界表現出不應有的麻木不仁狀態，應用過時的概念和理論來分析內涵早已不同的時代和問題，在早期國際分工體係中間是農產品和初級產品與製成品中間的不平等貿易問題，今天這個問題早已過時了，但是體現分析和統計數據中間的陳舊思路卻一成不變，每年進出口數字中間都有一項製成品甚至所謂的高技術產品數字，以支持那種毫無根據的沾沾自喜的態度。真正處於價值鏈高端的企業，基本上有著三個特點：要麽是壟斷新技術從而獲得壟斷利潤（按照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和官方宣傳就是所謂“獲得高附加值”，這個高附加值本質上是從壟斷價格中間獲得的，不過是基於技術壟斷地位而已），要麽就是控製品牌和銷售渠道而獲得壟斷利潤，還有就是從控製生產過程來獲得較高補償水平（這主要是通過控製資本投資和生產管理過程來實現的）。富士康是個很有代表性的案例，作為全球排位節節上升的重要代工廠，經常為惠普、康柏、戴爾、尼康、奧林巴斯等美日大公司加工產品，這些發達國家的大公司兼有壟斷技術設計和擁有品牌和銷售渠道的特點，所以，可以在經營活動中間獲得較高水平的補償。而富士康本身則依靠控製投資活動和生產過程來獲得中等水平的補償。反過來，為富士康打工的員工就必須工資福利成本最小化，勞動強度最大化；而作為富士康主要代工廠基地的大陸，政府稅收必須最小化（有人比較過富士康和華為的稅收貢獻，富士康在享受了各種稅收優惠之後，對財政的貢獻微不足道）。 與邊緣化地位要求相對應，富士康的各種創業成本也能夠實現最小化，在大陸各地的投資活動中間，往往能夠拿到零價格甚至是負價格的土地（在考慮了各地政府的配套設施投資之後）。而且，由於富士康較高的出貨總價格對於GDP的數字貢獻，對於官員的政績有著很重要的統計意義，所以，能夠格外吸引以增長率作為主要考核指標的官員，由此，在富士康對大陸官場的談判中間，資方能夠爭取到各種超越政策和法律的優惠待遇——比如對於資方的過度保護和對於勞方的非法壓製，這對於最小化勞動成本都是必不可少的。還有，富士康這樣一個怪胎企業，因為能夠得到超乎法律和政策的支持，當然就可以完全不考慮對於環境和生態的補償成本，大量汙染可以“零成本”排放；還因為中國在改革前就已經完成了初級工業化，對於不可再生資源的開發能力巨大，富士康能夠低成本在大陸地配套塑料、鋼鐵等各種材料，完成代工產品。這樣，作為中國產業邊緣化的典型表現，富士康在大陸巨大規模的代工廠，體現了在全球分配體係中間中國所得最小化的價值鏈要求：勞工成本最小化、政府稅負最小化、環境補償最小化，還要加上不可再生資源的最低成本利用。而在出口產品統計目錄上，那些以政績數字為榮的高官們，則可以說我們改革開放多少年來，高科技產品出口在總出口中間比例提高了多少。大體而言，富士康能夠給地方官員提高GDP政績數字，給最高層官員一個炫示改革後產業升級的標榜數據，但對於底層民眾的生存機會和環境需要而言，則完全看不出正麵意義。 在富士康的雇員中間，台籍雇員壟斷管理和技術的高層職位，在大陸配套的職員，即便是擁有很好的受教育背景和職業經曆，也隻能處於較低的職業和技術等級，其權利和收益保障，當然也就處於更低等級。富士康這種模式的企業，在大陸越來越多，對於整個社會分層和結構產生了明確的影響，中上階層的人數過少，使得改革後中國毫無停留地走向一個百分之五對百分之九十五的對抗性社會。而作為大量小資白領缺乏本土上升機會的體現，各大網絡論壇充斥著仇恨和謾罵言論——這是作為向上流動機會日益稀少的正常反應。按照沃勒斯坦的說法，西方世界的不公平很難說在過去四個世紀中間有多少減少，但是卻有大量對於民主和公平的歡呼聲，這主要是不到15%的充任管理和技術職位的高薪人士發出來的。因為富士康這種代表性企業的存在，使得大陸中間階層人數遠遠達不到讓人們聽到持久歡呼聲的最小數量，正是由於大陸永遠喪失了那寶貴的10%向上流動機會，結果長期停留在一個兩極對立的畸形社會結構上——這個社會裏喝彩聲太少同時謾罵聲又太多。許多受到大學教育後得到白領工作的小資自嘲說：“起得比雞還早，睡得比狗還晚；幹得比驢還累，吃得比豬還差，掙的比民工還少。”