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思考將涉及而對21世紀上半期感受到的力量結構和挑戰中的戰爭問題，直到現在這些挑戰作為兩個重大風險的存在而出現，資本主義積累在全球威脅生物係統和人類以及它所包括的文明：中心大國之間核戰爭的風險和正在發生的（地球）人為的氣候升溫（CCA，或更準確地說是停滯）。在這個架構中存在爭奪自然資源的戰爭和衝突、人為的氣候升溫造成不穩定，由於我們所認識的資本主義與大自然之間“新陳代謝的破裂”，惡化的氣候升溫加劇了。這發生在社會組成的危機的力量之下，現在危機處於壟斷/金融的階段，包括長期的停滯和以美國為中心的高度軍事化和長期的軍事--工業動員，它處在“例外的狀態”，對投機失去了控製，霸權主義在倒塌。
一，核戰爭，交易和冷戰
自從老布什政府和克林頓政府以來，美國和俄羅斯之間發生的衝突日益增加，這是由於在蘇聯垮台（1991年）和華沙條約的解體之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單方麵的擴張造成的。喬治·凱南是外交家和曆史學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遏製”共產主義的借口之下，他是美國帝國主義擴張的幹涉主義實力外交的設計師。1997年凱南在《紐約時報》上發文警告說，“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擴張在後冷戰時期是美國政策最不幸的錯誤。這種決定可能將俄羅斯的對外政策推向我們非常不高興的方向”（美國參議院1998年5月1日通過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擴張）。在“9·11”襲擊事件之後，一場核戰爭的可能性沒有停止增加，盡管將是一次這類性質的衝突全球的災難。
但是，在資本主義交易和利潤是第一位的。威廉·哈通是軍事支出和武器貿易/出口問題的專家，他觀察到從比爾·克林頓總統接手老布什與他信任的戈爾巴喬夫（前蘇聯總統）達成衰弱的口頭協議，以“北約不向東部移動一英寸”換取華沙條約解體以來，出現了一種對美國國防部和武器的出口來說有利的大型交易和武器銷售的驟變。在克林頓周圍強大的戰爭利益比老布什的時候有更多的話要說。出現了一個交易的浪潮，後來小布什加快走向曾被禁止的“反導”部門。由於廢除了反彈道導彈條約，在“9·11”的光環之下，進行巨額交易，使戰略的不穩定處在非常危險的氣氛中。今天的戰略場景一部分是這樣的：哈通在在一個國際研究所對對專家們和研究人員說，“自從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開始向東部擴張以來，美國的公司關閉了合同，出售所有類型的武器，從殲擊機到防衛的反導係統”。為此，“利用俄羅斯進行嚇唬，為軍備工業創造補充的利潤，因為這對推動增加國防部預算是有利的說法，盡管國防部已經有足夠的錢來應付對美國的任何威脅”。請注意，自從“9·11”以來這些（軍火）交易並沒有停止增加，包括特朗普提出的向沙特阿拉伯出售1050億美元的武器，以及其他從現在到2027年共3000億美元的武器銷售。應當記住，沙特阿拉伯是美國國會參眾兩院關於對紐約雙子塔襲擊的29頁調查中提到的國家，小布什在2002年審查了這份報告，報告放在國會地下室拱頂的房間裏看管。禁止議員們帶著鉛筆或鋼筆、紙張或任何照相器材或電子儀器進入這個地方。2016年奧巴馬總統下令經過審查後將其解密。
地方的或地區的核戰爭舞台
為了評估中心的大國如美國和俄羅斯之間（它們操縱著世界核武庫的95%，今天處在最高的警戒狀態，容易發生錯誤和事故）一場戰爭的規模來說，檢查一項對輻射、熱度、撞擊和大氣影響的研究，對一種“地方的戰爭”或“地區的戰爭”（比如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的戰爭）的影響的研究是適宜的。在這個舞台上每個爭奪的一方都可能發射100枚像投到廣島那樣的炸彈到爭奪的另一方的主要城市，這隻需要使用世界核武庫的0.4%。對人類和基礎設施的破壞將會繼續（在一個地區由於衝突、熱度和輻射的後果會造成2000萬人死亡），還要加上500萬噸煙垢進入大氣的上層，它將在那裏停留幾年以至十年，幹擾太陽光進入地球，中斷光合作用和破壞全球的農業。在這個舞台上可能有10億人因食品短缺而死亡。在後來的會見中，作者們指出在隨後用更加準確的計算機模式進行演算時發現死亡的人數更多。而這隻是0.4%的核武庫所造成的後果。
