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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勢國家有沒有可行的競爭方略（一） 2018-04-27 老田按：這篇文章寫於2009-1010年，部分內容曾在2009年開放時代年會上宣讀，經過整理後以《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及其背後的認識論基礎》為題發表於《開放時代》2010年第一期；另外一部分內容以《抗美援朝戰爭與中國的威懾信用》為題發表於《天涯》雜誌（《天涯》2011年第一期）。本文涉及到的頭緒較多，較為具體地追溯二戰後國際競爭與中美博弈的認識論變化。1957年毛爺爺訪問莫斯科時期強調“東風壓倒西風”，看世界的圖示，主要是基於社會製度的分野。這個判斷在1958年發生了深化--毛爺爺把美國的進攻戰略“紙老虎外觀”進行了剝離，認為美國的真實意圖是“非進攻性的”，依據就是美國軍事力量的全球配置像是“牛尾巴綁在樁上”，這屬於自設局限的守勢而不是進攻力量高度集中的“攻勢”。這與1957年的“東風論”有著內在一致性：美帝想要依靠軍事力量撈取好處的潛力不太大了。到了1970年代毛爺爺提出“三個世界理論”，據以做出判斷的認識依據不再與社會製度分野有關，而是強調了不平等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優先性--這是沃勒斯坦世界體係論的分析依據，同時還有一條隱含線索是社會主義國家上層的修正主義狀況，以及由此帶來的“對外投降”問題。從東風論到三個世界理論，據以分析國家競爭的問題視野變化是根本性的，美帝也不再有追求炮艦政策的收益了，全球競爭將是經濟性的不平等交換，由此第三世界的受剝削地位才上升為與中國的最高一致性。與國內政治中間修正主義狀況緊密相關，競爭意誌的消失和“對外投降”策略的選擇，會配套宣傳各種誇大美帝的絕對優勢以及各種不與美帝合作就沒有出路的認識方法，後來中國終於走向了鼓吹“合作雙贏”的主流理論了，放棄了競爭思維以及以競爭思維思考國際競爭的方法論。在特朗普重提競爭和不兼容利益重要性的今天，回顧戰後至今的國際競爭態勢的演變過程，不得不承認：毛爺爺倡導的“弱勢競爭方略”，依然是我們認識國際競爭並參與競爭的起點。總體上看，中國民眾思考國家安全問題或者國際競爭問題，多半是因為帝國主義者在外部的激發，老田對國際關係問題的再學習過程就是1999年美國轟炸大使館之後，這與五四運動“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問題意識激發過程，完全一致，這篇文章是老田再學習十年之後的一個階段性的總結，此後基本上就轉移興趣去其他方麵了。所以，自那之後就基本上沒有新見解了，本文重新發出來時，隻做了少量的文字調整。 以平民革命戰爭的經驗為基礎去想象世界格局和國家安全--對毛澤東“三個世界”理論的再回顧 作者：老田 ——（謹以此文紀念偉大的抗美援朝戰爭60周年） 在過去六十年裏，中國人想象世界格局的方式有著根本性的不同，毛時代，第一代革命家仍然是掌舵人，對於世界及其格局演化的想象明顯與革命年代的軍事對抗經驗有著延續性。現在則反過來，想象世界的方式回到五四之前--簡單地抄襲西方人的看世界圖示。前五四時期中國人學習西方，是希望把中國的政府組織模式和能力提高到足以在競爭世界中間自存，而後文革時代的學習西方是要瓦解中國曾經的社會團結並放棄對外競爭目標和最低利益防護，這是主流學界放棄社會責任的墮落表現。 毛澤東看待世界格局的圖示中間，有多個方麵的認識論來源：首先是從近代史中間提煉出來的問題意識--不能抄襲列強的社會製度模式和軍事競爭方式，作為弱勢博弈者必須采取不同於強勢博弈者的競爭方略；其次是絕不幻想列強的“善意對待中國”，而且選擇支付較高的安全成本並建立起有效的威懾信用；從革命戰爭年代的競爭方略中間，毛澤東在有形實力劣勢條件下，重視無形實力的提升，由此主張要反對管理的常規路線，堅持最小化強製性管理手段的扁平化管理模式。朝鮮戰爭對於毛澤東的軍事戰略和國際競爭思想是一個有力的檢驗。 1959年赫魯曉夫在美國的表現，激發毛澤東提出共產黨管理層蛻變的社會學認識（修正主義代表高薪階層），由此開始了中蘇論戰和國內反修（具體部署是四清和文革）；文革期間對黨史梳理中間提出“路線鬥爭史”的中心線索，直接把管理層對扁平化管理的排斥這樣一種“右翼激進主義”作為優先對待的問題；在1970年代早期中國外部安全環境改善、內部文革瀕於崩潰時期，再次把統治階級的蛻變問題作為對外競爭的關節點問題提出來，這是他提出“三個世界理論”的曆史背景。正是在三個世界理論中間，社會製度和經濟發展程度都已經喪失了作為標準的意義，改而突出出來的是統治階級的蛻變和弱勢博弈者方略之間的因果關係。 一、中國作為舊殖民主義政策最大受害者的近代史經曆 近代史上中國屢遭列強侵略，戰爭失敗不僅帶來巨大的生命財產損失，而且，列強在“戰爭勝利”後所勒索的戰爭賠款數量也十分驚人，各種估計中間“數值最高者為銀19.53億兩，最低者為10餘億兩，被史學界廣泛采用者為近13億兩。”[1] 這個數字相當於清政府16年的財政收入總和。如果對照1860年英國紡織行業的總資本數量8200萬英鎊（其中機器部分約5300萬英鎊）、全部製造業總資本數量1.56億英鎊（約6億兩白銀）的數字，[2] 就能夠更為具體地理解這一榨取的力度。 除了毫無補償的“賠款”這樣一種榨取方式之外，有補償的“鴉片貿易”也是近代史上引人注目的“交易”現象，一位美國學者指出，輸入中國的鴉片是“十九世紀全世界最貴重的單項商品貿易”： “在十九世紀的最初十年，中國的國際收支結算大約盈餘二千六百萬元。從1828到1836年，從中國流出了三千八百萬元。使國際收支逆轉的正是鴉片煙，結果就資助了英國加速使印度殖民地化的大部分活動。1830年，東印度公司的總稽核宣布，每年至少有四百萬鎊得從印度運回英國。印度的這筆盈餘的大部分首先要變成鴉片在廣州賣掉，然後購買茶葉運到國內，這又為英國政府增加了三百三十萬鎊關銳。在經過幾個世紀的貿易之後，西方終於發現中國會大量購買的東西了。”[3] 在人均收入很低的中國，大量的鴉片銷售對其餘工農業產品的“市場擠出效果”也很明顯，這無疑壓縮了其他產品的市場容量：“直到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為止，鴉片一直是中國進以商品中最為重要的項目，每年進口價值在3000萬至4000萬關兩之間。此後，棉貨類的進口值才超過了鴉片。”[4] 如果說短期的損失和有形的生命和財富損失還能夠統計的話，列強損害中國一切建設性力量的成長，防止有抱負的那部分精英掌權，有能力滅絕一切建設性的政權和組織力量的成長過程（哪怕是國民黨這種建設性遠遠不足的政治實體也在列強的反對之列，1913年以“五國大借款”支持北洋軍閥政權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個無形的長期損失就難於估計了。在近代中國，無論建設現代國家的政治努力還是發展經濟的努力，都與列強在中國追求的短期利益目標相反，這樣，列強就始終是作為一種政治經濟建設的破壞性力量而存在。英法對於奧斯曼帝國則是惟恐其太弱不足以抵擋俄羅斯的壓力，對於中國政府卻惟恐其太強以至於不願完全服從列強的意誌，因此，列強相約在中國扶持最腐朽墮落的勢力： “英國之所以在簽訂《巴爾塔裏曼尼條約》和《南京條約》時對奧斯曼和中國區別對待，就是出於這一同樣的‘有趣的規則’。如前所述，盡管兩個條約存在相似之處，但它們在鞏固英國的亞洲主宰權方麵發揮著完全不同的作用。前者是要強化奧斯曼帝國的中央政府，而後者是要削弱中華帝國的中央政府。二十年後，中華帝國的中央政府已經足夠虛弱，很久以來奧斯曼帝國可以為英國做的，它也可以做了。”“簡言之，19世紀60年代早期的中國與30年代後期的奧斯曼帝國一樣，英國霸權之下的西方列強在選擇中具有明顯的偏好，它們寧願與亞洲分崩離析的舊製度為伍。和它們打交道，也不願與新生的民族主義和‘西化派’力量在一起。與西方的理性化相反，英國與中國的戰爭，以及19世紀大部分時間裏與非西方世界的政府和民族的戰爭，其目的都不是為了尊重對方主權、建立互惠的商業交往環境，相反，它要強加給中國和非西方世界的是政治上的附庸關係，這與各國平等和國家主權的西方理念格格不入。為了達到自己的目標，與衰微的舊製度為伍顯然比與民族主義和‘西化派’力量在一起更為安全。”[5] 列強要在另外一個國家遂行擴張與榨取的目標，這遠非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隻能在考慮了被侵略者的反抗能力，計算了侵略者所願意付出的侵略成本數量之後，才能完整地理解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擴張問題。保羅·巴蘭在比較了印度和日本在殖民化時期的差別待遇之後指出：因為日本地狹民貧，沒有多少可供列強榨取的經濟資源，也不能提供產品銷售市場，所以，列強也就相應降低其願意承擔的“侵略成本”數量，這是日本輕易掙脫殖民化鏈條的關鍵；而印度則由於其富足而受到英帝國係統而長期的掠奪。[6] 如果拿中國與印度相比，可榨取的經濟剩餘數量就更為可觀，中國1820年GDP數量占全球的三分之一，所以列強“經營中國”的意願格外強烈，投入的“侵略成本”就格外高，在這裏可以看到兩次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八國聯軍戰爭以及後來的日本侵略戰爭的動力所在。國防經濟學中間區別了普通的經濟行為和衝突行為的分析工具之不同： “交易理論和衝突理論構成了經濟學分析的兩個平等的分支。第一個分主建立在合同和相互獲益的基礎上，第二個分支建立在爭奪不對稱優勢的基礎之上。”