這與1980年代上升到白領崗位群體那種滿足和喝彩聲相比，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中國近三十年來奢侈品消費的劇增，是一種第三世界國家常見的資源配置規則，一個小小的超級富裕群體很符合第一世界國家奢侈品實現的要求，按照普雷維什的觀點，在“外圍資本主義”國家：“由於社會結構的上層以經濟剩餘的形式占有了技術進步成果的一大部分。剩餘連續增長是體係的一種動力要求，因為它構成再生產資本的主要積累來源。再生產資本能提高生產率並增加就業。然而，剩餘的一個重要部分被上層用於模仿中心的消費。在特權消費社會中存在著對資本積累潛力的一種巨大浪費。收入被中心過分地榨取也是這方麵的浪費。國家過分膨脹也造成這樣的浪費。而國家的膨脹也主要是由體係的缺陷引起的。麵對勞動力的迅速增加，資本積累就變得不足。體係就這樣逐漸把大量群眾排斥在外，使他們在社會結構的底部無所事事。這些都是非常嚴重的矛盾。其後果又由於與發達國家的關係明顯的不協調而加劇。發達國家日益和特權消費社會相結合。……外圍資本主義主要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礎上。如我們在前麵說的，這種不平等的根源就在於，主要是那些集中了大部分生產資料的人們將經濟剩餘攫為已有。”[100] 把有限的資源優先集中於模仿中心國家的消費，這當然就需要最小化多數人口的購買力了，同時，特權消費社會與第一世界國家的全球分工利益緊密相關，第三世界國家的特權階層的要求成為第一世界國家再生產鏈條的必要“浪費”。所以，第三世界國家內部的階級結構的兩極化，恰恰是第一世界所需要，這就有了全世界統治者聯合起來的堅實基礎，任何有利於第三世界國家下層利益的政策措施，都要遭到國際和國內統治階級的共同反對。 十七大報告很準確地指出了邊緣國家的常見問題：“經濟實力顯著增強，同時生產力水平總體上還不高，自主創新能力還不強，長期形成的結構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長方式尚未根本改變；……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老田按：這可能是暗指奢侈品第二大購買國內部的平均數而言的），同時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趨勢還未根本扭轉，城鄉貧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還有相當數量，統籌兼顧各方麵利益難度加大；……對外開放日益擴大，同時麵臨的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上占優勢的壓力長期存在，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增多，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要求更高。”但是，這些問題大多不在政府政策能夠調節的範圍之內，而是富士康這樣的公司擁有更多的行動能力的領域，無論政府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的願望多麽真誠，解決問題的方案卻是難於找到的，這就成為第三世界國家政府聲望下降的又一個觀察維度。 總而言之，邊緣國家政府身上匯集了過多社會矛盾的焦點，幾乎每一個重要方麵都存在著政府形象和能力不足的關鍵證據，對資本的過度保護，製度分析的隱含結論，財政受益範圍的狹小，全球競爭中間的邊緣化地位，這些作為邊緣國家的結構性現象，都成為對政府支持下降的依據。很多第三世界國家政局不穩，政府公信力低，實際上是社會結構缺陷和社會矛盾對抗性高的結果。而不受質疑的企業經營模式，往往成為邊緣地位穩定化的強有力支撐，近年來富士康在大陸的海量投資及其在全球代工業中間的排位節節上升，恰好反應了中國在全球分工地位進一步邊緣化的現實。