普遍的戰爭
在特朗普時代，美國國防部預算將增加500多億美元，在軍事--工業的交易與合同的推動下，這加大了普遍戰爭的風險。伴隨著軍事--工業幾十年來對冷戰的講述，為一場第三次世界大戰做好了準備。這個舞台是“9·11”事件直接的遺產，它通過在美國和歐盟之間衝突的變化而迅速改變，在這種衝突中至少歐洲官方的講述讓人們感到官方明確拒絕特朗普對“氣候變化的否定”，如同拒絕他在有關增加軍事開支的問題上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歐洲人的要求一樣。美國支付北約費用的70%，因此是舞會上的“發號施令者”。
直到現在美國和它的盟國的政策是在俄羅斯的邊界上對其進行挑釁，以便之後提出它們“防禦性的回答”，這是從“全球威脅”的角色看成是“侵略”。這是一種“邊緣策略”（一種普遍戰爭的風險），增加了美國和俄羅斯之間事故性的或故意的核戰爭的可能性。兩個大國的彈道係統的射程包括短程、中程和戰略的（洲際的），有能力從地麵、海洋和太空的部署構成的三個角度將兩個國家（和世界）變成灰燼。在這兩個國家都有處在瞬間警戒狀態的數百件武器。美國科學家聯盟指出，“盡管俄羅斯的第一次打擊不是一種可信的風險，美國仍保留450件核武器在發射井裏，以及在潛艇上還有數百件武器處於一觸即發的警戒狀態”，其他數千件武器--近3500件--部署在其他的潛艇上或是作為儲備。
美國的挑釁擺在日程上。前麵說到的特朗普提出的2018年美國國防部的預算就表明了這一點。奧巴馬最後的撥款（2016年10月到2017年9月）是為了部署更多的裝備和在鄰國和俄羅斯的邊界進行軍事演習。此項撥款從2016年的7.89億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34億美元，以便“說服俄羅斯不要在歐洲進行更多的侵略”（請想象一下，在墨西哥的齊瓦瓦和加拿大的阿爾貝塔進行的“軍事演習”，俄羅斯可能在那裏部署它的反導係統嗎？如同美國在克裏姆林宮的鼻子底下所做的那樣）。奧巴馬政府認定俄羅斯是美國安全的“主要威脅”。麵對這種宣傳運動，俄羅斯總理迪米特裏·梅德韋傑夫去年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問道，“我們是在2016年還是在1962年？”當時爆發了古巴導彈危機，那是第一次冷戰時期最糟糕的事件之一。
我們生活在一場新的冷戰之中，它比上一次冷戰更危險。美國依靠在世界上的軍事基地和國家反導係統，正在包圍俄羅斯和中國。從2014年2月以來，由於在烏克蘭發生由美國中央情報局和國際開發署協調的反對維克多·亞努科維奇政府的政變，美國依靠國防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機構進入基輔。結果是在針對頓巴斯公民的侵略戰爭中建立了一個納粹--法西斯政傀儡權。傑出的研究俄羅斯曆史的學者斯蒂芬·科恩對爆發在烏克蘭的這類冷戰的危機也發出了警告。科恩認為，在烏克蘭發生的事情不僅向美國發動了一場“新的冷戰”，而且將美國推向“一種比過去發生的事情將更加危險的形勢”。這有三個重要的原因：第一，因為危機的震中不在柏林，距俄羅斯還有很多公裏，而是在烏克蘭，在俄羅斯的文明之內:這是危險的。第二，因為冷戰的四十年間確立了行為規則，相互以明確的方式承認或是有清楚的“界線”（紅線），在核緊急的情況下有紅色電話線（熱線）。“現在沒有規則。我們每天看到的是沒有規則，在任何一方都不存在規則”。第三，讓科恩生氣的事情是，“現在在美國麵對這種冷戰並不存在一個重要的反對派。在過去反對派永遠是存在的；甚至在白宮一個人可以遇到某人有不同的意見。在國務院或國會同樣的這種情況”。“媒體對辯論開放，包括《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更多的沒有了。所有的人都同聲讚同，所有的媒體和頻道都是如此”。