共同獲益於爭奪不對稱優勢顯然是不同的，但兩者之間還有三個共同點：“在決策者層次上最大化必須遵從資源約束；在總量層次上均衡決定是平衡和綜合這些獨立的私人決策；在生產的一般過程中資源投入轉化為期望產品。”“衝突理論引用交戰和鬥爭的技術，在此過程中，投入由雙方的鬥爭性努力構成，而產生的‘產出’則是以資源和收入的最後配置形式。”[7] 因此，侵略的成功，還要聯係反侵略的無效，才能完整地理解這一特殊的“產出”。晚清政權的無能使其難於凝聚國民的意誌和力量，無法籌措足夠的反抗成本去對抗列強，這就更加改善了列強侵略中國的效果-費用比率，鼓勵了列強付出更大的侵略努力，來改造中國政治經濟體係來滿足其榨取目標。可資榨取的經濟剩餘數量很大，同時卻沒有足夠的反抗能力，這種近代史困境被魯迅用一個通俗的比喻解釋得淋漓盡致：“倘是獅子，自誇怎樣肥大是不妨事的，但如果是一口豬或一匹羊，肥大倒不是好兆頭。”[8] 19世紀中期，歐洲國家在瓜分非洲問題上達成了穩定協議，英國在印度獲得了近乎壟斷的地位，但是，列強在中國隻能尋求不穩定的勢力範圍，這種“不穩定性”占有狀態助長了短期化行為--列強並不把中國作為一個長期的可持續剝削的目標，而熱衷於在短期內盡可能實現最大的利益榨取，英國對中國和印度的差別待遇就集中地體現了這一點：英國在印度種植鴉片但禁止在印度銷售，要全部販賣到中國來賣。英國在印度的行為，顯然意味著把印度作為一項“長期資產”而加以經營利用，對中國的榨取行為，則明顯不作長期打算。所以，僅僅概括列強在世界各地擴張中間的“常規模式”，尚不足以理解中國在近代史上的遭遇。 正是列強這種短期利益最大化的動機，使得“衝突性”的分析工具更為有效，毛澤東的“帝國主義概念”，利益“不兼容程度”也是最高的，其內涵與列強對中國的“短期榨取”目標相一致，這就使得“階級矛盾對抗性”的分析工具更為有效，這就足以支持 “零和性質”的“矛盾衝突分析”。又由於在列強侵略中國一百多年中間，中國遭遇到數量驚人的生命和財產損失，損失的數量客觀上界定了人們願意接受的為避免損失而支付的成本數量，較高的風險總是會提高支付高額“保險費”的意願。從中國近代史遭遇的損害看，必然會在中國產生人類曆史上最高的國防和安全成本支付意願，毛澤東“獨立自主的安全和發展戰略”就是此種意願的具體化。從列強與中國的交往經驗中間，毛澤東還從中提煉出一個“先生打學生”的基本結論：簡單跟隨西方的製度是不可能在博弈中間獲勝的，換言之，按照列強的製度模式去支付安全成本是不合算的，這就需要在列強已有政治經濟製度模式之外去尋找博弈方法，毛澤東這種另類思考後來得到國共軍事競爭經驗的強化。這是毛澤東與過去和今天主流學界的思考路徑之間出現了根本性的分叉。 在自主安全成本和經濟發展戰略方麵，由於中國國土和人口的巨大規模，在采用有效的動員模式之後，有能力支付的巨大的安全成本而無須仰賴外人的善意和恩賜。與此相反，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卻不夠大，以中國經驗外推時容易忽略這個關鍵的區別，相當多的小國是沒有能力自外於國際市場而求得經濟發展的，也不能籌集足夠對抗大國幹預的成本。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在根據地形成的低成本政權經驗，未能在第三世界國家推廣（實際上在中國也未能長期堅持下來，文革後被刻意放棄），而市場化和科層化這兩種“正規化的方式”在窮困經濟體中間的效果是很有限的，這就妨礙不發達國家的人力物力資源的有效動員，結果出現一種結構性的缺陷為列強所趁，在戰後建立起新殖民主義的經濟秩序，這也導致三個世界理論中間所隱含的趨勢預測過度樂觀，後來也沒有實現。 二、朝鮮戰爭中間中美看世界圖示中的範式衝突——安全成本支付意願與威懾信用的確立 對於外部帝國主義自願放棄侵略政策，毛澤東基本上不持幻想，認為其肯定要依仗經濟技術優勢追求不正當利益的，所以，在提到“對付國內外反動派即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們”時，毛澤東說：“對於這些人，並不發生刺激與否的問題，刺激也是那樣，不刺激也是那樣，因為他們是反動派。劃清反動派和革命派的界限，揭露反動派的陰謀詭計，引起革命派內部的警覺和注意，長自己的誌氣，滅敵人的威風，才能孤立反動派，戰而勝之，或取而代之。在野獸麵前，不可以表示絲毫的怯懦。我們要學景陽岡上的武鬆。在武鬆看來，景陽岡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樣，不刺激它也是那樣，總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9] 既然有了壓迫和剝削，就必然地引導矛盾對抗的另一方出場，一方的侵略投入越大，對生命財產的損害越大，就必然帶來反抗意願的上升，從而，受壓迫民眾願意投入反侵略戰爭的心理成本就越高。願意為極端野蠻的帝國主義侵略而支付更高的反抗成本，這個認識超越了黨派和政治立場的分野，秋瑾就曾經有這樣的詩句“拚將十萬頭顱血，需把乾坤力挽回。”毛澤東對中國近代史經驗的總結就更為具體，他說：“中國得到的教訓是這樣：有壓迫，就有反抗；有剝削，就有反抗。帝國主義，不管是日本帝國主義、美帝國主義或其他帝國主義，都是可以打倒的。國內反動派，如蔣介石，不管多麽強大，也都是可以打倒的。”[10] 抄襲列強的組織模式和社會製度，還不足以應付其侵略，那麽就進行製度和組織上創新：“哪裏有壓迫，不革命就不行。社會主義革命就是這樣。”[11] 既然對帝國主義不持有任何“道義幻想”並指望其自動改過，顯然，製止侵略的關鍵就完全依托於反侵略力量的集結和使用，這隻有等到反侵略力量足夠強大，最終使得帝國主義政策得不償失的時候，侵略政策才會終止。這就提出了反侵略戰爭的成功條件，他1965年對斯諾說：“中國這個地方，美國軍隊來可以，不來也可以。來了沒有什麽很大的搞頭，我們不會讓美國軍隊得到好處。因為這點，也許他們就不來了。”[12] 為了讓美軍來了沒有很大的搞頭，戰爭準備的設想還必須貫徹到經濟建設的方針中間去，在1965年的一次談話中間，他說：“世界的事情總是那樣，你準備不好，敵人就來了；準備好了，敵人反而不敢來。”他立足於打，是為了爭取不打。[13]這種思路其實就是國際關係的“威懾”思路，按照學者們的總結，假定現代政府的政策製定者在選擇戰爭之前，先要進行成本--收益分析，而威懾就是讓對手相信，他為采取某種行動而付出的代價或者所冒的風險大於收益。基辛格認為，威懾需要實力、使用實力的意誌，以及潛在進攻者對這兩個方麵的評估等三方麵的結合，而且，威懾是所有這些因素的乘積，而不是它們的和。如果任何一個因素是零，威懾就會失效。[14] 中國安全態勢的短期目標是要求建立起有效的“威懾信用”，而長期目標的達成則需要整個世界力量對比的根本轉換和平衡--特別是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力量平衡。對於一個長期受到侵略戰爭威脅的國度而言，達成短期安全目標的關鍵在於建立起自身的“威懾信用”--這對於侵略者而言，則意味著要讓其在戰爭和衝突現實中間領略到：侵略中國的成本遠高於可預期的收益。用規範的國防經濟學語言表述就是：“為了震懾對手，報複的有效性和將要訴諸武力的可信度這二者都是必需的。”[15] 諾貝爾經濟學獎金獲得者謝林把博弈論應用於分析戰略威懾，非常重視威懾的信用，得出的結論是：“威懾涉及武力的潛在使用，而非實際使用；威懾是為了警告並說服潛在敵人，隻有避免某些舉動才能維護其自身利益。”“一個成功的威脅就是不需要付諸實施的威脅；……大多數威脅的最大成本是不得不實施威脅。”[16] 在中國正式派遣誌願軍入朝之前，周總理曾經通過公開和秘密渠道兩次警告美國不要過三八線，但未能生效。第一次是毛澤東決定，周恩來於九月三十日向全世界宣告：“中國人民決不能容忍外國的侵略，也不能聽任帝國主義者對自己的鄰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7]第二次則是十月三日淩晨周恩來透過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對美國當局提出強烈警告：“美國軍隊正企圖越過三八線，擴大戰爭。美國軍隊果真如此做的話，我們不能坐視不顧，我們要管。”[18] 這兩次威懾都未能起到應有的作用，剩下來的唯一選擇就是把“威脅”付諸實施，這個成本當然就很高了。 改善國家的安全態勢，是中國所追求的短期目標；而一個更為公正和平等的世界格局（“環球同此涼熱”），則是長期目標。這兩個目標的實現，都需要資源的投入，作為毛澤東“鬥爭哲學”思想的一個部分，他是從不回避安全成本--也就是說從不幻想“搭便車”以把安全成本轉嫁給別國。這個思路如果結合近代史經驗來理解，就很容易看到侵略造成的巨大損害極大地提高了支付安全成本的意願，同時，共產黨的組織經驗又使得易於確立追求有形實力劣勢條件下的戰爭勝利，有了支付安全成本的意願，有了劣勢博弈者的製勝方略，才有那種有形實力劣勢條件下還要選擇不利時機的出擊戰略。 在某種意義上，國家的戰略意圖和競爭意誌是不可能欺騙對手的，一個國家願意付出的安全成本數字，就是基辛格所說的“使用實力的意誌”，這可以視為競爭意誌強弱的合理標示，絕對不能是零。這似乎不是毛澤東一個人的看法，而各民主黨派於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四日聯合發表的聯合宣言中間，也預設了這個判斷--隻有在支付了足夠的安全成本之後才會有製止侵略的可能：“世界上愛好和平的人民如果想要得到和平，就必須用積極行動來抵抗暴行，製止侵略。隻有抵抗，才有可能使帝國主義者獲得教訓，才有可能按照人民的意誌公正地解決朝鮮及其他地區的獨立和解放的問題。”[19] 在三年抗美援朝戰爭中間，付出了傷亡36萬餘人、開支戰費62億元、消耗物資560萬噸的代價。而美國則在侵朝戰爭中付出了近40萬人員傷亡（連同其他國家和南朝鮮軍隊共傷亡109萬人）、830餘億美元戰費開支和7300萬噸物資消耗的巨大代價，最終卻不得不罷手求和，與朝中方麵簽訂停戰協定。