邊緣國家中間矛盾對抗性上升往往表現為政府形象的極度惡化，政府形象的惡化往往成為煽動政變或者呼籲“顏色革命”的有力依據，這實際上與製度無關，而主要是與邊緣地位有關，而中心國家的學術思想所限定的製度觀察維度，恰恰又成為邊緣國家尋找出路的思想障礙。 如果說富士康這樣的公司及其資本積累要求，要求邊緣國家提供強有力的過度保護——這種保護力度要求政府強大到足以抵消勞動者的反抗能量，而中國自由派人士所呼籲的選舉弱勢政府則明確反對這一要求。從政治維度提出的要求，與經濟領域的實際需要截然相反，這似乎成為邊緣國家政府建設中間的邏輯悖論。從政治和經濟統一出發，邊緣國家隻有走向自我中心的發展模式的唯一選擇，在那種選擇下，保護勞動者的最低需要——內需擴大——建立內部良性循環的經濟，將能夠在政治上形成強有力的民眾支持。雖然這明顯不利於海內外統治階級利益的最大化要求，肯定要遭到他們的反對，但任何在上層那裏損失掉的政治支持都能夠在中下層得到更多的補償，自我中心的發展模式中間，意味著小資白領有更多的上升空間，即便得不到西方國家那種洪亮的喝彩聲，也肯定能夠把謾罵聲削弱到一個可以接受的低水平。 六、一個小結 新殖民主義全球市場的受益者是西方，但是中國的低端產品擴張政策放大了新殖民主義政策效果，並把自身確立為最大受害者。在不平等交換之外，最近的金融危機中間，美國的貨幣貶值政策就直接降低了對中國的實際負債（名義數額損失要小一些，例如投資“兩房”的垃圾債券損失）。在新殖民主義時代，中美關係仍然是全球結構改革的關鍵一環。正如義和團的反抗曾經促使列強考慮保留晚清朝廷作為代理人實施統治，部分放棄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的舊殖民主義政策，而美國則主張在華實現“門戶開放和利益均沾”還曾經通過“華盛頓公約”實現新殖民主義製度創新。中國的過度開放政策，以及中美貿易不平衡中間的補償問題，再次成為新殖民主義製度“部分質變”的一個標誌性因素。 中國是列強推行舊殖民主義“炮艦政策時代”的最大受害者，也是新殖民主義時代的最大受害者（對於這個看法“特權消費社會”的愛好者肯定不同意）。較高的損失數量，意味著一種有利於行動的成本收益對比，而中國的巨大規模和自主技術潛力，都使得中國有可能再次掙脫新殖民主義時代的不平等交換鏈條，成為世界格局合理化努力的第一行動者。這不僅僅意味著所受壟斷價格和壟斷利潤的盤剝減少，而且，與中國巨額的外貿盈餘相聯係的非交易損失也極其巨大，美元資產的貶值乃至美元貶值本身，都使得美國可以無視中國的意願，在壟斷利潤之外進一步降低貿易中間的價值補償水平。一般而言，作為最大受害者的特殊身份，就有可能提高所能承受的成本上限，去尋求世界格局的改變和平等化。若中國付出這樣的努力，並承擔相應的成本，這不意味著一種道德和意識形態需要，而是要在改變世界格局的同時去維護了自己的正當利益。 如果說，很多第三世界國家規模過小，在工業化時代無法實現經濟獨立的話，中國就是不這樣，而是具體獨立資格的人口和資源條件。喬姆斯基指出，美國對中國的幹涉意願高居不下，在於中國巨大的規模和過去的經驗，使得有可能脫離美國的掌握而自立。與那種貿易和平理論相反，國與國之間的幹涉意願和動機總是與保護可攫取的利益數量成正比的，在這個問題上巴蘭的“可榨取利益數量與幹涉成本成正比”的看法，受到美國長期幹涉實踐的有力佐證。中國越是深深地參與國際分工體係，越是受到不平等貿易的損害，列強在中國獲得的不正當利益越多，就越是有強烈的意願並承擔較高的幹涉成本來對付中國，以期其既得利益得到保護。從中國獲取的利益的數量大小和不確定性，而不確定性則與不平等性緊密相關——越是不平等交易越有可能被中國單方麵終止，真正平等互利的交易反而有可能持久下去，這兩個方麵今天已經成為中國困局的死結，越是奉獻利益越是受到幹涉和感情傷害（對親美的精英階層而言），這是美國對中國幹涉意願居高不下的兩大原因。 如果說毛時代是以內部矛盾的對抗性經驗去想象世界格局的話，顯然，今天依然如此，所不同的是處在相對立的另外一個極端上。