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鬆站的博客
輕鬆一下
正文
，
|
印度洋與中國政策(二)
——目標：20492017-07-15 四、“要麽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麽就銷聲匿跡。”尼赫魯憂慮的是後一種結局 （一）地緣政治學說對尼赫魯的影響 印度版圖如大象長鼻南拋至印度洋中心，這使印度之於印度洋的製海權有了無與倫比的價值，使控製印度洋與控製印度合二為一；也就是說，不占領印度就不能有效地控製印度洋；同理，控製印度洋就必須有效地占領印度。明乎此，再讀尼赫魯的代表作《印度的發現》，就更理解他在書中對印度的前途所表現的遠見和無奈。他說： 印度以它現在所處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麽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麽就銷聲匿跡。中間地位不能引動我。我也不相信任何中間地位是可能的[61] 我們很多同誌都將尼赫魯這段名言解讀為尼赫魯有野心，其實這隻表明尼赫魯的擔心。尼赫魯生長在地緣政治理論在西方已成顯學的時代。他1905年就讀於英國哈羅公學--這一年日本在遠東海戰中打敗俄國，1907年後入劍橋大學就讀。此前英國地緣政治先驅學者哈·麥金德已聲名鵲起。1887年，麥金德在英國皇家地理學會上宣讀《地理學的範圍和方法》，1904年又宣讀《曆史的地理樞紐》。前一篇論文在當時的英國被認為是“英國地理學的一篇經典文獻”，後一篇論文則於20世紀80年代初在美國與達爾文的《物種起源》、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潘恩的《常識》等15種書並列，被稱為改變世紀的“巨著”[62]。英國牛津大學還為哈·麥金德專設為期5年、薪水豐厚的講師席位，並於1899年設立地理係，聘哈·麥金德擔任係主任。哈·麥金德提出的地緣政治學說影響之大，由此可見一斑。尼赫魯就讀的劍橋大學離牛津大學不遠，當時流行的麥金德學說包含著對印度地緣政治地位的解釋，尼赫魯不可能對此不了解。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哈·麥金德將其地緣政治學說的基礎部分即“心髒地帶”的內容在當年出版的《民主的理想和現實》一書中提煉為更富有衝擊力的如下表述： 誰統治東歐誰便控製了“心髒地帶”；誰統治了“心髒地帶”誰便控製了“世界島”；誰統治“世界島”誰便控製了世界。[63] 與此同期，在太平洋東岸的美國也響起了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的名字。馬漢於1900年、1910年、1911年、1918年分別發表《亞洲的問題》《歐洲的衝突》《美國的利益》及《海權對曆史的影響》等重量級論文，提出與哈·麥金德相對應的海權論學說。 提出製海權理論的馬漢在英國、德國和日本受到特別高的禮遇。馬漢1890年出版《海軍戰略論》，此書很快“成為當時影響最大的世界暢銷書之一”[64]。在英國，馬漢這本書被視為“國家的福音書”海軍理論家普勒斯頓說，《海軍戰略論》好像是專門為英國內閣寫的，書中的思想對內閣成員來講是正中下懷。一位英國海軍上將含蓄地評論說：“自1900年以來，英國海軍的條件得到改善，力量得到發展，對此我們既不感謝保守黨，也不感謝自由黨，應感激的是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而不是任何別的人。”[65]1893年馬漢應邀訪問英國。訪英期間，馬漢受到英國女皇和首相的接見，並出席女皇和首相為他舉行的國宴。1904年馬漢再次訪問英國，僅一周內，他就被授予劍橋大學--三年後，年滿18歲的尼赫魯進入該校就讀--和牛津大學的榮譽學位稱號。1914年馬漢病逝，《倫敦郵報》在一篇悼詞中稱：“英國人民對這位偉大的美國公民的恩情是報答不盡的。”[66]在德國，馬漢的書受到德皇威廉二世的重視，他形容自己閱讀《海軍戰略論》的心情時說：“我不隻是在閱讀這本書，我可是想把它一口吞食下去。在艦上時，它一直是我的案頭書。”[67]在日本，馬漢的《海軍戰略論》被列為日本海軍軍官的必讀書之一，人手一冊。日本政府還頻頻與馬漢聯係，就日本的海軍發展征求馬漢的意見。日本政府還試圖聘請馬漢為日本海軍的特別顧問，遭馬漢拒絕。大概是“外來的和尚好念經”，馬漢本意是為美國政府寫的著作，起初反在美國“反應遲緩，落後於其他西方列強”[68] （二）尼赫魯主政時的印度外交戰略 1912年，22歲的尼赫魯回到印度，投入國大黨領導的爭取印度獨立的運動。此時的尼赫魯在思考印度未來命運時，不可能不從麥金德和馬漢的地緣政治視角中看到未來印度麵臨的真正危險並對印度未來有可能出現的“銷聲匿跡”的前景充滿憂慮。 印度的老政治家都明白，中世紀入侵印度的勢力多來自北邊帕米爾高地。他們橫越伊朗高原進入印度有兩條天然通道：“其一是翻越興都庫什山高聳而窄狹的山脊，沿喀布爾穀（Cabul Valley）下來，穿過盡頭的開伯爾山口（Kaibar Pass），在阿托克（Attock）渡印度河。其二是經過赫拉特和坎大哈（Kandagar），繞過阿富汗山尾，沿博朗峽（Bolan Gorge）而下至印度河。緊靠印度河東麵的是印度沙漠，沙漠從海邊一直伸展到離喜馬拉雅山不遠的地方。所以博朗的路線和開伯爾的路線在旁遮普的前廳會合成為一條路線，再登堂入室，深入印度。在沙漠和山脈之間留出來的正是這條路。路的盡頭屹立著德裏。”[69]正是為了堵住這條通道，英國人占領印度後，發動了三次阿富汗戰爭以鞏固印度北方防線；同樣也是為了牽製印度，英國人在印度獨立前夕，將巴基斯坦從印度分離出去，而從中亞進入印度的關鍵通道在巴基斯坦境內。近代入侵印度的勢力則是不定期地來自南方海上。因此，近代以後，它的國防重點逐漸南移。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曾指出印度的地緣政治特點和英國在印度安全防務的特點，他說：  印度的陸上邊境地受到阿富汗的山脈及喜馬拉雅山的保護，其後翼也是無懈可擊的，隻要英國海軍依然優勢在握。這樣，印度實際上是一個前進基地，它可成為開往埃及或中國的遠征軍的初始或最終的出發地；作為開往其他任何方向上的更近地點更是不在話下。[70] 與馬漢同時代的陸權理論的開山人物哈·麥金德也有同樣的論述，他寫道： 印度、蠻子[71]（或中國南部）一度受到舉世無雙的西藏屏障的保護；這一屏障的功效，除掉撒哈拉沙漠和極地冰塊以外，在世界上或許是無與倫比。[72] 西藏及其附屬的喜馬拉雅山、帕米爾高原、喀拉昆侖山、興都庫什山、天山--總稱之為西藏高原--在高度和麵積上，或可用一個字來概括：大；其大是舉世無匹的。將來撒哈拉會每天有人以近代交通工具東橫西渡，而這世界的屋脊西藏，仍然使人繞道兩側而行，把進入中國和印度的通道遠遠隔離；這兩國的西北邊界，也因此而具有特殊的重要性。[73] 我們看，印度北邊喜馬拉雅山是世界最高的山脈，紮格羅斯山、興都庫什山和喜馬拉雅山一線是難以翻越的屏障。中國西藏與印度北部大部分接壤地形，北高南低直乎垂直，可用“危乎高哉”[74]來形容。除藏南地段，沒有大部隊南北直線自如運動的條件。正因此，幾百年甚至近千年間罕見有南方印度大規模揮師北上成功和北方中國中原漢族政權南下得以長期占據的先例。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認為中國“這個地區被從喜馬拉雅山和西藏一直伸展到新疆和蒙古的廣闊沙漠和山嶽地帶的一條屏障，同大陸心髒地帶完全隔絕起來。……緬甸和印度支那的山脈一直延伸到海上，在這兩個大國之間豎起一道阻斷接觸的大障礙。佛教從印度取道新疆和泰國才到達中國這一事實，說明保持直接接觸的困難。在它們的全部曆史期間，這兩個東方文化中心彼此一直相當地隔離著，它們僅有的接觸一直是文化性的和精神性的。”[75] 潘尼迦是印度現代海權理論的奠基人，尼赫魯派他來做駐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大使，就是因為潘尼迦認為獨立後的印度的國防安全重點應在海洋。1945年，潘尼迦[76]發表《印度和印度洋》（Indian and Indian Ocean）一書，對印度近代以來幾乎所有重大失敗都作了深刻的分析，認為印度未來的危險來自海上。他以明確無誤的口氣寫道： 考察一下印度防務的各種因素，我們就會知道，從十六世紀起，印度洋就成為爭奪製海權的戰場，印度的前途不決定於陸地的邊境，而決定於從三麵圍繞印度的廣闊海洋。[77]從近三百年的曆史來看，任何強國，隻要掌握住絕對製海權，又有力量打得起陸戰，就可以控製印度帝國，獨占其貿易，剝削其無窮資源。[78]而今天的情形可不一樣了。印度已經自由了，如果印度在印度洋上的權利不能由印度自己來維護，這個自由可說一文不值。[79]今後，如果印度再搞純粹大陸觀點的國防政策，那是瞎了眼。[80] 潘尼迦得出結論： 印度如果自己沒有一個深謀遠慮、行之有效的海洋政策，它在世界上的地位總不免是寄人籬下而軟弱無力；誰控製了印度洋，印度的自由就隻能聽命於誰。因此，印度的前途如何，是同它會逐漸發展成為強大到何等程度的海權國，有密切聯係的。[81] 印度於1947年8月15日獨立，1950年1月26日建國，當年4月1日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在當時資本主義陣營中，印度是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為什麽當時尼赫魯要和毛澤東結好，因為印度北邊要穩定。顯然尼赫魯采納了潘尼迦的建議。潘尼迦斷定，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將要在印度洋取代英國的霸主地位。印度洋的製海權從英國手中轉到美國手中，印度當對海上安全保持警覺。潘尼迦提醒尼赫魯：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成了至高無上的海軍國。不錯，它還沒有能搞成世界海權國必備的一係列基地、油站、船塢等等，但是從它在對日戰爭中所表現的海軍聯合作戰規模之大，以及從它在海軍建設中強調航空母艦的重要，都說明了美國海軍可以遠離基地作戰，實際上是愛在哪裏動手，就可以在哪裏動手。它在太平洋上有珍珠港和馬尼拉，又占領了從前日本手裏的雅浦島和關島，真是不可一世。而對印度洋，美國戰後確也搞了不少名堂。美國在阿拉伯、中東、巴林群島的油權，表明了它同印度洋區域的聯係正在大大增長。就是對伊朗的統一，阿富汗的建設，美國也是興趣很濃。實際上，由於美國奉行到處“遏製”共產主義的政策，所以各國沿海，凡是共產主義可能插足的地方，此刻都成了對美國安全有關的地區。戰後的世界形勢給印度洋帶來的對立局麵如此，它很可能又一次把印度變成一個主要的戰略性戰場。[82] 潘尼迦能被任命為首任駐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83]，這不能不說與尼赫魯本人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印度麵臨的“要麽有聲有色”、“要麽銷聲匿跡”的前途及與此相關的安全大戰略的考慮有關。令人扼腕痛心的是，在中印邊界衝突後的一年半的時間裏，潘尼迦（1963年12月10日）和最理解他的尼赫魯（1964年5月27日）相繼逝世。此後，中印關係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冷淡下來。 盡管有1962年的衝突，但尼赫魯的南向戰略並沒有為後來的印度政治家所改變。1999年，印度人民黨資深要員、印度前外長賈斯萬特·辛格（Jaswant Singh）在《印度的防務》（Defending India）一書中再次強調印度洋對印度國防的極端重要性。他認為，失去對印度洋的控製是印度近代亡國的重要“分水嶺”。他說，“印度曆史的轉折點並不是最終發生在陸地上的衝突”，“我們隻需思考一下17和18世紀的一個重要失誤，就可正確地評價印度洋和通向印度海路的重要性。這個失誤導致外國勢力到達印度洋沿岸，最初是為了貿易，發展到後來就是為了征服”；“在這裏，陸地上的勝利是緊隨著海上的征服而來的”，“因此有必要承認，已經出現了一個意義重大的戰略轉移，即陸路被海路所取代”。[84] （三）尼赫魯的悲觀判斷被部分應驗 尼赫魯是成長於麥金德陸權和馬漢海權理論風靡及西方殖民擴張達到高峰時代的思想者，他所受到的良好的西方教育使他對麥金德、馬漢、斯派克曼的理論，尤其對其中關於印度次大陸地緣政治意義的分析了然於胸，[85]因而不可能不加重他對印度獨立後的國家安全的深深憂慮。