這無疑是出乎美國的意料的。對於美國在朝鮮戰爭中的失敗，美國前總統胡佛曾沮喪他說：“聯合國在朝鮮被共產黨中國打敗了。現在世界上沒有任何軍隊足以擊退中國人。”[20] 任何一個國家要建立起有效的威懾信用，隻有在接受了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軍事力量的檢驗之後才能夠為人們所認識和接受。 在與美國交手以及後來的談判過程中間，毛澤東總結出這樣的經驗：“美帝國主義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講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講理，要是講一點理的話，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21] 民間諺語說“沒有耕耘就沒有收獲”，在毛澤東看來，如果沒有抵抗成本的支出，沒有對於侵略者的有效打擊，就不可能終止侵略者的侵略意願。支付完抗美援朝戰爭的抵抗成本之後，效果是非常明顯的，彭德懷在總結朝鮮戰爭對世界格局的影響時，正是這麽說的：“西方侵略者幾百年來隻要在東方一個海岸上架起幾尊大炮就可霸占一個國家的時代是一去不複返了，今天的任何帝國主義的侵略都是可以依靠人民的力量擊敗的。”[22] 這是一種成功地建立起“威懾信用”之後誌得意滿的說辭。 毛澤東在與同鄉周世釗的談話中間，曾經用很通俗的民間諺語表述了謝林用博弈論敘述的那個思想--“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還有一句民間諺語“不怕賊偷就怕賊惦記著”，用以轉喻國家競爭關係也很貼切，如果能夠解決那個最大的“賊”、打回最有力的一拳，顯然威懾信用的效果就就越好。由於美國軍事力量為世界最強，中國打敗美軍所建立起來的威懾信用，就對全球任何國家都適用，就中國要建立起有效的威懾信用的目標而言，選定美國作對手其效果最為理想。 以毛澤東建立威懾信用的“大算盤”而言，與戰術上的合理介入有著完全不同的估價，美國軍官查爾斯·威洛比則說：“大部分中共軍隊都沒有與一個主要的軍事強國進行實際戰鬥的有效經驗。此外，他們的訓練也象原來的北朝鮮軍隊一樣，由於缺乏統一的裝備和彈藥供應保障而大受阻礙。”而且在朝鮮“進行幹預的黃金時機看來早已過去，如果計劃采取這一行動，很難設想，會把它推遲至北朝鮮軍隊的殘部氣數已盡的時候。”[23] 從戰術角度看，這個美國軍官的分析不無道理。但是如果從“以戰止戰”的戰略方向看，就未必如此，中國誌願軍從鴨綠江邊上開始出擊，並把擁有優勢裝備的美軍趕回三八線，這樣一場較量所建立的“威懾信用”要比在最合適的介入時機下的戰爭，有效程度要高許多。而且，在停戰談判中間，毛澤東從不企圖“見好就收”，而是要等待美軍的全部海空優勢都有機會發揮，肯於坐下來談和平的那個最後時刻。不貪小便宜，是因為對戰爭目標的追求不一樣，毛澤東想要通過一場艱苦的戰爭來證明：“我們的敵人眼光短淺，他們看不到我們這種國內國際偉大團結的力量，他們看不到由外國帝國主義欺負中國人民的時代，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而永遠宣告結束了。”[24] 對抗美援朝戰爭，毛澤東後來做了一個潛在收益評估：“推遲了帝國主義新的侵華戰爭，推遲了第三次世界大戰。”“帝國主義侵略者應當懂得：現在中國人民已經組織起來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辦的。”“中國人民有這麽一條：和平是讚成的，戰爭也不怕，兩樣都可以幹。……如果美帝國主義要再打，我們就跟它再打下去。”隻有從威懾信用的長期效果看，才能說“抗美援朝戰爭用的錢也不十分多。打了這幾年，用了還不到一年的工商業稅。”[25] 威懾信用的有效性與自信心提升是一致的，後來針對美國擴大侵越戰爭的事實，外交部長陳毅竟然發表談話說：“我們等候美帝國主義打進來，已經等了十六年。我的頭發都等白了。”[26] 美國長期宣稱戰略重點放置在歐洲，但是卻把大量的軍事力量投放在中國周邊國家打了兩場局部戰爭，這個事實本身是有理論意義的：美國決策者能夠看到有形實力但是盲視無形實力。在毛澤東看來，通過無形實力的巨大提升有可能抵消有形實力不足的劣勢，認定“敵人大炮比我們多，但士氣低，是鐵多氣少。”而在美國那種更為正規的看世界圖示中間，以“鐵”為主要原料的軍事裝備和技術--有形實力--則是決定一切的，所以，美國在柏林郊外遇到蘇聯的坦克集群時，能夠恰當地約束自己避免熱戰爆發--這是美國人看得見摸得著的有形實力，也是美國人按照自己的經驗不會出現重大誤判的場合，所以，雙方的威懾信用都能夠為對方所理解和接受，從而避免了最終把威懾付諸實施的高成本。 在亞洲特別是在中國周邊，美國看不到依據有形實力標準的可接受的有效威懾，新中國成立之後美國國內爆發麥卡錫運動--要在美國內部找出“丟失中國”的內奸（東歐也“丟失”了但並沒有激起相應的麥卡錫運動），這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作為一種有根有據的利益損益計算依據--美國有那麽多先進武器足以改變中國內戰的力量對比卻沒有輸送給蔣介石，麥卡錫雖然一個孤立的個人，但是他代表了在美國決策層中間一個通行的力量對比判斷標準；這個判斷標準在蘇聯的有形實力麵前就沒有出過錯，對於東歐的“淪陷”美國隻有絕望，不得不接受了東歐國家脫出可榨取“國家利益”的範圍。麥卡錫運動之間對“丟失中國”所損失的“國家利益”，則持一種不甘心的態度，這種不甘心態度是以有形實力上的絕對差距為依據的。美國在麵對亞洲的前工業化國家則擁有龐大的自信心，再加上可能的潛在利益損益的估算，所以輕於作出在朝鮮和越南擴大軍事力量投放的決策，結果兩次遭遇失敗，一些研究文獻把美軍在朝鮮的失敗歸結為某個或者某幾個美國政治人物的疏忽（比如那個著名的說法：在錯誤的時間地點與錯誤對手進行了一場錯誤的戰爭），這是片麵的結論，在美國政治決策人物頭腦裏強行輸入毛澤東的“無形實力”標準之前，美國必然會依據有形實力現實而反複選擇戰爭決策的，美國後來再次高調投入越南戰爭就驗證了這一點。反過來，正是依據無形實力標準，在美國大量派兵進入越南之前，毛澤東已經於1965年年初就提前預言了美軍必然失敗。 中國的威懾信用的建設成績，最終需要美國決策層認識到這一點：在有形實力標準之外還有無形實力標準起作用。中國的威懾信用最終是要在美國決策層那裏兌現的，借用基辛格的說法就是要美國決策層認為“中國人的無形實力標準具有可信性”，這對於低成本維護世界和平而言是一個至關重要的事項。有且隻有，美國這個極其傲慢的黑幫老大領會了無形實力的作用之後，低成本建設起來的威懾信用才會有效。中國與朝鮮、越南人民在兩場局部戰爭中間所付出的犧牲，確實開創了國際關係和世界和平方麵的新局麵--強迫美國統治階級接受他們曾經無論如何都不會承認的無形實力標準。從全球競爭中間的軍事力量對比看，威懾信用的有效性，還意味著以美國為首的列強政府決策人部分地把握到無形實力的作用，這才會在他們的認知和評估中間部分破除對有形實力迷信。 在毛澤東看來，依據過去一百多年被侵略的曆史，中國人民所付出的代價過於巨大，為此，解決國家安全願意支付的成本上限很高。再加上共產黨革命年代積累起來的提升“無形實力”的競爭方略，在國際競爭中間一樣有效，這就使得中國無需仰賴外國的“善意”而確立起獨立自主的安全戰略，無論這個外國是蘇聯還是美國都是一樣。1959年毛澤東為此拒絕赫魯曉夫的聯合艦隊和長波電台合作建議，1973年為此批評周總理未能識破基辛格的安全合作“善意”。這就與那些一心想要對外轉嫁國家安全成本的精明人形成鮮明的相比，獨立自主安全戰略意味著傻帽--在能夠占便宜的時候也拒絕占便宜。實際上，無論是蘇聯的“便宜”還是美國的“便宜”都不是那麽好“占”的，斯大林在二戰之前就曾經犧牲鄰國建設自己的“東方戰線”，而赫魯曉夫就走得更遠了，根據劉曉回憶1955年赫魯曉夫就曾經遊說阿登納對付中國： 在阿登納1955年訪蘇時，赫魯曉夫在花園與阿登納散步時，突然地向阿登納談到“赤色中國”，把中國說成是對蘇的最大的問題。赫說，我們能夠解決這個問題，但是這是很困難的，因此我請求你幫助我，你幫助我對付“赤色中國”吧。赫還猶豫地補充說，還要對付美國人。這個要求幫助的請求，在阿登納逗留莫斯科期問，赫魯曉夫曾向阿登納提過3次之多。從這一插曲，說明赫魯曉夫執政後不久，就開始想改變蘇對全球的戰略方針。[27] 既然沒有了轉嫁安全成本的短期的聰明策略，那麽，實質上的利害關係一致或者不一致就成為最主要的判斷標準了。在毛澤東想象的世界格局中間，美帝被假定為一個以炮艦政策為依托的剝削者，很注重其與舊殖民主義相同的一麵，而相對忽視其依托市場優勢進行和平剝削的一麵，未能較好地注意到美帝和英法的區別。這種認識與美帝二戰後繼續在中國周邊執行戰爭政策、同時在拉美實施則實施和平剝削的手段有關，美國向中國展示的更像是一個死不改悔 的炮艦政策熱愛者。過度關注美國與舊殖民主義相似的方麵，顯然也是與共產黨人豐富的戰爭經驗和嫻熟的軍事競爭眼光有關。美國教授施拉姆多少看到了這一點：“中國領導人通過他們自身經驗的三棱鏡來看待整個世界的傾向，已經走向極端。我們已經經曆了一個歐洲人各自以其自己的方式，用在不同的文化和曆史環境中形成的概念來理解和誤解亞洲的世紀。”[28] 庫恩的“範式革命”概念已經被用得很濫了，在國際關係領域各種不同的看法和認識中間，對於估量形勢和力量的方式完全“不可通約”的情況確實是非常普遍的。毛澤東按照自己的經驗來看待衝突的利益和力量對比轉變，在內外競爭中間作為弱勢博弈者的一方，他很重視有形實力之外的無形實力方麵，並把這個方麵上升到壓倒一切的地位上；反過來，美國人則格外強調有形實力的對比關係，在朝鮮停戰談判中間甚至提出“海空優勢補償”要求。