個人崇拜曾經是把全部的政治合法性授予一個特定的人，今天則反過來，把全部的政治合法性授予美國的製度實踐，凡是與美國一致的才算正確。中美關係始終是中國在全球格局中實際地位的標誌，要解決中國在世界格局中間的合理地位問題，首先就是要處理好中美關係的合理定位。 近三十年的中國社會，在社會轉型中間最為顯著的變化是統治階級的再形成，新的優勢地位獲得者——無論是權力精英還是資本精英，都遭到民眾輿論嚴重質疑，這就使得統治階級暴露在赤裸裸的輿論攻擊之下，缺乏道義掩護和功能地位支持，這就從反麵提出一個更加嚴峻的意識形態建設任務——必須就中國現實完成統治階級及其優勢地位的意識形態包裝，從而把優勢地位和特殊階層的權力利益分配份額合法化。在現實中間越是欠缺那種有說服力的辯護理論，結果反而鼓勵學界主流以一種簡單化的“抄襲思路”來快速推進——把美國的製度實踐抬高到唯一政治正確的地位上——為此，學界主流長期致力於維護一種“美國崇拜”，結果在反麵加深了意識形態建設的不足和缺位，蒼白的說服力和膚淺的包裝過程破壞了學術信譽本身，結果學界主流也被輿論打入“鐵三角”——尤其是主流經濟學家被看作是權錢勾結的喉舌。 主流學界匆忙建立的“美國崇拜”並不一定能夠解決意識形態需要，但是卻首先為自己的思維確立了限製，這深刻地影響到中國人對世界格局的想象方式。而在國際關係研究領域，美國學界的理不僅有著壟斷地位，而且新自由主義製度學派的學術地位也急速上升。許多國家的學者都認識到“美國國際關係理論的話語主導地位是非西方理論難以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而中國目前的相關研究，在引進學習了30年之後，仍然處於“原創性理論的缺失”的學徒狀態，學術刊物上所發文章，仍然是“美國國際關係理論仍然占據最大比重，中國的國際關係理論仍然沒有形成體係。”“缺少學理自覺、西方理論話語占據主導地位、缺乏富有生長潛力的理論硬核。”[101] 與理論研究的貧乏相對應，外交部的老爺們的詞匯貧乏也是驚人的，動輒指責美帝懷有冷戰思維，這是極其可笑的形勢誤判。恰恰相反，正是因為冷戰終結後中國的過度開放，導致中國產業的邊緣化和利益嚴重受損，結果在反麵補貼了第一世界。跟隨著這一部分巨大的經濟利益，列強開始尋求一種跨越國界的政治保障，在朝鮮戰爭終結了美國的炮艦政策之後，第二次向美帝提供了幹預中國內政的“激勵”因素，這與19世紀西方列強指望中國出現一個弱政府利於控製一樣。換言之，是過度開放給列強的巨額利益，催生了列強幹預中國內政的更高意願。近年來，西方列強每一次幹預和挑釁，都導致民眾心目中間的政府形象惡化；即便是在西藏314騷亂這樣的惡性事件之間，拙劣的官辦宣傳，其效果之差，遠遜於非專業的網友。官辦宣傳機構的無能和外交部官老爺的無能，共同幫助了美帝離間中國政府和民眾的目標。 除了國際關係和國家安全研究之外，主流經濟學家對於中國作為最大的新殖民主義政策的最大受害者的地位，也同樣缺乏把握，對於市場交易中間的不平等和剝削性質缺乏揭示，過度開放表現在放任技術壟斷在中國市場上的攫取高額壟斷利潤，放任外資控製品牌和銷售渠道，放任外資控製生產資本投資和管理過程，結果惡化了中國的社會階層結構。外資普遍控製中國產業結果是統治階級實際上大幅度退出生產過程，成為純粹的消費者。社會流動機會的減少也導致候補精英階層的反叛，削減了接受和傳播主流意識形態的最低社會基礎。學界的無能、宣傳的拙劣、官員的不稱職（外交部官老爺的不稱職是表現最為集中和明顯的），弱化了社會團結並降低了中國的無形實力，這些都成為中國安全困局的一個組成部分。 在中國上層和下層都導致一種“美國崇拜”的遮蔽，上層想要以此完成意識形態重建，下層援引美國標準作為批判的助力破除少數人對於權力和資源的壟斷，這極大地妨礙了把握和理解真實世界格局的想象力。結果，普通民眾對於美國的幻想也大大增加起來，最近奧巴馬與上海大學生的問答中間很集中地體現了這一點。