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興被美國禁售事件引起了全產業鏈乃至全國人民的熱議，一時間各種角度點評的文章紛紛撲麵而來，而其中絕大多數文章都直指中國在芯片領域的落後才是問題的根源。有人說，中國改革開放才40年，技術上的差距是必然的，追趕需要一個過程和時間。但是，實際上，在40年前，中國已經幾乎追趕上了當時美國的步伐，在集成電路領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然而也是我們自己親手放棄了自己的優勢。
“超級工程一覽”回顧上世紀中國集成電路急速發展的曆程
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時候，美國已經在世界第一工業大國的寶座上，穩坐了50年。而中國，是個連汽油鐵皮桶都無法生產的落後農業國。全國五億多人口中，80%以上是文盲，農村文盲率超過95%。就是在這樣的巨大差距下，中國億萬人民由主席領導，開始了艱苦卓絕的工業追趕進程，創造了上世紀世界半導體工業曆史上的奇跡。
新中國成立時，全中國隻有6個比較像樣的有線電和無線電工廠，職工近3000人，舊式機床不到1000台，生產能力和技術水平幾乎為零。
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後，為解決軍隊電子通信問題，國家成立電信工業管理局。隨後在全國第一次電信工業會議上，籌建電子管、無線電元件和交換機生產廠的動議被正式提出來，並很快得到批準。
1951年10月底，中蘇第二屆商務談判正在莫斯科舉行。中方代表團成員、中央軍委通信部器材處副處長郭平欣向當時與中國關係密切的蘇聯莫斯科方麵探尋援建電子管、無線電元件和交換機生產廠可行性。
結果，援建電子管廠和交換機廠的動議得以順利通過，電子元件廠卻被蘇方拒絕，理由說來倒也簡單：“援助電子管廠是可以的。至於無線電元件，連我們的工廠都是東 德（民主 德國）幫著建起來的，你們去請東德幫忙吧。”
1951年底，時任電信工業局科技處的處長的羅沛霖奔赴東 德與時任東德重工業部部長的齊勒會談引進電子管技術事宜。
1952年，東 德方麵盡最大努力，給羅沛霖提供了種類和規格繁多的產品，如果將它們列成清單，數量絕對過萬。千挑萬選之後，羅沛霖最終確定了引進18家單位的80多項產品，初步核算需要1萬4千億元，後來經過貨幣改革，按照10000比1的比例折算，需要1億4千萬元。而在當時，10元錢就可以滿足一個人一個月的正常開銷。
隨後，中方在北京酒仙橋籌建北京電子管廠（即現在的北京京東方），由東德提供技術援助。該廠總投資1億元，年產1220萬隻，是亞洲最大的電子管廠。除此之外，酒仙橋還建起了規模龐大的北京電機總廠、華北無線電器材聯合廠（下轄706、707、718、751、797、798廠）、北京有線電廠（738廠）、華北光電技術研究所等單位。
1956年國家提出“向科學進軍”，國務院製定科技發展12年規劃，將電子工業列為重點發展目標。中國科學院成立了計算技術研究所（中科院計算所）。為了培養電子工業人才，教育部集中全國五所大學的科研資源，在北京大學設立半導體專業。
1957年畢業的第一批學生中，出現了大批人才。如中芯國際董事長王陽元、華晶集團總工程師許居衍、電子工業部總工程師俞忠鈺。
1958年，上海組建華東計算技術研究所，及上海元件五廠、上海電子管廠、上海無線電十四廠等企業。使上海和北京，成為中國電子工業的南北兩大基地。1960年中國科學院成立半導體研究所，同年組建河北半導體研究所（現為中電集團第13所），進行工業技術攻關。
1962年由中科院半導體所，組建全國半導體測試中心。
1963年中央政府組建第四機械工業部，主管全國電子工業。
1966年，中國電子工業得到快速發展，北京酒仙橋電子工業區基本成型。電子工業開始與紡織、印染、鋼鐵等行業結合，實現自動化生產。