其實，這種按照自己的經驗和認識框架來估量形勢，並以自己的看法否定別人的看法，這中間的區別由來已久，常常是矛盾和衝突升級的重大原因。謝偉思記錄了中國內戰時期，那些美國科班出身的高級將官在評定軍事競爭力量時的心態和邏輯： 回想起來，看來很明顯，魏德邁等人都受到正規的美國軍事思想的製約。他們不可能正確評價象中國共產黨軍隊那樣高度不正規的人民遊擊部隊的力量。謝偉思的報告堅定地強調中共的政治力量，強調共產黨人的社會、經濟政策所具有的那種政治力量的基礎，強調政治力量與軍事力量之間的密切關係。魏德邁並不信服。對他來說，美國那時正在越過喜馬拉雅山脈駝峰向國民黨軍隊傾注的成千上萬噸的供給，無疑才是軍事力量的更重要的決定因素。因而他無視謝偉思和其他人的報告：“我覺得更有資格對軍事戰術和技術的運用作出判斷。因此，當我的政治顧問提出一種軍事性質的建議時，我特別不受他們的影響。”[29] 三、弱勢博弈者的競爭方略與統治階級的關係--作為一個分析方法的“反修”視野 馮友蘭看到了軍事戰略與矛盾分析之間的表裏關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和《矛盾論》這兩篇文章，前者發表於1936年12月，後者發表於1937年8月。就發表時間說，前者早於後者八個月，但不能說《矛盾論》中那兩個要點隻是毛澤東在這八個月中才發現的；隻能說毛澤東在1936年前後的幾年之間，就已形成這一套思想。他先用軍事學的形式把它發表出來，那就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後來又用哲學的形式發表出來，那就是《矛盾論》；這兩篇文章互相發明、互為表裏。”[30] 馮友蘭這個看法很準確，毛澤東自己曾經告訴斯諾，《矛盾論》就是“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31]而寫出來的。 在矛盾論中間，選用了一對新的分析範疇--矛盾的主要方麵和次要方麵，這一對範疇馬恩列斯都沒有用過，這一對範疇之提出，不是要在方法論世界觀維度別處心裁標新立異，而是毛澤東從革命陣線的軍事力量對比和競爭實力不同的現實中間提煉出來的。矛盾的主要方麵，在中國革命戰爭期間就意味著擁有力量優勢的統治階級一方（在國際上意味著擁有經濟技術優勢的帝國主義列強），而次要方麵則對應著力量劣勢的革命陣營（在國際上則意味著第三世界）。在1964年毛澤東曾經總結過自己的“土哲學”，並批評了那些書本哲學家的不足：“搞哲學的人以為第一是哲學。不對，第一是階級鬥爭。壓迫者壓迫被壓迫者，被壓迫者要反抗，想出路，才去尋找思想武器。我們都是這樣過來的。”甚至，毛還以自己的“土哲學”為依據，重新提出一個理解馬克思的獨特角度：“馬克思主義三個組成部分，基礎是社會學，是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作鬥爭。馬克思他們看出，空想社會主義者想勸說資本家發善心。這個辦法不行，要靠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從這個觀點開始，才有馬克思主義。”[32]這樣，毛澤東就把革命戰爭期間的軍事競爭與和平年代的階層利益博弈，都納入到同一個衝突分析框架之內了。 按照矛盾的兩個方麵理論，主要方麵起著主導作用，也就是說強勢博弈者決定博弈的性質和方式，而次要方麵沒有主導作用，對於威懾信用建設而言，是否有效是要依照矛盾的主要方麵的認識來界定的，在朝鮮和越南美國的侵略意圖遭遇到失敗，在付出侵略成本之後沒有取得相應的收益，帶來一種新的利益預期：即便是以有形實力絕對優勢的美軍對付武器落後的共產黨遊擊隊也是沒有希望的，因此，美國在受到兩次教訓之後才勉強接受了有形實力不見得絕對有效的教訓。反過來，國內有人認為“三和一少”可以降低衝突烈度，是錯誤地賦予次要方麵以主導作用，誤以為弱勢博弈者決定博弈的方式和烈度，這是以熟人相處的常識代替無情的競爭；在毛澤東看來，次要方麵隻能選擇性地應對，“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妥協求團結則團結亡”的公式，表述的是次要方麵不放棄博弈的唯一應對方式。所以，“鬥爭求團結”過程中間所付出的成本，在毛澤東看來是無法避免的，在那些主張“三和一少”的聰明人看來，是可以避免的。 主要方麵與次要方麵的相對關係，可以與國際關係中間新現實主義學派的基本看法相對照：“新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關係中基本的持續起作用的要素是國際體係結構。結構有兩大組成部分：即作為國際體係的根本組織原則的無政府狀態原則和國家之間的能力分布狀況。在這種體係中，各個單位本質上相同，沒有差別（如追求權勢、利益）。因此，國家行為從根本上不取決於內部屬性而取決於國際體係結構中的位置（沃爾茲語），或者說國家本質上是位置性的（格裏科語）。”[33] 與毛澤東的分析方法相比，在相對位置的認識上有一致性，但是，各個單位本質上相同則有疑問，因為各個國家的實力強弱不同，追求利益的邊界和方式就不一樣，這其中有攻有守，有主有從，而且弱勢博弈者必須要追求不同的力量運用方式和內部力量整合方式。 毛澤東強調弱國可以戰勝強國的侵略，前提是弱國要能夠在無形實力方麵取得超越強國的成績，這是劣勢競爭方略的關鍵。在今天中國的主流學界中間，簡單抄襲強國的看世界圖示及其競爭方略成為一個根本性短腿，學術的所謂“與世界一流水平接軌”變成了一種主流學者的“腦殘”狀態，秦亞青對此有一個明晰的總結：中國主流學術界中間“美國國際關係理論仍然占據最大比重，中國的國際關係理論仍然沒有形成體係。”“原創性理論的缺失是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最明顯問題。”[34] 但更為關鍵的是：缺乏最起碼的競爭問題意識及其對於有形實力對比的依賴性關係的認識。 毛在軍事戰略戰術上提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這是因為矛盾的不同方麵之力量不同，為此這就需要采取不同的競爭方略，弱勢競爭者必須有不同於強勢競爭者的博弈對策。借助克萊因國力方程，可以較為明晰地揭示毛所主張的競爭方略中間所隱含的結論和預設，克萊因國力方程表示如下： 國力=（基本實體+經濟能力+軍事能力）×（戰略意圖+國家意誌） 其中“基本實體”包括領土和人口，“經濟能力”包括GNP和產業結構，“軍事能力”包括戰略打擊能力和常規軍事力量。克萊因認為“戰略意圖”的最高值是1，多數國家的的戰略意圖是自衛和保護性的，評分居中為0.5分，戰略目標十分明確，曆史久遠，則大於0.5分，戰略目標模糊或者搖擺不定，則低於0.5分。克萊因把“戰略意誌”定義為“國家可以動員其內部力量有效地實現戰略目標的素質”，最高值也是1分，其中民族凝聚力約占33%，政府首腦的領導水平和效率的高低約占34%，人民大眾對國家戰略與國家利益的關心程度約占33%。[35] 在克萊因國力方程中間，第一個括號裏麵的三項涉及人力物力資源等經濟和技術要素，這構成競爭力量中間的有形實力部分，第二個括號裏麵的兩項實質上是力量運用的程度，這構成競爭的無形實力。這樣，總的競爭實力等於有形實力與無形實力之乘積。按照毛澤東的軍事戰略戰術思想，戰略意圖和國家意誌的說法過於抽象，也有靜止和缺乏變化的不足，可以稍加改造之後，歸結為“競爭意誌”和“組織程度”兩個方麵。而作為有形實力不足的弱勢競爭者，製勝的關鍵就在於能夠把有形實力提升到什麽程度，也就是說要取決於無形實力的係數關係，這個公式就可以改寫為： 競爭力量＝（基本實體+經濟能力+軍事能力）×（競爭意誌＋組織程度） 對於提升無形實力，毛澤東有一個簡潔的說法是“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毛澤東始終不認為弱勢競爭者一開始就應該選擇投降或者出局，而是有著勝利的希望，關鍵就還有無形實力優提升的文章可以做：“有人說，武器是第一，人是第二。我們反過來說，人是第一，武器是第二。武器同機器差不多，都是人手的延長而已。”[36]這個看法延續了《論持久戰》中間的認識：“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 在中國革命年代，共產黨領導的平民革命始終是力量弱勢一方，要以“小米加步槍”戰勝“飛機加坦克”裝備的敵人，就不能不在無形實力方麵設法，這就限定了競爭方略的選擇：弱勢博弈者必須在組織和管理方式上勝過對手，有形實力不足要以更高的無形力量（更高昂的競爭意誌和更高的組織水平）的優勢來彌補。最終目的當然是要實現有形實力和無形實力的乘積大於國民黨軍，這才是共產黨戰勝強敵的關鍵所在。而有形實力劣勢一方要選擇特殊的、不同於強者的別種競爭方略，者是共產黨人特別是毛澤東後來想象世界格局的經驗維度。 競爭意誌的磨礪和提升，與強勢博弈者采取不正義的剝削和壓迫措施緊密相關，這是無形實力提升的第一個重要方麵，被毛澤東看作一種必須的“精神條件”，而這個精神條件也是強勢博弈者給預備好的：“一百多年來，幾個帝國主義強國壓迫我們，教育了我們。所以，壞事有個教育作用，有個借鑒作用。”[37] “所有這一切侵略戰爭，加上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壓迫，造成了中國人對於帝國主義的仇恨，使中國人想一想，這究竟是怎麽一回事，迫使中國人的革命精神發揚起來，從鬥爭中團結起來。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再鬥爭，積一百零九年的經驗，積幾百次大小鬥爭的經驗，軍事的和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經驗，方才獲得今天這樣的基本上的成功。這就是精神條件，沒有這個精神條件，革命是不能勝利的。”[38] 毛澤東曾經不無遺憾地指出：“我看一個國家的人民，沒有外力的壓迫是不會覺悟的。”