（完）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初稿 二〇一〇年七月二十一日修訂 [63] 哈裏什·卡普爾著 彭致斌譯《覺醒中的巨人——一個外國人看新中國前三十年的外交政策》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第18頁 [64] 毛澤東：同斯諾的談話，一九六五年一月九日，載《毛澤東文集》第八卷 [65] 顧龍生主編：《毛澤東經濟年譜》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第604頁 [66] 石林主編《當代中國的對外經濟合作》當代中國出版社電子圖書，第一章第四節，第二章第二、三、四節 [67] 牛軍：毛澤東“三個世界”理論的研究綱要，載《毛澤東和他的事業一一研究選萃》（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第814頁 [68]（美）理查德·尼克鬆：第三世界戰爭，載王紹仁等譯《不再有越戰》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第250、255頁 [69] 《人民戰爭勝利萬歲》，《紅旗》雜誌1965年第10期，第8頁 [70] 毛澤東：同蒙哥馬利元帥談國際局勢，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七日，載《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第429-430頁 [71] 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331頁 [72] 《王力反思錄》（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第1132-1134頁 [73] 毛澤東：同斯諾的談話，一九六五年一月九日，載《毛澤東文集》第八卷 [74] 李慎之：海闊天空扯亂談——世紀之交的瞻前顧後，載張貽編《李慎之文集》（非正式出版物），第246、248頁 [75] 李捷著：《毛澤東與新中國的內政外交》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年，第48頁 [76] 翟強（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曆史學係教授）：建立反對前蘇聯霸權的國際統一戰線（1972-1979年），載楊奎鬆主編《冷戰時期的中國對外關係》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80頁 [77] 基辛格著 胡利平等譯《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674頁 [78] 傅建中：《紅牆白宮》當代中國出版社1999年，參閱第九章 [79] 對周總理聯絡員老李的訪問，2006年5月 [80] 《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論目前形勢 美國侵略者把絞索套在自己脖子上》，載《人民日報》1958年9月9日第1版 [81] 毛澤東：同蒙哥馬利元帥談國際局勢（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七日），載《毛澤東外交文選》 [82] 毛澤東：在第十五次最高國務會議上談國際形勢，一九八五年九月二日，載《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第346頁 [83] 斯塔夫裏亞諾斯著 遲越等譯《全球分裂：第三業界的曆史進程》（下冊），商務印書館1993年，第486頁 [84] （美）C·P·歐曼，G·韋格納拉加著 吳正章等譯《戰後發展理論》中國發展出版社2000年，第123-124頁 [85] 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經濟年鑒-1997》中國統計出版社1998年，第682頁 [86] 程遠：《誰來裝備中國》，載《經濟日報》1997年2月12日 [87] 張勝：《從戰爭中走來——兩代軍人的對話》，第十章《強國之夢》 [88] 孫學文：《中國29年來對外開放、創辦“三資”企業的分析研究報告》，載烏有之鄉網站 [89] （德）弗蘭克（Frank,A . G.）