1968年，北京組建國營東光電工廠（878廠），上海組建無線電十九廠，至1970年建成投產，形成中國集成電路產業中的“南北兩霸”。其中北京878廠主要生產TTU電路、CMOS鍾表電路及A/D轉換電路。上海無線電19廠，主要生產TTL、HTL數字集成電路，是中國最早生產雙極型數字集成電路的專業工廠。
1977年四機部投資300萬元，建設6000平方米集成電路潔淨車間。到1990年該廠累計生產509種集成電路，產量4120萬塊，產值3.25億元。該廠後來合資為上海飛利浦半導體。
1968年，國防科委在四川永川縣，成立固體電路研究所（即永川半導體研究所，解放軍1424研究所，現中電集團24所）。這是中國唯一的模擬集成電路研究所。同年上海無線電十四廠首家製成PMOS（P型金屬－氧化物半導體）電路。拉開了中國發展MOS集成電路的序幕。1970年代永川半導體研究所、上無十四廠和北京878廠相繼研製成功NMOS電路。之後又研製成CMOS電路。至1990年底，上無十四廠累計產量為3340萬塊（後來合資成為上海貝嶺半導體）。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後，中國從歐美大量引進技術。由於集成電路產品利潤豐厚，全國有四十多家集成電路廠建成投產。包括四機部下屬的749廠（甘肅天水永紅器材廠）、871廠（甘肅天水天光集成電路廠）、878廠（北京東光電工廠）、4433廠（貴州都勻風光電工廠）和4435廠（湖南長沙韶光電工廠）等。各省市另外投資建設了大批電子企業。
1973年8月26日，中國第一台每秒運算100萬次的集成電路電子計算機-105機，由北京大學、北京有線電廠、燃料化學工業部，等單位協助研製成功。
1975年，北京大學物理係半導體研究小組，由王陽元等人，設計出我國第一批三種類型的（矽柵NMOS、矽柵PMOS、鋁柵NMOS）1K DRAM動態隨機存儲器，它比美國英特爾公司研製的C1103要晚五年，但是比韓國、台灣要早四五年。那時韓國、台灣根本就沒有電子工業科研基礎。
也就是說，如果延續發展路線和勢頭，中國在電腦和集成電路產業應該在不長的時間內就能與美國齊頭並進，甚至趕超美國。
80年代起被日韓台趕超
1973年，借著中美關係緩和及歐美石油危機的機會，中國希望從歐美國家，引進七條3英寸晶圓生產線，是當時世界最先進技術。這要比台灣早2年，比韓國早4年，那時候台灣與韓國還沒有電子工業科研基礎。1975年美國英特爾才開始建設世界第一座4英寸（100mm）晶圓廠。但是由於歐美技術封鎖，中國國內政治變故，最終拖了七年，中國才得以引進三條已經落後的3英寸晶圓生產線，分別投資在北京國營東光電工廠（878廠），航天部陝西驪山771研究所（西安微電子研究所），和貴州都勻風光電工廠（4433廠）。其中北京878廠的3寸晶圓生產線，直至1980年才建成，已經比台灣晚了3年，比韓國晚2年。
1975年，就在台灣剛剛向美國購買3英寸晶圓廠時，中國大陸已經完成了DRAM核心技術的研發工作。北京大學物理係半導體教研室（成立於1956年，現北大微電子研究院），由王陽元領導的課題組，完成矽柵P溝道、鋁柵N溝道和矽柵N溝道三種技術方案。在中科院北京109廠（現為中科院微電子研究所），采用矽柵N溝道技術，生產出中國第一塊1K DRAM。這一成果盡管比美國、日本晚了四五年，但是比韓國、台灣要早四五年。直至1980年前後，韓國、台灣才在美國技術轉移下，獲得了DRAM技術突破，瞬間反超中國大陸。韓國直接從16K起步，台灣從64K起步。
1978年10月，中國科學院成立半導體研究所，由王守武領導，研製4K DRAM，次年在中科院109廠投入批量生產（比美國晚六年）。1981年中科院半導體所又研製成功16K DRAM（比韓國晚兩年）。1982年，江蘇無錫江南無線電器材廠（742廠），耗資6600萬美元，從日本東芝引進3英寸晶圓生產線（5微米製程，月產能1萬片），生產電視機集成電路。1985年，該廠製造出中國第一塊64K DRAM（比韓國晚一年）。1993年，已經改組的無錫華晶電子公司（原無錫742廠），製造出中國第一塊256K DRAM（比韓國晚七年）。