[39] 1963年他回答索馬裏總理舍馬克“如果人民不覺悟怎麽辦”的問題時說：“那沒有辦法，毫無辦法，隻有等待人民覺醒，起來鬥爭。中國等了一百多年，大陸才解放，台灣也許要等幾十年。全世界統統解放還要等更長時間。”[40] 帝國主義列強作為矛盾的主要方麵，除了決定戰爭還是和平這樣的對抗方式之外，還是錘煉弱國民眾競爭意誌的“反麵教員”，沒有帝修反從外部施加的剝削和壓迫所激起的高昂反抗能量，就無法預備好革命的“精神條件”。此外，革命黨人在這些方麵雖然不是完全消極的，但是所能夠做得事情也不多，起到的效果也隻能是次要的、低於反麵教員的教學效果。共產黨經常在革命隊伍內部也經常進行“訴苦”教育，借以砥礪其成員的“階級覺悟”或者“競爭意誌”，毛澤東後來批評蘇東國家土改中間的恩賜觀點，因為這白白損失了提升反麵教員所預備的精神條件的潛在空間：“（土地）政府沒收，然後由政府把土地分給農民，這是一種恩賜的觀點，不搞階級鬥爭，不搞群眾運動。這種觀點，實際上是一種右傾觀點。我們的辦法和他們不同。我們是依靠貧農，使貧農和下中農聯合起來，向地主階級奪取土地。具體做法是：訪貧問苦，發現積極分子，團結核心，進行訴苦，組織階級隊伍，開展階級鬥爭。在整個過程中，黨起引導的作用，反對包辦代替。在解放戰爭中，我們對大批俘虜兵的改造，也采取訴苦的辦法。這種辦法，我們現在一直還在采取，發展為回憶對比。”[41] 如果說競爭意誌的激勵還好理解的話，對於那些拘泥於統治階級常規管理經驗的人來說，毛所主張的提升組織程度的方式就相當費解了。毛澤東一邊強調增加組織紀律性的目標，一邊反對強化自上而下的管理手段，無論是物質刺激還是各種上級對下級的壓服方式，都在他畢生反對之列，他始終牢記根據地時代的經驗：“實行供給製的人員，第二次國內戰爭多的時候有幾十萬人，少的時候也有幾萬，抗戰時期從一百多萬增加到幾百萬，一直到解放後初期，大體是過著平均主義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什麽物質刺激，而是靠革命精神的鼓舞。……這些曆史經驗，對於我們解決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有著很大的意義。”[42] 看來，毛澤東心目中間始終存在著一個這樣的不等式：壓服和收買對被管理者所實現的激勵效果遠遠低於依靠激發被管理者自覺和參與所能達到的高度。這個思想在共產黨政權建設和軍隊內部的管理中間都有很集中的體現。 美國學者貝文·亞曆山大研究朝鮮戰爭的專著中間，講述了美國軍隊管理上的“管道”策略--這是形容美國政治人物把士兵象通過管道輸送自來水那樣輸送到作戰連隊中間去，貝文指出這在空軍和海軍中間較為成功，管道這一概念深刻地表述了美國統治階級的工業優勢思維、不可救藥的對裝備技術的迷信及其對人本身的絕對忽視。貝文還比較了朝鮮和蘇聯的等級製組織，然後特地談到中國軍隊破除等級製的組織方式，他觀察到連隊內部三種管理實踐對士兵合作精神和戰鬥意誌的深刻影響，部分地把握到毛澤東所強調的三大法寶“官兵一致、軍民一致和瓦解敵軍”的管理績效是怎麽來的： “中國軍隊有一點極不尋常，就是它沒有明顯的單獨軍官建製。不過其‘幹部’或領導小組卻很堅強，而且每級都有領導集體，完全可以起到軍官建製的作用。……為保持部隊的遊擊隊傳統和共產主義的平等原則（明顯隻有中國軍隊是這樣，其他共產黨軍隊則不然），官兵一律著同樣服裝。”“亞曆山大·L·喬治根據其對中國戰俘的調查，對在朝人民解放軍進行了研究。研究表明中國人極力阻止軍事上的等級製度。其所以這樣，不僅是要從戰士中提拔幹部，而且是為激發廣大士兵的積極性，使他們參與討論、解決並處理日常問題。這種做法，結合其他措施，可使普通士兵充分了解戰術形勢以及部隊作戰計劃等方麵的情況。這樣就可使廣大士兵在重大戰鬥行動中發揮主動性，增強責任感。而這卻使聯合國軍的審訊人員感到困惑，他們無法相信這些不識字的士兵，怎麽會掌握那麽多的確切情況。”“與國民黨軍隊相比，人民解放軍的進步是廢除了對士兵的打罵，決不容許對士兵有任何歧視、專橫或虐待行為。在夥食方麵，官兵一致，不得搞特殊化。軍官要使用文明語言稱呼士兵，取締極端的軍事禮儀形式。官兵間提倡同誌友愛，采取精心製定的評模表功製度，對好人好事及作戰勇敢者進行表彰獎勵，對不良行為及戰鬥表現欠佳者開展集體批評，以此來加強紀律、改善作風。”[43] 毛澤東所主張的組織程度提升，意味著超越“管理的常規路線”局限，超越把上級對下級的強製和監督作為唯一努力方向的局限，強調底層自身的覺悟和組織能力，這就走出傳統的“科層化管理”的常規思路，實行扁平化管理--管理者在經濟利益上降低到接近於被管理者的水平（通過供給製來實施），管理權力的壟斷程度下降，參與性增強，實現了權力分配的相對均衡（這被毛澤東稱為“政治民主、經濟民主和軍事民主”）。扁平化管理內在地要求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力的相對平均化，意味著對精英階層實行相對剝奪--這當然不可能在不受精英階層反對的情況下順利實現。江西根據地時代就為此進行過非常激烈的思想鬥爭，1929年通過了古田會議決議。在中國給共產黨內部，是在經曆過最慘重的失敗之後，那種“激進”的管理革命成果才最後被多數官員認識和接受的--這是延安整風運動取得成績的關鍵--從而極大地提高了革命力量的組織程度。1956年毛澤東對米高揚說：“我們黨在它的成長過程中，在革命發展的曲折道路上，不僅要對付強大、狡猾而凶惡的中外敵人（帝國主義和國內封建勢力與反動派），在極其艱苦條件下進行鬥爭，而且還要與黨內各種機會主義者、投機分子、愚昧無知作鬥爭，不斷端正我們前進的方向。因而我們每前進一步都要付出雙倍的努力和代價。”“‘左’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最嚴重、最根本的錯誤是打擊、排擠正確領導，否定、拋棄從實際出發製定出來的正確路線，使革命一而再、再而三地蒙受損失，最後不得不丟開了革命根據地，跑了二萬五千裏。敵人教育了我們黨員中的頑固分子。挫折和損失才使他們的頭腦清醒過來，符合實際的話，對革命有益的話，過去他們是聽不進去的。”[44]這就說明，在文 革之前毛澤東早已有著“正確路線”不能自然過濾出來、隻是在巨大的巨大的失敗之後才得以確立的不滿，這就直接預示了文 革期間的“路線鬥爭史”範式。 戰爭是對組織和管理效果的最嚴格檢驗，毛澤東的主張不符合多數幹部的願望，但是被蔣介石和日本侵略軍的有形實力優勢，逼迫共產黨必須提升自身的無形實力因而就必須逼迫這些人采取毛澤東所主張的扁平化管理模式，以此而論，毛澤東是被蔣介石和日本人在外部選擇並送上共產黨領導地位的。沒有如何在有形實力對比確定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提升無形實力的有效方略，共產黨和紅軍（後來是八路軍）就不能生存和發展，更談不上克敵製勝了。《孫子兵法》中間的“上下同欲者勝”，就是冷兵器時代無形實力起決定作用的完整表述，但要把這個思路落實到實際中間來，需要克服管理層中間有著不低的反抗能量。這是毛澤東總結中共黨史得出來的一個認識，他後來把這個經驗認識到處引申，最終是應用到分析全球格局的強勢博弈者和弱勢博弈者的對抗中間來了。 相對於美國的經濟技術優勢這樣的有形實力對比，中國作為弱勢博弈者必須在內部完成保證“上下同欲”的利益權力分配的扁平化過程，這樣才能提升組織程度和無形實力，這一主張在不同的時期納入不同的概念中間。江西根據地時期批評過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延安整風時期要整頓“黨風學風和文風”（反對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建國後經常批評“三風五氣”（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官氣、闊氣、嬌氣、驕氣和暮氣），1955年提出“反右傾反保守”並預備作為八大政治報告的主題思想，1957年又把批評納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範疇主張“說服反對壓服”，1958年從反麵提出“批判資產階級法權”，1960年批判“馬鋼憲法”提倡“鞍鋼憲法”，四清和文革期間就直接以“反對修正主義”的語言來說話了--目的都不外是造就管理扁平化的輿論基礎，抑製精英階層的反抗能量，在較少的壓服手段下提升組織程度，這樣才能最大程度地以不同於強勢博弈者的組織模式積聚起最大的對外競爭力量：這與戰爭年代的經驗完全一致--通過最大限度地實現內部團結和覺悟提升從而在無形實力而非有形實力方麵提升自己。這種競爭方略並著眼於經濟和技術方麵的軍事競爭實力提升，而著眼於競爭意誌和組織程度的提升，其中最重要的政策之一是在國內通過拉平階級鴻溝的政策以最小化內部對立所消耗的防禦能量。 對於毛澤東作為革命者和建設者的一致性，日本學者近藤康邦說：“毛澤東對外對抗侵略，對內突破束縛（‘衝決羅網’），發揮人民自己的力量，把國家獨立和革命結合起來。他這一根本思想是一貫的，其核心是‘人民、矛盾、大同’，是從外部對帝國主義的‘絕對批判’。”“在革命時期，他把‘人民’理想主義和‘實際’現實主義緊密結合起來，在建設時期，他的根本態度沒有變，在軍事、外交領域相當成功地把兩者結合起來，但在經濟和文化領域卻出現了背離，陷入了困境，便傾注力量於再結合。”[45]近藤還認為到1970年代，美國對中國的包圍圈被打破了，近代中國的“救亡”課題到這個時候才得以解決。[46]近藤所觀察到的對帝國主義的“絕對批判”，在中國近代史與列強的交往經驗中間能夠找到充分依據。 