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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11
英國曼徹斯特爆炸案，再次激起世人對伊斯蘭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的關注，同時也質疑這一恐怖主義浪潮，是否代表了伊斯蘭社會無法擺脫的長遠危機？西方不少右翼勢力，更把這歸罪於伊斯蘭宗教本身。
回顧一下近代曆史，就可以看到伊斯蘭極端主義的上升，完全是近數十年來的現象。二次大戰結束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大中東伊斯蘭社會的主導性政治力量和意識形態，是世俗的阿拉伯現代民族主義。這一世俗意識形態的衰退，以致今天在政治上幾乎完全破產，觸發點是1967年的中東六日戰爭。今年6月，是這場戰爭整整50周年。
50年前的這場戰爭進程大致如下：星期一，以色列在地麵上摧毀了埃及空軍，並且擊落大量約旦、伊拉克、敘利亞飛機；星期二，以軍突破了埃及在西奈半島的重防；星期三，以色列占領了耶路撒冷舊城，去猶太教聖跡“哭牆”祈禱；星期四，以軍抵達蘇伊士運河；星期五，以軍占領敘利亞戈蘭高地，俯視無險可防的大馬士革平原；星期六，宣布停火，以軍勝利收兵。
大中東乃至整個伊斯蘭世界的局勢就此徹底改觀：阿拉伯世俗民族主義一蹶不振，而伊斯蘭極端主義思潮逐步興起。
伊斯蘭極端主義高漲，固然還有其他許多因素，但是主要動因不出世俗民族主義的失敗，喪失意識形態上的號召力，導致中東各國強化情報治安體係，靠高壓手段維持統治，與基層民意日益脫節，造成道德權威江河日下、專製主義不斷上升的惡性螺旋。缺乏政治訴求渠道的“阿拉伯街頭”，越來越轉向各種宗教力量。
這種局麵的形成，固然有阿拉伯和穆斯林社會本身的不少原因，尤其是輕視婦女，忽視現代教育和人力資源開發，但是西方世界有很大的推波助瀾之功。歐美各國在大中東地區陸續打擊的主敵，從伊拉克、利比亞到敘利亞，一直是各種世俗主義政權。而依靠和提倡保守宗教勢力的沙特阿拉伯等專製政權，則是獲得大批軍援的盟友。美國總統特朗普首次的國際行程以及在沙特簽訂的1100億美元軍售合同，就是個很好的寫照。
另一個典型例子，是中東六日戰爭的餘波——歐美極力扶持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我曾經把“溫和領袖”阿巴斯主持的這個“自治政府”，形容為中國抗戰時期的南京汪精衛政權。近日連《紐約時報》也發表評論，把這個“自治政府”描述為以色列占領當局的卵翼，使得我看到更恰當的比喻，是二次大戰中的法國維希傀儡政府。
首先，維希政府的首腦，是一次大戰英雄貝當元帥。這與巴方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曾經是參與多年抵抗運動的巴解組織元老相似。其次是合法性：1940年6月，貝當獲得當時法國議會緊急投票授權，組織臨時政府。但是此後再也沒有組織過任何選舉。
2005年，阿巴斯通過民主選舉，繼承阿拉法特出任自治政府主席。可是次年哈馬斯組織贏得議會選舉後，所有選舉“暫停”，阿巴斯已經超過了法定任期八年，民調顯示三分之二巴方選民要他下台。
維希政府在本土實際控製不到一半的南部領土，整個法國北部完全在德國軍事占領之下。據《紐約時報》，巴方自治政府隻控製了不到二成西岸領土，其餘全在以色列軍事管治之下。在軍事上，維希政府完全在德國監控之下，維希“軍隊”連一輛坦克都沒有。
在以色列嚴密監控之下，巴方自治政府隻有裝備了輕武器的“治安力量”。而且維希政府的主要治安職責，是配合德國占領軍，打擊法國的抵抗力量。《紐約時報》形容巴方自治政府已經成為一個“原始警察政權”，“巴勒斯坦人民是地球上被嚴密監控的人群之一”，巴方自治政府是“以色列軍方的分包商”。
正是因為維希政府與德國占領當局的密切合作，刺激了自由法國抵抗運動迅速發展，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民意支持，逐步控製了許多法國的海外殖民地。這一情況導致二戰後期維希政府軍力與自由法國武裝力量在法國南部的事實內戰。同樣，我們在巴勒斯坦看到哈馬斯組織的上升，在與以色列和美國秘密支持的巴解組織一場小型內戰之後，控製了加沙地帶。
如《紐約時報》承認，這個喪失了合法性和阿拉伯民意支持的“以色列軍方分包商”，繼續得到歐美代表的“國際社會”全力支持。在這樣的例子下，“國際社會”要消除伊斯蘭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談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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