從上述曆史，我們可以明顯看出，在歐美技術封鎖，以及1980年後，中國大陸減少電子產業投資的情況下，中國DRAM產業從領先韓國、台灣，然後迅速被韓國、台灣反超。尤其是韓國在美國刻意扶植下，依靠20億美元左右的巨額瘋狂投資，在DRAM產業取得了顯著成果。
洋躍進——800億美元瘋狂計劃
1977年中國的外匯儲備還有9億多美元，7月份國家計委提出，今後八年花費65億美元從國外進口技術設備，重點發展石油化學工業，其中隻有一個陝西鹹陽顯像管廠是電子項目。政治局討論時，大人提出可以花100億美元進口設備，提高中國石油、煤炭和輕工業產量，以賺取更多外匯。8月，國家計委將進口項目提高到150億美元規模。
1978年6月份，政治局再次聽取政府工作報告，大人說：同國外做生意，搞買賣，搞大一點，什麽150億，搞它500億。500億美元的規模。7月上旬，國家計委初步整理，匯總了一個850億美元的方案，其中400億引進外資。
1978年中國的財政收入為1132億元，光是一個上海寶鋼項目就要投資300億元，根本不是中國國力所能負擔的。沒錢怎麽辦？開動印鈔機！1979年中國人民銀行增加了50億元人民幣的供應量。同時期，開始給工人漲工資、提高糧食收購價，給老革命家們蓋別墅、換進口小轎車，提高福利待遇。
1979年全國在建的大中型項目有1100多個，財政赤字170.6億元。1980年又新增了1100多項，財政赤字127億元。上述項目全部建成，還需要投資1300億元。為了彌補財政虧空，1980年央行又增印了78.5億元鈔票。從此，印鈔票如同吸毒上癮一般。1978年中國全社會的流通現金僅有229.59億元，到1985年已經暴增至839億元。光是1984年的鈔票供應增幅，就高達驚人的39%。連年狂印鈔票引發惡性通貨膨脹。許多物價都至少翻番，高檔煙酒等民用消費品價格，甚至直接上漲10倍，以致一些城市出現了“搶購囤積風潮”。
中央停止投資，下馬大批重大項目
為了控製宏觀經濟的嚴重混亂局麵，壓縮投資金額。1980年開始中央一下子停建緩建了400多個大中型項目，1981年又停緩建了22個大型項目。其中包括了一大批尖端高科技項目，包括軍用項目和眾多的重大民用工業科技項目。
資料顯示：
截至1982年，中國空軍總計下馬原定項目31項。其中主要有：遠程轟炸機；對地強擊機；空中優勢戰鬥機（殲9樣機險遭解、殲10擱淺）；大型軍用運輸機；武裝專用直升機（直7/直8）；地空遠程、中程、近程導彈等等；
中國海軍總計下馬原定項目11項。其中主要有：包括現在才出來的093，094；“092G”大型導彈SLV驅逐艦；早期航母；水轟五及巡邏機、反潛機；大型驅逐艦計劃等等；
二炮下馬原定項目多達45項。其中主要有：包括了多彈頭形式的“DF6A”、固體發射的“DF7A”、“DF12”、反導計劃等等。
重大民用工業和科技項目方麵，中國當時也差點放棄了長城、曙光大型計算機項目。1980－1983年。中國自己已經完成長城1代大型機，以及曙光1號巨型機的製造與研發。日本，則借與中國交流會機會獲取了大量的技術資料，於第二年自行開發所謂大型計算機係統"昭和1"。當時，日本精密加工的確比中國好，因此外觀漂亮，不像中國的"土氣"，中國專家們一度放棄了長城、曙光。1984年初863計劃全麵開始之後，由於當時北京政府強製下，該計劃才沒有被勒令下馬。
但是，中國科學院遞交的報告稱：長城、曙光，由於技術相對於西方國家，處於落後階段。因此建議作為民用。多麽愚蠢的舉動！無償出賣了自己最先進的科技，而且還把自己罵得一無是處。
1985年"XX"電腦公司，這是美國唯一一家全華人自主知識產權的硬件體係電腦公司。美國政府為了技術封堵，迫使其XX公司與美國IBM合作。XX公司不得已，向中國求援。而此時，中國采取的一切對外軟化外交，為了"睦鄰友好"，斷然拒絕XX公司回國，日本此時則果斷接受。並提出邀請。但是，XX公司堅決拒絕與日本合作，於1986年宣布破產。自此Intel從此打掉唯一個華人競爭對手，與Apple一起完勝美國計算機個人係統霸主。