實際上，在“有聲有色”和“銷聲匿跡”的兩難判斷中，尼赫魯最擔憂的是後者。究其原因，就是因為完整統一且有獨立性的印度對於某些大國控製印度洋是不利的。 1944年尼赫魯在《印度的發現》一書對印度前途所表達的悲觀判斷很快就得到部分應驗。1947年6月，英國人離開印度之前公布了蒙巴頓方案，同意印巴分治。這導致巴基斯坦於當年8月14日獨立，斯裏蘭卡於次年（1948年）2月4日也從印度分離出來並獲得獨立。這樣既保留了印度的“大國”地位，又可以從南北兩麵牽製印度的崛起。將斯裏蘭卡分出，限製印度南向印度洋發展；把巴基斯坦從印度北方劃分出來，目的是為了將印度的力量引向北方。 但這隻是印度“銷聲匿跡”過程的開始，20世紀70年代，在印度南端和斯裏蘭卡北端之間出現泰米爾猛虎組織發動的“獨立”運動，馬六甲海峽西北出口出現亞齊獨立運動，這也是西方人留的伏筆。凡是地區性的分裂勢力，後麵必然有大國的全球謀劃和安排。巴拿馬、埃塞俄比亞、厄裏特裏亞、吉布提等都是這種安排的結果。在世界有重要地緣政治利益的地方劃出小國，這是大國實現對其控製的重要手段。條件成熟的話，印度南邊和斯裏蘭卡北麵再生出一個“民族國家”並不是不可想象的。從這個角度看，位於馬六甲海峽西北出口的亞齊[86]也會有同樣的結局。馬六甲海峽東南已分出新加坡，西北再分出來亞齊，這有利於一些大國實現對馬六甲海峽的絕對控製。與泰米爾猛虎組織一樣，亞齊有一個“自由亞齊運動”組織，主張以暴力手段爭取亞齊獨立的組織[87]。盡管目前亞齊獨立運動和猛虎組織與政府達成某種合解，但它仍是歐洲為重返亞洲隨時都可以激活的“冷子”。 西方人的國際政治貫穿著精細的地緣政治安排，這個我們不一定要照著做但一定要懂，這就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拿破侖戰爭後維也納體係的主要設計者奧地利外交大臣克萊門斯·梅特涅說：“化解他人之利益主張比亟於追求本身利益更為重要，別無所求，收益反大。”[88]西方人擅長用搭積木而不是砸積木即打倒和消滅對手的方式構築有利於西方的世界力量板塊搭配格局：自己在其中可以遊刃有餘而對手卻動彈不得。如果說在滑鐵盧打敗拿破侖的是威靈頓公爵[89]，那麽埋葬拿破侖法國的卻是設計維也納體係的梅特涅[90]。斯大林曾說“天下什麽力量都可以消滅，惟有‘民族’的力量是不會消滅的”[91]。不能消滅，那隻有削解其能量，轉化矛盾的性質。化解而不是消滅印度的利益，正是英國在離開南亞時將斯裏蘭卡和巴基斯坦分出印度的原因。 五、印度洋及其北岸的大國地緣政治：曆史和現實 （一）版圖由東向西逐次破碎化是印度洋及其北岸國家的重要特點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說：“政治和經濟的結論首先受到陸塊分布和地形性質的限製和約束。這一切都是基本的、不變的要素，遇到各國的和平與安全受到威脅時，將是決定國際間和洲際間關係的條件。”[92]研究印度洋及其北岸的大國地緣政治，首先要搞清這一地區的“陸塊分布和地形性質”。 總體而言由近代西方殖民主義造成的版圖破碎化是印度洋及其北岸國家的重要特點。印度洋北岸可分東北和西北兩向。東北麵是亞洲板塊，西北麵是歐洲板塊。歐亞板塊的地緣政治的總體特點是二者麵積懸殊、但國家數量卻接近[93]，其整合程度形成鮮明反差：亞洲板塊的特點是中心國家巨大、四周國家碎小，中國是亞洲的主體和中心，破碎地帶發生在中國周邊，周邊與中心國家間不對稱破碎特點明顯。歐洲則是中間國家碎小（如瑞士、奧地利、盧森堡、列支敦士登、聖馬力諾、梵蒂岡等），而四周國家較大（如西班牙、法國、德國及東歐諸國），國家間對稱型破碎特征明顯。在兩大板塊中間的正北麵，是麥金德說的歐亞“心髒地帶”的核心地帶。在南亞和西亞，分布著以印度和伊朗為重心的次區域國家群。它們分別圍繞印度和伊朗形成不對稱破碎地帶。但比較而言，中國、印度、伊朗與周邊國家的不對稱關係及建立其上的整合程度由東向西逐次遞減。所有這些區域中心又圍繞中國並與中國形成不對稱關係。亞歐地理板塊的這些基本特征是國家製定外交政策的最基本的參照。 （二）俄羅斯和英國在大陸均勢中分別扮演著不同角色：理論總結 在歐亞大陸板塊北麵，還有一個既難以融入歐亞又有較強的介入能力的國家，這就是俄羅斯。在歐洲或亞洲地區平衡被新崛起的力量打破的時候，俄羅斯總是起著平衡杠杆的作用。比如近現代拿破侖、希特勒打破歐洲平衡和日本打破亞洲平衡的時候，俄羅斯往往擔當著 “最終裁判”的角色，俄國的最後臨門一腳，往往決定著全局的勝敗。1944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尼古拉斯·斯皮克曼提醒美國政府戰後注意蘇聯的這一特殊作用，他寫道：“假如中國達到了真正的統一，而日本的軍事力量又被完全消滅，則遠東的支配勢力將無疑地是中國。北方的俄國勢力將是大陸上對中國地位的唯一平衡。”[94]“俄國將是大陸上最強大的陸上勢力，有它作為盟國，對於英美兩國都是有利的。其實，隻要它自己不打算在歐洲邊緣地區樹立霸權，蘇聯將是保衛和平最有效的大陸根據地。”[95]基辛格對俄國這種地緣政治優勢不無羨慕地評價說：“要不是俄國，拿破侖與希特勒幾乎篤定可建立世界性的帝國。因此俄羅斯對歐洲具有雙重意義，既是均勢的威脅，又是均勢的關鍵國之一，對均勢很重要但又不完全屬於均勢。”[96] 與俄羅斯陸權平衡杠杆相對應的是英國，英國自從占領印度後，便在印度洋扮演起通過海權平衡歐洲地區和亞洲地區的角色。馬漢在1900年寫的《亞洲的問題》一書中說： 俄國至今的領土推進是在一代人的時間內完成的。它在中亞的楔入點是在波斯與阿富汗之間，對此應想到，通過波斯更遠地挺進至波斯灣對俄國來說具備誘人的便利條件。同樣的活動也可在大陸的另一端進行，俄國在跨過滿洲直抵旅順港方麵已取得較大進展。於是，在東西兩端，俄國都表現出了無怨無悔熱情，它的表現不是時有時無，而是輕鬆自如的。出於自然法則與種族本能，俄國正努力在地理上倚托東西兩翼向南推進，而前進的中心地帶就是阿富汗山地及多沙漠的東突厥斯坦與蒙古地區，即使有心，也不可能對上述地區之內的俄國行為及其在不同地段間的相互呼應進行幹涉。就自然與政治境況而言，上述地帶的漫長並非俄國的弱點，因為它的擴張中心並不能被擊碎。如果確實要施加限製，也隻能針對上述地帶的側翼或由此向內進行。[97] 與此相對應，英國借助印度也擔負起遏製俄國和平衡歐亞大陸的戰略力量。馬漢說： 北和南在邏輯上是相對的，所以可以推測，和俄國從北邊進行的擴張相對應的是來自分割線以南的擴張。……印度由於距離的地形最適合於被用來對中亞發揮影響或對俄國擴張線的前沿采取行動。[98] 本質上，印度對英國並不僅僅是一個基地的價值，它相對於中國與埃及的中心位置也適用於澳大利亞和好望角，這樣，對於其他殖民地對英帝國聯邦的支持，印度起著協助集中的作用。就印度與其他亞洲問題的相關性而言，它也不是毫無保障。獲得緬甸使印度得以將邊界向東推延，從而避開喜馬拉雅山脈，打開了向長江上遊地區及中國西部省份施以政治和商業影響的通道。在海上，這邊的海峽殖民地和香港以及那邊的亞丁和埃及象陸上據點一樣發揮著巨大作用，有力支持了英國在東西兩個方向上的海上經營。在廣泛的意義上，這種經營是針對於亞洲分割地帶，或者說是南北力量的爭鋒地帶的側翼。[99] 可以說，英國和俄國在亞洲的領土擴張構成了當前的地區背景，不僅英俄和平的或武力的行為是以此為根據，其他國家的防禦或進攻行為也以此為基礎。[100]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蘇聯崛起，美國尼古拉斯·斯皮克曼[101]教授推進了馬漢和麥金德的學說，提出陸緣地帶（亦稱“邊緣地帶”）理論。1944年出版的《和平地理學》中，斯派克曼認為麥金德過分誇大了歐亞大陸心髒地帶的作用，實際上包圍著心髒地帶的外緣大陸地帶如中國、印度、巴爾幹、法國等擁有大量的人口、豐富的礦產資源和農業資源，而歐亞大陸的心髒地帶自然環境比較嚴酷，人口稀少，所以他認為主宰世界的關鍵地區不在心髒地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對麥金德的那句戰略名言提出挑戰，他說： 這個帝國（蘇聯--筆者注）在尋求通往海上的途徑時，在19世紀發現它的出路被擴張到歐亞沿海地區的不列顛海上勢力所攔住。不列顛帝國的地位建立在從海上包圍歐亞大陸的基礎上，這種包圍是由它的海軍控製著周圍海道來維持的。這種地位可以由於大陸沿海地區出現一個競爭的海上勢力或由俄國的陸地實力侵入到沿海地區而受到威脅。 曆史上的陣營總是某些邊緣地區的國家和大不列顛對抗另一些邊緣地區的國家和俄國，或者是大不列顛同俄國一道對抗一個統治邊緣地區的強國。麥金德的名言：“誰統治了東歐，誰便控製了心髒地帶；誰統治了心髒地帶，誰便控製了世界島；誰統治了世界島，誰便控製了全世界”，是錯誤的。如果舊世界的強權政治需要一個口號的話，就必須是：“誰支配著邊緣區，誰就能控製歐亞大陸；誰支配著歐亞大陸，誰就掌握世界的命運。[102] 值得注意的是，與麥金德不同，尼古拉斯·斯皮克曼不僅看到俄國與海洋國家矛盾的一麵，也看到可以合作的一麵，他認為海洋國家可以借助俄羅斯在歐亞大陸兩端的平衡作用，主張美國和英國兩個海上邊緣國家聯合位於陸上“邊緣地帶”的蘇聯共同維護戰後世界和平，認為“為了獲得大陸的支援以對抗邊緣地區勢力的威脅，與大陸心髒地帶的俄國勢力結成聯盟是明智的”[103]。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在其名著《和平地理學》結尾時更是強調： 目前我們正期待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新的和平。由於地理因素繼續在起作用，所以根本問題仍然沒有改變。歐亞大陸上的均勢是我們目前作戰的目標之一，建立和維持這種均勢將是我們在戰爭勝利後的目標。所以，為了美國的利益，我們仍要繼續同那些設法阻止邊緣地區結成一體的強國合作。世界其他兩個巨大的強國--俄國和大不列顛--也會感到他們的安全由於歐洲和亞洲建立了某一個霸權而受到威脅。因此，這三個國家可以為建立一個有效的安全製度提供基礎。既然這三個國家沒有一個能夠單獨地和孤立地對抗世界的其餘部分，那麽它們的合作將有利於它們自己的最大利益。[104] 隻有地區破碎才能出現“均勢”，斯皮克曼所謂的“均勢”，說白了就是讓多種力量對等的對手在相互牽製中動彈不得；而隻有借助環繞於歐亞大陸的如英國、蘇聯等邊緣大國並與其建立聯盟，美國才能達此目的。這是與麥金德理論不同的地方。麥金德理論是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總結，而皮斯克曼理論則是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蘇合作成功解決世界難題後的理論總結。 （三）“均勢”理論對世界版圖的影響 為什麽歐洲從意大利和德意誌南北交接的中間區域開始破碎？這與中世紀歐洲社會的政教二元衝突的曆史有關。公元3世紀基督教在羅馬帝國衰落後在歐洲迅速興起，借助意大利在歐洲世俗王權之外形成了另一個政權實體。與世俗王權一樣，它在世俗王權之外也有完整的稅收、法庭、軍隊和領土主權權利。由此便形成了與世俗王權爭奪歐洲霸權的鬥爭，鬥爭最激烈的地方就在意大利北部和德意誌南部的交接區域，南北雙方相互通過肢解對方領土來擴張自己的勢力，這樣便在這一區域形成“破碎基因”，並由此擴張為歐洲的地緣政治特征。 這一特征讓英國大獲其利並因此主導了世界近代史：英國從教皇那學會了用肢解版圖或者製造“均勢”打擊對手國家和控製歐洲繼而世界的策略。海權理論的先驅者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說：“均勢因素是打開1500年至1800年間的歐洲近代史的鑰匙。”[105] 但是，破碎並不是歐洲板圖的原貌。歐洲在羅馬時期的整合程度甚至比同期的中國還高。羅馬從建立共和到西羅馬帝國於476年滅亡的九百多年間，歐洲基本保持在羅馬帝國的法統之中，羅馬帝國控製著包括地中海在內的歐洲主要地區；而此間中國正經曆著從戰國到隋朝的曆史，其間不知有多少個法統，也不知有多少次破碎，並且都是對稱型破碎。有意思的是，在隋之後，歐洲與中國的地緣政治形勢發生了逆轉，中國曾出現的“五胡亂華”的形勢轉入歐洲：中國的版圖越來越大，統一性也越來越強，而同期的歐洲卻越來越破碎。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為歐洲有了政教二元衝突，基督教與歐洲王權爭奪的太激烈了。保羅·肯尼迪在其名著《大國的興衰》一書中形象地比喻道：“羅馬陷落後任何時期繪製的地圖，看起來都像一塊用雜色布片補綴起來的被單，這塊被單的圖案每個世紀都可能不同，但從來沒有一種單一的顏色可以用來標明一個統一的帝國。”