著 高銛等譯《依附性積累與不發達》譯林出版社1999年，第110頁 [90] 《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團長鄧小平在聯大特別會議上的發言》，載1974年4月11日《人民日報》第1版 [91] （埃及）薩米爾·阿明著 丁開傑等譯《全球化時代的資本主義——對當代社會的管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3-5頁 [92] 孫學文：《中國29年來對外開放、創辦“三資”企業的分析研究報告》，載烏有之鄉網站 [93] 劉日新：《中國通貨膨脹文集》中國展望出版社，第130-131頁表格數字 [94] 李強：“丁字型”社會結構與“結構緊張”，載《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2期 [95] 李春玲：中國中產階級的增長及其現狀，《江蘇社會科學》2008年第5期 [96] 李民騏：世界體係視野中的中國社會結構，載《烏有之鄉》網站 [97] 鄒濤：“中國不買房聯盟”倡議，轉引自烏有之鄉網站 [98] 李春玲：中國中產階級的增長及其現狀，《江蘇社會科學》2008年第5期 [99] 路愛國：改革三十年——中國成為“正常的”發展中國家？，載烏有之鄉網站 [100] （阿根廷）勞爾·普雷維什著：《外圍資本主義――危機與改造》商務印書館1990年，第10頁 [101] 秦亞青：中國國際關係理論，載王逸舟主編《中國對外關係轉型30年：1978-2008》社科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325-336頁 
| ||||||||||
但是文字讀過，總有中心思想太突出的味道。
時代烙印敲在每個人的潛意識裏，印痕或深或淺。
同意過河的感覺。
老田認為在中國上層和下層都導致一種“美國崇拜”的遮蔽，而上述美國總統奧巴馬和上海大學生的問答，是代表中國普通民眾對於美國的幻想大大增加起來。
9年了，現在回想起來，中國大學生對“成功”的渴望，究竟怎樣了呢？
一位上海複旦大學管理學院的學生，清奧巴馬分享他的大學教育經曆，以便走上成功之路。
奧巴馬的回答，是美國政治正確的標準答案。而奧巴馬也提到“我們許多人都會忙於給自己掙錢，買一輛好車，買一座舒適的房子”。
如果當時那位大學生買一輛好車，天天都要付出相當昂貴的費用，現在不能從中得到好處；而如果他在上海買一座不算舒適的房子，現在是成功發達了。
本來2009年是中國特大城市的房地產價格開始下降的時候，但“四萬億”的經濟刺激，產生的乘數效應，硬生生扭轉了經濟學規律。
這9年是我徹底失敗的9年。現在因為中興通訊公司受美國製裁的事件，全國上上下下出現自力更生發展電腦產業的決心。我又想到毛澤東的家鄉吸收天地靈氣，再搞以電腦向大眾普及知識的願望。
由於西方發達國家掌握著先進技術和強大的軍事力量及金融、資源等的主導權，因此在世界生產和貿易等體係中占有主導和有利的地位，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國家間的鬥爭也是階級鬥爭的一種表現形式。
這會美國對中國的貿易戰更是告訴中國的私營企業家:並不因為你是資本家而對你手下留情。那麽怎麽辦？隻有團結起來才能應付。如何團結起來？顯然有個共同的目標才會有共同利益，共同富餘，同舟共濟的社會主義就是最大的同心園，形成以公有製為主導其他所有製為圍繞的所有製及生產經營格局，才能即有中堅力量又可發揮各方的積極性和特長而共同應付外部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