1963年毛澤東回顧近代史時說：“我國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期，共計一百零五年時間，全世界幾乎一切大中小帝國主義國家都侵略過我國，都打過我們，除了最後一次，即抗日戰爭，由於國內外各種原因以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告終以外，沒有一次戰爭不是以我國失敗、簽訂喪權辱國條約而告終。”[47]在說完這一段話之後，毛澤東總結了近代史的經驗教訓，他並不簡單地指責列強侵略的不道德，而是歸結為“政治製度的腐敗”和“經濟技術的落後”兩個內部原因。在這個簡單的追述和總結中間，毛澤東確立了他分析世界格局的兩個關鍵邏輯：一是帝國主義侵略和戰爭政策是必然的，二是反侵略的力量依托在於內部的力量集結與運用。 按照毛澤東的分析，中國有資格采取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也就是說，按照近代史經驗獨立承擔起巨大的安全成本也仍然是“合算”的，從中國的規模、人口和共產黨的低成本組織經驗出發，中國可以在有形實力的劣勢下遏製列強的侵略意願。因此，獨立外交戰略原本無須考慮外部列強的政策背景，這是在援朝援越戰爭之後得到了驗證的經驗。反過來，中國潛在的巨大力量無法凝聚起來，實現自身的安全目標，則是傳統政治經濟製度的落伍，後來抄襲西方製度所實現的進步仍然在相對列強居於劣勢，而共產黨人的組織經驗則是有效的。經過文化大革命之後，黨史被重新理解為“路線鬥爭史”，這意味著有效組織中國人力物力資源的扁平化管理，存在著始終一貫的反對力量，文 革是試圖以群眾組織及其輿論力量進行反製的一場試驗，現在實驗麵臨崩潰。因此，中國的對外競爭問題，經過邏輯的轉換和簡化之後，現在變成了一個“共產黨向傳統統治階級回歸的趨勢”難於遏製的判斷。 從近代全球曆史經驗看，“走狗”式的統治階級，常常作為後發國度統治階級的共同特性而表現出來，並與發達地區的統治階級有較多的共同利益。“美國沒有辦法在各國建立自己的統治，必須依靠各國的協助者，這就是它的同盟軍，也就是各國最反動的一小部分人。”[48]這在曆史上有多次經典表現，德國的容克地主擁護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學說，反對李斯特保護幼稚工業的主張；美國奴隸主希望以無邊界的市場與英國的工業體係相聯係，反對工業化的北方的保護主張。 在全球競爭格局逐漸，除了關注列強在全球格局中間的作用之外，第三世界國家內部的“走狗”也是全球競爭中間的關鍵因素，它們妨礙以最合理的方式去集結民眾的力量，極端情況下還是選擇民族投降政策的推手。越是到了晚年，毛澤東越是關注國內統治階級的蛻變狀況，同時傾向於低估“帝國主義政策”的效力和作為，這種“對內抬高統治階級的決定作用”“對外貶低帝國主義政策的效力”的對照性思路，是其超越社會製度來想象世界格局演化的著眼點。有老派的意識形態工作者批評毛澤東“三個世界”理論不科學，依據就是其沒有體現社會製度的分野，也不體現政治、經濟和地理的分野。[49]自由派學者李慎之也認為毛把美蘇列為第一世界，歐洲日本列為第二世界的分析方法，模糊了社會主義製度和資本主義製度的界限。在製度分野模糊之後，被毛澤東格外突出出來的是第三世界統治階級的“變修趨勢”，以及作為這種趨勢而表現的“階級投降行為”和“民族投降行為”，在三個世界的分析中間，現在帝國主義的壓迫剝削及其造成的第三世界人民的不滿和反抗占據分析的重心，同時第三世界國共產黨回歸統治階級的慣性所帶來的對外投降的巨大威脅，也成為頭號大問題。 如果就後發國家統治階級對外表現排列一個連續的光譜的話，顯然，在世界曆史中間違背本國長遠利益的統治階級早有先例：先有德國容克地主階級和美國南方奴隸主階級。在中國近代史上，慈禧太後和蔣政權“鎮壓國內反抗先於抵禦外侮”的選擇，則處在這一光譜的極端上。到了1959年在赫魯曉夫與艾森豪威爾的戴維營會談之後，毛澤東再次識別出一種新的統治階級背叛方式，並給出一個社會學解釋--修正主義代表高薪階層。因此，走狗光譜中間新增加了一個品種，老式“走狗”是蔣介石式的，而新走狗則是赫魯曉夫式的。兩種走狗在全球競爭中間的表現，包括他們內在的看世界圖示，都是可以類比的。蔣介石時代抄襲西方的政治經濟製度，在與強者競爭中間無法實現無形實力的優勢，所以隻能產生“奴才思想”：“照國民黨蔣介石看來，中國什麽都不行，工業不行，農業不行，武器裝備也不行，要打敗日本，就非依靠外國，特別是非依靠美英帝國主義不可。這是十足的奴才思想。”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者反對人民戰爭，根本上是因為他們不相信人民群眾，害怕美帝國主義，害怕戰爭，害怕革命。他們和所有機會主義者一樣，眼睛裏根本看不到人民群眾的力量，不相信革命人民是能夠戰勝帝國主義的。”[50]這種被稱為“修正主義”的世界觀蛻變過程，其影響全球競爭格局的關鍵因素來自兩個方麵：一是蛻化的共產黨必然無法堅持弱勢競爭者的有效競爭方略（用文革時期的詞匯就叫“背叛毛主席革命路線”），二是蛻變本身就會導致國內嚴重的階級分化和矛盾的對抗性發展導致統治階級回歸到“對外投降”的老路上去。 在國內的政策爭論中間，那些不能完成科恩所說的“世界觀革命”的人，就被批評為“右傾機會主義者”，按照周總理的概括，這些人是不可能看到並利用人民力量的：“人民群眾，這正是一切帝國主義分子、資產階級分子以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所不可能了解或者不可能完全了解的力量。我國有極為廣大的人力，而作為勞動者和生產工具的創造者、使用者的人是社會生產力中的決定性的要素，是最寶貴的‘資本’。當然，六億五千萬人民的積極性，這個極其偉大的創造的力量，如前所說，沒有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可能發揮出來的。但是，就在實現了社會主義革命以後，如果不注意用適當的方法去調動它，仍然不可能充分地發揮出來，因而仍然不可能達到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目的。”[51]根據周總理的說法，結合毛澤東的一貫思想，能否充分動員廣大群眾中間的“資本”，在實踐之先就已經存在著認識上的“不可通約性”，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和右傾機會主義者都是看不到的、同時也是用不上的這一“極其偉大的創造力量”，這實際上毛澤東後來劃定的界限：存在著“帝修反”和真正共產黨人的世界觀的不兼容，存在著管理的常規路線和革命路線的相互排斥。他1965年用幽默的語調向斯諾描述兩種看問題方式之間的“不可通約性”：“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各國反動派不讚成我，包括蔣介石不讚成我。他不讚成我，我也不讚成他。這就要發生爭論，有時要寫文章，有時要動武。”[52] 其實，毛澤東把共產黨領導層作為矛盾衝突分析的焦點來進行分析，並不突然，而是與其早期思想有很強的連續性，弱勢競爭者的製勝方略直接來自井岡山根據地年代。革命之必然勝利，在毛澤東看來是多數農民群眾沒有出路，因此社會底層蘊含著高昂的政治反抗能量，而江西根據地時期的“幹部群眾化”的管理革命路線，就是最適合引導這一股高昂的政治反抗能量的凝聚的；反過來，建國後官員群體中間強烈的排斥革命路線回歸常規路線的願望，無疑是存在於精英階層中間的另一種政治反抗能量，幾乎全部的路線鬥爭史都被集中於如何克服社會上層新生的政治反抗能量。這種狀況不是毛澤東第一次觀察到的，不同階級的人對於製度和利益的滿意標準不同，按照亞裏士多德的說法是：“……革命感的普遍而主要的原因……（是）渴望平等，其時，人們認為他們與勝過他們的其他人是相同；或渴望不平等和優越，其時，他們想到自己不是強於而是同於或劣於自己的下屬，然而卻自認為是優越的……於是，在寡頭統治的國家，民眾在他們受到不公正對待的思想指引下起來革命，因為正如我以前所說，他們是相同的人，卻沒有相同的份額；而在民主政體的國家，達官顯貴起來反叛，因為他們不是相同的人，卻隻有相同的份額。”[53]按照布勞的觀點：“左翼反抗是最下等的社會階層所經驗的對嚴重剝奪的一種反應，而右翼造反是由社會地位受到威脅的中等階層所經驗的對嚴重的相對剝奪的反應。”[54]所以，把認識上的分析與真實社會結構的分化結合起來看待，給範式衝突嫁接一個相應的社會基礎，毛澤東正是這麽看問題的。 在文 革期間，他把共產黨黨內政見分歧總結為“十次路線鬥爭”，這樣共產黨人的弱勢競爭者方略就被再解釋為“在支付了思想鬥爭和路線鬥爭成本之後才得到維護的”，結果是把共產黨蛻變的趨勢向前追溯到戰爭年代並持久化了；1968年他還曾經以階級鬥爭來闡釋路線鬥爭的對抗性，[55]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中間毛的立場有所軟化和後退，把共產黨官員群體疏遠“革命路線”的表現與曆史上的“儒法鬥爭”進行類比。 陳晉在研究毛澤東詩詞時，得到一個認識，毛澤東反修思想確立的關鍵轉變發生在1959年，因有感於赫魯曉夫“塗脂抹粉送上門被人家一巴掌打出來”的“民族投降”行為，為此寫了三首《讀報詩》，而“《讀報詩》開啟的國際題材和有關中國社會主義命運的思考，卻無疑在他的詩詞創作中沉澱和延續下來，並隨著中蘇兩黨關係的日益惡化和表麵化，隨著毛澤東對國內形勢的估計逐漸走向錯誤，越來越深刻地構成其晚年作品的基調，越來越明顯地濃縮為一個重要主題，這就是‘防修反修’、‘繼續革命’。”[56]毛澤東的“反修命題”最初是在全球競爭格局的觀察和分析中間得出來的，並在對照中國革命的競爭方略和經驗之後得到深化，修正主義傾向於采取傳統統治階級的管理模式以捍衛自身的政治權力和利益，代表的是高薪階層與大多數群眾的巨大社會鴻溝，這是製造階級鴻溝和矛盾的方法，不利於整合內部力量與強勢競爭者博弈。 在晚年毛澤東的心目中間，即便是從全球競爭的視角出發，也是反修重於反帝，內憂先於外患，提出問題和解決方案都是從“內因”著手。