[106] 歐洲文藝複興時期為什麽要打倒教權，支持王權，就是因為當時的知識分子看到了歐洲二元對立導致的地區破碎帶來的危害，他們讚揚中國的原因也是因為中國的統一性。文藝複興時偉大的思想家阿利蓋利·但丁[107]預見到這一結局，他在《論世界帝國》一書中說：“一個內部互相攻訐的王國必遭毀滅。”[108]英國曆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說得幹脆簡潔，他說：“普世教會乃是導致大一統國家衰落的社會毒瘤。”[109]湯因比與但丁生活年代雖相差654年，但後者所說的話幾乎就是前者的同義反複。 （四）中國革命的勝利阻止了亞洲地緣政治歐洲化的進程 近代以來，西方人來到遠東後其目光便盯上中國，他們知道要征服亞洲必先征服中國，因中國太大而無法征服，於是將中國版圖進行歐洲式的改造則是他們思考的問題。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早就提醒西方列強注意這一點，他在論述完長江對中國政治的影響後說： 中國的統一或分裂不是由人事先規定的，但是政治家需要考慮到這兩種情形。[110] 顯然，長江是中國版圖南北之間的中線，中國如果從長江開始分裂的話，中國繼而亞洲大陸就會像歐洲那樣出現對稱型破碎：先從中心兩端如雲貴和江浙地區分崩，然後再從中間武漢地區離析並導致中國出現歐洲式對稱型破碎。如果中國分裂，亞洲的整合就永無希望。 如果不能分裂中國，那削弱亞洲的方法就是在中國之外鼓動形成可與中國抗衡的政治力量並由此構成與中國對稱的大板塊。試想當年越南如果兼並了柬埔寨和老撾，在東南亞形成一個大板塊--這相當於西班牙；再試想此前如果日本把東北從中國版圖割裂出去，在東北亞形成另一個大板塊--這相當於德國，那樣的話，我們中國在亞洲就轉入類似 “法國”在歐洲的形勢了。如果按物理學“兩個矢量的夾角越大，其合力越小”的原則，這三個對等“矢量”的對衝就會大大降低亞洲的合力。果真如此，歐洲843年後的破碎形勢就會降落亞洲，亞洲也就沒有任何前途和希望了。 歐亞曆史比較說明，大一統產生的更多是正能量，而破碎產生的多是內耗式負能量。正是因為進入中世紀後的歐洲版圖長期保持著破碎尤其是對稱型破碎性質，歐洲因此失去了很多機會。歐洲的內耗使美國在19世紀60年代完成了國家統一，並在此前後從法國及俄羅斯手中購得了路易斯安那（1803年）和阿拉斯加（1867年）。1900年，歐洲擴張已覆蓋遠東並迫使中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醜和約》，但在1914年歐洲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在中國的西方殖民勢力為此撤回歐洲參加戰爭，這使得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迅速崛起、推翻了清王朝並成功地進行了統一中國的北伐戰爭。 同樣的道理，西方人要擊敗中國的前提也是讓中國回到與歐洲大陸相同的破碎版圖，至少也要讓中國回到“五胡亂華”的時代。日本人就是這樣，20世紀30、40年代，它從中國東北、華北、華中剝離出若幹個傀儡政權，抗戰勝利後，蘇聯和美國又背著中國搞了個“雅爾塔秘密協定”，要將中國一分為二。對此，毛澤東洞若觀火。1948年12月雷潔瓊先生曾隨團受邀來到西柏坡，她問毛澤東怎樣看待“劃江而治”？她回憶說： 毛主席笑了，笑聲很爽朗，很感染人。毛主席說，美國和蘇聯立場雖然不同，但在這個問題上都是站在他們各自的利益上給我們增加壓力，用軍事實力、政治實力形成了一種國際國內輿論，一種暫時性表麵化的社會基礎。這就是從表麵上看、暫時性看問題，不顧一切代價追求“和平”，而不管這種和平能不能長久。決定國家大事，應該從國家和人民的長遠利益、根本利益考慮問題。為了一個統一的新中國，我們中國共產黨必須透過現象看本質，放棄暫時抓長遠，將革命進行到底。如果不是這樣，搞什麽劃江而治，將後患無窮。在中國曆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統一都要很長時間，人民會付出好多倍的代價！事關舉國長遠大計，我們共產黨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場，看得遠一點，不受其他國家的影響。[111] 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人依靠人民的力量斷然過江，將中國統一起來了。多年後李宗仁也對自己當年堅持與共產黨“劃江而治”的行為作了深深的悔罪，他說： 如果美國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長江和毛澤東劃分中國，中國就會陷入象今天的朝鮮、德國、老撾和越南同樣悲慘的局麵了。南部政府靠美國生存，而北部政府也隻能仰蘇聯鼻息，除各樹一幟，互相殘殺外，二者都無法求得真正之獨立。又因中國是六億人的大國，這樣一來，她就會陷於比前麵提到過的三個小國家更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創傷則恐怕幾代人也無法治好了。如果這種事情真的發生了，在我們敬愛的祖國的未來曆史上，我會成為什麽樣的罪人呢？[112] 事實確實如此。如果當時中國不管是以長城還是以長江為線被分成兩部分的話，那麽今天我們什麽都不要談了，甚至到汶川救災都去不了，因為還不知這中間要越過多少個“國家”，需辦多少“簽證”。 1948年美國和蘇聯在分割完歐洲後便轉向中國內戰，他們都以不同形式地支持國共劃江而治。當時東北朝鮮半島已經一分為二了，西南印度版圖也分出一個巴基斯坦，都算是所謂“和平樣板”。美蘇也誘使中國走朝鮮和印度的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堅持統一，沒有走他們的路，我們今天才有了一個有大版圖的完整國家。這對我們的未來是基礎性的地緣政治資源，有了這份資源，中國未來的其他問題就好解決多了。正如毛澤東建國不久就告訴我們的：“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113] 太平洋戰爭結束後，亞洲出現大變局，東北亞分裂、南亞分裂，隻有中國南北反倒統一，由此看，目前亞洲圍繞中國大板塊的地緣政治不對稱破碎造型，既是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插手幹涉的結果，也是中國人民和亞洲人民一道自覺奮鬥爭取的結果。可以設想，如果沒有後者的奮鬥，今天亞洲版圖就很可能成了歐洲那樣看起來象是用“雜色布片補綴起來的被單”[114]。 結構決定性質，骨架子散了，隻有任人欺侮。所以中國1979年的對越自衛反擊戰，這不僅對中南半島和平而且對整個亞洲的和平是有大貢獻的。前一段時間，西哈努克去世時中國高規格地出席柬埔寨舉辦的悼念活動，這說明中國非常重視柬埔寨的戰略地位，將其看作是保障中南半島和平的支點力量。 歐洲崛起並擴張到遠東後，包括印度在內的印度洋地帶和中國的周邊地帶都被歐洲殖民者人為地粉碎了，這樣的後果對於這些國家和人民都是不幸的，但不幸中的萬幸是它造成亞洲以中國為中心和主體的不對稱破碎地緣政治形勢，這客觀上將中國推到亞洲政治的主體地位。這樣的地區版塊結構有利於以中國為中心和主體的東亞合力的形成，也使亞洲避免了歐洲對稱型破碎帶來的無限內耗的惡果。 地緣戰略是類似“搭積木”的學問，使國家間的版圖搭配有利於和平的主體構建。和平的前提是主體和平，這個主體在亞洲就是中國。中國穩，則亞洲穩，穩定的主體才能產生地區和平。不然就不能解釋兩次世界大戰為什麽率先在歐洲爆發。國際政治就是這樣，所以我們學習地緣政治，要抓住關鍵點：沒有關鍵點，就沒有主要矛盾，就沒有政治。毛澤東說：“中國是亞洲的重心”[115]越南原國防部長範文茶將周邊國家與中國的關係形象比喻說“天堂很遠，中國卻很近”[116]。 （五）印度是西方亞洲殖民政策的犧牲品 有的同誌會問，看看地圖，印度、埃及也都是大國？但此大國非彼大國也。  大家知道，英國人到印度之前，印度就是非常破碎的國家，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地方割據勢力把持著和分割著國家政治。1857年英國占領印度後，為了長期控製印度洋的需要，印度各地才被英國統治強行粘合起來的。英國人那個時候不得了：1840年打敗了中國，1857年同時向中國、印度開戰，這前後還發動了三場試圖征服但最終失敗了的阿富汗的戰爭。 英國為了控製印度洋，需要一個大板塊的印度，但為了長期控製印度，在給它縫了一張完整的大“皮”後又將印度（埃及也是一樣）的骨胳、內髒和靈魂都給拍碎了。 首先，民族的統一靈魂碎了。大家如果有機會可以到印度去看看，那裏神廟特別多，神多民弱，民弱國弱，隻有統一文化和精神的國家和民族才可以強大。在印度，所有製複雜、種族複雜，這都是英國人有意識以“民主”“多元”“包容”的名義保留下來的。其實，美國民族問題最複雜，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了防止德國人竊聽，美國軍方用很土的印第安語通電。但美國從來不強調這些，隻說他們是一個民族，說的是一種語言即英語。西方人贈給印度的桂冠是“種族博物館”，可對本國同類現象卻從不加以渲染。他們不僅不鼓勵而且是盡量減少和弱化本國民族的多樣性發展。“美國的語言教育，尤其是針對移民的語言教育發展所詮釋的是‘同一麵旗幟，同一種語言，同一個國家’的理念”[117]。英國人在削弱印度人的民族統一性、強化以英國為中心的殖民性的同時，還力圖削蝕印度民族的戰鬥性。英國人推出甘地，封甘地“聖雄”稱號。甘地確有許多好的思想，但英國人則重點突出其“非暴力、不合作”的主張。如果大家還以為這是偶然的巧合，那大家再看看同期英國人統治下的南非和英國人推出的曼德拉。曼德拉也被封為“和平鬥士”，英國人對這些“鬥士”經過無害化處理後，便對壓迫者有了既好看又實用的作用，但對被壓迫者而言，他們就成了有害的精神鴉片了。2000年我去印度尼赫魯大學訪學，校內各係前貼滿了“大字報”，被挑起的種族問題越來越複雜，什麽事情都幹不下去。加上印度不像中國經曆過徹底的社會革命，獨立後從封建主義、殖民主義到資本主義的所有製為獨立後的尼赫魯政府照單全收，尼赫魯接到手中的是一個誰也動不了、什麽也不能動的“複雜”國家。 英國對印度的殖民統治是將印度統一民族的骨胳、內髒和靈魂都拍碎後完成的：從封建的、殖民主義的到獨立後的資本主義的所有製、意識形態全被保留且不可動搖。尼赫魯在英國的支持下和平取得政權並使印度獲得獨立，這樣的結果有一個好處就是革命成本低，但後遺症也很大，就是誰都得罪不起，巨量的私有權保留了下來，治理成本極大。這樣對印度來說，所有製越複雜，產權越明晰越細致，曆史包袱越重，國家就越發展不動，越容易被人操縱[118]。 與中國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結果不同，印度獨立後其經濟的“生產？流通？消費”的雙向循環過程要經曆很複雜的利潤或利益的所有製分割。印度政府動輒就要給龐雜的私有產權償付大量租金，國家的投資往往因私有產權的大量預先截留而事倍功半：錢投資到生產中，經過資本家、地主和英國殖民者的產權截留，最終到生產者手中就所剩無幾。1960年8月22日，尼赫魯在人民院中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印度“一五”“二五”計劃期間國民收入增加的42%，這些增長的收入都到哪裏去了？為此，1960年10月他指定一個以馬哈拉諾比斯為首的委員會，要求調查印度社會經濟活動所造成的“財富和生產手段集中的程度”。1964年2月，委員會提出的報告，指出：“計劃經濟的執行造成了印度工業中大公司的增長。公營機構如工業金融公司、國家工業發展公司等提供的貸款促使印度工業中私營部分，特別是那些大公司的增長。”[119]1964年4月印度政府再次指定一個以最高法院法官Ｋ。C.達斯·古普塔為首的壟斷調查委員會，次年10月委員會提出報告並得出結論：70家印度最大的壟斷財團（其中包括16家外資控製的壟斷財團）在工業壟斷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這70家壟斷財團共壟斷588種產品，占調查的產品總數（1298種）的45.1%。其中占首位的是塔塔財團，其次是比爾拉財團，再次是帝國化學工業公司（英資控製）、薩拉巴伊財團等。委員會通過對2259家印度主要公司的所有權分析，初步確定了印度經濟中帶有壟斷性的83個企業集團。又把其中總資產超過5000萬盧比的75個集團列為印度最大的壟斷財團。這75家財團總共控製了1536家公司，其全部資產為260.595億盧比，全部實收資本約為64.632億盧比。