自動放棄工業自動化項目。1985年日本在"睦鄰友好合作"大旗指引下，參觀了沈陽某工業自動化研究所。中國科學家再一次在日本"進口"同行麵前顯示出自己卓越的"自卑"，把幾乎整個自動化項目都拿出來叫日本人進行所謂"審定"，但是作為日本此時完整工業自動化還隻是一個"雛形"，而中國是已經成形的工業自動化科技項目。隻是尚未大規模推廣而已。1986年。日本對外宣布首次製造研發成功整體化工業自動項目。而此時中國才意識到自己的無知。
自動放棄數字焊接係統。1988年就是美國和平典範計劃剛剛結束。中國國內所謂"美國民主，西化中國"思潮不斷上升。那個時代，一切國產科技技術都是垃圾的理論到處都是。上海X船舶製造與日本進行"睦鄰友好"，把經過自己多年心血研製的"XXX型集約化數字焊接係統"無償的又一次賣給日本。這套係統，是60年代初中國科學家在秘密條件下利用早期俄國電子機床，自己設計的。可以說80年代亞洲當時最先進的設備。但是，在日本"高度審視下"。被勒令下馬。1989年中日簽署進口日本大型焊接係統，大約是3億左右美金。但是由於當年的政治事件被停止。1992年通過與法國 XX公司交流合作，引進的法國12億美元電子數控設備。中國人才如夢方醒。其中80％是中國在80年代中期被日本"友好的專家給審視掉了"。
這些都是高科技。至於類似諸如用雅馬哈摩托車技術換取中國宇航精確導航技術之類的愚蠢的所謂合作，當時的中國時何止這些。要說日本為何至今民用技術，依舊強大於中國，其結果80％的貢獻是來自日本的"友好鄰邦"中國。
此外，當時下馬和暫停的項目還包括上海寶鋼、十堰二汽、大慶30萬噸乙烯等戰略工程。盲目貪大求洋給中國經濟帶來嚴重危害，導致汽車、電子、航空等戰略產業難以發展。像當時已經接近完成的上海運10大飛機，在研製15年後最終流產。北京電子管廠（現在的京東方），想上馬液晶項目，也因為缺乏國家投資而流產。
1982年，中國組建電子工業部，主管全國電子工業。該部門繼承了組建的2500多家科研院所和電子工廠，下屬職工總數達100多萬人，主要研製通信、雷達、電視、計算機、無線電、元器件等設備。產業結構完備程度，僅有美國、蘇聯可以相比。光是電子工業部下轄的專業電子研究所就有上百家。
然而隨著中央政府全麵停止對電子工業投資，各電子企業要自己去市場找資源。於是中國電子工業的技術升級全麵停止，與美國、日本的技術差距迅速拉大。甚至被80年代加大電子投資的韓國、台灣徹底甩開。更嚴重的危機還在後麵。
撥改貸抽幹中國電子企業血液
1984年，為扭轉財政虧空局麵，盲目實行“撥改貸”政策。以往國有企業從政府財政獲得撥款，作為工廠流動資金或技術改造經費。企業盈利後將利潤上繳國家財政。這樣形成良性循環。撥改貸將政府財政撥款，改為企業向銀行貸款，還要支付高額利息。而另一頭，企業的利潤照樣要上交財政。這樣政府不僅不投一分錢，反而像從前一樣，抽走企業的大部分收入，導致國有企業迅速陷入虧損困境。
正是由於“撥改貸”，使得中國電子工業遭到致命打擊。企業隻顧引進外國設備，以盡快投產盈利，缺少科研資金對外國技術進行消化吸收。在文革時期，中國科研投入占GDP的2.32%，與英法德等發達國家相當（2003年世界平均值也僅有2.2%）。到1980年代，正是電子產業興起的關鍵時期，歐美國家和日本、韓國、台灣紛紛加大對電子產業的科研投入。而中國卻在大規模壓縮科研經費投入。1984年以後，由於“撥改貸”造成的困境，使中國企業基本無力進行研發，科研經費占GDP比值驟然降到0.6%以下。中國電子工業徹底垮了。
上海元件五廠生產的元件
比如像中國當時最大的半導體企業——上海元件五廠。1980年利潤高達2070萬元，職工人均利潤1.5萬元。即使是1985年，上海元件五廠的產值仍然高達6713.1萬元，利潤達1261.4萬元。然而到了1990年，上海元件五廠產值下降至1496萬元，利潤竟然僅有2.47萬元，全廠1439人，人均利潤僅有區區17.16元。熬了沒幾年，這家風光了三十年的中國半導體器件龍頭企業，“春風”裏破產倒閉了。
全國瘋狂引進落後淘汰技術