借用老蔣攘外安內的兩分法，毛澤東此時看來，攘外的問題現在不太嚴重，告一段落；而安內的重要性更加突出，蔣介石安內是要鎮壓民眾的反抗，毛澤東的安內則反過來是要解決精英階層“背叛革命路線”的問題。1970年廬山會議之後，文革所發動群眾的後果現在不僅陷入僵局而且出現萎縮狀態，以群眾的組織力量製約統治階級的文革試驗業已出現全麵潰敗的征兆，精英階層變修的風險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更加現實起來，所以他預言中國對外競爭意誌和力量的下降，將主要取決於精英階層的蛻變趨勢，這才是三個世界理論提出的大背景。 一個統治階級除了其所能掌握的經濟技術力量之外，國內階級之間的矛盾對抗性，還潛在地決定了統治者的競爭意誌和能力。中國內部人均資源的極度不足，顯然成為一個社會矛盾對抗程度的“放大器”--它擴大了社會階級之間的鴻溝和相互之間的利益不兼容性程度。中國近代相對國際地位的下降以及人均收入的下降，都是非常顯著的，一項研究指出：“中國1952年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要低於1820年的水平。中國在世界GDP（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從1/3降到了l/20，實際人均收入從世界平均水平降到了平均水平的1/4。”[57]按照約翰·羅默的看法：少數人占有社會財富的份額越大，他們行為的“負外部性”也就越大。[58]而在貧窮的中國，這種負外部性也會被格外放大，加深階級鴻溝和對抗，這兩者又成為中國舊統治階級行為模式的一個重要決定因素。統治階級為捍衛自身的優勢地位，傾向與列強結成同盟來共同壓榨被統治階級，這是中國近代史中間最為突出的經驗，慈禧太後下詔說“寧與友邦勿與家奴”“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蔣介石說“亡於日本人，我還有亡國奴可當”，就很集中地體現了統治階級與多數民眾利益不一致的程度。毛澤東曾經從近代史經驗中間總結出“對外投降、對內鎮壓”的著名命題，用以描述慈禧太後、蔣政權與國外統治階級和國內被統治階級的利益衝突性質，1970年代張春橋還曾經把這個結論同等地應用到鄧小平身上，這當然未必完全準確。 在看世界的方法論方麵，經過國內的文化大革命之後，毛澤東牢固地確立了對公有製社會精英階層的負麵評價，而且認定是他們而不是國外統治者將率先起而損害工農政治地位和經濟利益的群體，這個判斷與國際的反霸反帝需要的競爭方略要求內在地一致起來了。毛澤東由此拋棄社會製度標準（這不是拋棄了意識形態和階級利益以及製度分析），而是更加激進化了--把內部的統治階級與外部的帝國主義進行邏輯一致的看待。精英階層僅僅在名義上是社會主義製度和政府代表，實際上有著隻代表高薪階層的強烈意願，他在批評蘇聯變修的過程中間做出內部判斷：損害民眾的利益的首先是國內的統治階級，這就實質上把反修置於反帝之先，隻有這樣，才能更好地理解他所提出的“三個世界”理論，在該理論中間，受剝削和壓迫的人民有著穿越國界的一致利益和立場，這也是毛澤東1960年代開始大量會見亞非拉國家民間代表團所作談話中間反複重複的主題。這是把損害多數人利益的精英階層和必然選擇對外投降的統治階級，從外部到內部做了統一處理之後才出現的。 中國以無形實力標準在朝鮮和越南終結美國的侵略目標，這對於世界格局的影響力是巨大的，在總結新中國前三十年的國際地位變化時，瑞士學者卡普爾看到了一種反差：“中國在世界政治中的崛起是迅速的、史無前例的。所謂‘迅速’，意指中國在短短的三十年內已在國際體係中心戰略平衡中成為一個重要角色，且為世界所公認。所謂‘史無前例’意指中國是獲得這種地位的唯一發展中國家。”[59]1970年代初期中國在國際地位上所取得的進步，顯然成為毛澤東貶低帝國主義政策效力的現實依據，助長了毛澤東把內部矛盾突出出來那種思維模式轉換。內因是變化的依據，外因是變化的條件，而在毛澤東的心目中間，1970年代早期的美國侵略政策失敗，意味著“外因”作為條件的分量在空前下降。 第三世界國家統治階級的表現，在全球競爭中間之所以具有決定性意義，關鍵就在於他們傾向於放棄弱勢競爭者的有效方略，由此也必然在帝國主義的實力優勢下軟化甚或放棄競爭意誌。體現在國際競爭中間，就出現兩種不同的同盟者選擇標準：“我們依靠人民，他們是維持那些反動統治者。現在杜勒斯就幹這一套，他就專扶什麽‘蔣委員長’、李承晚、吳庭豔這類人。”[60]這一類人當然不可能選擇與帝國主義政策相對抗的政策，而是合格的代理人。 毛在全球競爭邏輯中間，回避軍備競賽的有形實力方麵，關注競爭意誌和組織程度的提升來應對不對稱的有形實力差距。但扁平化管理的實施，最終會在公有製社會裏造成“縮小三大差別”的效果，這就直接損害到精英階層的權力和利益份額，造成一種“上下拉平”的社會結構景觀，這給精英階層留下了很壓抑很黑暗的深刻記憶。按照毛澤東的說法，美國為集結對外競爭的力量需要“進攻美國人民”的話，顯然，毛式競爭方略為有效地提升競爭意願和組織程度這樣的無形實力項目，則以進攻“精英階層”為長期策略。著名的自由派代表人物對此表達了他的極端不滿：“增殖的財富理應為全體人類所共享，但是整個二十世紀的經驗卻證明了，要維持社會收人分配比較平均，隻有以犧牲個人自由為代價，其結果是人類曆史上最黑暗的極權專製。”[61]這種看法和思維在精英階層中間，有很高的代表性，當然也是毛時代“反修大業”失敗後的強烈反彈。但在中國新的統治階級再形成過程中間，對於扁平化的徹底清算和妖魔化，則是最有成就的新意識形態建設路徑：隻有徹底批倒了舊的才能為新的開路--這完全符合毛澤東所說的“破字當頭，立在其中”。 對於自由派人士偏好的以美國製度實踐為代表的“人類主流文明”，1965年毛澤東預先留下了“不同政見”：“人家資本主義製度發展了幾百年，比社會主義製度成熟得多，但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中國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會曆史長，地域發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國主義弱肉強食，搞得民不聊生，實際四分五裂。我們這樣的條件搞資本主義，隻能是別人的附庸。帝國主義在能源、資金許多方麵都有優勢，美國對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既合作又排擠，怎麽可能讓落後的中國獨立發展，後來居上？過去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資本主義道路，我看還是走不通。要走，我們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宗旨和井岡山的追求。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搞不好，還會被敵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險得很。”[62]這仍然沒有脫離“弱勢博弈者需要不同於強勢博弈者的競爭方略”那個基本認識邏輯，不過是上升到了根本製度層麵，有了近三十年學習主流文明的實踐，就有條件對不同政見進行對照檢驗。（未完待續） [1] 相瑞花：試析近代中國的戰爭賠款，載《青海師大大學學報》1999年第1期 [2] C·H·範斯坦：大不列顛的資本形成，載《劍橋歐洲經濟史 工業經濟：資本、勞動力和企業》（第七卷上冊），經濟科學出版社2004年，第62-63頁 [3] 小弗雷德裏克·韋克曼：廣州貿易和鴉片戰爭，載《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183-184頁 [4] 鄭友揆著 程麟蓀譯《中國的對外貿易和工業發展（1840~1948年）》上海市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4年，第20頁 [5] （美）阿瑞吉等著 王宇潔等譯《現代世界體係的混沌與治理》三聯書店2003年，第258、261頁 [6] 保羅·巴蘭著 蔡中興等譯《增長的政治經濟學》商務印書館2000年，參見第221-252頁 [7] （英）基斯·哈裏特等編 薑魯鳴等譯《國防經濟學手冊》經濟科學出版社2001年，第164、187頁 [8] 魯迅：《準風月談·黃禍》 [9]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紀念中國共產黨二十八周年，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載《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10] 毛澤東：從曆史來看亞非拉人民鬥爭的前途，一九六四年七月九日，載《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第535頁 [11] 毛澤東：同斯諾的談話，一九六五年一月九日，載《毛澤東文集》第八卷 [12] 毛澤東：同斯諾的談話，一九六五年一月九日，載《毛澤東文集》第八卷 [13]毛澤東聽取賀龍、羅瑞卿、楊成武匯報時的談話記錄，1965年4月28日、29日，轉引自金衝及 龐先知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347、1349頁 [14] 美）詹姆斯·多爾蒂等著 閻學通等譯《爭論中的國際關係》（第五版），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年，第371-373、379頁 [15] （英）基斯·哈裏特等編 