它們在印度25661家全部私營公司總產（555.15億盧比）中占46.94%，在實收資本總額（146.54億盧比）中占44.1%。[120]最後委員會得出結論指出印度政府為國家迅速建立工業化製訂的計劃經濟“被證明是導致（經濟）進一步集中的一個令人信服的因素”。[121]私人壟斷經濟的發展，導致社會勞動成果日益為私人企業所截流甚至壟斷。 土地改革的徹底性是由不同性質的社會革命造成的不同發展結果的根本性的原因。中國獨立自主的社會革命的成功使其可以通過土地改革徹底打破封建和官僚買辦的剝削生產關係。“到1952年底，除一部分少數民族地區及台灣省外，全國廣大新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122]1956年中國基本上完成了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參加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農戶占總農戶的96.3%。農村中的封建剝削關係基本消滅。隨著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整個社會的生產關係隻剩下最簡單的全民和集體兩種所有製。依靠複雜的產權關係寄生於社會生產之間阻礙社會勞動成果直接反哺社會勞動者的產權交易費用基本消除，農民債務更是不複存在。在徹底廢除勞動與勞動成果之間的剝削環節後，勞動成果得以直接反哺勞動者和用於國家基本建設的安排。 印度土改始於1953年，這一年中央政府建立了中央土改委員會，由計劃委員會成員和內務部長、糧食部長組成，作為土改指導機構。土地改革有兩個主要目的：一是消除土地所有製結構中阻礙農業生產的因素；二是使作為生產資料的土地直接與勞動者結合，創造條件使農業經濟實現高效高產。土改內容包括三方麵，分兩階段實施。與中國20世紀20年代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黨注意到但無法解決農工問題的原因相似，尼赫魯國大黨也看到了徹底的土地革命對於印度的未來具有關鍵的意義。[123]但是，由於國大黨本身所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資本家利益，以及由大地主大資本家階級占據的議會席位形成的對尼赫魯政府的製約，這使國大黨政府，即使有再好的政治設計，也無法實現。中國國民黨蔣介石政權由於基礎是建立在封建官僚買辦的支持之上，即使早就認識到土地問題的重要性也無法在中國大陸進行徹底有效的土地革命，與此同理，印度國大黨推行土地改革30餘年，最終不得不以“具有雷鳴般的熱情”開始，而以“沒精打采”的結局告終。[124] 我們看到，正是發生在建國之初的由不同的社會革命導致的不同的資源“初始配置”即“土地改革”模式，鑄定了印度──相對於中國而言──先天不足的“經濟胚胎”，這種“經濟胚胎”的先天的和致命的病因在於國家經濟基礎即民族市場在其中得不到充足的利潤反哺，並因此不能形成充足的支撐經濟發展的購買力。正是由尼赫魯土改“豆腐渣”工程在印度國家生命體中注入的先天特性的“病因”，致使印度在半個世紀的發展落伍於中國。 筆者根據上述對印度結構式的考察和深入的理論分析，在拙著《印度國家發展潛力及其評估--與中國比較》一書中，曾對印度的未來前景作出的評估，與尼赫魯“銷聲匿跡”的預言相近似。現轉錄於下： 1.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斷送了印度中世紀文明的發展進程，卻沒有給印度人帶來自主型的--相對於拉美式的--資本主義的近代發展進程。在生產分配領域，英國人在沒有消滅舊的封建階級的條件下，又給印度送來了新的國民財富的截流者即殖民統治官員。印度獨立後盡管廢除了服務於殖民統治的柴明達爾製度，但卻變相保留了其他封建地租食利者階層，並在此之外又新增了民族資本家階層。在國內市場日益萎縮的條件下，資本家及新興有產階層中新增出了為國際資本服務的買辦階層。這些階層隊伍如此龐大以致他們利用私有權瓜分印度年度利潤之後，社會生產者主體即勞動者階層所得無幾。由此而言，除了主權歸屬不同，印度獨立後所建立的隻不過是殖民地時期的金字塔利潤分配結構的變形。這種結構既斷送了印度在二戰後進入蘇聯、中國等國家自主型社會主義道路的可能，也斷送了印度在全球化時代進入英美等西方國家自主型資本主義道路的可能。經過50多年的痛苦掙紮性選擇，當代印度實際上已不情願和半推半就地滑入依附於國際資本的拉美式的發展慣性之中。印度已成為拉美模式在亞洲的另存形式。 2.印度獨立以來形成的社會結構既阻礙了生產力可持續性發展，也削弱了印度國家發展的可持續潛力。如果將印度的國家發展潛力分為表現為存量的自然資源潛力和表現為變量的高效利用這些資源的能力潛力。與中國比較，印度的國家發展潛力隻具有自然資源存量優勢，而缺乏高效利用這些資源的國家能力的變量優勢。中國相對於印度的發展優勢主要體現在後一方麵。由於中國擁有良好的運用其自然資源的政治經濟結構及由此產生的高效能力，在可見的將來印度要贏得相對於中國的發展優勢是不可能的。 3.但上述兩點結論的確定是有條件的，即隻在當代中國已確定的社會主義製度參照係和當代印度已確定拉美模式的坐標係中，上述對印度的評估結論才是成立的。由此，我們進一步推導出的結論是：鑒於印度自然資源尚未大規模開發，並對中國保持著相當的後發優勢，[125]如果未來中國發展自覺或不自覺地走上具有拉美特征的印度發展道路，並由此形成拉美式的社會經濟結構，那麽，中國的發展將會落伍於印度。 4.最後，對印度的國家發展潛力的評估不能不考慮印度議會體製對印度未來的影響。這一點使目前“印度熱”中的所謂“自由派”人士甚為樂觀，[126]而筆者的評估結論則是非常悲觀的。從“減震”的角度考慮，尼赫魯留給印度的“民主體製”不僅使政府失去效能，同時也使“人民革命”失去效能。這正如英國殖民統治留給印度的“議會體製”既瓦解了印度知識分子，也瓦解了印度勞動者的反英民族革命的後果一樣。印度這種體製的“減震”作用既留給了印度政府解決問題的時間，同時也增加了印度政府解決問題的難度。[127]從這個意義上說，如無“猛藥”根治，議會製度的“減震”作用，對具有結構性危機的印度國家所產生的後果，不會是迅速崩潰，而隻能是緩慢衰落，乃至-- 鑒於印度所處的非常敏感的世界海權地緣中心位置--瓦解，[128]並且是在印度人不知不覺中瓦解。[129] 理解這些，也就理解為什麽尼赫魯對印度未來出現“銷聲匿跡”的可能如此擔憂。 一個中心曰“忠”，兩個中心曰“患”，這反映了中國人對於統一性的認識[130]。“貧”字在中國文化中與“弱”相聯，貧，非不富矣，分貝是也。凡事隻要一分，就沒希望了。這是中國人的整體認識論。目前中國的一些所謂“普世派”想將中國改造成小國寡民，像瑞士那樣的國家，果真如此，那真是中國的災難。你看看歐洲中世紀內耗成什麽樣子了，版圖變化就像五彩斑斕的破畫布。歐洲人現在意識到這一點了，其統一速度在加快，其整體性加強了；而在中國和印度，西方人卻鼓動那些不靠譜的“公知”們誘導他們的國家走歐洲曾走過並帶來巨大災難的“威斯特伐利亞”[131]老路。《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之前，與中國戰國時期至少名義還有周天子共主的情形相似，歐洲大陸當時至少名義還在“神聖羅馬帝國”法統下，之後即變成幾十個擁有對等主權且力量相對均衡的政治格局--有幸中國因秦王朝的建立避免了這一結局。威斯特伐利亞體係以對等主權共存的形式破壞了中世紀歐洲至少是形式上存在的統一性，並使歐洲實質性地陷入碎片化時代--這是兩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的製度性原因。中國一些知識分子隻看到威斯特伐利亞體係的國際關係民主化，但沒有看到它也是近世以來西方動亂的溫床的一麵。此後歐洲國家間可以不顧以往類似中國戰國時期的那種哪怕隻是情麵上的宗法維係而理直氣壯地發動戰爭--這些戰爭最後將歐洲國家尤其是英國推向印度洋及以此為基礎的世界霸權。 （六）印度洋將是拖垮美國的不歸死地 美國總統尼克鬆為美利堅民族做出的最卓越的貢獻是，成功使美國擺脫越戰並與中國修好，但他為此付出的代價也是巨大的，對美利堅民族而言也許是致命的：他宣布放棄美元的金本位而將美元直接與國際石油掛鉤。於是，原來可以支持美元堅挺的美國工業——哪怕是軍工產品，徑直變成了脫離國民勞動且遠離本土的資源產品即國際石油。這樣，美元的堅挺就要靠國際大宗消費品石油的采購以美元結算來保證。從勞動形態上說，今後支持美元的就不是國民勞動而是國家對外戰爭。現在回頭來看，尼克鬆在挽救美國的同時卻又更深地傷害了美國：他使人民離勞動更遠，離戰場更近；為華爾街國際資本而不是為美利堅民族利益到世界各地打仗成了美國國家的“生產方式”和美國國民的“生存方式”--這種生存方式合乎邏輯地將美國開戰方向引向印度洋北岸地區尤其是波斯灣油氣資源豐富的地區。 對印度洋的掌控的深度，今天美國--盡管渴望有增無減--遠不如當年英國。原因是當年的英國是工業國家，而今天美國是個由華爾街統治的金融國家。今天的美國已沒有自己的工業了。實體經濟尤其是其中的工業和農業是國家的腎，美國汽車工業城底特律的倒台說明美國得了“腎衰竭”，美國的腎被華爾街大亨們摘了。沒有“腎”就不能造自己的“血”，這就是國家金融。今天美國金融的主人不是民族國家，而是華爾街金融寡頭。美國“腎”都沒了，所以它走不遠。奧巴馬不願再打敘利亞，因為美國實在打不動了。但華爾街不同意，於是他可能受一百年前那位智利公使說的“各國國會的主要功能之一是要事情做不成”[132]這句話的啟發，推說要有國會批準，這讓華爾街不高興，華爾街的美元得靠中東石油撐著，既然白宮戰略東移拿不下中國，那奧巴馬就還得返回去拿石油。奧巴馬若不打敘利亞，那華爾街就不給你“發工資”，很快美國白宮便遇上“財政懸崖”，行政各部也隨即關門；奧巴馬連“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峰會都沒錢參加。所以說今天的美國真的不能與當年的英國比。垂死的人，會更瘋狂、更殘忍、更凶惡；就美國而言，對第三世界尤其是位於印度洋的第三世界大小國家更具危險性。 六、印度洋板塊與歐亞地緣政治板塊間有著強烈的擠壓式互動 （一）歐洲人還要重返印度洋和遠東 但是，目前印度還不會有這樣的擔憂，因為在它之前西方國家還有其他對手--比如中國和俄羅斯--要解決，如中俄倒下，隨後印度必將首當其衝。所以說印度有些人跟中國作對的政策不明智，中國如果倒了，哪有印度的好？這與三國中的孫吳為得荊州小利而獲滅國之災的道理一樣。看看當年英國對印度人民的鎮壓及統治，就會知道西方人屆時根本不會給印度喘息和反抗的餘地。英國人統治的時候給印度連起了一個大版圖，但英國人走時又把斯裏蘭卡、巴基斯坦給拆分出去。這真是用得著就統合，用不著時就拆分。但畢竟沒有全分，其原因是印度還在英聯邦裏麵，英國人還要重返遠東。這在湯因比書裏有所體現。湯因比在其主編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中號召歐洲人痛定思痛，用“五十到一百年”的曆史，推動歐洲“內部的一次大革命”，最終使歐洲得以“恢複原狀”：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使歐洲的傳統組織一再受到打擊，歐洲是否能恢複原狀，這仍然是一個大問題，要由今後50年到100年的曆史來解答。隻有經過內部的一次大革命，改變早已確立的政治與經濟組織方式，形成全歐的社會組織，歐洲似乎才有可能在俄美兩個超級大國控製的世界中恢複主權。然而，千百年來的因循守舊、各國的既得利益以及年深月久的憎恨與恐懼，都是壓在歐洲背上的負擔，阻礙了上述那種革新。從技術上講，肯定是可以革新的，但從社會與政治上說，或許不可能進行改革。歐洲人作為個人，作為民族，常具有卓越的理智、洞察力和行政手腕，但這些因素同傳統的勢力、感情以及複舊情緒將會有一場艱苦的鬥爭，而這種鬥爭決不能擺脫在歐洲邊緣已站住了腳的超級大國的操縱和擺布。看來俄美之間爭奪歐洲資源的鬥爭，不可能有助於歐洲改組的事業。[133] 大家再看看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的書，布萊爾在回憶錄《旅程：我的政治生涯》的序言中將這個目的說得更加明白： 我想改革英國，使它保留20世紀初、身披世界最強大帝國鬥篷的驕傲，同時，麵對21世紀的到來，不會由於那件鬥篷不再合身而自覺失落和衰退。[134] 整個印度洋國家是一種拉美式的經濟體製，其特點就是工業發展不能獨立自主，這樣的民族沒有張力。隻要是資本主義工業國家必然要擴張並走帝國的道路--日本法西斯主義就是這樣起步的，因為它需要世界市場。