1982年，中國國務院成立了“電子計算機和大型集成電路領導小組辦公室。1984年至1990年，中國各地方政府、國有企業和大學，紛紛從國外引進淘汰的落後晶圓生產線，前後總計達到33條，按照每座300-600萬美元估算，總計花費1.5億美元左右。這33條晶圓生產線，多數根本沒有商業價值。造成這一亂象的根本原因，是電子工業部，將絕大多數國有電子企業的管理權，甩給省市地方政府，又缺乏製定執行產業規劃的政策權力。出現了全國瘋狂引進落後技術的奇怪現象。還有一個原因是80年代開始，國有企業貪汙腐敗加劇，借著進口項目的名義，領導幹部可以名正言順地獲得出國考察機會。
為了治理散亂差問題，1986年電子工業部在廈門，舉辦集成電路戰略研討會，提出“531戰略”。即“普及5微米技術、研發3微米技術，攻關1微米技術”，並落實南北兩個微電子基地。南方集中在江浙滬，北方集中在北京。1988年至1995年，在政策扶持下，中國誕生了五家具有規模的國有半導體企業：江蘇無錫華晶電子（原無錫742廠與永川半導體研究所合並）、浙江紹興華越微電子（1988年設立中國第一座4英寸晶圓廠）、上海貝嶺微電子、上海飛利浦半導體（1991年設中國第一座5英寸晶圓廠）、和北京首鋼NEC（1995年設中國第一座6英寸晶圓廠）。
1990年8月，國務院決定在八五計劃（1990-1995），半導體技術達到1微米製程，決定啟動“九0八工程”，總投資20億元。其中15億元用在無錫華晶電子，建設月產能1.2萬片的6英寸晶圓廠。由於官僚體係拖延，九0八工程光是經費審批就花了兩年時間。然後從美國AT&T（朗訊）引進0.9微米製程，又花了三年時間。前後拖延五年時間，建廠再花三年，導致1998年無錫華晶電子投產即落後（月產能僅6000片），華晶還要為此承擔沉重的利息支出壓力，後來不得不甩給了台灣人經營。與無錫華晶形成鮮明對比的是，1990年新加坡政府投資特許半導體，隻用2年建成，第三年投產，到1998年收回全部投資。
三十年來市場換丟技術
1996年7月，西方33個國家正式簽訂《瓦森納協定》，民用技術控製清單包括：電子器件、計算機、傳感器等九大類。軍用技術控製清單包括22大類。中國同樣處於被禁運國家之列。
在各方麵嚴防死守下，中國企業要想獲得先進技術，就變得非常困難。而外國企業則憑借掌握的先進技術，在中國市場予取予求，占盡便宜。
1990年，中國大幅降低關稅、取消計算機產品進出口批文、開放了國內電腦市場。頃刻間，國外的286、386電腦如潮水般湧入，長城、浪潮、聯想等國內公司潰不成軍。1991年由美國英特爾和AMD，掀起的“黑色降價風暴”，更是讓中國計算機產業雪上加霜。由於絕大多數整機企業，積壓了高價買進的芯片，從而背上巨額虧損的包袱，一家家電腦整機廠商，前赴後繼般悲壯地倒在了血雨腥風之中。長城、浪潮和聯想也都元氣大傷。在微電子集成電路方麵，國內企業繼80年代中後期陸續虧損後，90年代紛紛倒閉，國內集成電路工業，逐步變為三資企業為主的局麵。據專家估計， 到1990年代末，中國微電子科技水平，與國外的差距至少是10年。
在中國本土電子企業土崩瓦解之時，中國政府卻在大力扶持國外企業。
2012年1月，韓國政府審批通過三星在華設廠項目。2012年4月2日，韓國三星電子宣布在中國西安，建設閃存芯片廠。項目一期投資將達70億美元，若三期投資順利完成，總投資約為300億美元。西安市為此項目提供了巨額補貼，包括：一、韓國三星需要的130萬平方米廠房，由西安市建設，並免費提供1500畝土地。二、西安市每年向三星補貼水、電、綠化、物流費用5億元。三、西安市財政對投資額進行30%的補貼。四、西安市對所得稅征收，進行前十年全免，後十年半額征收。同時，西安市還承諾，將為項目修建高速公路和地鐵等交通基礎設施。總的補貼金額保守估計在300億元以上。
麵對這種獅子大開口的苛刻索價，西安市竟然全盤接受。三星西安項目，選址在西安市安區五星和興隆街道，占地9.4平方公裏，15個村莊3000多戶農民被迫拆遷改造，引發群眾抗議。為了調解征地拆遷矛盾，西安市幹脆派了一批幹部吃住在農村，專門解決拆遷問題。
西安市這種隻要麵子不要裏子的招商方式，實際是用中國土地、中國資金、中國工人，來補貼服務外國企業，幫助它們占領中國市場，壓製中國本土企業發展。這在其他國家是極其滑稽的行為。也無怪乎北京、重慶不要這種項目。