薑魯鳴等譯《國防經濟學手冊》經濟科學 出版社2001年，第16頁 [16] （美）謝林著 趙華等譯《衝突的戰略》華夏出版社2006年，第8、147頁 [17] 周恩來在政協全國委員會舉行的建國一周年慶祝大會上的報告，1950年9月30日，見1950年10月1日《人民日報》 [18]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編《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1949-1975）》世界知識出版社1993年，第22頁 [19] 《各民主黨派聯合宣言誓以全力擁護全國人民的正義要求，擁護全國人民在誌願基礎上為著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神聖任務而奮鬥》，載《人民日報》1950年11月5日第1版 [20] 周克玉主編《抗美援朝戰爭》當代中國出版社電子圖書，《結束語》 [21] 毛澤東：抗美援朝的勝利和意義，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載《毛澤東軍事文集》第6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54頁 [22] 彭德懷：關於中國人民誌願軍抗美援朝工作的報告，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四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379頁 [23] （美）約瑟夫·格登著 於濱等譯《朝鮮戰爭--未透露的內情》解放軍出版社1990年，第339-340頁 [24] 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的開幕詞，1951年10月23日，見《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85頁 [25] 毛澤東：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和今後的任務，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101-106頁 [26] 《陳毅副總理兼外長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發表重要談話 中國決心為打敗美帝作出一切必要的犧牲 打敗美帝之後，全世界結束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時代就會到來》，載1965年10月7日《人民日報》第1版 [27] 劉曉著《出使蘇聯八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第115頁 [28] 施拉姆《毛澤東》紅旗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316頁 [29] 約瑟夫·W·埃裏克謝編著《在中國失掉的機會》國際文化出版公司，第350頁 [30] 馮友蘭：《中國現代哲學史》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9-160頁 [31] 毛澤東：同斯諾的談話，一九六五年一月九日，載《毛澤東文集》第八卷 [32] 龔育之：聽毛澤東談哲學，載《北京黨史》2003年第6 期 [33] （美）鮑德溫（Baldwin, D.A. ）主編 肖歡容譯《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譯者序》 [34] 秦亞青：中國國際關係理論，載王逸舟主編《中國對外關係轉型30年：1978-2008》社科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325-336頁 [35] 王恩湧等編著：《政治地理學－大時空中間的政治格局》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78－179頁 [36] 毛澤東：從曆史來看亞非拉人民鬥爭的前途 ，一九六四年七月九日，載《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第538頁 [37] 毛澤東：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93-304頁 [38] 毛澤東：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載《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39] 毛澤東：日本人民鬥爭的影響是很深遠的（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四日），載《毛澤東外交文選》 [40] 毛澤東：受壓迫的人民總是要起來的（一九六三年八月九日），載《毛澤東外交文選》 [41] 《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簡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編，第112頁 [42] 《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簡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編，第107-108頁 [43] （美）貝文·亞曆山大著 郭維敬等譯《朝鮮--我們第一次戰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41章 [44] 師哲回憶錄：《在曆史的巨人身邊》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1991年，第610頁 [45] 近藤康邦著 宋誌勇等譯《毛澤東 革命者與建設者》中國青年出版社2004年，第2-3頁 [46] 同上書，第344頁 [47] 毛澤東：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一九六三年九月，載《毛澤東文集》第８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0頁 [48] 毛澤東：日本人民鬥爭的影響是很深遠的（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49] 《王力反思錄》（上），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第462頁 [50] 《人民戰爭勝利萬歲》，載《紅旗》雜誌1965年第10期，第16、24頁 [51] 周恩來：偉大的十年，一九五九年十月六日，摘自《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二冊，第609頁 [52] 毛澤東：同斯諾的談話，一九六五年一月九日，載《毛澤東文集》第八卷 [53] 亞裏斯多德《政治學》，轉引自李普塞特《政治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 [54] （美）彼德·布勞著 孫非 張黎勤譯《社會生活中的交換與權力》華夏出版社出版1988年，第279頁 [55]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日《人民日報》社論《芙蓉國裏盡朝暉--熱烈歡呼湖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的社論中間黑體引用毛澤東的話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繼續。” [56] 陳晉：《“突圍”心路――毛澤東晚年詩詞辨析》，載《黨的文獻》2003年第3期 [57] （英）麥迪森著 伍曉鷹等譯《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公元960-203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5-36頁 [58] 轉引自崔之元：新進化論·分析的馬克思主義·批判法學·中國現實，載崔之元網頁 [59] 哈裏什·卡普爾著 彭致斌譯《覺醒中的巨人--一個外國人看新中國前三十年的外交政策》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前言》 [60] 毛澤東：觀察國際形勢的若幹觀點，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載《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第342頁 [61] 李慎之：海闊天空扯亂談--世紀之交的瞻前顧後，載張貽編《李慎之文集》（非正式出版物），第253頁 [62] 馬社香著《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第1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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