中國發展起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工業體係，這要感謝毛主席，毛主席沒有把中國帶向自然農業社會，更沒有帶入拉美式的資本主義社會，而是為中國建立起獨立自主的工業發展模式和國民經濟體係。太平洋戰爭結束前的德黑蘭會議上，在討論打敗希特勒後如何處置德國的方案時，羅斯福與斯大林都認為：防止德國東山再起的關鍵是毀滅德國的重工業生產能力；隻要沒有重工業生產，德國就永遠沒有發動戰爭的力量。羅斯福還說要把德國變成牧羊場[135]。牧羊場國家就是隻提供原材料而無工業技術原創力的依附性國家，就是工業國家商品的傾銷地，因而，這樣的國家是沒有競爭能力的。《羅斯福傳》的作者康拉德？布萊克曾對美國的“旨在德國清除納粹餘孽的解除其工業化的激進計劃”的實質一語中的，他說：“實施這個計劃等於把7000萬德國人全都變成牧羊人，蘋果園主和家禽飼養員。”[136]1946年1月3日，斯大林將蘇聯的經驗告訴蔣經國：“不要隻醉心於貿易。假如蘇聯沒有工業，那麽德國就會打敗蘇聯。由於蘇聯有工業，戰爭期間才有可能每月生產3000架飛機、3000輛坦克、5000門大炮、40萬支步槍、20萬支自動步槍。”[137] 英國被迫放棄在印度統治，離開南亞次大陸之前，已將印度轉變成了一個“牧羊場”國家。 美國本來是要消滅日本的重工業的[138]，後因冷戰的需要，美國再次放寬了對日本工業的限製。澳大利亞也是這樣一個養羊、跑袋鼠並由此沒有擴張和打仗需要的國家，所以澳大利亞就特別“和平”，當然也沒有保障和平的能力。加拿大也是這樣，沒有像樣的重工業，所以也比較和平。這樣的國家，傍著美國，美國也放心。圍繞在中國周邊許多亞洲國家都有這個特點，這是歐洲為了在亞洲的殖民需要製造出且保留下來的。如果當年英國人把印度發展成日本式的資本主義工業國家--當然它不會這樣做，那麽今天我們西南一帶就不是這樣的地緣政治形勢了。中南半島三分天下的形勢，也是法國人當年搞的“印度支那聯邦”的後果。正因為中國周邊這樣的地緣政治形勢與中國形成--完全不同於歐洲對稱破碎--的不對稱破碎格局，亞洲近現代史才有不同於同期歐洲的和平穩定的發展形勢。 （二）張伯倫的政治遺產與丘吉爾的悔悟 說到這裏，我們真的不能忘記，也不應該忘記被罵得狗血噴頭的張伯倫先生及其政治遺產。希特勒崛起時，張伯倫意識到了再次世界大戰將使歐洲失去既有的世界霸權。張伯倫為此綏靖希特勒並對他說，咱們不能再打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打了以後蘇聯美國崛起，我們若再打，蘇聯人和美國人就會進入歐洲。希特勒當時年輕聽不進去，決定打；丘吉爾也年輕更聽不進去“老同誌”的話，也決定打。戰爭的結果不出張伯倫所料：蘇聯和美國通過“第二戰場”完全插進歐洲。丘吉爾當時想從南歐開辟“第二戰場”，從意大利北上出兵，羅斯福和斯大林卻聯手逼迫丘吉爾同意從法國諾曼底出兵，把東歐讓給蘇聯紅軍來解放。當時誰都知道，大兵所至即勢力範圍所至。斯大林對此看得明白，他曾私下對當時還是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人的米洛凡？傑拉斯[139]說：“這次戰爭和以往戰爭不同，誰解放領土，誰就把自己的社會製度推行到他們軍隊所到之處。絕不可能不是這樣。”[140]蘇聯出兵東歐意味著東歐將歸入蘇聯的“社會主義陣營”，這樣一來，歐洲就又被壓成兩部分，即英法控製的“西歐”和蘇聯控製的“東歐”。歐洲被攔腰斬斷了。歐洲由此元氣大傷。 在認識美國人方麵，當年的丘吉爾還是太年輕了。如果他早點讀到麥金德發表於1919年的《曆史的地理樞紐》中說的“美國最近已成為一個東方強國，它不是直接地，而是通過俄國來影響歐洲的力量對比”[141]的預言，就不會輕信同為盎克魯-撒克遜民族並同具民主信念的美國人信誓旦旦的承諾。 1943年11月30日，德黑蘭三國首腦第三次會議前4個小時，丘吉爾與斯大林有一個單獨會晤。會晤從中午12點40分開始。丘吉爾先告訴斯大林：從母係方麵講，他一半是美國人。接著他又“此地無銀三百兩”地說，他對美國人很有感情，不應當認為他想貶低美國人。他丘吉爾對美國人是完全忠實的。[142]可他哪裏知道早在德黑蘭第一次會議“前一個小時”[143]羅斯福背著丘吉爾已主動向斯大林表達了被丘吉爾視為命根子的印度問題的解決意見。1943年11月30日的蘇聯檔案《斯大林與丘吉爾的會談記錄》有如下記載： 羅斯福認為，這個原則本身對其他殖民地同樣是適用的。在實施有關托管製的建議方麵，丘吉爾不打算堅決地采取行動，因為他怕這個原則不得不適用於他的殖民地。 斯大林答，當然，丘吉爾將會不滿。 羅斯福稱，當赫爾在莫斯科時，他隨身帶了一份文件，那是羅斯福製定的關於建立國際殖民地事務委員會的文件。這個委員會應當對殖民地國家進行觀察，以對這些國家的狀況以及改善這種狀況的可能性進行研究。這個委員會的全部工作最好公布於眾。 斯大林答，假如這樣做，就好了，就向這個委員會提出申訴、請求等。 羅斯福表示，最好不和丘吉爾談印度問題，因為他羅斯福知道，丘吉爾對印度問題還沒有任何主意。丘吉爾認為，這個問題可留到戰爭結束以後解決。 斯大林說，印度是丘吉爾的一個病灶。 羅斯福同意這一點，但他認為，英國必須在印度采取某種行動。 羅斯福說，他希望同斯大林隨便談談印度問題。隨後他對斯大林提出一個讓今天美國“民主製度”的粉絲們怎麽也想不到的建議。 他認為，議會製政體對印度是不適合的，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在印度創立某種類似蘇維埃的製度，從下麵開始，而不是從上麵開始，也許這個就是蘇維埃製度。 斯大林答，從下麵開始--這意味著走革命道路。 羅斯福說，關於印度，局外人比那些同這個問題有直接關係的人能更好地解決問題。 斯大林說，當然，局外人能比較客觀地觀察事物。[144] 羅斯福說“議會製政體對印度是不適合的，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在印度創立某種類似蘇維埃的製度”，這言外之意就是印度可以用自下而上的革命方式在戰後成為蘇聯的勢力範圍。丘吉爾曾把印度稱為“英王皇冠上的那顆真正最為光亮而珍貴的寶石”[145]；現在羅斯福要將這顆丘吉爾珍惜並正在為之誓死捍衛的“最為光亮而珍貴的寶石”獻給斯大林，而這對正在同一個戰壕作戰並準備過69歲生日的丘吉爾來說，是絕妙的戲弄和出賣。“老鄉見老鄉，背後打一槍”，現在同具盎格魯撒克遜血統族的羅斯福聯合斯拉夫人在丘吉爾這位天真的老鄉背後真的打了暗槍。多年後，丘吉爾在回憶錄中顯然對羅斯福和斯大林這次會談有所警覺，但對其內容卻一無所知，他說： 11月30日是一個忙碌而值得紀念的日子，這天是我69歲生日，幾乎一整天我都忙於我一直關注的某些最重要事務。羅斯福總統與斯大林元帥保持私人接觸，並逗留在蘇俄大使館中。盡管總統與我關係密切，並且我們的重要問題交織在一起，但自從我們離開開羅以後，他一直避免單獨與我見麵。[146] 就在前兩天，也就是在羅斯福與斯大林會談的時候，丘吉爾在德黑蘭英國公使館撒瘋。據哈裏曼回憶： 他（丘吉爾）說他樂於服從命令；他有權擔任會議主席，因為他年齡最大，因為他的姓氏是C字打頭，因為他所代表的大英帝國具有曆史上的重要性。他放棄了這些權利，但他要堅持一件事情，那就是必須讓他在30日舉行晚宴，這一天是他的69歲生日……他說他要喝得酩酊大醉，準備在第二天開路。[147] 1943年11月18日，即在德黑蘭會議前夕，丘吉爾召集幕僚談到美國人時說：最近給他“留下了敵意的感覺。”[148] 與此同時，羅斯福也召開參謀長聯席會議，在明知英國主要軍事力量部署在地中海並且無力他顧的情況下，提出讓英國獨占法國及盧森堡、比利時、巴登。而馬歇爾等則向羅斯福總統提議“美國人應該向歐洲進軍”。[149] 11月28日，即德黑蘭會議召開當天早晨，斯大林與羅斯福會前交換戰後政治安排。斯大林支持美英聯合進駐法國北部。而羅斯福和斯大林都認為印度支那不應該在戰後歸還給法國，而應該在20～30年的時間內，讓它逐步獨立[150]。據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的《劍橋美國對外關係史》披露：羅斯福向斯大林“甚至提出美蘇共謀反對英帝國主義的可能性”[151]。當時擔任斯大林翻譯的瓦列金·別列什科夫也證明了這一點。他在《斯大林私人翻譯回憶錄》一書中披露斯大林與羅斯福在德黑蘭第一次會晤時，在描繪了太平洋上的苦戰之後，羅斯福提到殖民地帝國問題，他對斯大林說： “我在我們的戰友丘吉爾缺席時談這個問題，”總統強調說，“因為他不喜歡提到這個題目。美國和蘇聯不是殖民大國，我們更容易討論這些問題。我想殖民帝國在戰爭結束之後不會存在很長時間……” 羅斯福說，願意在將來仔細探討殖民地戰後的地位問題，但最好是在丘吉爾缺席的情況下做這件事，後者對印度沒有任何計劃。 斯大林顯然避免了被拖入如此敏感的話題。他僅僅指出，戰後殖民地的問題可能會變得緊迫，並且表示同意，即蘇聯和美國，與那些擁有殖民地的國家相比，較容易討論這個問題。 而我則驚訝於羅斯福的一項動議，跟前不久，1940年11月在柏林與莫洛托夫談判時我所聽到的希特勒的建議一樣，即蘇聯與德國、意大利和日本一起分享英國的殖民遺產。顯然，這些土地吸引了不少人…… 整體上，我的印象是，斯大林和羅斯福對第一次接觸感到滿意。但這並不能使他們改變自己的原則立場。[152] 德黑蘭會議期間，羅斯福拒絕單獨與丘吉爾會見，“理由是斯大林可能會覺得他們在一起協調行動和政策來對付他”；“使丘吉爾更加不安的是，羅斯福出於安全原因並不是住在本國的大使館而是住在蘇聯大使館，這樣似乎隨時都可以同斯大林進行私人接觸”。[153]而對“蘇聯安排來照顧總統的服務人員和其他居住在這些房間裏的人，都是內務人民委員會（NKVD）的成員”的可能性，“羅斯福則不在乎。但是，羅斯福認為和斯大林建立正常的關係是非常必要的。如果羅斯福的談話被偷聽了，這可能更有助於與狐疑心過重的東道主建立信任的方式”[154]。 羅斯福與斯大林這種“兄弟般的友誼”始於1943年11月28日德黑蘭會議前一小時兩人的私下會晤。[155]就在這一刻他們建立了針對英國的美蘇暗盟。此後，羅斯福與斯大林在談判桌上總是所向披靡。羅斯福曾向擔任勞工部長的老朋友柏金斯談過他在德黑蘭期間是如何與斯大林建立起這種準“哥們”友誼的。他說在會上他總是刻意與丘吉爾保持距離，以至“丘吉爾臉紅氣脹地皺眉蹙額；他越是這樣，斯大林就越是微笑。最後，斯大林忍不住爆出大笑。三天來，我第一次見到陽光！我先忍住了，後來終於和斯大林笑成一團。這時，我開始稱呼他為‘約瑟夫’。他笑著走過來和我握手。從此我們的交情又深化為個人關係，我們可以像兄弟般交談”。[156]在雅爾塔的5天會議中，羅斯福就更是“一直避免單獨和丘吉爾見麵”。哈裏曼認為“這是羅斯福的一種戰術，而非對首相的有意輕視”[157]。而上麵所表現出的哥們義氣，隻不過是從德黑蘭會議以來兩人合作中的小事一樁。 美國當時為什麽要參加歐洲的戰爭？1939年1月31日，羅斯福總統在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協商會議上全麵傾吐了他對世界形勢及美國戰略的攻勢性的考慮。他告訴同僚： 在大西洋上，我們的第一道防線是一大批國家持續地獨立地存在--它們持續、獨立地存在。目前，這些是什麽呢，請記住這些字眼，具有持續的獨立這一內涵的“持續地獨立地存在”。國家的獨立意味著“獨立”，並不意味著在軍事上或經濟上遭受某個其他國家的“統治”。 接著羅斯福計算了一下目前歐洲還有二十幾個國家獨立國家，說“但如果德國和意大利的軍事力量再保持下去，希特勒和墨索裏尼共同的或各自的成功步驟再繼續下去，它們將不可能獨立。它們會失去獨立”。在這裏，羅斯福決不是在秀“具有持續的獨立這一內涵的‘持續地獨立地存在’”此類繞口令，如做通俗翻譯，其中的一大批國家持續“獨立”換成“分裂”，將其中的“統治”換為“統一”，就不難理解羅斯福講話的含義。一句話，美國要保證歐洲“一大批持續獨立地存在”，不能讓希特勒統一為一體。他說： 請不要說這是空想，不要說這隻是白日之夢。六年前希特勒這個人上台控製德國政府時，德國已經崩潰，已經完全徹底地失敗。負債累累。分崩離析，不值得被看作是世界上的一支力量。那時你們中有誰會說六年後德國將會完全和絕對地統治歐洲？這就說明為什麽我們不能在這裏閑坐並說這是白日之夢。 羅斯福告訴美國壟斷資本家，隻有這些國家“持續獨立”，美國資本家才能大發軍火財，才能聽美國的話。 如果這種情況果然發生了，英國、法國和其他仍然保持獨立的國家決定起而戰鬥，那時你們就會碰到武器問題。 我們不能假定它們會打敗德國和意大利。最好的看法是，這是一場成敗參半的賭局。這個情況太嚴重了，決不能忽視。這是一場50：50的賭局，這些國家可能會遭到失敗，而希特勒和墨索裏尼可能獲勝。如果希特勒和墨索裏尼獲勝，主要原因是擁有空軍這個巨大優勢，它將把英國和法國趕入地下。