三十年來，看看中國盡數破產倒閉的本土電子企業，再看看各省政府，花費巨額資金，補貼扶植的無錫海力士、西安三星、大連英特爾、南京台積電，不禁令人感歎。
國家科技人才自生自滅
今天中國發展集成電路產業，最大的困難是科技人才缺乏。而上個世紀50年到80年代初，中國科技產業高速發展之時，也曾經人才輩出。
1958年9月，中國科學院半導體研究室,王守覺等人，研製成功我國第一批鍺合金擴散高頻晶體管，頻率達到150MHz。後在中科院109廠批量生產，為中科院計算所研製的109乙型晶體管計算機（浮點32二進製位、每秒6萬次），提供了12個品種、14.5萬多隻鍺晶體。後又為計算所研製的109丙型計算機，提供了大量晶體管元器件。109丙機字長48位，平均運算速度每秒11.5萬次。該機共生產兩台，為用戶運行了15年，在我國核武器研製工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1965年，上海華東計算技術研究所，與上海冶金研究所、上海元件五廠等單位合作，開始研製655型數字集成電路大型計算機，由陳仁甫（照片右側）副研究員主持，重點攻克TTL集成電路。1969年在上海無線電十三廠投產，定名TQ-6型計算機，每秒運算100萬次，配備磁盤操作係統，語言編譯程序。
1971年，上海複旦大學自主研製的719計算機，由王世業、顧芝祥、陳誌剛等人參與研製。1975年複旦大學研製FD-753計算機。經過反複研究討論，結合那時美國IBM360/370、歐洲TSS、日本FACOM等計算機係統和我國DJS-260、北大150等計算機係統，最終確定753計算機係統的主要研製目標是：具有處理速度浮點運算200萬次以上的主機係統；實現分時計算機係統；多進程分層管理的微內核操作係統。
1979年上海元件五廠和上海無線電十四廠，聯合仿製（逆向工程）成功8080八位微處理器（編號5G8080）。8080為美國英特爾公司在1974年推出的第二款CPU處理器，集成6000隻晶體管，每秒運算29萬次。自1975年第一台個人電腦誕生以後，8080芯片幫助英特爾在幾年後占據了電腦芯片的霸主地位。德國西門子仿製出8080芯片是在1980年10月（Siemens SAB 8080A-C），比中國還晚一年。日本也仿製過8080芯片。
1980年，日本代表團還到上海訪問，上海當年的電子工業擁有良好產業基礎。上海冶金研究所研製的離子注入機，還曾出口日本。而短短十年之後，上海電子工業全麵破產倒閉。
在上世紀80年代，科技項目“下馬風”盛行的同時，科研部門在全民經商，國防靠後的熱潮中推行市場化、自負盈虧、軍轉民等。一些有豐富經驗的科技人員被迫向外流失，造成科研隊伍人才流失，形成技術斷代，這才是最為可惜的。最終使中國與世界強國之間的距離越拉越遠，許多行業至今仍臣服於外國產品麵前，巨額外匯白白花掉。
1989年4月30日，台灣省新竹科技園區，台積電早期的廠房才剛建成。當台灣人砸重金介入超大規模集成電路產業的時候。中國曆時30年間積累起來的集成電路科研力量，在“春風”裏土崩瓦解。
到1997年，中國經濟瀕臨崩潰，全國幾十萬家國有企業破產倒閉，全國下崗失業工人超過4000萬人。連小小一個台灣省的GDP，都幾乎達到了整個中國的一半。
今天，中國企業正致力於重振集成電路產業，但道阻且長，追趕更需努力。而在奮力追趕的同時，我們需要銘記這段曆史，吸取教訓，我們既要認清自己的短處，也不要因為美國禁運中興，就妄自菲薄，否定所有人的努力。
注：文章主體內容源自“手抄報”，部分資料源自：《DRAM芯片戰爭——1970-2017輸贏千億美元的生死搏殺》、天涯社區《欲哭無淚：改革開放後下馬的中國尖端軍工項目》、北京日報2007年文章《718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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