這是危險的：在戰爭的氣氛中首批受害者之一是專業的新聞界，在有更多需要的時候，辯論俄羅斯科學院關於美國和加拿大研究所的維克多·克裏梅紐克所說的“使美國的軍事—工業複合體具有新的活力”的時候，這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和在冷戰期間在美國恢複已經存在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發展的模式”。在蘇聯垮台之後，這個模式“缺乏外部的敵人”的影響，對此還要加上石油和其他自然資源、可更新和不可更新的資源的大量消費，擁有這些常規的資源（高質量、容易得到和價格低）開始遇到困難，美國已經表明其“戰略依附”的高指數。
二，為了資源的戰爭。社會、政治、經濟—軍事的破裂與人為的氣候升溫相結合
壟斷/金融的資本主義的物質幸存取決於擁有所有類型的自然資源，在一個有限的和沒有控製正在升溫的地球上不受限製。從1952年以來杜魯門對第二次世界大戰軍事—工業的大動員之後出現的自然資源大量消費以更加直接的方式顯示的問題表示緊張不安和擔心，在以後的幾十年在美國由於繼續進行戰爭，以及歐洲和日本的重建繼續大量消耗資源。杜魯門建立了“佩利委員會”以便搞清楚“美國文明”的物質基礎狀況，這種“文明”為它提供了針對日本廣島和長崎居民發動原子打擊的便利，當時日本已經被戰勝，這是那個時代最高級的軍事負責人都承認的。
從曆史的意義上說，為了得到資源的競爭是20世紀兩次世界戰爭的根源。1980年當常規的石油生產以及礦產和金屬產品耗盡的“頂端”可以看清的時候，理查德·巴尼特覺察到為了得到自然資源的衝突/戰爭與普遍的戰爭之間的關係。他在《貧乏的年代：世界處於戰爭的前廳》中寫道：“一場為了分配資源的全球的鬥爭已經開始。一個關鍵的政治問題是，那些今天對現在資源分配製度行使權力的人將控製跟隨他們的人。戰爭是有利於大國利用來滿足自己對資源需要的方式。如果發生另外一場世界戰爭，最有可能的事情將是工業大國之間的衝突圍繞著它們的國家認為是生存因素的事情進行的。當然是石油，但還有鐵、銅、鈾、鈷、小麥和水”。
從80年代以來至今，圍繞著這些資源的“說教”日益增多。自從在美國發生“9·11”事件以後，它以重要的方式惡化了，之後形成了一個軍事法律的架構，從那時起成為一種有效的“例外的狀態” ，盡管低調，陪伴它的是在國際安全理論之下的軍事權力計劃，這是2002年根據總統的指令確定的，當時提出了“預防性戰爭或提前自我防衛的戰爭的理論”。
根據這種“理論”，美國不接受“紐倫堡審判”提出的規則。2003年3月美國發動了侵略伊拉克的戰爭，石油成為美國主要的目標之一，同時在那裏保持美國長期的軍事基地的地位，以便設計走向2050年代在中東的軍事力量，世界上常規的石油資源儲備60%在這個地區。
必須補充的是美國日益增多的軍事化，包括“文人—軍人”平衡和國際經濟關係中的變化，因為美國總統在全球（137個國家）部署了軍事基地、司令部，其中有“特種部隊”的司令部。
關於爭奪資源的戰爭和氣候的衝突，美國國防部斷言：“全球的限製將削弱美國陸軍供應鏈條的完整性……我們已經不能繼續沒有阻礙地得到為了訓練、提供食物和部署一支有能力做出回應的軍隊所需要的能源、水、土地和其他的資源”，而這支軍隊的“使命”是麵對那些“為了自然資源堅持民族主義”的傾向，“保護美國和它的盟國資本主義的利益”。這並不令人吃驚。請記住在60年代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大會上，美國和以色列曆來就反對“人民享受他們國家的自然資源的權利”。不論是“9·11”之後“反對恐怖主義的戰爭”，還是反對毒品或有組織犯罪的“戰爭”或計劃，在哥倫比亞和墨西哥都是這些國家在國內的安全政策中被廣泛用來作為部署人員和設施以及施加影響的工具。（作者約翰·薩克斯·費爾南德斯出生在哥斯達黎加，是墨西哥公民。他是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哲學和文學係拉丁美洲研究博士。是該大學人文科學學科間研究中心“21世紀的世界”計劃的協調員。）
（《環球視野》摘譯自2017年6月19日西班牙《起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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