而英法自己的空軍力量實際上會在相當短的時間內被消滅。 法國人的政府製度是每天早晨早餐前更換內閣。法國人開始討論，這時的想法是，隻有上帝才知道他們將要購買多少飛機。這是一個極好的想法。我們說：“越多越好！來，快來！使我們的工廠能進行批量生產，好！” 因此，最後在第三或第四次嚐試從法國國庫中撥出500萬美元購買我國的飛機時，他們的態度變得足夠認真了。我們說：“好極了！叫好有兩個非常簡單的理由。第一，目前我們的工廠閑置著。如果你們現在來定貨，這些貨物將在明年春天我們自己的定單開始到來之前大體完成。”這是一個理由，是國內的原因。第二，現在我們不告訴他們，但是我們了解這點：我們希望法國繼續作為獨立的國家存在。我們不希望法國不得不向這個、那個或其他事物屈服，因為法國屈服，英國屈服，歐洲或其他任何地方將不存在什麽獨立的國家。因此，十分坦率地說，盡我們所能--完全作為一件和平的事情，世界和平的事情--去幫助法國和英國維護獨立，這是我們的利益所在。確實，目前它們的獨立受到了威脅。[158] 羅斯福的這篇交底式的演講引起在座要員的鼓掌，因為他在滿足美利堅民族利益的同時還滿足了華爾街軍火商的利益--在美國，滿足後者是實現前者利益的的前提。他們明白了“拯救我們的文明”的含意就是保證大西洋東岸的歐洲大陸的“一大批國家持續地獨立地存在”，隻要這批國家“持續獨立地存在”，歐洲就會持續保持其破碎性這一致命弱點，就不會對美國造成永久性的威脅。羅斯福出兵的結果是在希特勒快要統一歐洲的時候又把歐洲拍碎了，即再次回到“一大批國家持續獨立地存在”的狀態。 這時會有人問，即如此，那馬歇爾為什麽又要給歐洲那麽多錢幫助“歐洲複興”呢？這是因為他看到丘吉爾要利用歐洲戰後危機再次實現歐洲統一。這個時候馬歇爾搶在丘吉爾之前，撒了一大筆錢，相當於在羅斯福拍碎的歐洲骨傷而丘吉爾要使之重新整合之前撒下了一層“雲南白藥”，各國有了這筆錢，其統一的願望就被遠遠地推後，由此，歐洲的破碎性再次固化。 馬歇爾在美國曆史上是為美國利益謀劃的大戰略家，也是斯大林最看重的一個人。1945年4月15日，即羅斯福去世後的第三天，斯大林接見哈裏曼及美國駐華大使帕特裏克？J.赫爾利一行時，在談到蘇美在波蘭問題上關係惡化時，麵對“怒不可遏”的哈裏曼，斯大林“語調和緩”地說：“我願把自己的生命信托馬歇爾將軍，此事與他無涉，隻關下級軍官。”[159]斯大林的意思是：你們這些“下級軍官”不明白，將東歐讓給蘇聯是馬歇爾勸說羅斯福為美國製定的大戰略；正是這個戰略，美國和蘇聯才能有今天這樣的戰後地位。1945年12月23日，斯大林接見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聽罷這位新上任的國務卿為美對華政策那喋喋不休而又不著要領的申辯，在會見結束時，斯大林對貝爾納斯感歎道：“馬歇爾是僅有的幾個既是政治家又是軍人中的一個。”[160]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的美國學者中，尼古拉斯·斯皮克曼是為數不多的能夠準確地把握羅斯福、馬歇爾世界布局要義的人。1944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的時候，斯皮克曼開始思考戰後和平體係的問題，他在當年出版的《和平地理學》一書中告誡美國政府利用蘇聯平衡歐亞大陸的特殊作用保持歐洲國家對等破碎對美國具有的“極端重要性”，他寫道： 歐洲的法國、德國和東歐之間的實力分布，將繼續具有極端的重要性。歐洲是民族主義高度發達的地區，組成了許多國家。這種情況不會因締結和約而發生劇烈的變化。德國控製著大陸上最大的潛在實力，必須由法國和東歐的勢力同它保持均衡，但是不能讓這三個地區中的任何一個獲得全部地區的統治權。注意保持實力的適當分布，將是英、美、蘇三大超級強國戰後的任務。[161] 與今天的布熱津斯基、基辛格愛到處跑，寫厚書的特點不同，馬歇爾這個人不愛出頭露麵，難得見到馬歇爾留下的隻字片語，更無“自傳”。他長期默默的站在羅斯福後麵幫助他規劃世界：分完歐洲再分亞洲，出賣且分裂中國的《雅爾塔秘密協定》[162]背後就有馬歇爾的影子，其目的無非是要使中國國內政治力量對等分治繼而國家分裂，而中國分裂則是亞洲歐洲化的先決條件。他逼蔣介石與國共以長城劃線，被蔣介石拒絕後又扶持李宗仁上台與共產黨沿長江劃線，並通過斯大林向毛澤東施壓，以使這一方案得以推行。毛澤東頂住了斯大林一次次的勸和“建議”[163]，這樣才有今天的大中國。 隻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聯手蘇聯合分世界的事實明朗後，丘吉爾才意識到 “薑還是老的辣”，當年張伯倫的擔憂不無道理。隻有在失去歐洲後，丘吉爾才體會出當年張伯倫先生的良苦用心，同時也看到分裂不可避免地給歐洲帶來的災難。這時，已至72歲高齡的丘吉爾在哪裏跌倒就從那裏爬起，下定決心為英國皇室“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164]。1946年3月，丘吉爾發表 “鐵幕演說”；9月，又在蘇黎世重提雨果1849年提到的“歐洲合眾國”[165]的概念，決心將破碎的歐洲整合為美國那樣統一的國家聯合體。兩次世界大戰的惡果讓歐洲人、尤其是英國人“知恥近乎勇”[166]，有了一種為了歐洲的統一不惜自我犧牲的精神。 說到這裏，我們中國人要更加珍惜中國的統一及由此產生的在亞洲的主體地位。有些學者讚美歐洲小國分治，讓中國走歐洲的路，這實在是不懂曆史的表現。（待續） [60] [英]哈·麥金德著，武原譯：《民主的理想與現實》，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94頁。 [61] ［印］賈瓦拉哈爾·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印度的發現》（The Discovery of India）世界知識出版社1956年版，第57頁。 [62] [英]哈·麥金德《曆史的地理樞紐·引言》，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13頁。 [63] [英]哈·麥金德著，武原譯：《民主的理想與現實》，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134頁。 [64] 轉引自[美]羅伯特·唐斯著，纓軍編譯：《影響世界曆史的16本書》，上海文化出版社1986年版，第51頁。 [65] 轉引自[美]羅伯特·唐斯著，纓軍編譯：《影響世界曆史的16本書》，上海文化出版社1986年版，第51頁。 [66] 轉引自[美]羅伯特·唐斯著，纓軍編譯：《影響世界曆史的16本書》，上海文化出版社1986年版，第52頁。 [67] 轉引自[美]羅伯特·唐斯著，纓軍編譯：《影響世界曆史的16本書》，上海文化出版社1986年版，第52頁。 [68] 轉引自[美]羅伯特·唐斯著，纓軍編譯：《影響世界曆史的16本書》，上海文化出版社1986年版，第53頁。 [69] [英]哈·麥金德著，武原譯：《民主的理想與現實》，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96頁。 [70] [美] 馬漢著，蕭偉中、梅然譯：《海權論》，中國言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8頁。 [71] 蠻子，係對中國南宋王朝的蔑稱。 [72] [英]哈·麥金德著，林爾蔚、陳江譯：《曆史的地理樞紐》，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61頁。 [73] [英]哈·麥金德著，武原譯：《民主的理想與現實》，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95頁。 [74] [唐]李白：《蜀道難》，俞平伯等編：《唐詩鑒賞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3年版，第218頁。 [75]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劉愈之譯：《和平地理學》，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75頁。 [76] 潘尼迦（Kavalam Madhava Panikkar，1895～1963年）曾於1948～1952年任印度駐中華民國大使、印度駐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大使；1952至1953年任駐埃及大使，1956年至1959年任駐法國大使。 [77] 潘尼迦著，德隆等譯：《印度和印度洋--略論海權對印度曆史的影響》，世界知識出版社1965年版，第1～2頁。 [78] 潘尼迦著，德隆等譯：《印度和印度洋--略論海權對印度曆史的影響》，世界知識出版社1965年版，第81頁。 [79]潘尼迦著，德隆等譯：《印度和印度洋--略論海權對印度曆史的影響》，世界知識出版社1965年版，第87～88頁。 [80] 潘尼迦著，德隆等譯：《印度和印度洋--略論海權對印度曆史的影響》，世界知識出版社1965年版，第87頁。 [81] 潘尼迦著，德隆等譯：《印度和印度洋--略論海權對印度曆史的影響》，世界知識出版社1965年版，第89頁。 [82] 潘尼迦著，德隆等譯：《印度和印度洋--略論海權對印度曆史的影響》，世界知識出版社1965年版，第83-84頁。 [83] 在1948年至1949年期間，潘尼迦是印度駐中華民國的大使。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南京，蔣介石逃往廣州前通知各國使節撤往廣州時，印度大使潘尼迦拒絕撤走。這實際上代表了當時尼赫魯政府對中國共產黨的支持。隨後，中印兩國正式建交，潘尼迦便順理成章地擔任了印度首任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使，任期從1950年至1952年。雖然是短短的兩年，但這是中印建交的最初階段，為中印關係未來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84] Jaswant Singh，Defending India .Bangalore， Macmillan Press Ltd.﹐1999， pp. 265-267. [85] 尼赫魯在《印度的發現》一書中對麥金德“心髒地”“邊緣地”理論作了介紹並認為有“部分真理”。他寫道：“地理政治學現在已經成為現實主義者的支柱。它那‘核心地’和‘邊緣地’的讕言也被認為可以闡明民族盛衰的神秘了。這學說發源於英國（也許是蘇格蘭？），後來成為給納粹引路的明燈，滿足了他們獨霸世界的迷夢和野心，而又把他們引到了大災大難。部分的真理有時會比虛妄更為危險；這時的真理是會使人昧於眼前的現實。後來在德國發展的H.J.麥金德的地理政治學理論是建築在認為文明都發展於沿著海洋邊緣的大陸（歐洲和亞洲），而這些邊緣地帶都必須防守使其免於從‘核心地’來的侵略者的壓力，而這裏所指的核心地就是歐洲大陸的中心地帶。控製了這個‘核心地’就意味著統治全世界。然而文明已經不再局限於海洋的邊緣了，而且它的範圍和內容也有變為普遍的趨向。美洲的成長更不能與這歐亞核心地統治全世界的學說相適合。況且空中威力所帶來的新因素也已經推翻了海上威力和陸地威力的均勢。”參見［印］ 賈瓦拉哈爾·尼赫魯：《印度的發現》（The Discovery of India）世界知識出版社1956年版，第716~717頁。 [86] 亞齊 （Aceh） 是印度尼西亞最西部的一個省，麵積5.73萬平方公裏，人口約400萬，其中穆斯林人口占90%。1959年，印尼政府曾頒布一項法令，宣布亞齊為在宗教、傳統文化和教育等方麵擁有廣泛自治權的特區。 [87] 1976年12月，一些反政府人士開始利用亞齊經濟凋敝、人們生活貧困等因素，與中央政府進行武裝對抗，並成立了“自由亞齊運動”，要求在亞齊成立一個獨立的伊斯蘭國家。印尼曆屆政府都堅決反對亞齊獨立，並對其武裝進行軍事打擊。2005年8月印尼政府和亞齊分離主義人士，在芬蘭達成和議，正式簽署諒解備忘錄。12月，印尼軍方大抵完成撤軍，結束近30年的流血衝突，和平露出曙光。2006年7月11日，印度尼西亞國會通過了《亞齊自治法》，賦予亞齊省地方政府更大的自治權。 [88] 轉引自[美]亨利·基辛格著，顧淑馨、林添貴譯：《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68頁。 [89] 威靈頓〔威靈頓（1769～1852）〕英國元帥，第一任威靈頓公爵，反拿破侖戰爭中的聯盟軍統帥之一，以指揮滑鐵盧戰役聞名於世。 [90] 克萊門斯·梅特涅（Klemens Wenzel von Metternich，1773年～1859年）是十九世紀出色的奧地利外交家，奧地利帝國外交大臣 （1809～1848），首相 （1821～1848）。1814年10月，拿破侖被打敗後，梅特涅主持維也納會議（Congress of Vienna， 1814-1815）並成為戰後維也納體係的主要設計者。1859年6月11日卒於維也納。 [91] 參見梁之彥、曾景忠選編：《蔣經國自述》，團結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頁。 [92]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劉愈之譯：《和平地理學》，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48頁。 [93] 亞洲共計49國，麵積4 400萬平方千米；歐洲45國，麵積1 016萬平方千米。根據黃秀蓮、沈文軒主編《世界地圖集》（中國地圖出版社1998年版）提供的資料統計。 [94]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劉愈之譯：《和平地理學》，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100頁。 [95]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劉愈之譯：《和平地理學》，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106～107頁。 [96] [美]亨利·基辛格著，顧淑馨、林添貴譯：《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122頁。 [97] 馬漢著，蕭偉中、梅然譯：《海權論》，中國言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6~217頁。 [98] 馬漢著，蕭偉中、梅然譯：《海權論》，中國言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8頁。 [99] 馬漢著，蕭偉中、梅然譯：《海權論》，中國言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8～219頁。 [100] 馬漢著，蕭偉中、梅然譯：《海權論》，中國言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9頁。 [101] 尼古拉斯·斯派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1893~1943年），荷蘭裔美國人，地緣戰略學家，國際關係學者，美國外交政策的古典現實主義的發起者之一，將東歐政治思想帶入美國。曾在耶魯大學國際研究所任職。他教學的重點放在地緣政治學上。49歲死於癌症。 [102]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劉愈之譯：《和平地理學》，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78頁。 [103]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劉愈之譯：《和平地理學》，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103頁。 [104]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劉愈之譯：《和平地理學》，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112頁。 [105] 轉引自[美] 馬漢著，蕭偉中、梅然譯：《海權論》，中國言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1頁。 [106] [美]保羅。肯尼迪著，王保存譯：《大國的興衰》，求實出版社，1988版，第23頁。 [107] [意]但丁（1265年~1321年），意大利中世紀詩人，出身於佛羅倫薩貴族世家，擔任過佛羅倫薩最高行政長官，後因政治因素被當局流放，終生再未回到佛羅倫薩。也正是這種經曆，使他完成了舉世聞名的代表作品《神曲》，該書被譽為中世紀文學的巔峰之作，並作為文藝複興時期的先聲之作。但丁、莎士比亞與歌德，並稱為世界三大文學巨匠。 [108] [意] 阿利蓋利。但丁著，朱虹譯：《論世界帝國》，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8頁。 [109] [英]阿諾德·湯因比著，[英]D.C.薩默維爾編，郭小淩等譯：《曆史研究》下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61頁。 [110] [美] 馬漢著，蕭偉中、梅然譯：《海權論》，中國言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5頁。 [111] 《“公者千古，私者一時”-- 雷潔瓊訪談錄》，載《黨的文獻》2011年第3期第108頁。 [112]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廣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49～950頁。 [113]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3頁。 [114] [美]保羅。肯尼迪著，王保存譯：《大國的興衰》，求實出版社，1988版，第23頁。 [115] 毛澤東：《別了，司徒雷登》，《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11年版，第1491頁。 [116] 《越南眼中的中美抉擇：天堂很遠 中國卻很近》。 [117] 孫渝紅博士論文：《語言教育與國家戰略》，學位授予單位：西南大學，學位授予年份：2009，分類號：H09；DOI：CNKI:CDMD:1.2009.198012。 [118] 關於此方麵的研究，可參見張文木著：《印度國家發展及其潛力評估--與中國比較》，科學技術出文獻版社，2005年版。 [119] 印度教育部：《印度國際報告》，第3卷“經濟結構和活動”，第502~521頁。轉引自孫培均等：《印度壟斷財團》，時事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44~45頁。 [120] 資料來源：孫培均等：《印度壟斷財團》，時事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45~46頁。 [121] 《壟斷調查委員會1965年報告》，轉引自孫培均等：《印度壟斷財團》，時事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47頁。 [122] 董誌凱主編：《1949~1952年中國經濟分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80頁。 [123] 1936年4月印度國大黨在勒克瑙召開的第四十屆年會上提出了一項土地綱領，認為“國家最重要和最緊迫的問題是農民驚人的貧窮、失業和債務，這些基本上是由於過時的和壓迫的地權製度和田賦製度，而近幾年來農產品價格的大幅度下跌又加劇了這個問題。這個問題的最終解決必然包括清除英帝國主義的剝削、徹底改變地權和田賦製度，以及國家承認有向農村失業群眾提供工作的義務。” 1945年9月、11月，國大黨國家計劃委員會先後開會討論土地問題，還提出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組織合作社”和“取消國家和實際耕種者之間各類中間人地主”的土改方針，指出：“必須組織合作社來耕種開墾的荒地和由國家征收的其他土地，並在各地鼓勵組織其他形式的合作農業；不承認國家和耕種者之間的各種中間人地主，他們的各種權利以及土地財產所有權被付與必要的令人滿意的償金以後由國家征收；在現有田賦製度不變的情況下，對來自土地的高收入征收累進稅，對實際的小耕種者適當減輕田賦負擔。”轉引自黃思駿著：《印度土地製度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81、284頁。 [124] “土地改革計劃開始具有雷鳴般的熱情，但是，這個熱情的活力很快就消失了，土地改革的執行變成了沒精打采的事情。”魯達爾？達特、K.P. M.桑達拉姆著，雷啟準等譯：《印度經濟》（下），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69頁。 [125] 這裏需說明的是，我們平常隻注意中國國土陸地麵積大於印度，但沒有注意到印度的土地大部分都適於居住和耕種，印度居民可以比較均衡地散居於印度各地。而中國則有近1/3的土地麵積位於青藏高原高寒地帶。這些地帶人類生存條件差，可耕地和居民人口主要集中在中國東中部地區。不僅如此，中國在城市化快速推進主要集中於中東部地區，耕地麵積銳減的同時，人口也在增長，這更加重了耕地資源的短缺。2001年中國耕地麵積僅占土地麵積13.5%，而同期印度則達54.4%（據《國際統計年鑒》（2004）第30頁提供的數據計算）。2000年筆者從印度北方德裏到印度最南端喀拉拉邦考察，一路上，城市少見十幾層高樓，農村則少見像中國這麽密集的村莊。 [126] 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NIC）日前發布報告稱，印度具備的經濟潛力不遜於中國，從長遠來說，其可能取代中國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火車頭”。據悉，在美國幾乎所有的大型谘詢和情報機構背後都有NIC的影子，其中也包括美國中央情報局。在日前發布的報告中，NIC承認了中國眼下的絕對經濟優勢。NIC指出，根據兩國GDP（國內生產總值）和吸引外商投資的數據來看，在經濟上，印度同中國還不可同日而語。僅從近幾年來說，印度的累計增長率就落後了中國20%。NIC同時指出，一批專家在接受其訪談時均指出，印度的經濟潛力還未完全顯現，一旦充分發揮，印度將取代中國成為全球發展最快的經濟體。同時，報告認為，印度的資本市場繼承了其前宗主國英國的一套成熟體係，在高科技領域擁有一大批擁有全球競爭力的優秀公司，而中國經濟目前最大的隱憂正是其“危機四伏”的金融體係，經濟也嚴重依賴外商投資，缺乏一批有核心優勢的本土公司。報告最後也“直言不諱”地指出了印度的一些問題。NIC認為，相比印度能夠取得的經濟增長速度，其目前的增長速度至少要低2~3個百分點。此外，印度的地方政府官僚習氣還很嚴重，營商環境不甚樂觀。這使得國際投資者對於這個潛力巨大的國家仍然心存猶疑，處於觀望姿態，從而使印度在外商直接投資（FDI）上大大落後於中國。同時，印度的政黨鬥爭過於激烈，使得政府無法一以貫之執行一個穩定的經濟政策。（資料來源：“印度經濟潛力還未完全顯現，或取代中國火車頭”，《印度時報》比較兩國：印度有對華優勢。 [127] 2000年間筆者去印度進行考察，看到印度政府許多重大有益的政策，即使是極簡單的事情如計劃生育、汽車排氣標準、增減工資福利、街道擺攤等，都在一次次討論和遊行中不了了之。相反1998年印度核試驗的決策，據悉，卻是在隻有極少數政治家知道的情況下成功實現的。 [128] “根據上世紀英國對印政策的經驗，從宗教和地理上分裂印度將是本世紀的世界霸主最有可能的選擇。如果說當年英國人肢解的是印度西北部的話，那麽，將來世界霸權國家則最有可能從印度南部下手。從地緣戰略需求看，對世界霸權國家最有利的是將印度的版圖限製在北緯15度以北即泰米爾納德邦以北地區，將印度的有效國力限製在北緯20度以北即孟買以北，尤其是東北部地區。印度在世界霸權國家的全球戰略中的地位僅限於用它阻止中國力量進入印度洋及從西南方向拖住中國向太平洋及南中國海發展。”張文木著：《世界地緣政治中的中國國家安全利益分析》，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6~147頁。 [129] 張文木著：《印度國家發展及其潛力評估--與中國比較》，科學技術出文獻版社，2005年版，第96～98頁。 [130] [西漢]董仲舒：“是故古之人物而書文，心止於一中者，謂之忠；持二中者，謂之患。患，人之中不一者也。”蘇輿撰、鍾哲校：《春秋繁露義證》，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346頁。 [131] 《威斯特伐利亞和約》，象征三十年戰爭結束而簽訂的一係列和約。簽約雙方分別是統治西班牙、神聖羅馬帝國、奧地利的哈布斯堡王室和法國、瑞典以及神聖羅馬帝國內勃蘭登堡、薩克森、巴伐利亞等諸侯邦國。而在1648年10月24日簽訂的西荷和約，正式確認了威斯特伐利亞這一係列和約，並象征三十年戰爭結束。此後，歐洲大陸從一個至少名義還在“神聖羅馬帝國”法統下的國家變成幾十個擁有對等主權且力量相對均衡的政治格局。威斯特伐利亞體係以對等主權共存的形式破壞了歐洲至少是形式上的統一性，並使歐洲實質性地陷入碎片化時代。這是兩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的製度性原因。 [132] 轉引自[英]哈·麥金德著，武原譯：《民主的理想與現實》，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24頁。 [133] [英]湯因比主編，鄭玉質、關儀譯：《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5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1～1164頁。 [134] 《這是一封超長的信，收信人是我熱愛的國家》。 [135] 《羅斯福傳》的作者加拿大籍的康拉德？布萊克曾對美國的“旨在德國清除納粹餘孽的解放其工業化的激進計劃”的實質一語中的，他說：“實施這個計劃等於把7000萬德國人全都變成牧羊人，蘋果園主和家禽飼養員。”[加拿大]康拉德·布萊克著，張帆等譯：《羅斯福傳》，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90頁。 [136] [加拿大]康拉德·布萊克著，張帆等譯：《羅斯福傳》，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90頁。 [137] “斯大林同誌同蔣介石的私人代表蔣經國的會談記錄（1946年1月3日23時）”，參見[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陳春華、劉存寬等譯：《斯大林與中國》，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頁。 [138] “日本將被許維持經濟所必需及可以償付實物賠償之工業，但可以使其重新武裝作戰之工業不在其內。為此目的，可準其獲得原料，以別於統製原料。日本最後參加國際貿易關係當被準許。”《中美英三國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王繩祖、何春超、吳世民編選：《國際關係史資料選編》，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76頁。 [139] 米洛凡-傑拉斯，1911年6月12日生，1932年參加南共，同年被捕坐牢。1935年被釋放。1937年被選為中央委員，1948年任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聯盟中央執行局書記，1953年初任南斯拉夫副總統，同年末任聯邦人民議會主席。1954年3月被開除出黨，1955年被判處18個月的監禁，監外執行，1956年10月29日因讚同匈牙利事件而被判處三年徒刑，1961年1月被釋放，三個月過後，因發表《同斯大林談話》一書獲罪而被關進監獄，1966年出獄。 [140] [南]米洛凡。傑拉斯著，趙洵、林英譯：《同斯大林談話》，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頁。 [141] [英]哈·麥金德著，林爾蔚、陳江譯：《曆史的地理樞紐》，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69頁。 [142] “斯大林與丘吉爾的會談記錄”（1943年11月30日），沈誌華主編：《蘇聯曆史檔案選編》第17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448頁。 [143] [俄]奧·阿·勒熱舍夫斯基編，王仲宣、齊仲、高春興譯：《斯大林和丘吉爾（1941~1945）》，東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440頁。 [144] 引自“斯大林與羅斯福的會談記錄”（1943年11月28日），沈誌華主編：《蘇聯曆史檔案選編》第17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頁。 [145] 轉引自Jawaharlal Nehru: The Discovery of India， Teen Murti House，1999， p.438. [146] 〔英〕溫斯頓-丘吉爾著，魏群、高虹譯：《丘吉爾文集--二戰回憶錄》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16頁。 [147] [美]W.艾夫裏爾·哈裏曼、伊利·艾貝爾著，吳世民等譯：《哈裏曼回憶錄》，東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317頁。 [148] [加拿大]康拉德·布萊克著，張帆等譯：《羅斯福傳》，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41頁。 [149] [加拿大]康拉德·布萊克著，張帆等譯：《羅斯福傳》，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42頁。 [150] [加拿大]康拉德·布萊克著，張帆等譯：《羅斯福傳》，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頁。 [151] 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係史》（下），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229頁 [152] 瓦列金·別列什科夫著，薛福岐譯：《斯大林私人翻譯回憶錄》，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245頁。 [153] [英]伊恩·格雷著，張誌明等譯：《斯大林--曆史人物》，新華出版社1981年版，第477頁。 [154] [加拿大]康拉德·布萊克著，張帆等譯：《羅斯福傳》，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347頁。 [155] 參閱“斯大林與羅斯福的會談記錄”（1943年11月28日），沈誌華主編：《蘇聯曆史檔案選編》第17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401~403頁。 [156] 轉引自[美]亨利·基辛格著，顧淑馨、林添貴譯：《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66頁。 [157] [美]W.艾夫裏爾·哈裏曼、伊利·艾貝爾著，吳世民等譯：《哈裏曼回憶錄》，東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467頁。 [158] 講話內容摘自《美國總統羅斯福同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協商的會議記錄》（1939年1月31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編：《第二次世界大戰起源曆史文件資料集（1937.7～1939.8）》，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447～450頁。 [159] [美]W.艾夫裏爾。哈裏曼、伊利。艾貝爾著，吳世民等譯：《哈裏曼回憶錄》，東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532頁。 [160] 轉引自《戰後世界曆史長編》第1編第2分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29頁。 [161]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劉愈之譯：《和平地理學》，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96頁。 [162] 全稱《蘇美英三國關於日本的協定》，是蘇美英三國就蘇聯參加對日作戰條件的秘密協定。1945年2月4～11日，麵臨希特勒 德國即將崩潰，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在望的關鍵時刻，美、蘇、英三國首腦F羅斯福、斯大林和丘吉爾在蘇聯克裏米亞半島的雅爾塔召開會議，就結束戰爭和安排戰後世界政治等重大問題達成一係列協議和諒解。2月11日，三國首腦就遠東問題簽訂了雅爾塔秘密協定。協定的主要內容是：在德國投降及歐洲戰爭結束後兩個月或三個月內蘇聯將參加同盟國方麵對日作戰，其條件為：①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現狀須予維持。②俄國在1904年日俄戰爭中所喪失的權益須予恢複，即：庫頁島南部及鄰近一切島嶼須交還蘇聯；大連商港須國際化，蘇聯在該港的優越權益須予保證，蘇聯之租用旅順港為海軍基地須予恢複；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應設立蘇中合辦的公司共同經營，蘇聯的優越權益須予保證而中國須保持在東北的全部主權。③千島群島須交予蘇聯。參閱王繩祖、何春超、吳世民編選：《國際關係史資料選編》，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68頁。 [163] 關於這幾次斯大林“勸和”建議，參見劉彥章、項國蘭、高曉惠編：《斯大林年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27～728頁。）1958年7月22日，毛澤東對蘇聯駐華大使尤金說：“斯大林支持王明路線，使我們的革命力量損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當革命處在關鍵的時候，他不讓我們革命，反對我們革命。革命勝利後，他又不信任我們。他大吹自己，說什麽中國的勝利是在他的理論指導下取得的。一定要徹底打破對他的迷信。斯大林對中國所做的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寫篇文章，準備一萬年以後發表。” 參閱《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的談話》（1958年7月22日），《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93頁。 [164] 嶽飛：《滿江紅》 [165] 維克多·雨果（1802～1885年），法國文學家。1849年8月21日在巴黎召開的第二屆國際和平大會上，雨果發表演說表示“總有一天人們會看到，兩個巨型組織，美利堅合眾國和歐洲合眾國，會越過大西洋握起手來”。轉引自惠一鳴著《歐洲聯盟發展史》（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25頁。 [166]《中庸》：“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微信訂閱號：caogenzhiku
首頁上一頁1下一頁尾頁
|
||||||||||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